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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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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 BIBLE; SCRIPTURE; HOLY SCRIPTURE 参阅： 472启示 456救恩史 573圣经批判学 578圣经诠释学 608解释学 575圣经灵感 470伪经 壹、概念说明： 圣经Bible一词来自希腊文biblion；biblion是一种书写的纸草纸(a papyrus (paper) roll)；此产品是在Byblos (腓尼基的海口)制造的。犹太教及基督宗教以有关天主启示的书写经文为基础及最高准则；因此，这书写的经文称为「圣经」(Holy Scripture)，也可说是最重要的一本书(「The」Book)。 贰、本文分以下四部份发挥：一、经典；二、圣经；三、基督宗教的圣经；四、圣经与人类历史。 (一)经典： 经典是一切文化的重要因素，更是世界各大宗教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略过古代埃及、波斯的经典不说，直至今日尚为世人所传阅的经典有印度、佛教，和中国的许多经典。我国的四书五经或十三经规范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生命，而佛教的大藏经和道教的道藏更是浩瀚如海，说明古人不但愿意把个人的深刻经验写出来，还想予以经典化的趋势。儒家传统把先人的著作分为经、史、子、集，更接近犹太人所说的「圣经」：圣经一方面分为历史、先知、及智慧三种著作；另一方面如同儒家传统也遵守以下的原则，即到了某一时期，先人的最重要著作之数目不可无限制的扩展下去。 (二)圣经： 「圣经」的称呼来自犹太经师，无论希伯来语或希腊语都把「圣」字加在「经」上，以表达其神圣性，及不同于一般的书。这两种语文都是公元前十五世纪在叙利亚─ 巴基斯坦地带所发明的字母演变出来的。最老的圣经文字就是按照腓尼基(Phoenician)字母写成，而今天西方的各国语言文字都是经过拉丁文而由希腊、希伯来、腓尼基而来： 上面的表：1是西方拼音；2是西乃山古体；3是公元前十三世纪的；4是公元前第九世纪的；5是撒玛黎雅贝壳文字；6是公元前五事纪的；7是死海卷轴文字；8是公元一世纪文字；9是挨及nash出土文字；10是《彼得堡先知书》文字(公元916)；11是希伯来文印刷体。 希腊人于公元第九世纪采用了腓尼基人的字母，以后一直延用下来。圣经用希腊文是由公元前第三～二世纪的《七十贤士译本》开始，然后有些书，如智慧篇，玛加伯下，苏撒纳故事等原作者就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圣经一般说来，不再写在卷轴上，而写在装订册上。最早的有公元二世纪前半叶的纸草纸Ryland 457。第四世纪的梵蒂冈本及西乃本和第五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本都是大写，到了第九世纪才变成小写。直至第十五世纪印刷术的发明，手抄本圣经才隐退。以下的表所呈现的：1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书法；2是公元前一世纪的；3是公元四世纪的梵蒂冈手抄本；4是公元四世纪的；5-8是公元第八～九世纪的；9是公元第十一世纪的；10是印书用的大写字体。 以上是圣经的两种重要文字。 内容方面，圣经有两大特点：一是圣经虽由多数的书构成，却不失其为一整体；另一特点是圣经的权威，虽未说是天主写的，却肯定天主是其作者。旧约时期从未像今天用「圣经」二字来称乎这些书，而是用德训篇的译者序中三次提起的字眼，即「法律书」、「先知」、「著作」。直至今日，犹太传统还是用这三个字眼称呼旧约的圣经。 (三)基督宗教的圣经： 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接受了全部旧约的书，再加上新约的书，旧约 、新约合璧才是他们的圣经。以篇幅来说，旧约占四分之三，新约占四分之一。但内容上却是前后连贯的，二者的关系是：预言与实现，预象与实体，许诺与满全等。下面从天主教的观点介绍圣经这本书。 新约的角色： 1)为基督信仰来说，圣经的重要性最后是由新约发展出来的，而对于基督事件的宣讲最初是口头上的。直至距离耶稣的时代越来越远，才觉得必须把对基督的信仰书写下来，以应付宣教、护教、礼仪，及作神学反省的种种需要。