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历之八

格拉谢拉：现在的其它人

病历之九

奥克塔维奥：将来的其它人

 

 

病历之八

姓名：格拉谢拉。

年龄：那个开始不再那么媚柔的年纪。35岁吧。……

概况：未婚。历史系的研究员。她的性格：尖刻伤人，难于相处。她的苗条身材和优雅的风度不能在人前弥补她的坏脾气。

病历：她向来如此，她的几个姐妹跟她截然不同。姐妹几个接受同样的教育培养，但她就这样，与人不同。据说像她家的一位姨婆。格拉谢拉又有什么错呢？所有人都一直指责她，纠正她，总是惩罚她，长大以后又排斥她。甚至有人悄悄议论她的情感倾向。她企图改变自己，结果没用。她口无遮拦，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虽说无意，却已伤人。她说话锋芒毕露，别人听来就大觉得刺耳。她不是外交家。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肯定不是。但是她总是忍不住要敏锐而尖刻地指每别人的缺点。人们不理睬她，躲避她。在不得不邀请她的聚会上把她一人凉着。在今天的晚会上，她又很快陷于孤零零的境地了。她使别人难受吗？她才是最难受的人！

我了解她的为人，我为之难过。今晚见她在喧闹中一人靠在柱子上，我便像面对一只野猫似的小心翼翼地走近她。我尽力以我谨慎的靠近使她感到温暖。她感到出有人向她走来，转过身，认出了我，扬起眉毛说道：

“您觉得没意思吗？”

我止住了脚步。我去同她谈话，她却毫无谢意！我温和地看着她：

“有一点吧。在这种情况下跟一个聪明人聊聊总是一种宽慰。”

她的灰色眼睛犀利地瞧着我。

“您这样以为吗？可有时候却是一种危险……”

“如果一个人很平易、纯朴，就不会是。”

我还以为她会像山猫对愣头鸟似的继续观察我呢，但是格拉谢拉却眯起双眼好象以锋利的目光看着一只蜥蜴：

“这么说自己就太自负了。”

“好吧，”我微笑着迁就她道：“但是自负的人特别喜欢跟聪明人谈话。”

“条件是别人比他们少聪明一点儿。”

“你在暗示我把您看得比我低？”

“这是您自己说的。”

我放声笑起来。

“我认输了。为什么您这么尖刻，这么直言不讳？”

“这是夸奖我吗？别人用的可是更坏的字眼。”

她稍停片刻，以不无伤感的口气说道：

“有人背地里叫我巫婆，但我还是听到了。”

她带着讥讽的微笑，接着说道：

“还有些时候他们用惹我发火来寻开心。”

“用您这好听的名字[2]？”

“我只是名字好听吗？”她嘲笑地瞧着我说道：“再说名字是别人给取的，不是我的。”

我哑口无言了。为了不让她觉出我正紧张地找出她什么特别优雅的特征来讨好她，摆脱她的圈套，我装出注视她的样子。我真想能很快找到（或造出）她性格中令人愉快的一面。为了赢得几分钟，我以一种尽可能自然的方式绕了个弯子：

“我一直都佩服您。一个没结婚的人为了在生活中奋力前进，需要很大的勇气。我知道您对于十八世纪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甚至我的同代人都希望我不要去做这事！我得出了非常新的结论……因为我很了解自己，于是就躲在文学、躲在历史中。尽量不惹别人。但就这样都不行。”

“他们跟过去就这么一致吗？”

“有的人觉得他们在搜集过去，在把过去变成现在。”

“他们没有创造一点新东西吗？”

“创造了。他们为了复活过去而打基础，也就是说为他们自己基础。”

我不知道如何继续谈下去。在历史方面她总是比我强。在我明显沉默片刻后，格拉谢拉决意说下去：

“您那些关于我们应该在存在中做个现实主义者的观点我听过了。我认识孔查、纳乔。也认识……马里奥，您不会不知道吧。我知道马里奥这小伙子那天晚上跟您谈过话，他告诉我您低着头听他说话。这小伙子倒受得了我。我也觉得理解他，他也认为我理解他，这一点很重要。是的，我们大家都存在，——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哪怕看上去我们很不正常——，大家都有权在阳光下有个地方，哪怕那个地方是监狱，而我们又是罪大恶极的犯人，因为不是我们自己造出自己的。我们已经存在了，就有权利存在。因而也有权利让别人接受我们，接受我们的存在和和为人。改变自己？哼！别人会改变吗？他们只会越变越坏，这倒是真的。不，最深处的东西是改不了的，有如大海定会产生波涛，河边小树丛里就会长出杨树。”

她有点儿讥嘲地看着我，最后说道：

“哲学家……哲学！”

然后她微笑着做了个妩媚的鬼脸，问我：

“您接受我的无礼之言吗？”

“如果是真话。”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问您的。但是，人们却容易接受谎言。”

