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暂不追究以后的研究是否会还摩西以肉身。不过，后原教旨主义者都一致认为，那个在西奈看着上帝之手在石上刻书的男人只是一个宗教性的象征。《摩西五经》文字的产生时间可能晚于现在的普遍说法：海德堡的《旧约》专家贝恩特·J狄普纳（BerndJDiebner）曾不无道理地猜测，至少要到基督诞生前两个到一个世纪人们才会想到要付诸文字。那些书写父系游牧民族、编撰《摩西五经》的犹太神学家们早已成为了书桌神学家，而他们对游牧民族的了解也不过源于一旁的观望——如果他们还会从自家窗子往外张望的话。不过在现在看来，那些收录《摩西五经》的文章倒是能够反映古代的传统、经验和仪轨。在文字的背后也许可以看到一个“摩西”的形象。他不仅被看做文学的产物，同时也被视为可以给予犹太教以推动力和方向的宗教原型——虽然在我们看来不甚明显。
我们不太明了，十诫的历史到底有多长。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游牧民族生活世界的回响，还是犹太教经师学者的书桌产物。按照《旧约》专家弗兰克·克吕斯曼的说法，十诫属于拥有土地的定居男人的世界。从宗教史的角度看来，十诫发端于此。不过，这种想法相当现代。在两性关系问题在议事日程中占重要地位的今天，人们从十诫中看到了男人在说话。这样的观点当然没错，但确也染上了太强的时代色彩。
十诫和美德
与其将十诫视为带有政治正确色彩（PoliticalcorrectnessCharakter）的时髦问题，还不如听听马丁·布伯（MartinBuber）的有趣观点。什么才是十诫与人权公约间的区别所在？布伯认为，十诫并未以某个人类团体的法典无人称的形式写就，它是你我间的对话。“戒律以‘我’开头，以‘你’的称谓向每个个体进行私密的对话。”此外，十诫的语句“不迫人服从；谁不想把自己看做那个你，谁就可以不受干扰地行自己的事”。马丁·布伯说，按照上帝的本意，并不想设下勋章和监狱。离弃十诫者不会遭雷击，追随十诫者也不会找到秘密宝藏。（“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像《以赛亚书》中［7，9］所说的那样，这就是不听从上帝的后果。）想将十诫由宗教引向道德的尝试将戒律改装成了无人称命令式。在十诫中，上帝不愿使某人行的恶和他的遭遇产生关联。如果这种“我”和“你”变成了无人称的法律规则，那么就会需要相应的执行机构：法庭和警察，狱卒和刽子手。布伯这样解释道：社会将十诫道德化，从它那里夺去了“我”和“你”。我们从各种迷信中可以感受到上帝之言的气息。只要这个社会还不能使它无言的道德和法律具有这种气息，就没有什么能反对十诫的道德化。“也许，等到有人为差役和刽子手的差事而觉着痛苦时，便为时已晚了。”
十诫与宇宙：损毁后的律法
公元66年，在朱迪亚（Juda）出现公众暴动。人们不愿继续被当做罗马皇帝安全的牺牲品，皇帝维斯巴西安（Vespasian）的儿子提图斯（Titus）带领四个军团围攻耶路撒冷。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阵亡无数。数百犹太俘虏被运往叙利亚的希腊城市和罗马，在竞技中被残杀。
今天，当人们从罗马的提图斯凯旋门下穿过时，还能在内侧看见一支七臂烛台。它作为战利品被雕刻在此，来源地便是被毁的耶路撒冷神庙。它们见证了提图斯的胜利。公元73年，起义以占领马撒大（Masada）告终。大屠杀接踵而至。据记载，曾有过一次集体性的自杀行为。
犹太人的政治身份认同被摧毁，圣地被夷为平地。犹太经师约翰南·本·撒该（JohananbenZakkai）从被围的耶路撒冷城中逃出，获准在吉伯尼（Jabneh）的海岸边建立一所学校，以延续法利塞人辩论、阐释与律法发展的传统。这是对未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事情。政治身份认同的消亡和物化于神庙中的宗教的终结引发了一种新的宗教发展方向。神学反思代替了神庙以及神庙中的牺牲与礼仪。在后来的千年之末，基督教发展形成了宗教性的建筑艺术，而犹太教则造就了《塔木德》（Talmud）、《米答什》（Midrasch）和《卡巴拉》（Kabbalah）三者皆为犹太教典籍。这些圣言的殿堂。
只要还有神庙存于耶路撒冷，那么对犹太人来讲，它便是世界的中心。它曾是神在人间和上天登基的所在地。圣物以它的各个部位代表着整个宇宙，尘世的和上天的部分在神庙中交织。认为作为小宇宙的人体结构与大宇宙的结构相吻合，这种源于希腊哲学的观念对犹太神学产生了影响。被看做小宇宙的人体：比如头部在转换成宇宙时，是与太阳相一致的。所以，对于古典时期的人而言，头脑和人类生命的相互作用关系显得理所当然（只是到了我们这里，这种联系才堕落成了占星术）。
神、宇宙和人之间的关系在犹太神学中占据中心位置。神庙被毁后，戒律（Thora）取代了神庙的位置。作为宇宙秩序、社会制度以及个体生活的规范系统，戒律将了解宇宙、历史-社会和个体-人类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在一起，成为这三个层面的钥匙。
神庙被毁时，犹太教面临着两种可能：与神庙一同消失，或是通过精神化的方式展现未来的力量。戒律取代了神庙的位置，原来由神庙起作用的地方，现在代之以摩西的律法——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均被视为戒律所定。宇宙的秩序、社会制度以及个体生活的规范系统相互关联，就像神、宇宙和人之间显示出——我们几乎可以说——亲缘上的相似性一样。
能够意识到摩西律法在犹太教中的精神意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基督教西方国家总把犹太教说成是一种冷漠、僵化、引述理论进行判断的决疑论律法宗教，可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基督教早期神学家：十诫为何不可缺少？
基督教神学围绕戒律，特别是围绕十诫进行辩论的历史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哲学家费洛（PhilovonAlexandrien）在这样的辩论中成为关键的人物。费洛大概是与拿撒勒的耶稣同时代的人。他受过希腊化教育，试图将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联系起来。依从这一理念，费洛在其著作《论十诫》（Dedecalogo）中尝试将古典哲学中有关天赋人权和理性的观念与犹太教中的启示信仰相结合。费洛所代表的观念认为，在人类的灵魂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对不正当的评判意识，这种意识既是控诉人又是法官。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一种对立，它一直伴随着后来的十诫影响史：如果天赋的正义感受已经道出了十诫的要求，那么在西奈的雷电中启示的十诫究竟有何意义呢？按照费洛的说法，“你不可杀人！”的戒条暗合了自然规则，因为人是天生的群居生物。可以说，十诫之所以成为上帝的启示，就是因为它与天赋的人权相符。只有这样，希腊哲学和犹太神学才不会产生冲突：因为，自然是上帝造物的一个部分。费洛认为，希腊哲学家应当知道《旧约》的内容。在柏拉图的“律法”和摩西的律法间也确实存在着共同之处。古典哲学对“摩西戒律”的影响（主要是柏拉图），很有可能体现在“律法”这一称谓上。（在研究中，人们习惯将希腊-古典和希伯来-犹太说成两条互不关联的发展路线。事实上，它们之间很有可能出现相互影响——就像贝恩特·J狄普纳他们强调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