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唯一的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的内在一致性，曾是教父神学中一个重要课题。这并非仅是个纯理论性的问题，在教会史上最显赫的大师圣奥思定（Sant’Agostino d’Ippona）的心路历程中，这问题差不多可用手触摸得到。373年时，年仅十九岁的奥思定曾有过首次皈依的深刻经历。在他阅读西塞罗（Cicerone）现已失传的作品《霍尔登修》（Hortensius）一书时，他心中产生了莫大的转变，以致他忆述这事时这样写道：「主，它令我把祈祷转向你…我开始起来归向你…我多么切愿，主啊，我多么切愿舍弃世上的事物，振翅高飞到你那里去！」（《忏悔录》III 4:7-8）这位非洲青年人在孩提时曾领受过令他成为慕道者的盐，这次皈依天主的经验原应领他转向基督，因为没有基督便不能真正寻到天主。他于是由西塞罗转到圣经里去，竟然感到异常的失望：在旧约的严规律例下，在它复杂以至有时甚残忍的故事中，他无法寻得可以启发自己的智能。在寻寻觅觅中，他遇上了一些宣讲一套新颖属灵基督教义的人－－这教义藐视旧约，视之为属灵不足和令人反感的，其基督也无需希伯来先知的见证。这些人应允带给他一个纯理性的基督信仰，当中的基督是一位伟大的光照者，他带领人们获得对自身的真知灼见。他们就是摩尼派。

摩尼派大言不惭的承诺却令人失望，但这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奥思定之所以能皈依大公教会的基督信仰，全因他遇上了圣安博（Sant’Ambrogio），并由他学会了一个对旧约圣经的理解，令以色列的圣经与基督的关系显而易见，从而展示出他在找寻的智能。这样不但克服了因古拉丁本圣经（vetus latina）文学形式的缺陷所造成的外在障碍，但更尤其克服了旧约的内在障碍：这本书已不再是一个特定民族的宗教历史文献，满载这民族的错乱和谬误，而是来自天主上智的声音，并且与所有人有关。这样来理解以色列的圣经，在它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认出基督－－天主的圣言和永恒的智能，不但对奥思定的信仰抉择有基本的重要性，而且也是整个教会过去及现在的信仰抉择的基础。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这是否今天仍是合理和站得住？从历史考证模式的释经学观点看来－－至少是乍看上去－－一切似乎都是否定的。德国著名自由派神学家哈纳克（Aldolf von Harnack）于1920年时就曾这样表示说：「第二世纪时排斥旧约的做法（暗指马西翁 Marcione）实是一项错误，大教会拒绝这样做是正确的做法；但在十六世纪时，仍坚持这样做，实是一个灾难，但那时的宗教改革竟未能摆脱过来；然而基督新教自十九世纪起，仍视旧约的正典性等同新约，则是宗教和教会瘫痪的结果所致。」

哈纳克说得有理吗？乍看下许多方面似乎都赞同他的说法。虽然圣安博的释经法确为奥思定开辟了通往教会的途径，而且它的基本取向－－在细节上可有些不同－－也成了奥思定信仰那一而二、二而一的圣经上天主圣言的基础，人们始终能这样反对说：圣安博是从奥利振（Origene）的学派那里学到这释经法，而这方法是奥利振率先贯彻发展出来的。奥利振可说是把希腊文化世界所采用的寓意诠释法（intepretazione allegorica）用于圣经上，而这方法原是用来解释古代希腊宗教文献用的，尤其是荷马（Omero）的作品。这样做不但是对圣经的说话进行与它格格不入的希腊化，而且还采用了一种极不可靠的释经方法，因为这方法的最终目的，在于把那已逝的文化见证，当作神圣的事物般来保存。但事实并非这样简单。其实奥利振所依据的并非希腊人对荷马作品的诠释，而是建基对旧约的释经法，这诠释法出自犹太文化背景，尤其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而其代表人物就是淮罗（Filone），是他率先以最合乎希腊人的方式，向他们介绍以色列人的圣经，让那些在芸芸众神之外设法寻求唯一真主的人，能在圣经中寻到祂。奥利振还请教了一些犹太辣彼。最后，他还研究出一些独特的基督徒的释经原则：以圣经内在的一致性作为释经的准则，而基督就是旧约各途径的总汇。

