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还向中国介绍了三角学及天文学工具。在天文方面，利玛窦做到了朝廷天文官一直在做但没能做到的事：准确地预测日食。利玛窦在南昌准确地计算出了1592年的日食的时间，巩固了他的声望，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日食对皇帝而言有其重要意义——中国皇帝，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根据这些罕见的天象来举行特定的仪式和典礼。尽管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利玛窦在这些领域的成就都是他蒙召引领中国人归主的一部分。斯潘斯尖锐地指出：“利玛窦做这些事情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中国人参与到他的科学成就中，以便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基督信仰。”

         
      利玛窦无以伦比的才华和能力，不仅仅局限于科学领域。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他也一样的出色。1595年他出版了一本论交友的小册子，它带来了“比起其它任何的作品，这本小册子带给他在中国社会名流中带来更多的威望和仰慕，当明朝领袖学者对此书做出了评价后，这种观点就更加强烈了。”在他的书中，他引用了西尼卡（Seneca），玛设尔（Martial），西赛罗（Cicero）和伯达克（Plutarch）等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论友谊的格言来支持自已观点，即友谊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或出于物质的考虑而建立的关系；而是两个个体联合的心灵的碰撞。在他的几部作品中，包括他的创新学术巨著《天主实义》和《畸人十篇》，充分显示出了利玛窦用中国学者易懂的方式，介绍基督教义的卓越才能。

         
      所有的努力都是为着一个目标：能够接近皇帝，并在朝廷中取得一席之地，这样他便可以影响皇帝，即人们所说的“天子”，并向他传播福音。在中国传扬天主教的传教士们认为只要皇帝信主，整个国家信主就会成为可能。但如果没有这个国家高层统治者的支持，尤其是皇帝本人的支持，那么他们的努力将继续是艰辛的，成功的范围和数量也会有限，他们传教的对象也只能限于中国社会的低层民众。

         
      利玛窦的努力最终结出了果实。在他踏上中国土地将近二十年以后，1610年利玛窦应万历皇帝的邀请，做了他的朝廷顾问，在这以前从未授予过一个外国人如此高的荣誉。到去世为止，他在那里任职十年。在他去世时，中国已经有了2,500名天主教徒，其中包括许多知识阶层人士，以及耶稣会在中国的18个宣教机构，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一位现代耶稣会的学者这样评论利玛窦说：

          从他身上体现出了耶稣会的最佳目标：属灵的深度、乐于学习和对智力的渴求、在所有的事物中寻求神，经历异象。他是适应文化的典范。
         
      尽管利玛窦在他有生之年未能使皇帝皈依基督教，但他却以他的诚信和学识成功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权贵人士的思想和内心，消除了他们对于基督教持有的“野蛮人”的偏见。在他最受欢迎的著作《畸人十篇》，这是一本描述中国人感到他表现奇怪的行为，在书的再版前言中，一位翰林院的官员写到利玛窦时说：“我了解他所有的著作，并确信他真的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他的信仰为他的美德增色，尊重五大社会关系并事奉上天；他的言语从没有违背过尧、舜、禹、周王或孔夫子的教导。”

         
      利玛窦获准进入戒备森严的皇帝的深宫，那里充斥着猜疑和阴谋诡计，这也充分证明了他自己通过艰苦的努力，在当时最受人尊敬的士大夫和最高统治者中，赢得了巨大的信任和尊重。

          天主实义
         
      令利玛窦惊喜的是，他发现在中国古代历史和经典著作的扉页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这些共性的理解使他可以用中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从一种使用的角度将基督介绍给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一种崇尚实用主义的民族。他写道：

          “所以，在遍览大量的古籍后，我非常地清楚上帝和天主只不过是不同的称呼而已。”（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
          “在我们国家所称的天主就是中国人所称的上帝，与道家描述的玉皇大帝的像不同”（吾天主，即华言上帝；与道家所望玄帝玉皇之像不同。）
         
      就如使徒保罗巡游，并四处建立教会一样，利玛窦也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大师，他试图建立根植于文化之中的本土教会，只有扎根于本土文化的教会才会更壮大、更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