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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FUNDAMENTAL

参阅： 385神学 702护教学 472启示 321信仰准备条件 322信仰与理性

(一)基本神学fundamental theology一词，按字面意义来说，指讨论基督信仰之基本因素的神学部门。「基本」一词，在基本神学范围内，特别有两种含意：第一，可指「根本的」或「本质的」，那么基本神学就是讨论神学根本或本质的部分。第二，可指「基础」、「支持」或「根据」，有如支持整个建筑物的屋基，那么基本神学就在讨论神学的基本根据或基础。

基础可以双重方式去想像：1)要求其为构成一物之核心要素的根基；无此根基，该物不能存在；此一根基乃是欲建立物决定性的基本实存。所以，基本神学是有系统的解释基督信仰与神学的基础的学问。2)是「原理」或「开始」，像基础是任何建筑物的起始。在这意义上，基本神学研讨基督信仰与神学的开端，接下去是传统(参 596，264)直至今日的过程。

(二)基本神学的性质就是研讨说明基督信仰与神学的基础，它的作用是作合理的媒介、桥梁之工作，以沟通俗世的学问、哲学、文化、非基督宗教世界，与基督徒的神学界。基本神学之中介本质有两种作用：

(1)     对「外」，即对俗世学问、哲学、文化与非基督宗教的领域。从这个角度说，基本神学在整个历史上都称之为护教学。伯前三15明显说出基本神学的护教作用：「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你们要时常准备答覆。」基督徒可能发现自己在下列三种情形中：

1)在「外」有抗拒与拒绝。可能来自无神论、科学主义、或其他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必须以信仰的理性批判精神「自我保护，自我证明」，就是说，他们必须「护教」。

2)在「外」缺乏了解。可能因基督徒团体内，由强调某主题的一面，而忽略其他层面，也可能来自一种缺乏知识产生的曲解。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必须用现代解释学说明、翻译、确切表达他们的讯息。

3)在「外」令人注意，无人准备倾听。可能因为他人对自己稳定的固有宗教及传统文化之价值有其坚定的信念，以致基督宗教显得像是人不需要的侵犯者，或在别人稳固的文化、宗教世界中是早就有了的观念、价值及原则，已无需重复再说。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必须寻求可能且有意义的交谈方法，使基督救恩客观存在的需求，在特定文化、宗教环境中的人心内，使其逐渐苏醒。

基本神学在其较为护教的作用上，对这三种情况，竭力作出更有系统、有正确而有批判性的、有建设性的回答。在今天中国基督宗教的具体情况中，基本神学最为重要，而且极为需要。

(2)     对「内」，即对基督徒团体本身，协助基督徒团体以基督启示内的根源、耶稣基督奥迹内的活基础，作批判性的、可靠的自我确认。基本神学对「内」有下列三种：

1)在宗教史的层面上。基本神学论证基督信仰与神学的「特殊根源」。基本神学必须批判性地、可靠地解释基督徒追溯他们宗教的存在到基本根源：耶稣基督事件上。就是说，靠着圣神内在的吸引，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出于有理性的正当理由；是成熟、该尊敬的自由主体的行动。

2)在基督宗教的独特性质的平面上。基本神学指出基督宗教的动力，包括一些彼此动态相关的事实，如启示与信仰，批判性分析与圣神较直觉内在的活动，有责任感及自由的个别主体与生活的团体，批判的理性与接受合法的权威，主体自由的努力与最后依靠无限爱人类的天主之恩宠。

3)在学术讨论的层面上。基本神学有为整个神学学术事业建立全盘架构的职责，就是说，为神学学术界厘清某些基本范畴，如启示、灵感、传统、教会训导权、圣经与传统、圣经正典、定断真理之确实性的不同等级、真理的层次、神学三原则的范围(实证、思辨与应用神学)。

(三)基本神学的历史进一步澄清其在整个神学界的特殊角色。可分三个阶段：

(1)     教父时期：从最初，基督宗教就必须面对三种力量：犹太教的挑战、罗马帝国无神主义与反权力主义的指控、希腊文化之诺斯底主义与精神主义的腐蚀。早期护教者，如儒斯定(Justin the Martyr, 约+165)、戴尔都良(Q.S.F. Tertullian, 约160-230)、奥力振(Origen, 约185-254)试图批判性地、令人心服地回答不同角落引发的各种问题。他们主要的论证有三：1)在圣经中找出证明基督信仰的论证。2)指出基督徒对社会实在的爱之表现。3)指出基督徒对国家的忠诚。但是这些作者虽是真正忠于国家的人，却不出卖其个人对耶稣基督、唯一的主与宇宙君王的信仰及献身。后来，系统神学家奥斯定(Augustine, 354-430)建构了一套丰富的基督徒思想。这种思想比反基督宗教者对人生的思想更强而有力、富有意义。显然，教父时期基本神学的护教作用占了优势。