犹太人的圣经(即《七十贤士译本》)可当作模式，这有多方面的理由：犹太人圣经的权威是初期教会所承认的(宗一16；十七2，11等等)；为理解耶稣的一生，犹太圣经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预设(路廿四27，32，45；若二22；廿9；希一1～2)；耶稣自己一方面肯定它的规范性(玛五17～19；若十35)，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不受制于它的权威(玛五21～43)，祂还把犹太圣经作为天主喜讯的特征予以正确的解释(玛十九4～8对创一27、二24；玛廿一12～13对依五六7)。 2)保禄藉预像学之助澄清了教会与犹太圣经的关系：后者已预示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因此它成了旧约，它在新约中得到满全(罗五12～21：基督是新亚当；格前十1～4：过红海和吃玛纳指向洗礼和圣体)。这样新约固然使旧约相对化(希八13)，但正因为如此，圣经的解释才有可能：这种解经的工夫在旧约里已在进行(先知们回忆着过去所发生的事明言将有新的盟约和新的出谷：耶卅一31～34；则十六60；廿41～44)，而在新约中也有解经的范例(路四16～30对依六一1～2；二九18；五八6)。伯后一16～21最初指出了解经的规则，而新约的规范性在若二十30～31；若壹一1～3有清楚的暗示。 圣经与信理： 教会很早就把日后要列入正典的那些书视为圣经，即来自天主，并有天主的权威。但在教会内必须把圣经与取了肉躯的圣言及圣体中的圣言一起看待，如奥力振(Origen, 约185-254)所说的。最迟在亚略主义(参 223)时期已清楚地发觉，要想固守圣经的正确意义，不得不在教会的宣讲中引进一些在圣经里没有的概念，例如在第四世纪的思考中耶稣的天主性只有藉着homoousios (同性同体) (参 155)这一概念才能表达出来。这样信理成了解经的重要参考。解经的发展便以奥力振的古老释经学所提倡的三种经义开始，然后由卡夏努(Cassianus, 约360-430)扩展为四种经义，这一解经法便一直用到中古世纪末期。
在中古世纪的神学教学中上列四种圣经意义用四句拉丁文的诗说出，以帮助记忆。中文也能用四句话译出如下：
这种解经法能把圣经的意义向基督徒生活的许多不同情况开放，在此层面，这方法为今天仍是必须采用的。圣经藉着神学反省就能变成动力，推进基督徒生活多方面的实现。不过这一方法很快地被人发现有一内在危险，就是主观主义。因此教父们把解释圣经与教会的信仰准则连在一起。奥斯定(Augustine, 354-430)继承泰丘尼(Tychonius, 第四世纪)，已草拟了一些释经的规则(Doctr. christ. 3, 30～37)。在历史诠释与寓意诠释的张力间，古代的亚历山大学派(参 224)及古代的隐修士们倾向寓意的解释，而安提约基学派(参 192)及士林神学家(参 20)则侧重文字或字义的解释。
2)人文主义(参 13)崛起后，开始了批判性解经的尝试；学者把语言学上较正确的原文圣经当作研究对象。宗教改革(参 273)促进信徒对圣经兴起前所未有的尊重，而启蒙运动(参 474)接着发展了「历史批判」的解经方法，就是说，为正确体认每段经句的本意，必须认识其发展的每一过程，及其以后所造成的结果。今日的解经除了顾及上述的四种经义以外，也经常运用这「历史批判」的方法(《天主教教理》(1996) 115～119号)。
圣经与教会训导：
1)特利腾大公会议(参 355) (1545-1563)针对宗教改革的主张(Sola Scriptura：唯靠圣经) (参 467)强调圣经不可相反着教会的一贯传统来解释(DS 1507)。
2)梵一大公会议(1869-1870)肯定教会训导权是解释圣经意义的准则(DS3007)。
3)自1905年始宗座圣经委员会出了一系列的裁决，答覆各方来的有关圣经的问题，均见《训导文献选集》(DS 3372-3373, 3394-3400, 3401-3419, 3423, 3461, 3463,3465，加上3503, 3505-3509, 3512-3519, 3521-3528, 3561-3578, 3581-3593,3628-3630, 3681-3682, 3750-3751, 3792-3796, 3999)。
4)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 1878-1903)于1893年所公布的《眷顾周详的天主》通谕已相当开放(DS 3286)，到了碧岳十二世(Pius XII, 1939-1958)的《圣神默感》通谕(1943，DS 3825-3831)，则积极推荐「历史批判」的解经方法。
