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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四世纪，埃及、巴基斯坦和阿拉伯的沙漠，住了一些为他们自己留下「怪异者」的名声的男人。他们就是第一代基督徒隐士，他们抛下异教者的城市，遁入空漠。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其中的原因很多，而且也很不同，不过可用一句话总括：「追求救恩」。救恩是什么？当然这不只是从外表遵从任何社团的习俗规则而已。在那个时代的趋势是，人们很注意救恩的纯个人性。在他们看来，社会——意指异教社会，局限于「现世」生活的视野和期望——好比一艘遇难的船，每个人都应该奋力地从出事的地点游出去以保存生命。我们不必讨论这种观点是否适宜：只须记住，这是一个事实。这些男士相信，让自己随波逐流，消极地接受他们所认识的世界的信念和价值观，简直就是一个灾祸。当时的君王已成为基督徒，「世界」也逐渐认识到，十字架是俗世权力的象征，但是，这种种事实，只有加强他们遗世的决心吧了。
当世界在最大幅度上（我几乎要说是狂热地）达到政府基督化的时候，这些人竟远远离开它，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是很矛盾的事。这些人就和现代有些思想家，例如贝耶夫（Berdyaev）一样，认为根本不会有「基督徒的国家」这回事。他们不相信基督信仰能和政治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进而产生一个全部基督徒的社会。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唯一的基督徒社会就是精神的、超现世的：这当然是很极端的观点，在现代这个基督信仰备受攻击，人人都指责我们宣讲消极主义和逃避（不能有效地解决现代问题）的时候，再重提这些观点，无疑自招羞辱。不过，让我们不要只从表面看问题。这些在沙漠的教父们的确能面对他们的时代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是少数走在时代之前的人物，开拓了一个新人和新社会的远景。他们代表了现代社会哲学家（如耶士伯、穆福）所谓的「主流人物」的涌现，是现代人本位主义的先驱者。十八、十九世纪纪实用个人主义兴起，贬低和腐化了这些主流人物所留下的心理学的宝贵遗产，不但有负于这些沙漠教父和其他默观者，同时也无形中为现在大行其道的群体心态而铺路。
这些人退避沙漠，既不是消极也不是纯然个人主义，他们并不反抗社会。不错，在某一个意义上，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从这个角度看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害处。他们是一些不愿意消极地让他们认为腐化的国家管理和被人牵着鼻子走路的人，他们相信除了对因袭的价值观奴颜婢膝地接受之外，还有别的选择。不过，他们也无意把自己放在社会之上。他们并不带着轻视的眼光而拒绝社会，好像他们总是高人一等似的。相反，他们脱离人的社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在社会中，人被分为两种：一种是成功的，强迫他人接受他们的意志的人；另一种是向成功人士屈服的人。这些沙漠教父虽然不愿意受人统治，但他们也绝不想统治他人。他们也不是在逃避人性的温情——他们留下这许多箴言，这个事实证明他们是非常入世的。他们追求一个人人都真正平等的世界，在这里，在天主之下的唯一权威，是一种神恩式的智慧、经验与爱的权威。当然，他们承认他们的主教在圣统制之下的慈厚的权威：但直到四世纪末奥力振派的大冲突出现以前，这些主教离他们太远了，也很少过问他们的事。
这些教父所追求的、最主要的是他们在基督内的真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完全拒绝那个在「世界」的社会强制下捏造出来的、虚假的、形式上的自我。他们找到一条通往天主的道路是还未有明文规定的、是自愿选择的、而不是承继他人早已形成一家之言的法则。他们寻找一位只有他们才能找到的天主，不是由某人「送出」的固定的「套装」的天主，或是另一些人制订的「标准型」的天主。他们并不是反对基督信仰的教义：他们接受并紧紧把持最原始、最质朴的教义。不过，他们并不热衷（至少在开始和在他们尚在摸索智慧的阶段）于神学的争辩。他们隐入干燥不毛的沙漠的水平线之后，主要也是不甘心过着辩论和运用抽象而冗长的文字技巧的生涯。