无论人们对奥利振或安博的释经方法细节有何评价，这方法的最后基础，既非希腊的寓意法，也非淮罗或经师的释经法。这方法的真正基础－－暂且不谈这诠释法的细节－－就是新约圣经本身。纳匝肋人耶稣明认自己是旧约「经书」的真正承继人，并给予它一个真确的诠释，这诠释固然与经师们所作的不同，而是根据圣经「作者」自己的权威：「他教训他们正像有（天主）权威似的，不像经师们一样」（谷1:22）。厄玛乌的故事也同样表达出这权威：「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路24:27）。新约作者设法详尽地确立这权威，尤其是玛窦，但保禄亦然，他采用经师的释经法，设法指出正是这些由经师所创的诠释法，引领我们到基督那里，以他为理解「经书」的钥匙。对新约圣经的作者和创立者来说，旧约圣经就是那「经书」：稍后，那方兴未艾的教会才逐步订立出一个新约圣经的书目来，这些书卷如今同为圣经，意即新约仍以以色列的经书为圣经，是宗徒及他们的弟子所诵读的圣经，只是它如今被称为旧约圣经而已，并且以新约作其诠释的钥匙。

在这意义下，教父以基督为解释旧约的准则，此举并非新事，只是把新约中已有的方法，加以发挥和整合。在人类历史意识发展出不同的诠释准则后，这个基督信仰的基本整合，便出现了问题，令教父的释经看似缺乏历史根据，因而客观上无法辩解。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那刚刚充满历史意识的人文主义氛围下，尤其在他的成义教条影响下，创出一个连系基督徒圣经两部分的新格式，不再建基于新旧两约的内在一致性，而是基于新旧两约在救恩的存在经验历史上的基本辩证关系，即法律和福音的反题式对立。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以一个新的形式表达出这态度，他认为旧约因彻底崩溃，而在基督内得以完成。上述哈纳克的见解更为激进，据我所知，根本没有人愿意步他的后尘，但这样的释经自然会有如此结论，盖这释经法认为，古代的文献只能有它们的作者在该历史背景中给予它们的意义。按照这样的现代历史意识，在基督以前的多个世纪中，那些旧约圣经的作者们在写出旧约经书时，根本不会有意预先提到基督和新约信仰。

在这意义下，当历史考证的释经法大行其道之际，基督徒的旧约诠释－－即那启自新约圣经本身的释经法－－便看似一败涂地。正如上述所说过的，我们在此讨论的，并非一个个别的历史问题，而是基督教义本身的基础。这样我们更能清楚明白到，为何没有人愿意跟从哈纳克的建议去摈弃旧约，就如马西翁当年过早所做的一样。若然这样，所剩下来的我们的新约圣经，也就再没有自己的意义了。我们在此介绍的宗座圣经委员会文件，就这件事这样说：「没有了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便成为无法理解的书，正如植物除去了根，它便注定枯萎一样。」（#84）。

这样看来，宗座圣经委员会要研究新旧两约间关系的课题，实在任重道远。若要走出哈纳克所提出的死胡同，就必须扩阔和加深历史文献诠释的观念本身，以迎合那些自由主义学者的观点，但尤其要符合这些圣经经文的天主圣言特性。朝着这方向所作的研究，近数十年来也有长足的发展。宗座圣经委员会在这方面作了一项研究，并于1993年公布了一份名为《教会内的圣经诠释》（L’interpretation de la Bible dans l’Eglise）的文件。这文件深入研究人类说话的多维特性，显示它并不局限于历史某一特定时刻，却有伸延至未来的能力，确认这特性能有助我们明白到，天主的话可借助人的话，令它在历史进程中有一个超越当时的意义，同时不损其整体的一致性。宗座圣经委员会以该文件的论点出发，注重方法上的运用，探索有关新旧两约关系的各重要课题，所得的结论是，基督徒对旧约的诠释明显与犹太教所作的截然不同，「不过却与经文中实在蕴含着的意思相符」（#64）。据我看来，这样的结论对促成彼此的对话，以及尤其对巩固基督信仰，极为重要。

