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历之十三
卡洛斯：关于信仰
病历之十四
莱昂：关于生活
病历之十三
姓名：卡洛斯
年龄：45岁
概况：任教于一所相当现代而同时具有悠久传统的大学。教授宗教史和宗教哲学。其实他本人确切地说是个无神论者……或许只是个不可知论者。
病历：在他的课上，他为自由辩护。
他坚持认为所有"文明"的宗教(即那些发现、尊重、捍卫和提倡个人和团体尊严及权利的各种宗教)一方面应该要求国家承让它们有从事、崇拜和宣传这种宗教的完全自由，另一方面，这些宗教也不应该把自己强加给其他人。要尊重人们的自由选择，甚至尊重不要任何信仰的选择。不自由地拥抱一种信仰是毫无用处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懂得，一种假信仰在道德行为中除了反面影响外，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我在大学的餐厅里多次遇见过这位教授。有几次，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前，盘子放在一起，他对我说：
“就连天主教——可能是自我意识最强烈并声明拥有真理的宗教──都在那公会议后宣布了宗教自由。它主张各团体可以以自己的意志存在，不受阻挠履行他们的职责，举行仪式，执行教规。当然，这不以侵犯公众利益为界限。还认为自由决定自己的宗教生活是一种权利。”
卡洛斯教授生在一个非天主教的文化环境中，可能抱有一些天生的偏见。所以他以惊奇的口气大声说：
“天主教终于不要特权了，再说特权也并没有用处。它只要自由。但是，它要自由当然不只是为了宣扬它的信仰，组织祭礼，或者在中产级中表现自己，而且也是为了能够真正地过天主教徒的生活。它让它的成员能根据自己的计划和天主教教规安排自己的职业、家庭、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生活吧。同样印度教是印度教徒的，伊斯兰教是穆斯林的，神智论是神智论者的……
“宗教自由〈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天主教徒或者印度教徒只能在教堂寺庙中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以后就被迫、被强制根据一些违背他们信仰的组织结构去生活，那么对他们的良心就会是一种苦刑，使他们经常感到不快，甚至会因深刻的精神分裂而导致为存在而痛苦。”
卡尔（由于他出身，他的学生友好地这么叫他）是个能说会道、有点冲动的人。他接着说：
“在一个公正的多元化社会里，每个宗教团体都有权过它认为是与之相应的家庭生活；有权在那些不强迫他做违心之事的企业中工作；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想法找到聚会、娱乐的场所和方式，当然，与此同时，还要尊重所有其它人。”
任何一个听他讲话的文明学生都不会反对他。在这个学校的自助餐厅中他的桌面和离他最近的几张桌旁总是聚着很多人听他说话。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他们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不仅有信仰和言论自由，而且也有按照自己的信仰和话语去生活的权利。
本病历只是为了转到下个病历的跳板，那么好吧，让我们转入下一个病历吧。
病历之十四
姓名：莱昂
年龄：47岁
概况：也是教师，但是在一个跟前面那所很不相同而且离得很远的大学中工作。要说有点相同之处，那就是它也有某种传统。在七十年代。那儿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摆课事件。他的课程：公共法。他不相信任何一个具体的政党，但又对所有的政党都有点儿相信。
病历：他也在课上为自由辩护。他坚持认为在多数人专政这个问题上还没进行过讨论或者讨论得不够。那是精明而隐蔽的专政。看起来似乎是，确实也是所有各种专政中害处最小的专政，因此大多数人都喜欢这种专政，因为受它压制的公民数量又最少。但是为什么大多数人要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余所有的人呢？
给人以自由、让其想其所想、允其与志同道合者集会、让其言论自由，但以后他又不能按其信仰和思想去生活，这有什么用呢？（这是他在这世界上唯一的生活，而且转瞬即逝！），譬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他讨厌的自由企业统治下工作；或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自由主义者不得不在国家意志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中发展自己，等等。可怜的自由！它比各宗教要求和给予的自由少多了！
他的观点是我在一次旅行中偶然听到的，并使我发生了兴趣。不久以后，我到了那所大学，让人给我介绍了莱昂教授。
在那堆满书藉、杂志，烟雾弥慢得像战场似的屋子里——他在这儿作为导师接待过许多学生）——我们长谈起来，其间他抽了四斗烟。
现在，我听到了他本人的声音：
“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应该提供这样的机会：它的公民不仅可以信仰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政治主张，而且能在他的工作、家庭、消遗，甚至他在的死亡中体现自己的政治思想。
