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ānzhǔ zhī sǐ shénxué

DEATH OF GOD THEOLOGY

参阅： 385神学 30天主 392神学认识论 35天主的名字 144有关天主存在的论证

(一)最早提出天主之死神学的是早期教会中一种名叫形式派(modalism)的思想派别。早在二世纪末，该派的普拉西雅(Praxeas)已经主张在圣子降生这件事上，圣父早已毫无保留地在基督身上掏空了自己；那位下降到童贞女腹中，而且以子的身分诞生的正是天主父自己；祂还在基督内受苦死亡，因此，该派又称为圣父受难说(参 552)。普拉西雅的理论曾经遭戴尔都良(Q.S.F. Tertullian, 约160-220)等人所攻击。

(二)天主之死神学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romanticism)的氛围下复苏。尼采(F.W. Nietzsche, 1844-1900)试图为这个无意义的世界找寻甚至创造意义，因为传统的基督徒世界观早已被启蒙运动(参 474)的理性主义所拆毁了，世界变得了无意义。尤其在美国，以及在欧洲虔信派(参 349)的圈子内，理性主义的潮流早已把传统福音主义的宗教信仰和习俗打击得体无完肤。准此，浪漫主义在醒觉到人的虚无之后，只好根据天主之死的非事件制造一种宗教神话，让人可以美感地品尝虚无。知道基督徒必须真实地回应荒谬，也就是：回应人在这个世界中的景况，知道他们必须在没有神、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情况下生活，它本身已经是对欧洲浪漫主义的回应了。

其实，早在十九世纪初，里希德(J.P.F. Richter, 1763-1825)已经提出天主之死的说法，他有名的言论「已死的基督的话：我们没有神」使他看起来像个无神论者。这个题目令浪漫主义者着迷。现代的科学已经俨然像没有神一样成功地诠释了大自然；同样，人类的生活也必须如此；从今以后，他们必须在同样的假定下生活。发现神并不是需求的满足者，或问题的解决者，这对廿世纪那些没有受过充分哲学的神学培育的人来说，显然是上帝之死神学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早在1802年，黑格尔(G.W.F. Hegel, 1770-1831)已经说过，圣周五，天主之死的理念就是当今最基本的宗教觉醒。在黑格尔的哲学中，「神遗弃了世界」正是辩证过程的必要因素。对齐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来说，轻视外物，视之为无神、无意义及荒谬与主体内在生命的虔诚携手并进。对尼采来说，神已死，人已杀死了祂，因此，人自己必须作为神，或超人。人对历史负责，至于历史，他已经把它建筑在天主的尸体上面了；十字架就是人战胜神的象征。为费尔巴哈(L. Feuerbach, 1804-1872)和马克思(K. Marx, 1818-1883)，所有形上学赋予天主的质性现在都已经改赋予人了；因此，神学亦已变成人学。天主之死的结果就是人的神化、荒谬的神化、与虚无的神化。

(三)廿世纪中叶，某些极端派神学家更提出一种很偏激的理论。如姚悌哲(Th.J.J. Altizer, 1927- )在《Radical Theology and the Death of God》(1966)及《The Gospel of Christian Atheism》(1967)两书之中，宣称就在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时，神已经死了。祂的死是一种自我消灭的行动，一种全盘的虚己行动。基督没有复活，没有升天，也没有受光荣；因此一位极端派基督徒可以喜乐于天主之死，因为他看见圣神未来的行动，也知道临在于世上的基督已欣然地摆脱了传统基督徒对神的观念：伟大的造物主、在超绝的光荣中的统治者、遥远的国王与最后的制度。但是，尽管姚悌哲一再强调天主之死是一件真正的历史事实，他却没有真正相信天主已经死了。神只是从降生前的形式自我改变过来，祂不再是一位遥远的、超越的、不变的、自我满足的存有，祂已经变得完全内在于世界；祂是住在人类俗世中，远离自己，而卷进俗世所有的罪恶不明之中。

(四)今日，如万汉年(G. Vahanian, 1927- )称呼天主之死为一件「文化的事实」《The Death of God》(1961)。天主之死意即现代俗化的人已经失去了所有对神的经验，所有对超越的醒觉。不管这「事实」是真的还是假的，它已经不再是一件与神学有关的问题，它不再是神学上追讨一位生活的上主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更关心、或更直接探索的对象了。

然而值得注意的也许是：尽管天主已死之声甚嚣尘上，它却是大众都很有兴趣、都津津乐道的题目。只要看看市面上充塞着的专门讨论天主死后之事的书报杂志便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