后来我去睡觉，但没能睡着，脑袋里总是想着：我们应该接受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难道他们不也是我因之存在的那个过去的必然产物吗？

如果由于历史使得我存在，我就热爱历史，尽管历史也有疮疤，那么我为什么不能接受那些因为历史原因而流着浓水和眼泪的人呢？

接受所有的人，是怎样就怎样，该怎样就怎样。否则，我怎能接受自己呢？因为多少次我也是另一个人，是一个不幸的另外的人。或者更糟：不可避免地成为自己。

   

　

病历之九

姓名：奥克塔维奥。

年龄：37岁。

概况：出生在墨西哥哈里斯科高原上的一间茅屋里。现任一家建筑机械合作公司的部门经理。

病历：我是在一架飞往欧洲的飞机上认识他的。那时他在罗马大学专修神学。

几个月以后学期结束时，他到巴塞罗那来看我。在我陪他参观华加索博物馆、哥特和罗马艺术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觉得困惑和为难。他就要在天主教拉丁仪式上成为独身教士了，但是在他那邻近莱昂-瓜那华多的故乡，有一估很出色的故娘，跟他从上学时起就是朋友，两人越来越相爱。

现在，在我再次飞往墨西哥时，我又见到了奥克塔维奥。他告诉我，那年他回到哈里斯科度假时，决定放弃学业结婚，并选择一个管理工作，为社会和公益做事。

在先后几次见面中，我们就存在现实主义及其在他所深爱的美洲居民身上的应用，谈了很多，这些话题激起了他的热情。他曾是罗马雅典社团中一个出众的学生。

今天邀请我去他家。我认识了他妻子，索埃，他青梅竹马的朋友，还认识了他的三个女儿。

在等着上桌吃饭的时候，我门回想起了最近的几次交谈，他一边重新往杯子里斟褐色龙舌兰酒，一边说：

“我本来可以做出相反的决定：继续我那神学专业……去当牧师。而我妻子，在对跟我结婚完全绝望后，也可跟她的追求者中一个结合，事实上，她不乏追求者，那样，今天她就是别的孩子的母亲了。”

我想插入一句我认为挺风趣得体的评论，他用手势阻止了我，并接着说：

“你看，我得出了几个结论。实际我的女儿们可以这样说：‘爸爸决定不作神甫了，我们是多么的幸运！这样我们才得以生存！’但是我如果接受了神职，索埃的另外孩子就会说：‘奥克塔维奥做了神父，多幸运啊！这样我们的妈妈才跟我们爸爸结婚，我们才得以存在！’”

“是的，当然如此。你的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是，我们不应该想着未来几代人的利益来决定我们的行为（我们曾多次这样做过），因为不管我们做什么，总会有人在将来为我们所做的事感到高兴：不管我们做的事是黑的还是白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正由于这些，他们才得以存在。”

“很有意思。”

“你让我说完，主要的结论是：我们现在无论选择干什么，都应该首先——也许最好是专门——考虑的是这种选择能不能给已经存在的人带来最大好处。因为那些直接或间接地因我们今天做的事而存在的将来的人，总会为我们做了这事——不管是什么——而不是那事而高兴的，因为这样才产生他们存在的唯一可能。”

容光焕发的索埃打开玻璃门请我们到吃饭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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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塔维奥把我变成了给政治家及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分类的关键。

回到起居室里喝着同样美味的墨西哥咖啡，我们试着把他的观点运用到国家方面。

很多执政者总是谈论要为将来的几代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国家。为了这个目标要求甚至强迫今天的国民做出无数的牺牲。

他们没有注意到我的朋友奥克塔维奥说的话。在将来，如果国家每况愈下，今天活着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以某种特定的形式交叉。就会生出一些将为他们的国家逐渐衰落而高兴的人，因为否则他们就不会出生。如果他们愿意，就会或多或少地做些什么去改进他们的国家。

反之，如果由于有今天这些或那些英明的政治家，国家蒸蒸日上，那么今天国民之间的关系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就会生出不同的孩子，这些孩子将会为国家日益繁荣而高兴，因为由于这种繁荣他们才得以存在。

所以，今天政治活动的动力不应该着眼于尚不存在的人（因为在将来，不管怎样总会有人为前人做过的一切而高兴），指引当政者行动的应该是已存在的人们的真正利益。

第一种想法是奇怪、令人痛心然而却是经常的想法，是一种不合乎时代精神，蔑视现在人的想法。

政治家应该把他们的目光投射在他们同时代人的身上，这是创造历史的最佳方式。愿他们不要希望像神那样超越现在。真正现实的还是为现存的人谋求最大的利益，即为现实存在的人谋求最大利益。

将来出生的人总会为历史发生过的任何事件而高兴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事件。总是为将来考虑的治家会发动战争。改善现实的政治家却在战争中也寻求和平。

索埃，孩子们，还有奥克塔维奥和我一起到花园里散步。阳光灿烂，阳光也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