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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THEOLOG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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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说明和历史背景：

传教神学theology of mission是一门新兴的神学科目，研究的范围包括教会传教的使命、来源、目的、范围和作法等，所涵盖的科目有系统传教神学、传教方法、传教历史、传教法律、神修学等。传教神学属于实用神学；可是因为现代教会与世界的关系有很多新的情况出现，例如教会与非基督宗教的文化、宗教等的接触，所以传教神学也会牵涉到系统神学的问题。它是一门神学性和规范性的学问，研究教会怎样在一个缺乏基督福音临在的人世间，初步地实现它的使命，使它变成一种在基督内天人亲密结合和人类团结的记号与工具。

教会不但在本质上是传教性的，是一个不能隐藏在山上的城(玛五14)，而且其基本使命也是传教：「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谷十六15)。新约教会就是全面性的传教，它的历史(宗徒大事录)和神学(福音和书信)就是传教历史和传教神学。可是宗徒时代之后，教会认为传教使命是派人到全世界传福音，而宗徒已完成这个使命，因此不再特别注意向外的传教工作；但教会本身依然是传教性的，所以继续吸引人，且不断扩展。

殖民主义时代，教会又开始负责经常的派传教士到新发现的地区。十九世纪末，跟着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区的文化使命感，以及基督徒和传教组织的传教热诚，特别是在德、英、荷等国，开始系统性的反省传教工作和建立教会的事业，把此系统的反省当作一门独立的神学科目。在德国有基督教的牧师华纳克(G.Warneck, 1834-1910)在1892-1905年间写出第一本完整的传教学。接着席米林(J.Schmidlin, 1876-1944)在1919年出版第一本天主教的传教学。在当时「传教」只是教会各种工作当中的一项而已，所研究的是传教的具体方法和组织，神学反省却不多，因为目标是为建立一个永远相传不变的具体的教会模型。

殖民地时代过去之后，传教论碰到许多神学上尚未考虑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关于教会如何面对一个非常强调个人是自由的主体的世界，面对科学界、劳动界、非基督化的文化和宗教、人类历史、贫穷世界等。因此，现代的传教神学就集中在这些基本的、神学性的问题上。同时也牵涉到教会论的问题，像地方教会、地方神学、基层基督徒团体、基督徒的合一等。结果又造成传教神学的研究对象太广，似乎有失去专门性的趋势。

(二)传教神学的模式：

天主教的传教神学最初有两派学说：一派是席米林所代表的以救人的灵魂为目的的皈依传教模式，强调传教的目的是要人悔改领洗，然后加入罗马教会。另一派是在比利时鲁汶的耶稣会士查理(P. Charles, 1883-1954)和马森(J. Masson, 1908- )，主张传教的目的是培植教会，有了教会，就可行圣事，人们就有机会得救。两派学说都认为除了加入罗马教会以外，几乎不能得救。教会就等于世界上的天国，是天主所建立的、永远不变的、法律性的组织，只照管人的灵魂，至于人的社会性、文化等向度为人类的得救并不重要。这种看法的神学基础是把人性和恩宠分开。

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提出很多新的概念：1)传教以地方教会为主体，而不再是西方教会。2)整个教会，每个教友都应当负责传教，而不只是少数专业传教士的责任。3)传教的定义是在教会尚未生根的民族或人群中宣传福音和培植教会(传教)，个人悔改和培养教会团体必需同时进行。1975年，教宗保禄六世(Paul VI, 1963-1978)在《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劝谕中强调传教对象的整体性，包括灵魂和肉体，个人和社会、思想、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整个人的生活。从此开始用「宣传福音」(简称「福传」)或「福音化」(evangelization)这个名词代替「传教」，并且强调生活的见证。传教不只为救人的灵魂，而是要把人从被迫害的各种势力(疾病、贫穷、暴力、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控制，尤其是罪恶和魔鬼的奴役)中解救出来。所以为正义、解放、开发、世界的和平和环保等各方面的努力，都是属于传教或福音化的一部份，而不是一种可用可不用的方法而已。这一切传教概念的改变是出于教会对世界的态度的改变，不再把世界当作一个无声音的对象，不再封闭地把自己当作一个有绝对真理和一切救恩的自足社会；现在教会愿意以交谈的方式与世界来往，并提供力量以建立一个更美善的未来。福音就是教会以交谈的方式所带给世界的特殊贡献。

