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理雅各与耶稣会不是同一个宗派，民族也不同源，这位才华横溢的苏格兰人、基督教新教教会的教徒，却称得上是利玛窦的继任者和追随者。在利玛窦之后大约300年，理雅各用毕生的精力来研究中国。他花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把中国最重要的、被称为“中国圣经”的中国古籍翻译成英文。他对中国研究的贡献在西方是无与伦比的。
一位与理雅各同时代的中国著名学者，曾经描述理雅各翻译古籍的细致谨慎程度，可以概括为“中国古籍中的精华”。一位评论观察员这样写到：“他在翻译中国“圣经”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功，要远远大于他的传道工作”。他的译著是至今中国文明核心文化的最权威的英文版本。也确实要感谢这位英国学者，因为这本书许多地方依赖于他的学术成就，并广泛引用他的论点做的参考文献。
理雅各不是一位只会咬文嚼字的、研究枯燥无味的历史作品的学者。像耶稣会的前辈一样，他首要的、最大的热情，是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中国人，他研究中国古籍，是他认为了解这些知识，对他传讲福音很有帮助。完成这些译著以后，理雅各描述他的研究工作，“……我们在人们中间传道，应该具备足够的理解力，这样才能巩固我们不断取得的成果”。
上文提到的与他同时代的学者，评价理雅各的学术追求：“翻译中国古籍只是业余时间从事的第二工作，他主要目的是传播上帝的福音”。在理雅各的追思礼拜上，因他对中国人的爱，受到中国人的颂扬。
他赢得了中国人的感情和信任，很少有外国人做到这些，他爱中国人，中国人也理解他那质朴纯真的爱。这也是他独到之处，他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动作，是从病床起身，用他特有的古式的礼貌来问候一位出身寒微的、官品又低的年轻人，他这样做，唯一的动力是这位年轻人的血管中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
像来中国的耶稣会的传教士一样，理雅各通过对中国古籍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所敬拜的唯一真神上帝，和基督教里的敬拜的上帝是同一位。像耶稣会的传教士一样，理雅各也受到攻击，他为自己正确的观点进行辩护，与批评家进行长时间的、激烈的争吵，他们的争论是如此的激烈，有下面的记述：
他爱中华民族，他绝对忠实和崇敬他们信仰当中一切真实和良善的地方。他曾进行过的最激烈、最长久的争执，是因为某些传教士对中国古老信仰根源的见解与他不同。表面上看，汉语中有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翻译关于上帝理念的。但问题的根本是，他们本身是否知道上帝存在的理念。而理雅各坚持认为他们知道上帝存在，难道他不是凭借爱心和知识来断定这一点的吗？”
理雅各在1815年12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他学业出众，早年就展示他的潜力。在牛津大学金学院，他多次赢得学生奖学金。当他在金学院读书时，他的生活中一次次展现他性格的力量。他得到一份助教的工作，这份工作使他在学术的增进方面有一个辉煌的未来，但是这一工作要求他加入苏格兰教会，这是国家教会。理雅各的父亲曾经很积极地支持独立教会运动，理雅各说：“假如我只是为了那些暂时的利益，遵从父亲的愿望，而没能转向这个科目，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人生的开端。”理雅各说他如果不加入国家教会，就不能使他攀登学术事业的阶梯。不到两年，理雅各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做传教士的呼召，他进入神学院，改变他一生的事业。
1838年，理雅各23岁时，加入了伦敦差会，第二年，和他的新婚妻子经海路出发，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旅行，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大陆，于1840年到达了马来西亚的马拉卡。在那里两年多的时间里，理雅各，除了完成他的首要任务学习汉语以外，他还兼任英华学院的院长，这所学院由伦敦差会创办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培训传教士，并负责经营学院的一个出版社。出版社的创立，开阔了前往中国的先锋传教士马礼逊的视野，马礼逊的计划是教育和训练中国的信徒，使他们能够向自己的国民传教，那么外国的传教士就可以有时间，创经营学校、医院、诊所、技术知识的团体，这些都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为了能够达到这一双重的目的，出版社印制中文圣经，宗教小册子、双语字典和语言课本。在马礼逊死后的六年，理雅各接管了出版社的管理工作，这个出版社已经营了半个世纪。他很出色地继续马礼逊的工作，采取马礼逊的方法。他也一样作了传教士，献身于神学事业。他们同时认识到提供教育机会的价值。
1843年，理雅各和他的家人定居香港，在那儿他创建的联合教堂，在香港依然存在。理雅各是那的第一位牧师，在那儿服侍了30多年，因此他被称为“联合教会之父”。理雅各致力于为中国学生创办学校，让他们在英文和汉语方面接受进一步的教育，他同时还协助香港的教育部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些都对香港社会具有几十年的影响。理雅各对城市的贡献，并不局限于他所工作的教育领域，在社会服务的其他领域的成就也是被公认的，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1865年他离开香港时，香港政府赠送给他一个精美的证明书，上面写着：“香港政府将这个茶杯和咖啡的托盘，赠送给理雅各博士，因其对香港公共事业无私的奉献和无偿的回报”。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香港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上午工作。后来被他描述为“15年以上艰苦努力的学习”。
在一本传记中记载，理雅各意识到“打开中国的钥匙，在于对中国经典著作的认知。这些著作影响着中国人整体的行为规范，包括他们的思维、信仰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政府体制。”
理雅各在他的文章之中写道：“谁了解中国，那他也一定了解中国古典文学。”必须“精通中国经书，并且……通过中国的历代圣贤，对中国思想领域做了全面的调查”。在他的晚期，他主要致力于中国古籍的翻译工作，向西方人介绍中国人的思想。他刻苦学习汉语，就像几个世纪以前的利玛窦一样，上帝恩赐给他学习语言的天赋及惊人的记忆力，常常引起他同事的嫉妒。他的一位同事曾经回忆说：“他的大脑可以很轻松地记住大量的单个的或复杂的汉字，这些字曾经吓退无数个想学习汉语的人，但对他来说这却是一种乐趣，因为他很轻松地记住它们。”尽管这样，直到他在香港居留了15年以后，在1858年他打算开始出版他的译作，下一步他不但要寻求资金，还要安排诸如笔墨纸张之类的问题。所以直到1861年第一卷书的第一版才开始印制。理雅各一共完成了8卷书的翻译：
四部儒家作品《书经》、《易经》、《孝经》和《礼记》
一部道家作品《道德经》
两部其他作品《佛都记录》和《太上感应篇》
浪漫派爱国诗人屈原的长诗《离骚》
他在香港居住了三十多年后，回到了英国。1876年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的首席汉语教授。1897年，他在伦敦去世时，仍在翻译楚辞的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