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点，历史上组织团体所造成的恶
第八点，历史上组织团体所造成的恶
那些在历史上就存在的组织团体，其当前的代表人物对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并不负有责任，因为当时他们并不存在。然而，为支持和平事业，这些代表人物应为其组织团体在历史上所犯的劣行及不公正的行为在适当的时候公开表示遗憾。这样，他们必能在组织上补偿所造成的伤害。
第八款再次坚定地肯定了在第一款中所陈述的：今天的人对于历史的不幸事件没有任何责任，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不存在。
人的生命既然有其开始，也就是有限的。我们出生之前，我们不存在，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什么负责了。人的生命也有其终结，因此也有其限度。应对历史事件---无论好坏---负责的人已经不在世了，我们已不可能当面去谴责他们的错误或颂扬他们的功绩。
我们应对自己曾理智地参与过的行为、事件负责，责任一词（responsabidad）来自“回应”（responsa）、即有能力对无论是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所做的事情给予回应，或对所做的给予自己的理由。因此我们就不可能对生前或死后发生的事件负任何责任。
历史学家卡尔∙玛迪∙尚[21]在对《和平宪章》的注释中用三个基本问题为出发点这样解释：
“那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作为其继承人是不是应该接受一定的责任呢？我们作为继承人，是不是对家庭、历史或祖国的过去共同负起责任呢？还是只是单纯的过去和我们没有任何联系呢？
在一开始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我没有杀害过任何一个每周印第安人，我没有奴役过任何一个非洲人，我也没有放过原子弹’。所以我不时任何这些历史悲剧的负责人。
从这层意义上讲，只有当我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表示赞同，认为这些事件是正确的时候我才应该负责任，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也会重复同样的行为。这样就可以谈到对过去的事件负责任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现在重新肯定或者表示赞同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是新纳粹者，那就是说那种意识形态重新获得效力，现在会重新犯过去的错误”。
人类的有些作品超越了（有时大大超越了）作者自己的有限寿命，这一点在艺术、文学、建筑等领域尤为明显。同样，在人文及科学领域里的发现，使我们接受的人也获益匪浅，而我们并没对此做任何验证工作。总之，我们继承的是所有的文化遗产。一个健康的现实主义会经常的去反思我们由祖先所继承的事物，这样才会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带来益处。
机构
人们创建了许多机构，用来当作自己的工具，并且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们存在的时间比其创建者的寿命更长，为了达到其长期目标，这些组织团体是不可或缺的，包括其过去的历史。
有各种各样的机构：不论公共组织或私人机构，还是家庭性的或社会性的皆有之。这样的组织不胜枚举，如公司企业、贵族门第、一般家庭，各种性质的协会、大学、图书馆、修道院……。另外如君主国或共和国等政治实体，行政官员，各种宗教机构，军队，银行，市政厅等这些机构都服务于我们人，并且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断穿梭于上述各机构间，这就构成了我们生活的一大部分内容，甚至比我们想象的更为重要，在我们生活前进的道路上绝对少不了这些组织团体的支持与协助。
各组织团体所寻求的最终目标及为实现目标所用的方法手段，都在自己相关的章程中有明确的规定。由于人性所限，错误在所难免。但执行这些章程的毕竟也是人，因此他们有能力实现其最终目的；也极有可能与其目的背道而驰，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这同样会发生在制定章程的人身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存在着共同责任。
如果真正希望推动和平的发展，就不能对这些组织团体歌功颂德或神化它们，好象这些机构从不会犯错或做卑劣之事，其实历史中满是这些机构所犯错误的事例。
但这些组织团体并不具有承担道德责任的能力，因此它们也就不可能请求原谅，所能做的只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已。如《宪章》在这一点中所阐述的：“为支持和平事业，这些代表人物应为其组织团体在历史上所犯的劣行及不公正的行为在适当的时候公开表示遗憾，故此，稳固的和平决不能以谎言或隐瞒历史责任为代价”。所以为了建树和平不能说谎，也不能隐瞒历史的责任。
审视历史的价值
检视历史将有深刻的教益，然而我们是人，不是天使，所以要十分谨慎，如《宪章》讲：如果不想再次挑起争端、冲突，就应十分谨慎小心地下任何一个结论。
回顾历史时所能得出的正面结果有以下三点：
1， 真诚而谦虚的以机构的名义道歉,这会去除现在的人之间的许多障碍,会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会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2， 尽可能的对以前所造成的伤害做出相应的补偿。如果今天一个机构的成员享受着因过去非正义的行动所留下的各种好处（如遗产、荣誉等），理所当然地他们应适当地对那些被伤害的组织或团体成员做出相应的赔偿。这已经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且为和平的建立极为有利。这就是现阶段受压迫的国家之间针对历史所达成的协议。
3，当对历史事件的责任发生争议时（直到如今，历史学仍有其局限性，使我们无法确切地查清较远的历史事件），少一些感情化的东西会更加容易达成某种共识。因此检视历史并非没有好处。当你试图澄清新近所发生事件的罪责由谁承担时，由于人们对这些事件仍记忆犹新，所以也就能作出比较准确的回忆。然而这时个人冲动、敏感、疑虑也将随之一触即发，没有人想屈从他人，傲慢、恐惧、犹豫使每个参与争论者更加固守自己的观点，从而难以取得任何一致意见。
但这第二条结果还附带另一结论，有点象西班牙俗语所说：“话虽是说给说胡安的，却是让佩德罗听的”。如果真地承认一个组织以前曾犯过错误,由此也可得出今天它仍会犯错误的结论。因此我们习惯的由团体进行动策划时所感到的自信也就靠不住了。“教条主义者”也会对自己的行动举棋不定。所以我们制定行动计划时应十分谨慎，十分小心。
为使对历史的审视不再产生新的对抗，应时时记住 “如果历史是另外一个样子——或更好或更坏——”（第四款），我们就不会存在了。在人性的层面上接纳历史的演绎是为了以后能从伦理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历史，并在当前摆脱团体的责任。真理确实是和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