(2)     中古时期：此阶段没有面临「外」来的重大挑战；整个生活环境充满基督徒信仰的气氛，视信仰为事实，不太需要进一步论证其合理性。基本神学还未成为神学。其有效功能在于反省，特别是基督徒信仰「内」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人的理智与启示界的关系。坎特布里人安瑟莫(Anselm of Canterbury, 1033-1109)造出名句：「信仰寻求理解」，就是说，信仰需要人理性的帮助以对启示界有更系统的了解。圣多玛斯(Thomas Aquinas, 约1225-1274)解释人理性的内在动力为能走向天主之存在的「五条路」(参 144)。但到中古时代末期，唯名论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却开始引出信仰实存的基本问题。

(3)     现代时期：这个时期逐渐开展的神学学科称为基本神学。五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

1)基本神学当一门科学的开始。特利腾大公会议(1545-1563)命令神学院针对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开基本课程。在文艺复兴(参 84)的影响下，神学家寻求回归出处与起源，发展出「实证神学」(参 640)来研究圣经与早期基督徒著作中所含的信仰真理。这个学科是基本课程，实际上可称之为基本神学。费启诺(M. Ficino,1433-1499)着《论基督宗教》以表明基督宗教是真宗教。其论着的结构与论证影响了维卫斯(J.L. Vives, 1492-1540)、普西莫内(Ph. du Plessis-Mornay,1549-1623)、夏隆(P.Charon, 1541-1603)、革落底乌斯(H. Grotius, 1583-1645)等学者的护教作品，而且代表将变成基本神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开端。

2)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参 474)的自然神论与理性主义批评那些历史性及依靠具体启示的宗教信仰；他们同样批评一些靠奇迹与先知语言的启示概念。这种批评引起神学家如皮西雷(V. Pichler, 1670-1736)、格伯(M. Gerbert, 1720-1793)、沙特勒(B. Sattler, 1728-1797)、与迈尔(B. Mayr, 1742-1794)保护超性启示的事实。他们的论证包括三个部分：启示宗教、基督宗教、天主教。这形成了基本神学的一般结构。它将其证明设法建基于外界的可靠记号上，如神迹与预言。这种「外在」的方法在天主教新士林基本神学中盛行了两个世纪。

3)十九世纪基本神学重定方向：十九世纪各大学日增的神学研究场所，也使神学说明它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早在1828年，于义大利杜林(Turin)，古兹米(I. Guzmicz,1786-1839)着《基本基督徒神学》。布莱纳神父(F. Brenner, 1784-1848)于1837年，在德国利根堡(Regensburg)出版其《天主教思辩神学的基础》；诺尔(A. Knoll, 1796-1863)于1852年，在奥地利银斯布鲁(Innsbruck)出版其《概论或基本神学》。受笛卡儿(R. Descartes,1596-1650)与康德(I.Kant, 1724-1804)影响的结果，超验哲学非常强调学术性的理性有责任建立一个完整之世界观的有效及可靠的伦理生活之标准。而且，以人之主体为起点的思考帮助神学家把信仰与人的自由两面在主体内及在生活中连在一起。督莱伊(J.S. von Drey, 1777-1853)在德国杜宾根(Tuebingen)以神学为学术，替神学奠定了批判性、理性的基础。甘德(A. Guenther, 1783-1863)在奥地利维也纳也做类似的工作。在这些神学家工作的基础上，艾力克(J.N. Ehrlich, 1810-1864)于1859至1864年出版其神学教科书，第一卷标题即〈基本神学〉。他展现启示与人主体间的关系使信仰与理性相连。他又思考超验哲学，使人看到那不只是基督信仰也是基督徒神学的基础。纽曼(J.H. Newman, 1801-1890)强调「推定意」理论，表示信仰中的自由同意不能归纳到纯逻辑理性论证；信仰包含人的自由主体的整体参与运作。

4)廿世纪：一方面，思想家如布隆德(M. Blondel, 1861-1949)与后来的「新神学」(参 614)强调启示的内在准则，试图重振十九世纪艾力克的洞见；另一方面，天主教新士林学派于十九到廿世纪间复兴，坚持启示的外在准则，而立定了这种方法的影响力。廿世纪基督教基本神学正在其「辩证神学」的阶段，强烈反对基本神学的「护教作用」。此强烈反对的基础在于无所疑惑地强调：天主在启示与信仰之事上的绝对主权；在预备或理性论证启示与信仰的可靠性上，没有任何人的论证能证明什么。从廿世纪中叶，基督教神学家如田立克(P.J. Tillich, 1886-1965)、艾柏林(G. Ebeling, 1912- )、潘南伯(W.Pannenberg, 1928- )、莫特曼(J. Moltmann, 1926- )、荣格尔(E. Juengel, 1934- )等学者，才在基本神学的工作上对人理性的正当作用表露更大的开放。