5)最后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把圣经视为教会与神学一切认识的优先泉源：教会训导权在圣经之下，神学工作须以圣经为依归、为方向(DV 10, 12,21, 24)。
圣经与神学思考：
1)在圣经里天主的话不是直接地说出，而是经过人的各种沟通方式断断续续地表达出来，比方有指导，有讯息，有诗歌，有告白。这样写出来的圣经成了教会宣讲信仰的基础和保障，也成了最高的准则，任何信仰的表达都应该在圣经里找到根据。另一方面，教会的话固然传达了圣经中的天主的话，但在释经的循环里，圣经也脱离不了教会：圣经的来路是源自教会对正典所作的决定，而只在教会的历史和解释中圣经才得以展示它的活力。因此必须加上一句与前一句互补的话：圣经是教会内的天主的话。
2)神学应该澄清两个问题，一是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关系；一是如何正确地诠释圣经：a)关于旧约、新约的关系，基督宗教是以基督为圣经的中心和「本义」，这层意义直接在新约中得到证明。因此旧约被新约「相对化」，被看做基督事件的前身；旧约也得以「普遍化」，由一本犹太人的书成为整个人类的书；最后，旧约「得到了满全」，因为新约在接受它时阐明了它的完整意义。b)在圣经诠释上，神学一直重视圣经的字义和历史意义。这一方面，因了历史批判的方法成效卓着，今后一定会继续走这条释经的路(其程序见下列的表)。但神学也该时时注意到圣经所蕴含的比神学所能促进的更多。圣经首先是一部生活和信仰的书，其许多深度的层次只有藉信仰的类比才能揭示出来，而这种类比是在教会的团体里达成的，也是在这教会团体中天主一贯的救恩计划彰显出来。准此，教会可被视为一个默观的团体，它在圣神的光照下，经年累月地、世纪相传地体认圣经中天主启示的内容，不断增长进步，藉着种种历史要求的具体化(如今日的环保问题)，在信仰中予以接受。在此过程中所获得的洞见和体验当然应该合乎圣经的启示，但在表达的形式和具体化上已超过圣经的词句(如〈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及〈圣母升天〉两条信理)。
圣经诠释过程 (「历史批判」法)：
(四)圣经与人类简史： 各种文化和宗教的经典固然都在人类的历史中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几乎不易找到任何一部经典可与圣经相比。这可从内容、传布、阅读三方面来申述。 内容： 1)真神唯一：世界三大唯一神宗教，即犹太教、基督宗教、依斯兰教都是以圣经(特指梅瑟五书)为其渊源，就是因为托拉这五部书里由族长们的多神到申命纪的唯一真神，为整个人类奠定了一神论的基础。从而人对此一真神的关系由畏惧而尊命，由服从而孝爱，确定了人一生的方向。在这种个人与神的亲密交往之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答覆着唯一真神的绝对要求；而在历史中东征西讨，纵横环宇，无论古以色列，中古世纪的基督宗教或回教都是如此。真神至上，人如尘土，是真的，但信神的人每每会错神的意思。神对人有不同的看法。 2)人人平等：圣经最初两章就传达了这一重要概念，说每个人都是天主的肖像，每个人都是接受天主的一口气息而有生命的(创一27；二7)。然后在整部旧约的发展中，人人平等的事实不断在国王的历史，及先知的宣讲中出现，直到新约中耶稣基督用祂的生活和宣讲把天主当初造人的这个基本条件带到最高峰。祂采用的方式是先做众人的仆役，再告诉大家谁为最小兄弟中一个做的就是为祂做(玛廿五40)。这种精神和为人的态度发展成近一、二世纪的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种种现代政治体系。这一切来自西方社会，而西方社会基本上是受了圣经的影响。 3)物为人用：这是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伟大构想。天地日月星辰，海陆植物花草，飞禽走兽爬虫，四季昼夜运转，总之，世间的形形色色，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而存在。这一切都受造完毕，最后人才受造，人成了万物之灵。原始的人本可藉素食维生，但人堕落后，杀生成性，造物主不以为怪，将一切动物也交在人手中，作为他们的食物(创一29；九3)。但同时严禁杀人，因为人是照天主的肖像造的(创九6)。这一种物观造成西方自然科学的发达，到了二十世纪末更激起环保意识：人不该滥用造物主给他的管理世界的主权，而应小心维护这唯一的地球。 4)直线史观：无论是中国、印度或近东，这些古老文化对宇宙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循环式的，都是周而复始的。