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世代关系
对亚马逊河流域原始森林的乱砍滥伐现象，人们的抱怨不绝，但这不过是个司空见惯的话题而已，大家都很清楚，抱怨无济于事。我们的社会关系被破坏，仿佛被纵了火，已冒起了黑烟，这是我们眼下正经历着的。人们被迫放弃已根深蒂固的传统生活环境：持续的工作经历、家庭的关系甚至是方言。地方生活环境的保护伞（有时更像是一种束缚）在加速发展的自然科学技术面前消弭于无形。这场局部火灾会造成灾害，个体的定位也必然遭到损害。奥斯卡·内格特（OskarNegt）这样描述对人类幼年的研究结果：“从中我们得知，人在一生中某一个时期应该尽可能早地建立绝对信任的经验，才有可能从中建立起诸如个人自我身份的认同。”若没有了这种对于建立人际关系能力绝对必要的活生生的首要经验，则整个社会可能不健全，偏离正道。残缺的家庭无法提供这种首要经验。如此一来，学校，甚至涵盖面较小的幼儿园被赋予了不可推卸的责任：替代失去了的家庭温暖，同时承受住竞争激烈的功利社会所强制给予的压力。由此而产生的显而易见的危害是，不仅患有行为障碍的儿童数量增加，长此以往，甚至整个社会将被破坏，或变得不正常。
我们所经历的是我们社会宇宙的内爆，作为保护伞的外壳在其他的一切消失了之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传统的以领土划分的民族国家与家庭一道遭解体。这两者曾经是社会与个人的中间主管机构，曾经具有过保护性以及压制性的机制。但是现在，人们不愿再被调教成一家之长或爱国人士，他们没有办法承受这一自由的目光。许多人倒退到古老部落的狭隘状态，正如在前南斯拉夫所发生的那样。这种狭隘装备了机关枪，变得极度危险。民族清洗的观念有了滋生的土壤，因为中间主管机构已经消亡，民族国家也是如此。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高度矛盾的心理：独裁家庭失去了强制力，许多人视其为一种解脱。民族国家造成了太多的流血牺牲，以至于即使流血牺牲消失了，人们也并不能为此感到高兴。而在之后幸存的个人面临危险的转变，他们成为毫无关联、超速运转的一小部分，再难以拥有亲近、信任和温暖的经验。人们对这种缺失的怀念也会慢慢消失，也许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或许一些人还会渴望信任和温暖，但这种渴望当然也可能不可避免地消失：人们将变为一个个毫无关联的冰晶体，只是在起着作用，而非生活着。
传统世代关系被打上了敬畏和关怀的戒律烙印，但它正在向一种所谓亟待疏通的关系方面转变，孤立的老年人与独立的年轻人为资源争斗，而这一关系却决定着未来。在年轻人看来，老年人的政治愈发成为自私的、管理混乱的显著例证。联邦德国的每个婴儿一出生就背负上了六万马克的国家债务。我们的后代将难以筹措到沉重债务的利息，更谈不上完全清偿债务。他们不得不承受上一代人奢侈生活带来的经济和生态的沉重后果。年轻人受到严重的不平等对待，而很少人对此有什么反抗。到2010年，一半的选民将成为老人，他们决定着选举。谁愿意用不友善的退休金立法去惹恼这群重要的选举力量？世代契约的内容只剩下了对退休金的讨论。老人们胜券在握，因为他们能让议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减少年轻人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和活动中心比仔细思考两代人之间的正确关系要简单得多。