毕竟宗座圣经委员会在这任务上，不能忽略当代的实况，其中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Shoah）悲剧，把整个问题都置于另一个角度上。两个问题正摆在我们眼前：在这一切发生后，基督徒可否再漫不经心地自诩为犹太人圣经的合法继承者？他们能否继续对这圣经作一个基督徒的诠释，还是应考虑到所发生的一切，而满怀敬意和谦虚地放弃这一个看似僭夺的行动？这第二个问题源于第一个：新约在提及犹太人和犹太民族时，是否营造了对犹太民族的仇恨，令那些蓄意毁灭以色列民的人，在意念上得到支持？委员会致力回答这两个问题。显而易见的，基督徒若摈弃旧约，不但会导致基督宗教的灭亡，一如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而且还会因为大家失去了共同基础，而妨碍促进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正面关系。体会到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应做的就是重新尊重犹太人对旧约的诠释。在这事上，本文件指出了两大点。首先，它声明：「以犹太人的方式去理解圣经，是可采用的方法之一，因为它与第二圣殿时期的希伯来圣经有连续性，同时类似基督徒对圣经的理解，因为两者都是在同一时期发展而来的」（#22）。它更指出基督徒可从进行了二千多年的犹太释经获益良多。反过来说，基督徒也希望犹太人由基督徒的释经中有所裨益（#22）。相信这样的分折，对寻求犹太人与基督徒间的对话有大帮助，且能有益于基督徒意识的内心培育。

本文件的第二部分讨论新约如何描述犹太人；对所谓的「反犹太」章节进行有条理的分折，以达到贴切的理解。在此我仅想强调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点。本文件指出新约内对犹太人的指责，不及旧约内法律书与先知书对以色列民的控诉那么频密和严厉（#87）。这些章节属旧约形式的先知论调，为此应循先知话的模式来解释：它们警告当前的错误，但这些指责常属暂时性质，故此常预设新的救恩可能性。

我谨向宗座圣经委员会各成员衷心致意，感谢他们的努力。这文件是他们多年来耐心研究的成果，我认为它必能有助探讨基督信仰的中心问题，并对寻求基督徒与犹太人间的彼此谅解，有莫大裨益。

赖辛格枢机（Joseph Cardinal Ratzinger）二零零一年耶稣升天节  发自罗马

在基督徒圣经中的犹太人及其圣经

引 言

近世纪以来，基督徒愈来愈意识到自己与犹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的手足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很多悲惨的事情－更好说是些可恶的罪行，令犹太人经历一个极度的考验，以致他们的生存在欧洲许多地方备受威胁。在这情况下，部份基督徒未能负起基督门徒应尽的责任，既未能在精神上反抗到底，也没有发起相应的行动。反之，有些基督徒却在危急的情况下，甚至冒着性命的危险，慷慨地向犹太人施予援手。这残酷的惨剧迫使基督徒去深入了解，他们与犹太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教会在这方面已努力不懈，完成了不少的研究和反省。宗座圣经委员会（Pontificia Commissione Biblica）认为现正适合致力这方面的工作，在自己胜任的范围内作出贡献。显然，这委员会并不能就所有现今或过去的问题表明立场；它只局限于以圣经诠释及现时研究情况的角度，去探讨有关问题。

以下是所带出的问题：基督徒圣经为基督徒与犹太人双方建立了怎样的关系？一般而明显的答案是：基督徒圣经为基督徒与犹太人双方所建立的关系，是多方面且密切的，其原因有以下两个：首先，是因为基督徒圣经的绝大部分是由犹太人的「圣经」（罗1:2）所组成，基督徒称它为「旧约」；其次，因为基督徒圣经所包括的著作，是为表达对基督耶稣的信仰，正为了这缘故，令基督徒圣经与犹太人的圣经扯上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这组著作相对于「旧约」而言，被称为「新约」。

这些密切关系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话虽如此，我们细仔研究经文时，却发现这些关系殊不简单，错综复杂的情况屡见不鲜：有些重点完全吻合，有些却截然不同。因此，我们有认真研究之必要。宗座圣经委员会将近年努力的结果──虽然这并谈不上能把整个问题彻底澄清──分述于以后三章内。第一章，亦是基本的一章，指出新约确认旧约具有天主启示的权威，而且新约与旧约的关系密切，脱离了这关系，并忽略了那把旧约传递给我们的犹太人传统，便不能明白新约的内容。第二章以仔细的分析，探讨新约如何从旧约的丰富内容中，汲取基本的主题，并在基督耶稣的光照下理解它们。最后，第三章列出新约经书对犹太人所表达的不同态度，并指出它们这样做，其实在旧约中已有先例。

宗座圣经委员会希望透过这研究，能在坦诚和互相尊重及友爱的气氛下，促进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