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社会伦理学家弗里特赫尔姆·亨斯巴赫（FriedhelmHengsbach）说，这是一场“由劳动者和资本发动的激烈瓜分之战，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增长的财富能依照他们的利益进行分配”。这里有一些基本数据：
按照欧盟的定义，七百多万德国人属于穷人之列。
接受社会援助的人员数量增加，他们在四年内由230万增长到300万人（1998）。
依据个人所有财产计算，20世纪80年代初有百万富翁23万人，现在该数上涨至100万。
和1980年相比，独立开业者的收入大约增长了130%，而受雇佣者的收入实际上（去除物价上涨的部分）还停留在18年前的水平上。
最近四年，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由72%下降到60%——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水平。
相同时段中，盈利的平均税收由20%锐减至7%。
最富有的5%的德国人占有了全部财产的1/3。
显然已无人理会在无节制的开放和官僚结构的必要松动间到底有何区别。在这样无节制的开放中，不再有社会公正的观念和固定化的关系。而以“你不可……”形式出现的十诫也许还能够使人们想起必要的约束。它使社会公正这一人性的基本理念——即使是《旧约》中的先知也受其影响——还不至于在革新社会的迷思疯狂中丧失殆尽。
一些东欧国家的社会分裂状况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已达到极致：在布达佩斯的莫斯科广场（MoskvaTér），好几百穷人会在晚上6：45排成数十条队伍，等待着从救世军那里分得一盘稀汤。（我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咖啡馆前亲眼看见，一名中年人正在垃圾桶中寻找东西果腹。他的最后收获是一截面包头和一瓶还没喝光的可口可乐。这样的情况在此并不罕见）。
对许多人而言，工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消失。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试着抛弃虚幻的工作吗？如果是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①不工作的人靠什么生活？
②不工作的人还能在他们的生活中找到怎样的意义所在？
①钱应该不是问题。工作职位减少的同时，盈利也在增加。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富裕社会完全可以确保被社会淘汰者的基本生活供给。担心会因此马上出现大批拒绝做出任何成就的人，显然是可笑的。因为成就不再是被利用的对象——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放弃这个参照系了。但这难道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营造出了一种退休氛围：社会上2/3的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已进入退休生活？不错，也许真是如此。具有依附性的单调工作消除了，自由空间成为可能。人们开始思考一些不会赋予生活以重要意义的构架但却能带来富于幻想和创造性生活的事情。工作和休闲重又交织到了一起。说到这里，我们会想到那些凭着自己的热情——有时只是附带地——解决饭碗问题的电脑怪才和那些重拾自给自足式生活方式的人们：他们建造自己的房子（而不是消费成品住宅），自己生产所需食品——虽然往往只是在自家的阳台之上。另一种生活的世界在严酷的工业性工作世界之外繁荣起来。在这个新的社会里，技术未经教条主义的提纯，它和老式人类能力相结合，构成了自身的劳动（在德国，这种现象往往被贬作黑工）。这些自给自足式的活动目前尚待重新发现，这些应该能够治愈某些被撕裂的创伤。
②我们正站在三岔路口。在我们认为“上帝已死”之后，在工作社会的取代机制终结之后，我们又跌跌撞撞地进入了另一状态：人类已经放弃了对诸如“意义”之类东西的追求。在这类语汇缺席的情况下，现代社会的话语垄断者诞生了。科学和技术摇身变为历史的主体。在自然科学中反正也无所谓意义是什么，可同样的情况在人文学科里也变得越来越普遍。也许，将来的人希望，即使没有此类足以指导他们生活的理念也能过得不错。对一切生活领域的管理是否能够取代原来所谓的意义？这种说法正包含着一种由行政而生成的道德。它告诉人们，必须做些什么才会使这个业已系统化的社会顺利运转。
如果下面这段话所代表的“游泳或是溺死”的立场能够贯彻于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一定是一部行之有效的脚本：让自由市场进行调控，将政府逐出经济领域，让每个人都能在此中遨游，“放开约束”就是新的“救赎”的代名词。但这也无法排除那些有头脑的人会在某个时刻拒绝为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效力。只要民主宪法还未成为废纸，主张全球化和放开约束的人们就需要依赖公众的支持。否则，他们的游泳场就会在某个时候干涸。没人能阻止这种想法的产生：自由主义经济的狂想会在将来破灭，就好像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疯狂的失败一样。这是不是只是一种胡乱猜度？或者，各种族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盼望着出现一种更人性化，同时也必定更为朴素的经济和政治？各种世界性的宗教——其中也包括新自由主义——敦促着异教徒们赶快行事，人们都盼望着能够参与进来。
在上帝之外有“别的神”并不只为现代人所特有。这条“你不可有别的神！”的诫令曾就以色列民族信奉其他中东地区神的叛离行为做出了深入的讨论。对以色列民族而言，这些神是直观的。他们许诺得更多，也因此具有吸引力。
最容易产生的想法就是把这条有关神的戒条立即移植进日常生活并将各色事神的做法统统列入被禁之列。汽车、移动通讯设备、电视、信息社会、保险单，希望赢得安全的妄想？所有这一切做起来，都好像在处理日常的事物时要将隐秘的上帝形象变得可见。我们必须看到，原来被称为上帝的东西现在已被其他事物所取代。其实就是这样的看法也太过简单。人类的希望和渴望再也不会和任何固定事物联系在一起。曾出现在以色列族面前的云火之柱再也不会在迷失希望的原野上升起。杀，杀，杀，杀，通奸啊，通奸去找别的女人；贪恋吧，贪恋
整整一周
整整一周
在星期天殴打母亲吧，殴打父亲，
殴打你的姊妹吧，殴打所有比你幼和比你弱的人
并且偷盗，因为一切你周围的东西便是
你的一切……
（引自基斯洛夫斯基的《十诫》之十，
“亚瑟之歌”［LiedArturs］）
唯一能将这一切捆绑在一起的好像就是恶了。唯一尚具体可见、无法忽视的就是恶：20世纪产生了奥斯威辛，它使人对上帝和意义的信仰几乎变成了无稽之谈。“奥斯威辛至今尚未结束，因为，造成奥斯威辛的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希特勒也许是政治上的一种偶然，但奥斯威辛不是。”（伊姆雷·凯尔泰斯）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这场对上帝信仰残余可能发起的最后一次侵犯。在科学领域中，恶魔成为一种渐为生物学确认的东西，它已经和有关意义和上帝问题离得越来越远。这并非科学史上的偶然性突变，而是合乎逻辑的演进：如果恶魔变成了生理学现象，那么有关意义和上帝的说法最终也一定会被打破。如果人们将恶魔解释成一种生物现象，那么人们就会动用化学、外科学或微生物学技术对它进行控制。奥古斯丁，五世纪的著名神学家，将恶魔定义为上帝的缺席。随着科学的发展，恶魔被看做生物学上的事实。如果上帝都已死亡，那么——我们不得不说——恶魔可以通过科学得到证明和界定并能在显微镜下显出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