我们在此只讨论那些独居隐修士。在沙漠中有不少修道士——有数以百万计住在巨大的隐修院内过着团体生活的隐修士，就如圣伯高微（St.Pachomius）在达班纳（Tabenna）所创办的那类隐修院。在这些团体内，有一定的团体规则，几乎好像军纪一样严格。不过他们的精神还是倾向于个人自由的精神，因为即使修道士，他们也很明白，规则只是一个外在的架构，好像一个台架，他用来帮助自己建造他与天主的生活的精神房屋。但那些独居隐修士在很多方面更自由些。除了对奥秘的，不可思议的天主旨意之外，他无须遵守任何规则或旨意，而遵从天主的旨意却是人人不同的！有意义的是，最初的语录中有一句（篇号3）引证圣安当有关沙漠生活的基本规则的话，他说天主就是权威，除了祂所显示的旨意外，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原则：「因此，实行你的灵魂按天主的旨意所希冀的事，这样可保你心灵平安。」
很明显，这样的一条道路，必须是一个高度敏感，随时留意根本无迹可循的旷野的任何记号的人，才能追随。这样的隐士必须是信仰成熟的人，谦虚、舍弃自己，甚至达到可怕的程度。精神的剧变，往往是因为忽略了一些狂妄的沙漠幻想，不知这已暗示孤寂生活出现的危险——就像在沙漠堆里出现的白骨。沙漠教父付不起作照明者的代价。他不敢冒险依赖自我，或者轻易涉足于自我执着的狂喜的危险中。他绝不能有一丝一毫与他表面的、短暂的、自建的自我认同。他必须丧失在一个超越的、奥秘的、或隐或现的自我，内在而隐蔽的真实之中，丧失在基督之内。他必须自绝于这短暂的存在的所有价值，就如基督当年在十字架上，自绝于它们一样，同时应该与他一同，在一个全新的智慧的光照下复活。就这样，从一次利落的切割开始，开展了牺牲的生活，从此把隐修士和世界分开。不断在「追悔」中的生活，只能教他悲悼那些不真实的价值而已。但一种独处和劳苦，清贫和斋戒，贞洁和祈祷的生活，却能使他逐渐清除外表的旧我，让那深潜的奥秘的真我涌现，使信徒与基督融合而为一。
最后，这一切奋斗可以达到的与理想最接近的目标就是「纯净的心灵」——能清澈明确地掌握事物的真境，能直觉地抓住自己最真实的实况，就是透过基督碇泊，甚至溶化在天主内。这种境界的结果就是「息」。不是身体的休息，也不是把已提升的精神，定住在至高的光点。沙漠的教父，大部分都不是常在神魂超拔的状态。那些有这一类经验的，常留下一些奇异的误导人的故事，以致蒙蔽了真实的人和事。不，沙漠的教父不是这样，他们所追求的「息」，只是一个再也不注视自己那清灵明透、泰然自若的存在，因为它已被它之内的完全的自由所带了。带到哪里？到爱本身或神圣的神灵认为适合去的地方。因此，「息」应该是指一种无着、无意、无念，完全摆脱一个虚假或有局限性的「我」所占有的境界。心灵在安于被至极的「空无」所占有下，奥秘地掌握一切——在不求知它所掌握的是什么的无为心态下，掌握一切。
在这时，这些教父根本不会关心用任何文字，描述这种憩息的性质，只有少数几个人，例如圣安当等例外。圣安当曾说过：「要等到隐修士再也不意识到他自己在祈祷时，他的祈祷才算成全。」他这话也是随口说说，并没有留作教诲的意思。其余的教父，尽量避开一切高超、神秘、理论和艰深难解的东西。就是说，他们不肯谈论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不愿发表什么言论，甚至有关基督信仰，他们也甚少提及，这也是这些语录这样简洁的原因。
因此，这些沙漠的教父在很多方面和印度的瑜珈大师，中国和日本的禅师很接近。如果我们要从二十世纪的美国寻找和他们类似的人，我们也许要从那些怪异的。荒僻的地方去找。很可惜，这种人是少之又少。他们肯定不会在纽约四十二街或百老汇的街头兴旺起来。我们也许可以从印第安人的蒲芦族（Pueblo Indians）或纳华豪族（Navahos）中找到一两个：不过，他们的形态一定很不一样。你也许可以从他们那里找到纯朴和原始的智慧：但，是植根于原始社会的。沙漠的教父却不同，从这些教父，你可以看到，他们与传统的、定型的社会范畴割离，为的是使自己的签到有在一个明显的超理性的空无间畅泳。