年长者决定自己如何生活，并且用重拳将年轻人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掌握了养老金的立法，有着良好的收入，还拥有股票和典当契约，留给年轻人的却是一个毫无规则的生存环境，甚至可以说是混乱的世界。他们却还把它作为耀眼的高科技殿堂来兜售。但他们还是在这个殿堂的后门安放了些定时炸弹，例如核电站。核电站必须在20年后关闭，因为好处已经进了腰包，而它也的确不安全。没有人知道那些闪亮的残留物该放在什么地方。运输核废料所需的花费越来越大，常常达几百万马克之多，而这些废料只是从一个中转站运到下一个。美国能源部看得更远些，他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专门研究该如何警告人们小心灾难性的核废料。他们关注的是，即便在千万年后，没有人再说英语或者看得懂警告标志，这种警告仍能够被理解。德国蒂宾根市的一个专业团体从人类学角度出发给出了建议，但他们的建议更像是讽刺。他们认为，唯一可行的是创立一个宗教。印第安部落千百年来流传着宗教仪轨，某些高山不能够随便攀爬。这也许可以用来处理核废料的问题？没有比宗教信仰更坚定不移的了，就让我们把废料警告通过神父之口，作为一种所谓辐射仪轨来传播吧！
这些闪亮的垃圾是年长者践踏世代契约的行为的典型事例。他们将由自己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风险转嫁给了后代。不仅是核废料，还有许多其他不可避免的严重危机，例如温室效应。康德曾经明确地批评两代人这样的相处方式。他认为，现在活着的一代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唯独不能损害下一代人的自主权。下一代人应该拥有这样的可能：自己来决定不同于以往的另一种形态、文化以及社会。今天看来，这种自主权已受到严重侵犯。
由于上一代人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的行为，年轻人对他们产生了歧视。不必感到惊讶，对国家造成损害的人，这种损害反过来作用于肇事者本身，正如年长者曾经的和现在仍在继续的行为。
只要他们还穿着运动衫在非洲、加勒比或者西班牙海岸的豪华酒店里挥霍着退休金，他们就看不到国家的混乱。只有当他们意识到，德国已经很迫切地需要实施看护保险制度，以便能够从保险技术层面遏制老年的风险，他们才会感到刺骨的寒冷。这一制度仅仅意味着保障年老体弱者的用药和住院花费。他们需要有力的保障，而不是被置之不理（在以前也不完全是这样，但一个社会的进步不仅仅通过消耗的巨额资源来衡量，还必须评价其对待老年人的方式）。再者，原本牢固的老年保障也出现了裂缝。不断涌现的各种治疗手段带来了高昂费用，越来越多的医生面临这样的境况：从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医学新成果中挑选出对病人有益的治疗方式，这便需要或者考虑到年龄或者考虑到花费标准。等到医学将死亡大大延迟的那一天，毫无疑问，人们面临的就是钱的问题。谁为消除死亡付账？如今存在一种极端不平衡的状况：难以筹措到挽救一名患盲肠炎的苏丹儿童所需的50马克，而为85岁的老人做搭桥手术（Bypassoperation）的3万马克却不成问题。这种情况日益严重，长此以往，谁还能承受得了？
老人们现在感觉到，他们也被卷入了全球化的搅拌机之中，成为人类学中的原始大众。德国有另一种情况，那些躺在护养院的大部分老人属于“沉默的一代”，他们跟自己现在已五六十岁的孩子们从没有过交流，他们无法提起他们在纳粹时代的所作所为。《圣经》上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也会倒掉。年青一代要面对破碎的家庭、满目疮痍的国家，要去打破覆盖了厚厚坚冰的生活环境，这也许正是父辈们沉默的后果。老人们的沉默行为把年轻人锻炼得无所不能。他们用自己所熟悉的冷漠去建构社会，使社会像纳粹的战争机器一样完美运转：精确而冷酷。越来越少的人会去建立温暖的人际关系，游离在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群越来越多。
活跃的晚年
不久前举行的德国老年人大会提出的口号是“活跃的晚年”。这引起了人们的不快，因为我们的社会并不缺乏灵活性，反而太多事情都过度了，社会在病态的加速追求下呻吟着。想一想“放慢脚步”，想一想缓慢的艺术。“活跃的老年”这句格言试图去挖掘老人们的潜力，但人们还是要遵守时间的规律。人们能否考虑一下，衰老带来的迟缓是否正是这个快速社会合时宜的一种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