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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学 |
zhōngguó shénxué THEOLOGY, CHINESE 参阅: 385神学 132台湾神学 98本位化 498场合神学 (一)概念说明:中国神学Chinese theology指是亚洲神学之一部。就广义而言,中国神学包括在中国领土上所建构之所有神学,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基督徒神学等。就狭义而言,系指在中国内所有之各种基督徒神学,包括以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为中心,较为普世性之神学,或较为传统之天主教士林神学。就最狭义而言,中国神学系中国人民对于耶稣基督的启示作系统的思考,即他们根据中国人对中国实际宗教、文化、及社会政治内涵作系统思考;本地化的中国神学如此渐渐地形成。本文所讨论者乃此项狭义和最狭义之中国神学。 (二)中国神学的建立至少在四十年前已经 开始讨论,发表很多尝试性的著作,这里将天主教中的资料分为三个阶段介绍。 (1) 中国神学的过去状况: 梵二之前,田良的《建立中国公教文化的根基刍议》构想以「孝」为本编排中国神学。这是一个相当系统化的构想,然而与之同感的人不多。但在历史观点上是值得提出的,使人知道六十年代之前,已有人想到中国神学。 由于梵二文件中标榜本地化,于是在台湾从事神学工作者开始严肃地反省这个问题。谷寒松(L. Gutheinz, 1933- )与温保禄(P.H. Welte, 1930- )二位客籍神学家有关本地化神学的方法提供非常结实的意见。1970年中国神学有了新的动力。那年春天,中、日、韩、越四国以及港澳的主教代表,第一次在香港集会,讨论神学本地化;大家认为这是福传工作的必需步骤。结果决定各代表国的主教团分别鼓励神学本地化的研究,并推当时台南主教成世光为联络人。他为了这事,在台湾曾邀请了十数位神哲学家集会两次,商讨如何进行此划时代的艰巨工作。 1972年,在台湾兴起了一股讨论中国神学的热潮,集思广益对于本地化的意义也有足够澄清。所谓本地化,积极的意义包括采用今日中国人的思想,发扬光大天主的启示,同时以启示的内涵创造新的中国文化。当然今日中国思想必然与传统连绵。本地化该是在大公教会之内的,与西方神学互相在共融中彼此补充。因此,消极方面,本地化不是复古运动,不是孤立主义,当然不是过去修道院里的士林神学。中国神学的建立并非只是神学院教授的责任,而更是整个地方教会的创造。神学是教会生活的反省与表达,除非本地教会生活是活泼的,在活动中力求变化环境,否则无法创造一个中国神学。 在这阶段,除了对于中国神学的方法之外,尚有具体的本地化神学著作,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中,无可否认「孝」与「仁」是两个枢纽,统领一切德行。后代儒家阐衍孝道,甚至成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所以在神学本地化中,发表了很多中国孝道与基督信仰中的孝道,互相对照与融合的作品。不过一般来说,并无深入的创作。不若有关「仁」的研究,以及与基督之爱的比较。 中国人生哲学常以法天为最高标准,以天道为人道所从,由此出现仁的观念。天地以生生为中心,人物得天地之心为性,人物都有生生之理,万物藉生命而互通感应。唯人心能体念天地之心而为仁。中国神学自然会比较儒家的仁与基督的爱,能够举出许多作品,触及此一问题。当代西方神学对于爱天主与爱人之间的关系曾有极为深刻的解释,假使他们读了中国思想家有关仁的理论,也许会发现自己的解释与中国思想不谋而合。 同一阶段较突出的中国神学主题,是自救恩史反省中华民族得救之道。孔子与梅瑟构成以色列宗教历史与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因此在得救问题上二者得以比较。不过这个主题引起教内的讨论不烈,反而招致教外学者的反弹;此可见本地化的消极影响。 最后,三位作者,成世光(1915- )、李善修(1914- )、赵宾实(1911- )的三本同一模式的书,可以代表过去尝试阶段,中国神学的成果。 (2) 中国神学的现在状况: 所谓现代,包括自1976年直到本文为止,该有十五、六年,因此资料不会很多。1976年为中国神学具有象征的重要性;由于中国主教团秘书处研究设计小组发出了〈建设中国地方教会草案〉,其中一段如此说:「神学反省对建设本地教会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本于神学建立不只在领导地方教会的生活及行动上,在解决教会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及问题上,能给予很大的帮助,而且可以对整个教会,尤其亚洲教会的神学发展有所助益及影响。」 在主教团的鼓励下,从事神学工作的专业人士显得相当积极,1976年辅大神学院便以「建设地方教会」为该年神学研讨会的主题(《神学论集》28,专辑)。此后,不断地有些创作。 若与过去相比,现在阶段的特点有二:一是中国神学的工作者多受过专业训练;一是跳出过去的着重中国思想与圣经信仰之比较,而提出神学思想的方法或模型。比如房志荣有关释经有如此的主张:「中国解经之特点有三:1)以道德实践的工夫为后盾;2)不太注意用逻辑的方法;3)让读者加入他主观的体验和见解」(《公教报》,1979年3月2日)。由此产生的中国释经学会补充西方的释经学,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出发点,将为释经学带来极大的贡献。但方法不是目的,释经方法是为解释圣经,为基督信徒有益地阐明圣言。问题乃是怎样根据中国解经方法,为中国教会提供圣经注解;这实在有待努力了。 有关中国神学的思想范畴,张春申根据中国哲学家方东美(1899-1977)的见解,题出「一体范畴」。 也在上述着重思想方式的重点上,中国神学家面对自古及今的十个课题;但是实际上并无多大成果。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罗马额我略大学传教学院施省三(1926- )教授,为了本地化工作邀请西方神学家提供西方教会本地化的实例与经验,作为中国教会的参考。这是《教会本地化之探讨》一书的来由。 (3) 中国神学未来的课题: 中国神学家迄今的努力,可说偏重人类学的文化,而少说社会学的文化。中国历史,尤其近百年的社会与政治历史,不能不是本地化神学的题材。1974年在比国鲁汶大学召开的神学会议已是一开端。1979年二月香港的「中国神学探讨会」上,重新有些检讨,但是还没有进入状况。而近些年来,不论中国大陆以及台湾、港澳都在面临社会与政治经济的变迁,未来中国神学不能没有神学反省,而且希望中国女性神学愈来愈发展。 参考书目: 中国主教团秘书处研究设计小组,〈建设中国地方教会草案〉,初版,台北: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出版社,1976, 36。 田良,〈建立中国公教文化刍议〉,《新铎声》五26 (1959), 33-46。 成世光,《天人之际》,初版,台南:闻道,1974。 李善修,《天主教中国化之探讨》,初版,台北:恒毅月刊社,1976年。 金象逵,〈讲授孝道之困境〉,《神学论集》21 (1974), 455。 张春申,〈有关孔子的解说(孔子、启示、中国历史与基督)〉,《神学论 集》7 (1971), 33-39。 ───,〈位际范畴的补充─ 中国神学的基本商榷〉,《神学论集》 32 (1978), 313-331。 ───,〈另一个有关圣事神学的基本概念─ 一体性〉,《中国灵修刍议》,台中:光启出版社,1978, 162-170。 ───,〈中国人的气论与神学上的几个课题〉,《神学论集》53 (1982), 314-368。 张春申等着,《教会本位化之探讨》,台中:光启出版社,1981。 赵宾实,《天人一家》,初版,台北:恒毅月刊社,1977年。 罗光,〈生生之理〉,《神学论集》14 (1972), 599-614。 〈您对于神学本位化的意见如何?〉,《铎声》十2 (1972), 6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