（信徒传纪丛书）

项退结

                香港基督救文慈出版社

                  一九七O年初版

                  定价：港币三元五角    二六八页

    这是一本当代中国智识份子的传记，同时是一位基督徒的传记。传记中所牵涉的问题，因此与所有中国智识分子有关，尤其与所有中国基督徒有关。

作者生于清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至今十足年龄以逾七十八岁。正象他这一代的许多其它中国学者一般，他同时兼受了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教育。因此他称自己的年青期为“本国传统时期”：他在故乡绍兴的家垫中读了十年书，做过“学而优则仕”的美梦，考过“童子试”。科举被废后，他在穷途陌路中，一度追随大舅父，想当一名“绍兴师爷”。幸亏在一九一O年遇到一远房族兄，帮他赴日本东京读书。东京求学时，他受基督徒朋友罗文光的影响，在一次眼疾时决定受洗。受洗后，与其它六人结成培育性灵的“团契”（这个在基督教中通用的名词据本书作者说是由刘廷芳所创）。归过后开始写作，一九一六年在上海投身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一九二五年，谢氏得基督教青年协会的资助，赴美国芝加哥进修神学、哲学。一九二八年归国后，在广州岭南大学执教，为青年协会为写“人格教育论“及宗教哲学”（一九五九年港重印）二书。一九三七年，放弃教鞭，去河北定县参加乡村建设运动。抗战时，一度因日军追逼，落荒避入瑶山洞中蛰伏两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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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谢氏似乎又曾在大学执教，创“唯中论”的哲学体系。一九四九年至香港，在岭英书院主持中国文学系，并在新亚书院授课。一九五八年，他全家赴美国纽泽西州麦迪森（Madison），在“基督教名著编译所”从事译着工作以迄于今。

    基督教名著中，谢氏所译为”康德的道德哲学”及”圣多默的神学”。目下他尚在翻译“使徒后时代教父选集”。

    读完这本传记以后，我觉得本书对天主教提供了许多反省资料，兹择三项胪陈如下：

第一、我国基督教的“平信徒”，似乎远较天主教教友更活跃而主动。本书作者受洗后投身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全国协会”，从事各项社会活动：青年会为教会服务的各种活动，很明显地是主动的。最值得一提的，是乡村建设运动（一七一至一八二页），基督教徒参加这一运动的知名之士，有孙伏园，崔世英等等。青年会又组织了“中国基督教学生团契”，同时创青年进步、华年等刊物。这一切活动都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就开始。返顾我天主教，“公教进行会”于一九三四年才成立。而这个组织，除去个别会员（如陆伯鸿）有卓绝表现外，实在没什么活力可言；充其量，公进会员不过对圣职界偶尔帮些忙而已，他们不会自动地计划、行动。不仅三十年代如此，六十年代的中国天主教还是如此。任何教友组织，说句不中听的话，似乎都像是些本偶，完全靠慕后牵线人才会活动。不管是职工、中学生、大学生乃至大专教授的组织，都不脱这一模式。我这话绝非攻击这些组织或负责这些组织的指导人，更不是挖苦教友，而是客观事实的沉痛剖析。我也绝对没有意思归罪任何人，要如有过错的话，那是我们大家的过错，我自己也无意辞其咎。曾有人说，没有劣等的士兵，只有劣等的长官。天主教徒之始终不能主动，可能因为我们圣职人员不让人主动，不善于训练主动的人才；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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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种因于我们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和现行的制度和气氛。主动并不是造反，而是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教友立场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这样的服务以意识到自己真是教会的一份子为先决条件，而这一意识在我国教友身上似乎还非常薄弱。譬如，近年来一些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都有勇气自创杂志，自创出版社，要想改造社会风气。我们的教友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最近十余年，透过教会关系出国的教友留学生，为数也相当可观。希望他们以教友身份有主动的表现才好！也许有人会说：新教友信德根子不深。那未，何以基督教中的一些新加入的教徒（谢扶雅等于十、二十年代就是如此）会如此活跃、主动呢？总之，这是一项值得我们反省的课题。仅有主动的圣职界而无主动的教友，中国天主教将始终不能生机充盈。七十年代的我国天主教应如何改弦易辙呢？

    第二、谢氏的活动，除去青年会的组织工作以外，最主要的是写作。一九二三年就出版了《基督教青年会原理》一书，未几译《完人之范》和《祈祷发微总论》。赴美国留学归国后，撰《人格教育论》及《宗教哲学》。晚年又参加《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的编辑、最后这项工作，其构想、组织、成就，在在都值得天主教取法。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规模宏大的译书计划是由山东齐鲁大学的故教授孙恩三发起，这又是“平信徒”采主动态度的另一明证。这项计划以后由金陵神学院负责执行，开始时而且曾与天主教南京总主教于斌会商。他们要把古代、中世纪、宗教革命以后直至二十世纪的基督教名著介绍给中国学术界。至今已出版三十册。宗教革命以前的文献，完全和天主教相同，其中还包括上文所说过的“圣多默的神学”。是的，比起玄奘译书的热忱和规模，基督教的译书工作尚居其次。但比起天主教来，实在高明多了。

附带要提及的是，谢先生目下在译的《使徒后时代教父选集》，内容当与吕穆迪神父译的《宗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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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教父》大同小异。此书早已于一九五七年由香港真理学会出版。

    今后，这项义不容辞的译书工作如何能与基督教取得协调？天主教内部如何能为这项工作形成一股人力物力？这一切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说起人力，我不禁又要慨叹：天主教三所高等学府均以外语著名，但至今尚未造就优秀的翻译人才。当然，我们也必须解决译者的经济生活，使他们无后顾之忧而能心神愉快地工作。与其把大部份经费投资于建筑，实不如把一部份经费用到这里。

    第三、继五四运动而来的非基督教运动，使当时的基督教徒忧心如焚。除文字及曰头方面卫道以外，他们深觉教会必须本色化，其任务有二：一是使教会在中国自负责任，自理、自养、自传；另一是要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去西洋色彩。这一构想发轫于一九二二年，而且也是由“平信徒”所推动。谢扶雅先生的“唯中论”，就是他对教会本色化所作的一项努力。他最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如能每一代总有数千名基督徒君子，即能创造一种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中国新文化”。

    “自理、自养、自传”，后来虽在“三自运动”（自治、自养、自传）的曰号下受共产党利用，成为一种分裂运动，但原来的意思极其合理，而且是教会应当达到的理想。基督教在这点所实现的，也比我们强得多。谢先生所主张的“基督徒君子”，更是我们大家所应努力的：每人应从自己开始。

    当然，我不能赞同作者的全部主张。例如他似乎跟着士来马赫主张重加考虑某些教义（二五一页）。我们认为应从不同角度对教义加深了解，但不主张修改——要是“重加考虑”的意思是修改的话。

    自序中把笛卡儿的外文姓名写成Rene Descarte，系Rene Des Cartes之误，“思在故我在”，也不如一般所译“我思故我在”更准确。引用康德时，用英文并不比用中文更有权威性，因为二者都是译文。但这些仅是枝节，无关全书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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