虽然，有人也许会说，我可以从我们的一些趋向默观修道的隐修院，找到这样的人，但我不敢这样狂妄。通常我们的情形是：「世俗」的社会，以便使自己适应另一种社会，即适应他们所加入的那个宗教家庭。他们和其他的修会彼此交换价值观、观念、礼仪等。因为我们现在已累积了许多世纪的隐修经验，这使整件事有完全不同的形貌。而隐修家庭的社会「模式」，也必定趋于传统化，按着这些传统生活，当然完全不是跃入空无——极端改变固定的习惯和准则——那一回事。许多世纪以来，沙漠教父的言行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成了隐修传统不可能感受到它们的原始和清新的本质。可以说，我们已用自己的规律把它们埋葬了，这样就可确保我们不被它们不合符传统的原型所震撼。我希望藉着选择、编纂这些「语录」，我能恢复它们本来质朴的面貌。
这些沙漠教父都是先驱者，没有任何凭借，只有少数几位先知可取法，例如圣若翰洗者、厄里亚、厄里叟和各宗徒。其余的，他们所拥抱的生活，是「天使式」的，他们所走的道路，是从未有人走过，只有不可见的神灵飘过但不曾留下任何足迹的道路。他们的洞穴是巴比伦的火炉，在这里，在火焰中，他们发现自己和基督共处。
他们既不乞求同辈的赞许，也不挑拔他们的抨击，因为他人的意见对于他们来说是死的，和他们再也不相干。他们并没有订立有关自由的教条，但事实上，他们都以自由作为代价而取得了自由。
无论如何，这些沙漠的教父们，为自己蒸留了一份非常实际和谦虚的智慧，既原始又超越时间，使我们能重新开发一些源头，因为这些源头，已被我们野蛮的科技主义所累积的身心抗拒阻塞或染污了。我们的时代迫切需要这种质朴。它需要再度捕获这方面的经验。我强调「经验」这两个字。这部集子所收集的一些短片段，完全没有纯资讯价值。只是随便翻阅这些片段而知道这些教父们说过这些这些，是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而已。知道有人讲过这段或那段话，对我们有什么裨益呢？最重要的是在生活上实践这些话，应该使它们从生活更深一层的体验奔流。它们代表着对人的探索，肯定内心和精神的旅程，比任何月球的旅程更重要。
如果我们不能穿过把我们和我们自己隔离的空虚，航行月球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一切探索旅程中最重要的一种，没有它，其余的不但无用，反而是灾祸。证明：在文艺复兴时代，大部分伟大的探索者和开拓殖民地者，他们大都是藉外在力完成他们要做的事。他们靠着大炮的威力征服原始的世界。在精神方面，他们只有混乱和与自己隔离。成就超卓的人如：伯多禄茂（Fray Bartolome de las Casas）、圣方济沙勿略、利玛窦神父，是特殊的例外，这理证明以上所说的理由是对的。
这些沙漠教父的语录取自经典文集：Verba seniorum，见于梅真（ Migne）编辑的拉丁教父文献，卷七十三。这些语录和其他教父的作品不同，主要是因为它们完全没有文学的修饰、完全是坦率纯朴之言，教父的「生平」却比较夸张、戏剧化、和有一定的风格。这些文献充满奇妙的事件和奇迹，充分反映着作者的个性。但「语录」却是一些平实的讲话，在用叙利亚、希腊及拉丁文字以前，只是用通俗的古埃及语在民间流传。
这些讲话和故事，是这样的朴实和具体，总是契合人的经验，主要是为直接答复一些直率的问题。那些跑到沙漠去寻找「救恩」的人，向长者求赠「言」，以助他们寻找救恩——救恩之言（verbum salutis）。答案也不是普遍的、一般性的准则，却是为某一个人，在一定的阶段，必须穿过某些特别的门而预备的个别、具体而特配的门匙。只是在后来，经过无数次的重复、引述，这些答案才被视为普遍通行的答案。如果我们记住这些语录原始的实效或者生活的本质，必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它们。不过到了圣本笃的时代，在他的规则里规定，「教父们的话」，必须在晚祷前高声诵念，这些话都成了传统的隐修院的训诲了。
沙漠的教父都是沉默谦虚的人，他们不惯喋喋不休。回答问题时，三言两语，正中要害。与其给一个抽象的原则，他们情愿讲一个具体的故事。这些精简的语录，往往比那些冗长的论文，仔细地分析灵修生活的每一个「阶段」的苦修步骤，更具启发性和更能满足人的渴求。这些教父的话绝不理论化，永远不抽象，是针对四世纪的隐修士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事物和工作的讲话。内修生活的一些基本真理如：信仰、谦虚、爱、温良、谨慎和自弃，全都包括在内，但绝不能从普通的意义来了解这些「救恩之言」的任何一点。
