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代人对以前历史上所发生的恶劣事件没有任何过错。理由非常简单：因为那时我们还不存在。

 

 

人是能做坏事的，肯定这一点不是基于某种思想观念或人类学的悲观主义，而是观察我们周围和回顾历史所得出的结论。

人类历史是一个善恶并存的历史，有自然灾难——这是有限世界难以避免的——也有人为的，即由人类故意造成的，本来是能够避免的。接受这一前提是建树和平的基础。

 

以前我们不存在

所以本宪章的第一节论及历史上的不幸，意即：发生在我们之前的灾难和制造这些灾难的罪魁祸首。

我们会死去， 我们的存在是有限的，有一个终结。这一事实尽管很明显，但我们还是很难接受，回产生很大的冲击。另一个事实也同样明显，但多不为人所注意，那就是我们的存在有一个开始，就是说在开始也是有限的。《和平宪章》建基在这一明显的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人过去并不存在。

 

明显事实

明显事实是最基本的真理，清楚的显示在我们的理智中，不是推理的结果，是在推理之前

 

《和平宪章》的作者阿尔弗莱道·路比约这样说：

 

      “我以前并不存在，有一天开始存在，现在我存在。我知道，有一天，或者是一个晚上，我的这种存在方式会结束。这我知道，但没有关系。

因为我活着”。[2]

 

这一明显的事实，这一“我们以前并不存在的简单理由”使我们睁开双眼看清现实，而不要以某种借口来掩盖或歪曲它，很多时候我们的借口都是很巧妙的。从这一事实，这一简单的道理即“我们以前不存在”可以得出许多结论。

 

从此可以得出两个特别的结论：

 

结论一：“我们这代人对以前发生的不幸不负任何责任”，理由——如宪章所说，很简单却十分关键——就是当不幸发生时，我们今天活着的人都不存在，我们怎么可能承担责任呢？（当然也没有任何光荣可言），因为我们什么也没做，而是我们的先辈，是他们创造的事实。

结论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今天不可能再找到历史错误与不幸的制造者，因为他们业已过世，已经不在了。因此，我们也不应该再去寻找和惩罚他们，尽管我们今天仍忍受着他们带给我们的痛苦。

 

明显事实的力量

我们应尽可能的对我们的存在看得更现实些。因此，本宪章并未从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某种意识形态或某种假设入手，而是以探求最大的客观性来作为自己的方向，而最大的客观性只有依据事实才可获得。哲学家弗兰斯∙多拉卑在题为《等同与区别—和平的哲学》一文中这样说：[3]

 

      “有关和平的哲学探讨应该以前面所说的明显事实为出发点，可是也要顾及到过去。我认为这里哲学可以起中心作用，可能是新的作用，就是说是在不同的文化、宗教以及种族之间起调和的作用。如果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的时代（我认为是这样，而且是不可挽回的），那就有可能陷入一种危险，就是排斥其他的文化，只是一种文化或社会内部的交流；这种生活方式很明显是远离和平的，就是要在不同中的划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哲学家有一个历史性的新使命：在大幅度的差异中找到一个中介性的空间。

 

其使命是剥除，从这层意义上讲可以认为不太体面。奥特加∙卡瑟很聪明的说：‘哲学不是科学，是不太体面的东西，那就是去除事实的表象’。哲学家需要以他们的言论帮助人们去除文化、种族以及宗教的偏见，帮助人们找到在区别点之上的使人们形成一体的内容。我们都出生，都会死去，存在是最明显的事实。在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中寻找共同的中介是一项中心任务”。

面对反对我们的事实时，我们的潜意识会后设置障碍，阻止我们注意和了解这一事实，我们会拒绝接受这一事实的存在。

 

放弃寻找虚假的肇事者

 

《和平宪章》的第一点邀请我们不要轻率地去查找谁应为过去的不幸负责，从而有失正义。因为当他们和那些直接的见证人不在时，错误和不正义就不可能再澄清了。难道我们只有抓到“替罪羊”才会心安理得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对我们的罪过负责，也来指责我们吗？

我们可能提出异议，认为作为同一民族、同一国家我们对前辈的行为应当负责。当然有整体性或团体性的历史责任（这一话题宪章将在第八款讨论）。但是为能更好地建设和平，是不能歪曲这些责任的，每个人只能为他自己的责任承担义务。

对于这一点，阿尔佩蒂大学校长吉尔迪·古瑟在解释有关冲突问题的言论很可以说明问题[4]：

 

      “《和平宪章》提出了一些明显的事实为避免混淆。   我们当代人对以前历史上所发生的恶劣事件没有任何过错。理由非常简单：因为那时我们还不存在。不管是好是坏，历史都是我们今天能够存在的原因。

 

在呈递《和平宪章》的地方这一点很明显。可是就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人还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看到到处都在因着这样的怨恨而引发的战争。1994年米罗塞唯奇说：‘我们要在所有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人身上补偿他们的祖先在最后的这次欧洲战争中对我们所做的’。可是现在在战场上作战的年轻人当时并不存在。

 

《和平宪章》的第一到第四点都在强调每一个人的新奇所在：以前他们并不存在。这是一项基本的明显事实。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新的，是自由的；从一个特定的时刻起开始存在，以前并不存在。接受这一事实是超越自我表现膨胀，认为一个民族、种族或家庭等超越其他，认为自己是神，其他的人只是一个整体中的细胞，可以随时牺牲掉。于是就有了塞尔唯亚的军队总指挥雷科∙米拉迪克在1994年所说的话：‘边境要用血来构筑’”

 

结论

我们出生于历史上的某一特定的时刻，此刻之前，历史本身并不完美，有它光明的一面，同时也有它黑暗的一面。我们所继承的文化与文明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然而它们的缔造者都不在了，显然我们不可能当面向他们表示敬意，所能做的只有传颂他们的事迹、为他们立碑做传、将他们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同样，当我们不把我们的精力用在寻找“历史罪人”时，那我们就更加自由地致力于修复这些历史不幸所留下的“后遗症”，并避免它们在今天重演。

因此，为了建立更加稳固的和平，而用我们的一生去寻找自己想象出来的、历史不幸的罪魁祸首，或自我夸耀一番与我们毫不相关的的历史功绩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生来就是自由的、全新的、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这就是我们生活快乐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