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样，对于十诫，欧洲人只有不愉快的回忆。十诫已经堕落成为空洞的套话，它或许能稍稍促成秩序和礼仪的结合，但无论如何，这是一套带着些许霉腐异味的规则。十诫是一项宗教性的民俗之作——就好像慕尼黑十月啤酒节上套着皮裤的日本人。所以，它会时不时地突然流行起来——譬如在广告中：1997年，日产汽车公司就曾以“十诫”为标题为小型汽车米克拉（Micra）做广告宣传，借以标榜汽车的质量。金鹿广告公司的马尔克·罗可（MarcelLoko）在为其出于商业目而毁灭宗教的行为进行辩护时说：“十大性能，这就是十大戒条德文中“性能（Angebote）”一词仅比“戒条（Gebote）”一词多一前缀“an”。”。“要安全!”日产的广告这样说道：“日产与你们同在！”还有一句幽默的广告语：“坐在车里比跑在路上更神圣!”于是，神圣也被送进了广告机器的绞肉机。“驶向诱惑吧——日产的米克拉来了。”不知道消费者听到这句话时是否意识到这是对主祷文弄巧成拙式的修改。十诫沦为商业促销的润滑剂也许正可说明，它已彻底寿终正寝——否则，我们必定会听到犹太-基督宗教的抗议。大家应该尽情来享受这一切：在曾经笃信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一家日本的康采恩会将十诫当做广告的谋略。这是不是恰好印证了我们在面对文化源泉枯竭时所保持的那种全球化的宽容态度或是无所谓的冷漠心态？我们无意反对诸如弗兰索瓦·维庸（FrancoiVillon）或是蒙悌·迪通（MontyDython）所做的尖锐的宗教批评，但是当宗教的残余变成了商业活动的推动剂时，我们也应保持警惕。
不过，等一下！如果我们将十诫遗弃，那么我们便会被归入罪犯的团伙。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与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Rauschning）的谈话中宣告了十诫的终结：“我们面临着一场有关道德概念和人类精神导向的巨大革命。通过这场运动，我们将与中世纪决裂。我们将终结人类的错误道路。西奈的法板已经失去了它的效力。所谓良心乃是犹太人生造出来的。”
就是这个人，在战争结束后，还有德国人称赞他奠立了道路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基石（“……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也就是这个人想要击碎摩西式秩序的法板。这也许正能说明，十诫并不想成为一种社会秩序，而要将自己视为区分人类社会和暴行间的界石。换言之，它们是文化栖息的柱石，不多不少，它并未构成文化的内部空间，而是形成了一定的条件。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文化才成为可能。如此看来，对十诫的攻击不啻是对一种文明可能的攻击。阿道夫·希特勒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从启蒙运动到自由主义，那些针对僵化律法宗教和独裁一神论所进行的批判并未将十诫清除，相反还在思想上强化了它！）
希特勒想推倒十诫的柱石。为此，他要努力消灭柱子的创建者——犹太人：“我们有责任将他们赶尽杀绝，一如我们有责任好好保护德意志民族那样。必须要开发出一种灭绝犹太人的技术。您要是问，怎么才叫做灭绝呢，是将整个民族灭掉吗？您想对了，大概就是这样，最后的效果即是如此。大自然是残酷的，当然也允许我们如法炮制。”
20世纪中期，希特勒将十诫击毙，以“残酷的”自然法则取代了十诫的地位。以希特勒推崇的自然法则代替十诫中的文明法则，这样的做法值得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今日，对自然法则的引证又开始显示出吞噬“文明”的苗头——即使只是为了其他目的：人越来越被看做一种被脑神经腱、基因或染色体所操控的生物，而社会则被认为是一个合乎生物性原则的系统。不言而喻，所谓的“自然”法则，指的并不是浪漫主义的自然性，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自然界：马普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德国规模最大的研究机构。主席胡贝图斯·马尔克尔（HubertusMarkl）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所谓“反自然性的义务”的。在马尔克尔看来，人类可恼的不完备性、牛的发情以及小麦的品种都促使我们不断革新。完善的自然作为一个研究项目代替了品德。