5)基本神学的现况：由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建设性的，普世确认的精神深深突显出来。在大公及宗教交谈的精神下，基本神学对「外」与对「内」的两种功能都得到充分关注。在当今前所未有的多元全球社会中，基本神学的作用，对基督宗教为人类的益处与得救，动态且富建设性的出现，是极为重要而不可缺少的。基本神学必须不断重新思考其与信仰及整个神学的关系，不断批判及评估神学应用人类理性、哲学、人文科学、信仰经验、受压迫的情况、批判性的解释学与公开交谈的方法。

(四)今日基本神学，除了天主教新士林学派的方法，还有四个不同的方向：

(1)     超验存在的方向：是拉内(K. Rahner, 1904-1984)发挥的角度。为补传统新士林学派方法的不足，拉内坚持人内在先验(参 161)地倾向天主在历史上的启示。他说，存在的人类实际上乃生来朝向天主对人的「超性」(参 492)自我通传。结果是：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上遇到历史中的天主启示的事实，那么他同时会体验到下列互相补充、渗透的三个因素：人内在经验到被触及和吸引(内在幅度)、人的历史环境(外在幅度)、「天赋」确信无疑的献身精神(超越幅度)。基本神学试图以系统方式说明这包括三个因素的活生生经验。

(2)     审美学的方向：是巴尔大撒(H. Urs von Balthasar, 1905-1988)所提出。他令人印象深刻的神学三部曲(神学审美学，三卷；神学戏剧学，四卷；神学逻辑学，三卷)始于《神学审美学》；其中他解释他神学工作中的最核心的洞察：三位一体天主的启示当由美的角度去看。在启示中天主显示其美；美与爱一致；在任何神学的学术论述中，人「看到」这美与爱，他由「内」，毫无疑问地以全部的信心相信。神学即展现这圣三爱之美的原始与救恩觉识。基本神学则概念化地铺叙这天主美与爱的基本觉知。

(3)     解释学的方向：主要是神学学术机构努力的成果，如：德国波昂(Bonn)的万德飞斯(H. Waldenfels, 1931- )；奥地利银斯布鲁神学院基本神学手册的诸位作者(如W. Kern, 1922- )；美国的杜勒斯(A. Dulles, 1918- )等学者。这个方向是看重当代解释学的理论。他愿意指出基督徒信仰与经验及近日生活的互相关系。近日生活的经验向一切文化与一切宗教信仰愈来愈开放。基本神学是基督徒神学家作桥梁媒介的努力；这努力包含两方面：一方面要把基督信仰带到个人及普世人类的愈来愈多元的生活中；另一方面要使基督信仰面对非基督思想的意识型态。

(4)     政治、解放的方向：特别由梅兹(J.B. Metz, 1928- )及解放神学的拥护者所倡导。在这方向中，个人主体的政治实践与社会及政治的压迫状况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神学工作应始于、应基于人人实际的生活及环境。神学反省、圣经研究、传统解说，都应当在这样的角度中发挥。

以上各种方向显出基本神学中基督徒思想的丰富，同时也指出其重要性。基本神学家间的对话是极端迫切的事。

参考书目：

Fiorenza Schuessler, F.   Foundational Theology: Jesus and the Church.   New York: Crossroad, 1984.

Kern W., H. J. Pottmeyer and M. Seckler, eds.   Handbuch der Fundamentaltheologie.  4 vols.  Freiburg: Herder, 1985-1988.

Knauer, P.  Der Glaube kommt vom Hoeren: Oekumenische Fundamentaltheologie.  Graz: Ver-lag Styria, 1978.

Latourelle, R. and R. Fisichella.  "Fundamental Theology."  Latourelle. 324-336.

Metz, J. B.  Faith in History and Society: Toward a Practical Fundamental Theology.  New York: Crossroad, 1980.

O'Collins, G. and R. Latourelle.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of Fundamental Theology.  New Jersey: Paulist Press,

1980.

Peukert, H.   Science, Action, and Fundamental Theolog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4.

Rahner, K.   Foundation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dea of Christianity.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8.

Waldenfels, H.   Kontextuelle Fundamentaltheologie.  Paderborn: Ferdinand Schoeningh, 1985.

谷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