大自然的春夏秋冬，人一生的生老病死，都与日夜、周期、月份的运转交替，息息相关，紧紧相扣，专凭自己的思维想像，人无法突破这个自然循环系统。圣经的宇宙观因出自天启，是来自宇宙外的一个投视，一种观点，深深改变了人类的史观：不再是循环的，而是直线的；天地有始也有终，人生旅程一去不复返。圣经是由造天造地开始，而以新天新地结束。结束后并不是空无一物，而是众生都团聚在「那今在、昔在及将来永在的全能者上主天主」那里(默一8；廿一6)。 圣经传布方面也可分四点来说明： 1)羊皮卷期：希伯来人的祖先是半游牧民族，主要以畜牧为生，羊成了圣经的一个主调，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如此。喝羊奶，吃羊肉，穿羊毛以外，羊皮还可供写字，以代替古代的石刻或木雕。羊皮卷携带方便，保存持久，成了纪录旧约经书的主要器材。记录下来的首先是拖拉(即梅瑟五书)，后是先知书，最后是较晚的著作(如五卷轴等)。犹太亡国，人民被放逐到巴比伦时，他们能带去这些羊皮卷，在充军之地于安息日聚会，诵读羊皮卷上的天主的法律和先知的话，再用圣咏来祈祷，维持了他们的一神信仰。二十世纪四○年代在谷木兰(Qumran)所发现的古羊皮卷极其珍贵。 2)手抄本期：手抄本可视为新约来临后的特色，其中不仅抄写着圣经的话，并且有各种插图。拜占庭教会用装饰圣堂内部的艺术来阐明圣经的内容，由公元第六至第十世纪有《维也纳的创世纪》，《巴黎的圣咏集》等。西方最早的圣经插图出自第七第八世纪的英国和爱尔兰，那是仿效第七世纪的爱尔兰和撒克森的铜器艺品的。加禄大帝(第八世纪)时期的主要艺术作品就是手抄本。奥图期的德国(第十世纪)以康士坦士湖中的Reichennau为出产手抄本的中心，成品分发到Trier，Fulda，Bamberg，Regensburg等地。西班牙的Beatus de Liebana(第八世纪)的默示录插图影响了日后的艺术。 3)印刷期：印刷术最早见于中国，有十一世纪用陶土做成的活字为证，但没有传到欧洲。纸的发明则在第一世纪的中国，并且经过阿拉伯和西班牙而到达欧洲。在欧洲发明印刷术的是谷腾堡(Johannes G.Z. Gutenberg, 1394-1468)，而1455年印出的第一部大书就是拉丁文的Gutenbergbibel (后人以发明者称呼此圣经)，一共印了一百到二百部，今日保存的尚有四十部。1457年又在Mainz印了PsalteriumMoguntinum。从此印刷术迅速发展，印出的书既方便又公道，买书渐成风气。不但教会和科学的书得以印刷传布，民间读物也很快地跟进。 4)广传期：马丁路德(M. Luther, 1483-1546)的宗教改革以圣经为唯一的信仰权威，并肯定所有受过洗的人都是司祭(参 536)，因此他所译的圣经透过印刷术广为传布，直达德国外的新教地区。据估计至1626年《路德圣经》已印行出售了二十万本。1804年在伦敦创立了不列颠及海外圣经公会，即刻蓬勃发展，十五年后已用十三种欧洲语言及五种其他语言印行了一百五十万册圣经。以后在十九及二十世纪所建立的各国圣经公会都采取这一模式，其座右铭是「每人有一部买得起并译成自己母语的圣经」。台湾的中华民国圣经公会也朝这方向努力，成绩卓着。他们所支持的南京郊外爱德印刷最近五年已印了六百万本圣经。 阅读圣经在梵二后的天主教也大有进展，可略述如下： 1)私人阅读：1968年年底香港方济会神父出版了《思高圣经合订本》，从此中国天主教会有了完整的中文圣经，教友们可以逐章逐节地阅读全部的天主启示。在以后的廿五年中，这部圣经以大本和小本两种不同的形式不断地再版，至今已印行了三十四万七千本，平均每年销售一万三千八百八十本。1993年大陆天主教会得到官方许可重印思高圣经廿万本，形式在台湾所出的大小之间采取中形。读经习惯因长久以来缺乏信心，尚有待培养。 2)团体分享：在台港已行之有年，主要是两地各善会组织，因了梵二的提倡，在集会中都有一段圣经分享的时间。也有不少团体是专以查经、圣经分享或圣经祈祷组成的，大家开始意识到圣耶乐所说的名言「不认识圣经就不认识基督」。1969年在罗马建立的天主教圣经协会于1972年在罗马附近的Rocca di Papa开了第一次大会，然后每六年一次，分地举行。1984在印度Bangalore举行的第一次，鼓励各区的地方圣经协会须加强连系。亚洲积极响应而开了三次圣经牧灵研习会：1986香港；1988新加坡；1993泰国。 3)礼仪读经：这是天主教阅读圣经的一个传统方式，礼仪常和圣经在一起，可以说没有不读圣经的礼仪，尤其是弥撒或感恩祭，朗诵圣经、宣读圣言、聆听圣言，是感恩礼的构成部分，自古皆然。梵二的礼仪革新更把弥撒中的读经重新安排。主日弥撒分成甲、乙、丙三年，以三部对观福音为轴心．将旧约和书信与之搭配，使每主日参与弥撒的信友三年中把主耶稣的生活和宣讲复习一次。至于若望福音则在大庆节和礼仪的非常时期出现。