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去了生命意义的人会自杀。一个人类组织，不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仅仅只是在运转，而没有任何超越其上的东西维系，没有共同的观念、共同的想象或是共同的精神支柱作为他们的基础和联系纽带，那么，哪怕这个组织的运转还相当顺利，它也只是一个没有生气、行将解体的东西。为了生存需要一点小小的奇异想象，这就是人的特别之处。它使人变得伟大，也使人受到威胁。倘若一个人丧失梦想，那么，无论是怎样强大的坦克、怎样丰厚的存款也救不了他。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Hein）比尔·盖茨是20世纪的成功典范，他向我们昭示着未来的成功之路。事业使他由车库生产者翻身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一小群人之一：这是一个美国梦。不过，他并没有重复洛克菲勒式的成功之路（见《从洗盘子的人到百万富翁》）。从前的成功者会成为油井、大楼、机器、铁路的所有者，与他们相反，比尔·盖茨的产品以闪电般的速度进入市场，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销声匿迹。使他致富的并非钢筋水泥的实体，而是图像、脉冲与信息，它们的衰亡周期极短。只有迅速超越自我，才能成功把握这难以掌控的盈利状态；这样的成功只有在快速更新中才能保持稳固。比尔·盖茨信奉人的现代主义（Homomodernissimus），他明白，要想在信息社会的市场上立稳脚跟，就必须不断快速否定自己的产品。对他而言，沙子堆成的城堡要比铁一般的事实更为亲近。盖茨曾经这样解释（根据理查德·塞内特［RichardSennett］的报道）：当今社会，只有不在分工明确的工作中丧失自己的能力，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这是公务员式思维的终结。技术公司的发展是充满实验、僵局和矛盾的非常态事件。

         
      对人而言，新的无秩序并不是外在的。未来的成功属于那些无需明确规则也能应付自如、在混乱中也能绽放光彩的人。明天的成功者具有不断加速的能力，无定向性是他们的最高美德，琐碎从不会让他们觉得烦恼，无所约束于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有趣的经历。他们一旦将沙堡筑就，便会将双脚踏于其上，以在旁边进行新的建造。

         
      信息社会促成了另一类人的形成。昔日，创造工业财富的一代依靠本地性、遵守原则、纪律、率直和节俭进行建设。可今天，这些传统美德却变成了获取成功的阻碍。为了获得认可，以前的经营者必须展现自己体面的家庭关系、得体的西装、分期付款的地产和一尘不染的汽车。在未来的日子里，这种过了时的典范将被视为经济上的冒险。有些人晚上乖乖地同邻居一道烧烤，总能妥善维护草坪的长度，满足于一次婚姻：这类人所表现出的姿态正好证实了他们趋于稳定的性格。我们不可能相信，一个如此性格的人会拥有必要的灵活性和自我加速的能力。

         
      坚守原则的男人和需要依靠的女人，这些在家庭和工作既定轨道上运行的稳固自我，现在只能驶进列车的停放轨道之中去。自行隐去的工业社会将卷带着老式的性格结构坠入深渊，这些都已退了役。今天，还在苦苦追寻渐已消亡的派生道德的人们还未意识到，新的行为准则业已确立：坚实的老式品格已经被稀释过。现代人不再只是一个储存永恒不变美德的器皿，他更应当是一个交汇点，期待、信息和促人做出抉择的要求都由此穿过，等待着被重新组织，加以配合。在这里，正统意义上的自我身份认同更像是一股阻碍力量。谁还执著于身份的认同，谁就必然会出局。

         
      戒条属于这种渐已没落的、最终的自我的一部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在千余年中为培养遵纪守法的人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十诫。十诫属于古老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种道德正和垂死的工业社会及其形式固定的生活环境一起走向灭亡。看起来，摩西的两块法板好像是人类工业化（Homoindustrialis）墓穴上的棺材盖，从上帝的戒条到企业主的指令，直至家庭中父亲的权威，人类工业化曾拥有这一世界家园。现在，这个世界家园的屋顶已经被灵活变通的风暴掀翻，不断增强的飓风还会将古老家园的残垣统统卷走。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陈腐的气息也被飓风扫净，而那里正是伪权威、家长以及集中营指挥官们的老巢。

          面对生活于现代社会的灵活主体，一些诸如此类的戒律，甚至也包括十诫，已显得不再适宜。它们更像是早先套在奴隶和囚犯腿上的脚镣。
         
      不过，有些问题尚悬而未决：变得灵活而快速的人们想怎样规划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一个完全由灵活的人的单位组成的社会看上去一定像一团凝胶，永远颤巍巍，变动不已。如果他们所拥有的只是灵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能为所欲为了吗？面对这些由混乱、加速度和碎片所组成的场景，我们难道不应重新追问自我的结构吗？希望在漩涡一样的变化中保持稳定，希望在持续不断的变革中保持坚固：这样的想法将会消失，还是会声势浩大地卷土重来？没有人会相信，自己能够忍受自己只是高速运转体制中的一个运行模块。

         
      不管怎样，抱持着价值保守主义的秩序规矩将无法对十诫进行反思。试图为灵活的如凝胶般的本性套上十诫的坚甲，使之获得某种——至少是某种外在的——稳固性，这样的想法注定会失败。有人错误地觉得，灵活个体所缺乏的不过是一些道德上的维生素，仅需一副伦理针剂就可以补救。如果灵活变通成了生存之道，那么“礼仪”便显得像是老朽之举，应该从反约束的生活世界中彻底退出。我们也许可以将原教旨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看做对道德无序状态的一种回应：重又缩进老式的安全之中,而这却是与人类由监护机构中逃离的解放史背道而驰的（1998年7月，阿富汗塔利班政府通过《道德促进法》禁止录像设备和卫星信号接收器的使用）。

         
      1998年《明镜周刊》以“谁在价值传播上产生了重大作用”为题做出调查。德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下：受访者的38%认为是绿色和平组织，37%认为是教堂，51%认为是警察在这件事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人们认识到，不受约束的人可能变得危险。这样，作为价值保障者，警察的重要性便超过了教士。在波兰的许多城市都有针对青少年的夜间外出禁令。显然，内在的约束在很多人身上已经失效。在70座美国城市也已经有了类似的青少年外出禁令。由于内在约束失效，国家便推出了外部管制。1998年，英国政府开设了第一家少年监狱，按照计划，一共要建立5个这样的中心，每个中心可收容40个12岁到14岁的少年惯犯。这些机构由私人经营。在那里，孩子们将会受到女护士、教师、社会工作者和体育教师的照顾。每个孩子每周的费用为1万5千马克。批评者们斥责说，这段时间住豪华的利茨酒店（HotelRitz）反倒会便宜些。

         
      刑事犯罪行为是否增加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增加，在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争论时，每个人都惯于使用自己的那套数据。各种扰乱国家和社会的犯罪行为展现出各种变异形式，这一情况对未来的影响不可小视。除了偷窃和入室抢劫外又出现了持枪追杀无辜民众的人、充满仇恨的暴力犯罪、伴随着丰厚的零花钱而产生的侵犯财产权的行为以及并非以牟利为目的的打砸抢行为。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不再是为了抚平饥饿而盗窃的街头少年。1998年，两名美国少年躲在学校前的灌木丛中，以速射枪向同学射击，这件事昭示了老式思维结构的侵蚀作用。我们看到了潜藏在冷漠背后的东西，儿童和青少年经常可以感受到这样的冷漠——一种在不被关爱、不为所需的模糊预感中积聚而产生的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