这是重要的。沙漠教父后来被视为宗教狂热者，就是因为他们那些崇拜者所讲的，的关他们苦修的神奇故事。不错，他们是苦行者，但当我们阅读他们自己的讲话，研究他们自己对生命的看法，我们会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狂热者。他们谦虚、沉静、敏感，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对天主的事物有足够的体悟，以致他们能深深体会，他们对天主的了解，实在很有限。因此有关天主的神性，他们不愿发表长篇大论，也不宣讲圣经的奥义。这些人少讲关于天主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当一个人曾经如此靠近天主而生活时，静默比喋喋不休有意义得多了。在他们的时代，埃及的宗教和理性的争论正达到沸腾的阶段，他们更有理由保持沉默了。这个时期新柏图主义、真知派（诺斯底派）、斯多葛派和毕达哥拉斯派，各擅胜场。此外还有多个声势浩荡的正统和异端基督徒小集团。计有：亚略派（沙漠的隐修士极力反对的一派），奥力振派（有些隐修士一直都是奥力振的忠实追随者）。对于这些声浪，沙漠一点也没有贡献，反而一直保持着一派谨慎和超然的沉默。
四世纪最大的隐修中心都在埃及、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大多数关于尼帝亚（Nitria）和赛德（Scete）隐士的故事，都是在北埃及、地中海沿岸一带和尼罗河西岸发生的。此外，还有许多在尼罗河三角洲的隐修士。尼罗河下流的堤伯德（Thebaid）在古代的底比斯（Thebes）附近，是另一个隐修活动中心，特别多个别修道的人士。巴基斯坦很早就吸引各地的基督徒前往隐修，其中最出名的是圣耶罗（St.Jerome），他住在白冷的一个山洞里，翻译圣经。另一个重要的隐修据地就是环绕阿拉伯的西乃山地区：近年，这里的圣嘉德琳隐修院的创办人宣布，发现修院保存拜占庭时代的艺术。
这些教父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呢？在此略为解释，也许对于了解他们的语录会有帮助。我们一般称沙漠的教父为「院长」（Abbot, abbas）或长老（Elder, senex）。因此，一位院长，并不是现代所指的一个团体依法选定的长上，而是指任何一位隐修士或独修士，多年来在沙漠生活，并以事实证明他是天主的仆人。和他们一起或在他们附近，也有些「修士」和「初学生」——那些仍在学习过这种生活的人。初学生需要一位长老不断地指导，也需要和一位长老一同生活，以便随时得到他的言教和身教。做了修士就可以独自生活了，不过，修士也经常到附近的长老处请益。
在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正在修心的途中，不是已达彼岸的成道之士。沙漠的教父，受到克莱孟和奥力振和新柏拉图思想传统的启发，有时相信他们可以超越一切激情，而进入无怒、无欲、无骄的境界。不过，在这些语录里，我们很少见到鼓励基督徒的成全就是无情欲的说话。称赞隐修士超越「七情六欲」的人，似乎是沙漠的过客，匆匆穿过沙漠，回家后写下他们在沙漠的见闻，而不是那些一生消磨在旷野的人。终生生活在沙漠的人，多半能接受生活的实况，能安于一个人必须终生和自己奋斗以克服自己这个事实。语录的智慧，从一个名叫若望的隐修士的故事可见。若望声称自己已跨越一切诱惑，于是一个精明的长老便教他祈求天主，让他打几场更轰烈的大仗，好使他的生活继续显得有意义。
有时，所有的隐修士和初学生都聚集一堂，参与礼仪（感恩祭和共同祈祷），接着我半是大家聚餐和开会讨论一些共同问题。然后又各自回到他们原来工作和祈祷的地方。
他们通常都是靠编织棕榈叶或芦苇篮子和席子为生。他们常把织成品拿到附近的小镇售卖。在语录中我们可以讲情以一些有关工作甚至商业的问题。爱和友善，当然是属于首要的话题，甚至比斋戒和个人常规的苦行更重要。大量这一类充满温情和友谊的说话，足以反驳这些人彼此憎恨的传说。的确，在沙漠中比在那时（现代也一样）人人都为自己的城市，有更浓厚的真爱、了解和仁慈。
