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灯下”作为我在《财经时报》新辟的专栏名，原因有二。一者灯下读书是我最大的快乐，二者是想借此专栏讲述一些另类的、青涩的想法。所以，这个专栏会将全然区别于我的其他专栏。它主要是读书心得，更富思想却未必成熟。权算抛砖引玉吧。
近期读了两本让我耳目一新的好书，一是《先贤之信》，一是《黑白分明》。对于后者，我会在以后向朋友们介绍。关于前者，我必须在本专栏首期介绍为快。我实在是太喜欢这本书了。
先介绍一点我读此书的背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受的是改革开放后的西方化的经济学训练，对自利人可致社会最优的市场经济学说曾深信不疑。所不同的是后来我亲身对美国市场经济的考察终让我疑窦丛生，因为我发现，美国的市场经济背后是有信仰在支撑的。我因此而在2002年写下《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从伦理角度比较不同市场经济，进而反思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一篇文章。后来，我进一步反思经济学，就发现市场经济其实是一艘天生有缺陷的船只，并且发现了一些既与原教旨主义不同，也不同于左派和新左的经济学资源（说是发现，不见得是以前没看过，而是以前没看懂）。比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以及当代学者罗伯特•巴罗等人的著作，这一派可以统统归结为“伦理经济学派”。
与此同时，在求索过程中，我必然地要对基督教文明、中华文明等不同的文化伦理进行阅读。这一课补起来成为不易。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说都是博大精深。而经济学的训练中基本上不包括文化这一课——其实，不懂文化就根本不可能懂制度，而不懂制度对经济学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缺陷（顺便一说，从这个角度，我对邹恒甫非常佩服，他老早就强调经济学学生要学四书五经，超前得让别人以为他有毛病！）。
这也就迫使我就不得不看一些杂七杂八的书，写一些杂七杂八的文章，交一些杂七杂八的朋友。唐尧便是一位这样一位朋友，而他的近作《先贤之信》则是我所阅读的有关中国文化极富创新性的颠覆之作。
这本书有一种开天辟地的气概，它发现了一个先贤时代的“信仰中国”，并且开创性地将中国文化辟为两段。一段是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名符其实的2000年的黑暗时期；一段是先秦之前尤其是先贤（尧舜时期）时期的信仰文化。作者用古文字、古典文献以及古天文记载等大量的实证与考证材料证明，先贤们是何等的敬虔慕道的，迥异于始皇后的中国人，他们信仰上帝，其所信仰的上帝与希伯来上帝具有同样的品质与位格。说实在的，这一论证先
是让我感到惊异，既而却不得不让我信服，我相信其他人也未有同样的阅读感受。
其结果，此书不仅颠覆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所谓中国文化是政治文化（柏杨等）、非信仰文化的主流观点，也让我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再次心生敬畏。作者的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古巴比伦、罗马、埃及等许多帝国都灭亡了，因为这些帝国在敬虔的根基以及此后的道德水准上都没法与中国相提并论。中国敬虔慕道的文化始自先贤，此后亦虽受到专制文化的冲击，但始终未根除。这是这个古老国家能够一脉相传，始终存续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秦始皇是个例外。在欧洲，是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使欧洲从神本主义走入人本主义时期。秦始皇比尼采走得远得多，他是取神的地位而代之，直接宣布自己是上帝，一切的主宰，由此将中国从“先贤之信”时代导入专制时代。所谓孔孟文化，也只是可怜地当作了专制的附庸与门面而已。可惜可叹：此后的2000年，中国人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法摆脱在专制泥潭里挣扎的命运，直到中国人已经忘了要挣扎，忘了先贤的黄金时期的信仰文化。
现代中国文化人大多是孔子（儒家）的粉丝，却忘了孔子其实是尧舜的粉丝，而尧舜则是皇天上帝的粉丝。当代中国人往往更多强调从孔孟文化中去寻找现代性伦理的创造性转换，却忘了这不仅是一个被专制涂抹了大量污水变得面目不清的文化体系，而且这个文化体系本来就不是孔子朝思暮想中的黄金文化。
中国的黄金文化是信仰文化。中国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在尧舜。那个时候中国并没有什么三权分立，也没有什么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并没有现代的一切正规制度体系，但一样迎来了黄金时代。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有信仰，有真道。那是大道行于天下时代，而此后的中国则不幸沦为孔子所说的“大道迷失”的时代。子修诗书礼乐易春秋，求诸于克已复礼，为中国人制定经人手所确立的伦理规范，免得中国人陷于野蛮，实在是退而求其次了。
产权保护、合同体系、宪政体制，这一切都是人类文明智慧结晶。中国的转型需要将这些好东西尽数纳入，但中国的转型也包括了伦理的转型。中国的现代文明不仅要建立在“术”和“制”上，更要建立在终极的道的基础上。《先贤之信》给我的最大启示是，这一伦理资源的富矿根本不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而是先贤时期的信仰文化。那才是五千年中华清澈、明亮、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