(三)关于教会的传教使命，现代有两种神学模式：以教会为中心的救恩史的传教模式和以世界为中心的许诺史的传教模式：

救恩史的传教模式：

1)救恩史的传教模式以拣选亚巴郎为出发点，在他内天主拣选了整个以色列(出十九5～6；伯前2，9)，代表人类献上赞美和感恩之祭，在生活中反映天主的圣洁。可是实际上在以色列民族跟天主来往的过程中，回答的人愈来愈少，只有这民族的一个神圣遗民(匝八10)，或新约中几位义人(路一6)，玛利亚等，最后只有耶稣一个代表。祂在人类中是圣洁的，是牺牲一切的司祭，实现以色列的使命，所以天主在祂身上彰显了圆满的救恩，因圣神而复活的新生命！耶稣基督也将这救恩的根源─ 圣神赐给祂所拣选的门徒，派他们到万民中去宣传救恩的福音。直到福音传给全人类，基督将会第二次光荣的来临，完成人类得救的计划。传教的进行变成人类历史的钟表，因为「福音必须先传于万国」(谷十三10)，最后的时刻才到。由于传福音万民就会来朝圣，在天国里一起坐席(玛八11)。这就是以教会为中心的救恩史，教会中的圣体圣事已经预告这末世飨宴。领洗圣事也是一个传教圣事，因为它代表一个人脱离罪恶的人类，皈依基督的圣洁国民─ 教会。可是传教的目的不是教会本身而是天主的国。教会是旅途中的天主子民，是万民救恩的圣事，在每个民族中的地方教会是这民族中天主的圣洁子民和司祭，所以教会在各个民族中，在它爱的团结中初步地实现天主圣三的救恩，提供一种服从天主旨意的生活榜样，以及用言语和圣事宣传天主的救恩。

2)这种救恩史的传教模式比较普遍被接受，这也是梵二的基本构想，在圣经和传统上有很深厚的基础。可是在现代此传教模式也备受批评；最主要的批评是它把人类的救恩过程界定为特殊性的救恩史(以色列和教会的传教历史)，而其他如各个民族的、文化的、宗教的历史则无特别意义；或是说天主的计划和人类的努力有什么关系？天主是否只救这世界的小部份？教会以外天主不管吗？这个模式强调教会和救恩史的特殊性，在宗教和世俗、灵魂和肉身、精神和物质、来世和现世、恩宠和人性等关系中，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教会当作救恩的记号重于当作救恩的工具。

许诺史的传教模式：

1)这种传教模式的出发点是天主与诺厄所订立的盟约，天主在这盟约中建立神与全世界的关系，祂保证要保存大地而要求人管理并对人的生命负责(创八21～九17)，祂不只关心以色列或教会(亚九7；弟前二3)，而是全人类，像圣保禄所说「凡受造之物都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因为受造之物被屈伏在败坏的状态之下，并不是出于自愿……」(罗八19)，最后的许诺是一个新天新地(默廿一1；依二3～5)。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弟前二3)，所以祂自己负责救人的工作(missio Dei)。从开始天主便把自己启示给全人类，就是透过祂的创造活动，透过圣神所产生的智慧、虔诚信仰及善事等，而确定性地经过耶稣和教会。天主救世工作的范围比特别救恩及教会本身大，教会是天主传教使命中末世性的功能。最后的审判也不会提到纯粹宗教性的活动(玛七22)，而只要求人照顾他的近人(玛廿五31～46)。「在天主父前，纯正无瑕的虔诚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雅一26)，这是指关心社会的正义和避免世俗的价值观。

2)这种传教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对人类历史的看法；它以圣经的历史观视人类的历史为许诺史。大部分文化的历史观，是以过去黄金时代为标准。当今的科技时代则以乐观的机械性进步为其历史观。两者都是以过去为根据。圣经的历史观则是以天主所许诺的未来为关键。天主对梅瑟说：「我必与你同在，几时你将我的百姓由埃及领出来，你们要在这座山上崇拜天主，你要以此作为我派你的凭据」(出三11)，所以这凭据是未来的事。以色列在沙漠里没有可留恋的过去，也没有可依靠的现况(沙漠)，只有靠信仰往天主所许诺的福地去。耶稣复活后，门徒问：「主，是此时要给以色列复兴国家吗？」(宗一6)，祂回答他们：要依靠天主所许诺的圣神去为耶稣的新生活作见证，同时要期待祂和一个新天新地光荣的回来。所以教会也是靠这个许诺，以开放和期望的心情去传教。传教不是为了保存或扩大现在教会的组织。教会的作用是为了传福音，为了天主更伟大的救世计划。