这个事实很重要，因为基督徒的讯息的要素就是爱和在基督内合而为一。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的默观和潜修大师都强调，也都发现，他们不只追求个人自己整合，不只求与天主共融，更求在天主的圣神内与人互相共融。要寻求一种意味着完全隔绝，在身、心两方面和其他的人分离的天人共融，在一个基督徒圣人听来，不但荒谬而且与圣化恰恰相反。自我隔离，不能走出自己去和他人联系，表示没有能力超越自己。这样，无疑做了自己的囚犯，这其实就是在地狱之内了：这正是自称为无神主义者的沙特，以艺术手法在他的名剧「没出路」所表达的真理。
在全部语录中，我们再三看到，强调爱是一切灵修生活的先决条件的说话，爱比知识、奥秘的知识、苦行、默观、独处、祈祷都重要。爱其实就是灵修生活本身，没有爱，其他的灵修练习，无论多么高超，都是没有内容的，只是幻想而已。而且，越是高超，这幻想的危险性就越大。
爱，当然比单指感情更深刻，也不只是表示善意的象征，为施舍的行动而已。事实上，把他人当作一个对象而对他行善，是很少甚至没有精神价值的。爱使人把近人当作自己看待，以至谦、至诚、至敬，全心全意全力毫无保留地去爱他。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不能妄想能触及人至深的存在内的圣所。 这样一切不人道的专横、所有的剥削、控制和屈辱，都必定远离这爱。一个自称精修的人企图以机巧或用尽所有权宜的手法，愚弄那些他以为不如他的人，以便满足他的自我，沙漠的圣人便是这种人的大敌，沙漠的教父力求克制一切，无论是多么隐蔽的责罚和报复的倾向。
我们不能具体地看见沙漠教父的爱，使人不能置信地澎湃流泄。但我们随时都可以从这些中看到，他们承认而且绝不低估爱人这项任务的艰巨。要真真正正爱另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爱要求一个人内心的完全转化——因为如果不完全转化自己，我们就不能真正与我们的弟兄认同。我们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变成我们所爱的人。这就涉及某一种形式的死于自己。无论怎样努力，我们总是抗拒这种死亡：我们会以气愤、反责、要求和发出最后通牒反抗。我们会寻找最方便的藉口中，放弃这件艰巨的工作。但在这些语录里，我们读到亚满纳院长的故事，他用了十四年祈求克服，或更有意义的说，摆脱恼怒。沙乐宾院长，把最后的一本书：福音，卖出去而把钱送给穷人，这样是在出售：「卖掉一切来施舍穷人」这句话。另一位院长严厉地责备一些隐修士，因他们而导致一群强盗被捕。结果那些羞惭的隐修士便劫狱放走强盗。我们也不时读到某些院长，拒绝和众人一同指责这个或那个罪人，例如梅瑟院长，这位伟大而温和的黑人，提着一篮沙出席一次严厉的检讨聚会，沙子从篮孔流泄，「我的罪也像沙子一样在我身后流泄」，他说。「然而我竟前来审判他人的罪。」
如果有人提出这种抗议，那很明显，社会上必定有值得抗议的事。到五世纪末，赛德和堤伯德已成了基本的隐修城，有自己的法律和制裁。有三根鞭子挂在赛德教堂前面的棕榈树上：一根用来惩罚犯罪的隐修士，一根用来鞭打小偷，另一根对付流氓。不过有不少像梅瑟院长这样的人根本反对这样做：他们是圣人。他们代表最原始的「古老」沙漠理想。也许最值得纪念的是两兄弟一同住了四十年，从来没有争吵过一次，他们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像其他人一样，争吵一次」，但怎样也不成功。
祈祷是沙漠生活的中心，这包括诵祷（出声祈祷——包括诵念每人必须熟记的圣咏和圣经的其他部分）和默观。我们现在所称的默观祈祷，他们叫做「息」（quies , rest），这个富有启发的词语，一直在希腊的隐修传统中保持着，称为hesychia ，意思是「甜蜜的回应」。「息」是一种静默的专注，辅以低声反复念一个圣经单句——其中最常念的是：「主、耶稣基督，天主之子，可怜我这个罪人！」较简化的形式是：「主，求祢垂怜！」——每日默念几百次，直到它变成自然的一呼一吸。
当亚申宁受召去守静默和「息」时，他是受召去过默观祈祷的生活。「息」是一个简单而质朴的词汇，不会引起什么误解。它比默观更适合，而且不容易引起收心理上的自我陶醉和自大、妄想。在沙漠中，会有倾向寂静主义的危险，但不太大。隐修士们经常很忙碌，如果「息」正是他们所追求的一种满足，那么身体上的静止（corporalis quies）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了。我曾把corporalis quies译成「闲适的生活」，目的是不要给人一种印象，认为在沙漠中可以容忍动荡纷扰的生活。不能够。隐修士应该保持宁静和尽可能停留在固定的地方。有些教父，对于其他教父在收获季节，离开修道的洞穴到尼罗河谷的农庄做短工，大大不以为然。