平日弥撒分单数和双数年读旧约和书信，由马尔谷开始经玛窦到路加。 4)天人会合：圣经如此受人欢迎，就是因为它是一部天书，人读圣经跟读其它的书不同，是因为人本着虚心受教的态度和追求智慧的渴望去读圣经时，会感到是与天主会晤交谈，与耶稣，与宗徒先知们为伴为友。香港思高圣经学会创办《圣经双月刊》已进入第十八年，帮助国人研读圣经，颇有贡献。华语圣经协会联合会前几年也办一份双月刊，现在于台湾出版，它的名字是《融》，意谓圣经使人与天主水乳交融，因而人也彼此手足共融。 参考书目： 池凤桐，《基督信仰探源》，台北：恒毅月刊社出版，天主教方济会佳播印刷厂承印，1989。 白朗神父，《101圣经问题与回应》，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出版，1993。 房志荣(文)、吴大燕(图)，《在福音发源地体味福音》，台北：上智出版社，1993。 谭璧辉译，〈圣经中的次经〉，《神学论集》57 (1983)，369-382。 夏伟，〈古经分类法〉，《神学论集》61 (1984)，315-322。 房志荣，〈圣经的社会观：以穷人为优先〉，《神学论集》66 (1986)，511-526。 ───，〈新约的正典与原文批判〉，《神学论集》71 (1987)，19-35。 ───，〈福传大会前夕谈译经〉，《神学论集》74 (1987)，529-536。 ───，〈梵二与读经运动〉，《神学论集》75 (1988)，35-43。 黄怀秋，〈新约与旧约的关系〉，《神学论集》77 (1988)，411-419。 房志荣，〈圣经旧约与新约中的祭司〉，《神学论集》87 (1991)，101-115。 ───，〈洪水、圣祖叙述的文学结构〉，《神学论集》91 (1992)，13-21。 ───，〈圣神默感通谕与今日的读经运动〉，《神学论集》97 (1993)，305-311。 ───，〈圣经与教理〉，《见证》24 (1993)，20-23。 ───，〈梵二后的读经在台湾─ 一个简单的回顾与前瞻〉，《教友生活周刊》，1993年12月5日第五版；12日第五版。 Auvray, P. "riture Sainte." Catholicisme-Hier Aujourd'hui Demain, vol. 3. Paris, 1952. 1314-1316. Beinert, W. "Heilige Schrift." Beinert. 241-245. Bissoli, C. "Bible and Catechesis in Light of the New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Bulletin Dei Verbum. Catholic Biblical Federation. 27 (2/1993), 3, 8, 13, 14. Cazelles, H. "Ecritures Bibliques." Catholicisme-Hier Aujourd'hui Demain, Paris, 1952. 1318-1321. Danker, F. W. "Biblical Literature." Eliade, vol. 2. 136-152. Hartman, L. F. and others. "Bibl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 2. 1966. 381-518. "Orientations for Biblical Pastoral Ministry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Bulletin Dei Verbum. Catholic Biblical Federation. 28, (3/1993), 4-9, 13-17. Hoheisel, K. and others. "Heilige Schrift(en)." Lexikon der Religion: Phaenomene-Geschichte-Ideen. Ed. H. Waldenfels. Freiburg: Herder, 1987. 256-273. Sarna, N. M. "Hebrew Scriptures." Eliade, vol. 2. 152-173. Siger, L. P. "Manuscript Illumination." Eliade, vol. 9. 1966. 176-181. 房志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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