3)许诺史传教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传教的内容。这不只是讲道理和立一个好榜样或施舍，或只是宗教性、灵魂方面、个人方面的，而是参与世俗的，关心人的整体性、社会性的。福音中的耶稣的传教活动把法利塞人所强调纯粹宗教性的规定放在关怀人的伦理道德之下(谷六1～18)，施舍、祈祷、禁食等宗教行为最好是暗地里去做(玛六1～18)。耶稣强调的是做人的态度和价值观，祂的传教是入世的，影响到整个社会，直到当时的执政者以政治犯的罪名处死祂，「正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同样信仰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二26)。教会应先作地上的盐，才能作世界的光；人的善行才会光荣天主(玛五13～16)，教会在社会的行动应该像耶稣那样，去分担弱者、穷者的生命，跟他们一起向天主所许诺的新天新地奋斗。

传教的工作主要是去体验天国的临在，天主已经在许多人所做的善事中，比方在为正义、为和平、为解放等世俗的运动中实行祂的救世计划。南美的解放神学希望整个教会都悔改而参与援救穷人的工作，教会使命是以天主在这世界所开始的救世工程为中心。

4)许诺史的传教模式是彻底入世的，对救世的工作过分乐观，好像可以直接建立天主的国而不需把十字架算进去。强调入世的行动，可是不够重视悔改的层面。在人的得救方面强调现世而忽略来世。

以上两种传教模式都有很好的圣经基础，可惜尚未找到较均衡的看法。这两种传教模式的分别在于教会的角色方面：一种强调教会自己的事务及功能，所以耗费许多精力于教会本身，而不够注意世界的问题；另一种把教会当作救恩的工具，推动解救人的具体工作，而不够注意推动者本身(教会)的精神生活。

初期的教会因为相信浩劫的世界末日(apocalypse)快到，因此大胆的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使之更适合天主的国，把所有财产归公，再按每人的需要分配(宗二44～45)。现代的人类因科技的进步，重新相信社会制度是可以彻底改进的。所以教会在这种新的情况之下，该趁此机会大胆的为一个更公正、更适合天主国的社会制度而努力，尤其是与社会的穷人一起追求一个更尊严的社会地位。

改进人类社会制度只是改进人际关系的管道而已，可是人的得救在于这些关系本身，就是在于人能发挥具有天主肖像的人性。藉着信望爱的精神来发挥人性的范围仅限于宗教活动或个人神修，而是应该在一个爱人如己的社会生活当中。耶稣因为关怀穷人而要求整个社会悔改。教会在改进社会的过程当中就把信望爱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所以，许诺史的传教模式可以肯定，但是重点不应该在改进社会的实际效果，而是在于过程中所发挥的精神。为了能保持这个精神，需要一个互相勉励纪念耶稣的团体生活，就是教会。

教会团体以聚餐为中心，因圆满的救恩以末世的盛宴为图像。耶稣在祂的传教工作中把聚餐推展到社会里去，利用各种机会跟好人坏人一起吃饭，请他们彼此接纳，尤其是叫富有人多请穷人吃饭(路十四7～24)。这样，耶稣直接攻击改进社会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自私。教会常纪念耶稣的最后晚餐，以将祂的行为和精神推广到社会上去，在社会里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宽恕和团结。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强的使命感和牺性精神。所以，传教者应该彼此鼓励，并加强他们的自我认同和使命感。这是教会对内传教的重要性。

此外，教会不是为它自己，而是天国的记号和工具：在救世的工作当中才能找到自己，在跟随耶稣进入社会牺性自己，才能救他的灵魂(玛十六24～26)，或说要达到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就要遵循爱近人如己和为朋友牺牲自己这条诫命。教会也只能在救世的工作当中找到自己。

以上的两个传教模式代表基督生命中的两面，而现在还没有提出一个包含两面的统一的传教模式。

传教神学现在已经更清楚教会的传教使命、传教范围及方法等，可是因为基本神学尚未在教会、天主的国和人类历史、文化、宗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找到一个共同确认的理论，所以，传教神学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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