最后，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会遇到几位纯朴和伟大的人物。虽然，通常也注明讲这些话的圣人的名字。例如我们见到安当院长，他当然就是著名的圣安当院长。他是所有独修士之父，由圣亚达纳执笔的他的传记，曾轰动整个罗马，一时激起了一片隐修圣召的热潮。安当的确是所有沙漠教父之父。但和他的思想接触，我们发觉他和弗劳堡的安当（Anthony of Flaubert）或法兰西安纳托的柏纳修（Paphnutius of Anatole France）不同，不错，安当和魔鬼有过颇为壮观的长期斗争后，已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但最后他的结论是，即使魔鬼也不是绝对的邪恶；因为天主不能制造邪恶，而祂的工作都是善的。你会很惊奇，甚至圣安当，一个长期和魔鬼作战的人，竟然认为，即使魔鬼也有一些善存在他之内。这不是纯粹的感情作用而已。这表示安当绝对没有任何妄想。我们想想，现代人是如此狂热地把自己所有的邪恶，投射到「敌人」（无论是谁）身上，相比之下，在沙漠中独处，不是更明智得多吗？
此外，我们也接触到其他的人如亚申宁，这个严峻、沉默的陌生人，从遥远的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宫廷来到沙漠，终年蒙着脸，不肯让任何人见到他的真面目。还有温和的鲍民（Poemen）和刚烈的矮子若望（John the Dwarf），他要修练「成为一个天使」。最没有吸引力的是巴德院长（Abbot Pastor）。他是我们最常接触到的一位。他的讲话以切实的谦虚、对人性的脆弱的洞悉和切合普通常识的见解称著。我们知道巴德本人非常人性化。据说，当他自己的亲兄弟，似乎对他越来越冷淡而情愿去找另一位隐士讲话时，他大为妒忌，而且不能自制，要向另一位长老求助。
这些独修士坚持人性化和「平凡」。这好像是矛盾，但很重要。如果我们约略反省，我们就明白，如果要躲避沙漠去成为异常的人，这无疑是把整个世界带去作为你无形的标准和比较。结果不但不能默观，反而是自己和已舍弃的世界的消极标准比较。其实，有些沙漠的隐修士的确这样做，他们唯一结果就是疯狂。简朴的人在岩石和沙丘之间活到老年，因为他们到沙漠来做他们真正的自己，他们平凡的自己，抛弃那个把他们分割的世界。除此之外，再也不可为了其他的目的离开俗世到沙漠去过孤寂的生活。而只有这样离开世界，才有助于拯救世界和自己。这是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些古埃及的隐修士，离开世界，好像逃避一个破落的世界一般，他们其实不只想拯救他们自己而已。他们知道，他们一天仍深陷在这个破落的世界之中挣扎求生，他们根本无能为力，不能为他人做些什么。但他们一旦踏足于沙漠坚实的土地，一切就不同了。那时，他们不但有能力，甚至有责任把整个世界安全地从破灭中拉上来。
这是他们给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矛盾的教育。说世界需要另一次像当年驱使这些人前往埃及和巴基斯坦沙漠那样的大运动，未免太夸张。不过，我们的世代的确是一个追求独处和隐居的世代。但只是重复这些质朴的灵魂的纯朴、严刻和祈祷的生活，不是最令人满足的做法。我们必须超越他们，超越所有在他们那个时代已超越了他们自己所定的限度的人们。我们必须解放自己。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从这个趋向灭亡的世界抽离出来，这样我们对世界的参与才能更完全。我们的危险比我们想像的更迫切。我们的时间，也许真的比我们想像的更短。
我们不能完全抄袭他们的做法。但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彻底地、义无反顾地挣脱一切精神的枷锁，铲除所有异化的压迫，以找回真我，发掘和发展我们不可被剥夺的心灵自由，并用它在世上建立天主的国。无疑，这不是推测我们伟大而奥秘的圣召是什么的时候。这仍是不可知的。不过我们可以说，我们必须从四世纪这些人那里，学习如何忽视偏见，公然向各种强迫挑战，大无畏地奔向那不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