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阿德里安·雷纳（AdrianRaine）就宣称，从小偷小摸、绑架勒索到性犯罪，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有生物学上的原因。这里要说的已不再是流氓母亲或者打架斗殴的父亲，而是能在基因和大脑中得到证实的错误分子结构。对于左派和右派的担心，雷纳都表明了相反意见：根据雷纳的说法，左派担心孩子们会因此被打上未来犯罪分子的烙印，而右派则害怕这种医学上的证明将来能救犯罪分子于牢笼。“这些担忧背后所隐藏的是一种完全已经过时的观念：生物的，甚至很有可能是遗传的禀赋已经强制决定了生命的方向。可即使是天生有高血压隐患的人也能通过饮食和运动预防疾病的产生。”（《明星》之所以引用这位教授的话，是想要将这份自由报刊变为官方生物学的杂志。）
恶魔由此变成了与节食和身体健康相关的问题了！
当年恶魔因为一口苹果而降临于世。今天，显然只用咬上一口富含维生素的橙子就又能将恶魔从这个世界上撵走。
受过殴打的孩子可能会在重要神经纤维上显示出裂纹，在大脑的深层部位产生出影响孩子行为的侵略性冲动。遗传也可能造成同类伤害。在一户荷兰家庭中发生的一系列犯罪行为就是X染色体上的一个问题基因导致的。
很久以来，汉斯·于尔根·艾森克（HansJürgenEysenck）坚持认为，60%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由基因决定。惩戒和奖励能做的只是压制这种危害社会行为的爆发。“个人责任？我不知道这应该是什么东西。”艾森克如是说道。
“我感激你，上帝！你不存在，上帝！是的，
你真的不存在。我感激你！”南斯拉夫作家亚历山大·蒂什马（AleksandarTima）讲述了一个有关行刑吏杜利卡斯（Dulicas）的故事。故事开始时，一位名叫奥斯特罗因（Ostrojin）的青年正被训问殴打，两度不省人事。杜利卡斯觉得，这个年轻人想借精神病逃避责任。行刑吏坐在办公室里忧心忡忡的想着自己生病的儿子（伊戈辛）。孩子正在发热，身体极度虚弱，药物能不能治他的病，无人知晓。受刑犯人奥斯特罗因的坚韧和儿子伊戈辛的柔弱同时现于他的脑海。按照医生的说法，伊戈辛现在掌握在上帝手中。杜利卡斯走进关押奥斯特罗因的地下室，在一场恐怖的酷刑之后，他把其他看守打发出房间——“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俩。我不向你提任何问题，因为你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一切阴谋，一切！你明白吗？你就算死不吱声也没关系。除了看着你受折磨，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我现在要折磨你，不是为了让你开口，而是为了让你受罪。”他将一个漏斗塞进奥斯特罗因嘴里，往里灌水，直到这个年轻人的内脏爆裂。在满身鲜血、已经死去的奥斯特罗因身上他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变态的怪物。杜利卡斯回到办公室，等待着儿子同时死去的消息。妻子在电话里告诉他：“伊戈辛……他已经好多了。”蒂什马这样写道——在一种感动和绝望相混杂的强大情感中，“杜利卡斯走到门口，关上门，反身回来，跪到地上，张开双手，仰望房顶，解脱般地大声号叫：‘我感激你，上帝！你不存在，上帝！是的，你真的不存在。我感激你！’”
这样看来，魔鬼完全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为人所感知。杜利卡斯的话似乎已经为这个世纪的经验画上了句号。人类无需为自己的残忍行为付出代价。摩西之石上的第一句话仿佛在艾希曼（Eichmann）纳粹战犯，在盖世太保总部犹太人事务部担任首脑，专门负责把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营。和门格勒（Mengele）纳粹医生，从事“人种优生工程”研究。充满嘲讽的笑声中回荡：“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许多事情都为这位行刑吏的做法提供了有力的论据，让他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遭到报应。这样的看法也将可能成为下个世纪的基本观念。在即将开始的这个世纪里，还会出现比以往残暴更甚的残暴吗？这样的可能性大概比比皆是。上帝不会阻止它们，人类的信仰也没有能够阻止它们。
黑格尔说，只有待到夜幕降临，密涅瓦（Minerva）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才开始飞行。他由此认为，只有当生活状况的不证自明被打破后，哲学才会开始。柏拉图的哲学是在雅典城邦崩塌之际做出的修缮尝试（阿多诺）：他希望能够再一次唤回流传于阿提卡联邦的美德。看看“道德衰退”，黑格尔的话也适用于今日的我们。到处都在试图重修道德，但这样的做法却有可能堕入清教主义或社会保守主义。功利性的伦理学是一种堕入文明前自然状态的倒退。这样的伦理道德，就算是猴群也会遵守。我们，必须去寻找一些新的东西。叙利亚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kadnezarsII）的将军荷罗孚尼（Holofernes）力大无比，令人敬畏，他的命运跟歌利亚类似，也是死于自己的剑下，并且也是为一双瘦弱的手所打倒。他那被剥下的皮，曾用来恐吓敌人。勇敢的犹滴（Judith）正是利用了巨人的恶习：饮酒以及荒淫无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