“那种强迫我们过不情愿过的生活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它强迫我们跟着轮番上台的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人的节奏，情绪和结构转来转去。更何况有时一个领导集团只获一个微弱的相对多数，这微弱的大多数总是能够以某种方式在议会中获得其它并不显著的团体的必要而充分的支持。
“能自由地发表言论并不是人民的很大希望，发表言论是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有时可以使得一个少数人的集团变成相对多数，最后走上统治宝座。以后又会将会怎么呢？它也会把它自己的经济制度、方法、结构强加给别人……在一段时期内会成为独裁者，会强迫别人按有悖于自己想法的方式生活……这同他们以前由于身受其若而加以批评的行为一模一样！
“所有少数派都带着被扭曲的良知，在持久的压力和苦恼中生活。我不是指人种和地区上的少数派，甚至在这些少数派中间还有着因为思想不同而分出的少数派。各族人民无论如何紧密团结；如何企望平等生活，但在今天，甚至永远，都是一种乌托邦，否则那就不是人的群体，而是动物群体了。 ”
一个同我们一起的新生提示他说：
“那么各国人民有自由前往那样的国家，即由他们喜欢的人用其所制定的制度来控制的国家去生活不是很好吗？”
莱昂教授微笑起来：
“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进行这种大迁移!另外，人们有权利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地方，因为那儿有他们的亲朋好友，尽管他们也许有着不同的想法；有权欣赏他们心爱的风景，有权生活在适合他们生理状况的气候下，吃他们那儿特有的食物……还有他们那儿的阳光，他们那儿的雾……
“另外，搬来搬去也没有必要。可以实施一些更简单的办法。首先，不应该把政治意识形态看成是救世主。事实上很不幸，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经济、社会方面拥有最好真理，认为为了大家的利益，最好把它强加在每一个人身上。这一类政治家相信，人们早晚会发现他们是有道理的，甚至会感谢他们。他们并没有看到在这方面比在别的领域更少一些绝对。这不止是思想问题，而是个性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人由于性格秉性而宁愿生活在一个一切都是现成的，计划好了的制度中。他们就是这样，很幼稚或者喜欢轻松，宁愿要一个父亲-国家，另外有一些人则宁死也渴望首创精神，即使冒失败的危险也宁可要另外一种社会。有些人则只相信团结一致……
“此外，还有另一种现象：没有任何一个执政党能在其种种设想上取得成功，即便使用暴力，因为它拖带着意见不合的群众，这些群众不会热心合作，只会拖后退。反对派懂得，为获得权力，开路的最好方法是促使当政者失败。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许多时候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只是理论家，并不在实践中体现，既然他们不去实践，就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种意识形态。也不会知道这一意识形态是否像其领导人所说的那么有效”。
“那该怎么办呢？”刚才提问的那个学生是个红发青年，此时他咬着指甲说
“要象那些要求和捍卫每个人能够按自己的信仰去生活的宗教那样去做。它们在这方面胜过我们好多。”
“但是，”我问：“您不觉得这在政治方面很难做到吗？”
叶昂教授又笑了笑，他反过来问我：
“您是怎么来到这个城市的?”
“坐飞机来的？”
“为什么？您也可以坐汽车，坐火车甚至坐船来嘛。”
“我觉得飞机更舒服，也更快。”
“但有很多人愿意从地面以各种方式走动，或者从海上……国家已建立起由航空、火车、高速公路和轮船构建的交通纲，目的是使国民能按照自己口味和方便去旅行。要是他们愿意，走着旅也使允许的。”他微笑着说。
“那么好，既然有人选择古典社会主义这一铁路，另一些人选择自由竟争这一公路或海运，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在生活中，在他的国家选择南斯拉夫式的集体管理经济制度呢，如果他愿意的话？
“如果国家能够提供选择旅行方式的自由，并保证有这四种交通纲络，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四种或更多的思想体系共存，使每个国民都走向他愿意生活的地方？国家还应该保证，如果有人愿意变换，那就让他不受干扰，不遭麻烦地改变。这样，我们就会在实践中看到，一些体系在功效和使用者的数量上占优势，另一些差一点，但是有的人都按自己的心愿生活，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选择和愿望旅行。这样，我们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在内部没有意见相左者阻碍的情况下，这些体系将是怎样地运转自如。
“一些国家按照各教会成员数量来摊派宗教税。同样，它也可以用大致相同的形式，按政治党派的比例来获得国家财产。
“民主将有一个质的飞跃，一直向前……”
红头发不再咬指甲了，他抿紧嘴唇从打开的窗口向前看。公园里，鲜花下开始纷纷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