已为尼采（Nietzsche）所摒除的道德从苍白的神学观念中汲取营养。今天，这些观念就要彻底退场。人们也许会说，这将会出现戏剧性的危机：为了找到能够取代此类先验设置的道德，我们事必要将目光转向内心。于是就很容易想到在自然范畴——在生存状况中——探求个体和社会的根源。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人人都忙着实现自身价值，而社会则被看做一个运转正常或是不正常的系统。可是，只有当人及社会机构的自然状态得到超越时，文明才会开始。谁忘记这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就会落到谁头上。“文明（civilisation）”一词源自拉丁语的civis，即：“公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Schrder）这样写道：“国家应该是一个服务机构，在这里公民是顾客，而不是暴力的被征服者。”按照这种说法，如果说“公民”奠定了文明的基础，那么“顾客”又奠定了什么的基础呢？
也许21世纪正迫切需要着十诫，因为这个时代正面临着文明重新为自然所取代的危险。作为对文化和自然间差异的回忆，十诫应当对我们今天所向往的社会和个体的生物化提出相反意见。否则，人们如何能阻止得了优化人类的想法？这样的想法想要与那些已被淘汰出局的思潮遭遇，使其起死回生。方程式赛车手米歇尔·舒马赫（MichaelSchumacher）在评论1998年法国世界杯赛事件时说：“那些流氓，他们并不是球迷，我不知道，我们还可不可以把他们称为人。我们可以走近一头野兽，用麻醉剂杀死它。也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这样，戒条中那个古老的“你”便与当代虚假、肯定的系统逻辑形成了最尖锐的对立。以“必然趋势”为借口的逃遁（“不用基因技术改造自然，我们就无法控制世界性的饥饿”）对“你不可……”起到了阻挠作用。如果没有这层障碍，那么对于那些在思想上犹豫不决的人来说，这种“你不可……”的说法大概多少都是一种鼓励。
十诫的诉求对象原本只是一小群人，是希特勒对十诫的攻击使它由小团体的避风港进入了现代社会。反对希特勒的杀戮规划为十诫赢得了新的权威。它呼吁人们不要听从于此——但却并未为日常生活和危险订立出一套道德上的规章。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立足于自己。谈到大屠杀，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如是说道：“即使只信赖自身的判断，即使要与大众的观念为敌，人亦应能做到辨别善恶……少数能辨善恶的人只信赖自己的判断能力。没有任何规则可以援引……对于不可预见的事情没有任何规则可循。”
十诫标示出文明和暴行的界线所在，但它并不负责做出具体的行为抉择。
现代人没有毋庸置疑的道德“资源”可以利用。阿道夫·希特勒和这个世纪的其他杀人魔王都曾企图铲除十诫之柱。从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到奥斯威辛和大规模屠犹（Hiroshima），再到苏联时期的集中营古拉格（Gulag）和波尔布特（PolPot）柬埔寨政治家、军事家。他在执政期间实行恐怖统治，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至农村，进行全国大清洗并下令种族屠杀。，极端一点说，20世纪几乎没有片刻的安宁，人类随时随地都面临着这样的抉择：到底是为暴行所征服，还是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抗争。对于不可预见的事情没有任何规则可循；所以，我们也无法为它贴上十诫的道德护身符。十诫不可能成为现代社会秩序的道德地图。不过，它或许可以成为抗击暴行的工具。十诫是警言，而非药方。
从一开始，我们就应当防止误解的产生：十诫和其他一些他治的规则（不管它的源头是佛陀、穆罕默德还是联合国组织）都有可能成为现代行为方向危机中原教旨主义式的救命稻草。十诫不是21世纪的行为指南。十诫不适于被当做道德的急救箱，也不适于被当做伦理的“救生工具”——现在不适于，将来也不会适于。谁想简单地为未来的这个世纪套上十诫的羁绊，谁就得准备着堕入照抄十诫的可笑的办公室秩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