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历史学家总体上相信周朝天子关于天命的观点，或者说认为直到周朝这种观点才被形式化下来。但历史上记载的早期统治者们，如黄帝、尧、舜、禹和汤都向中国人清楚地表明他们已将他们自已、他们的政权和他们的继任者臣服于上帝的旨意。下面将看到，尤其是对于继任者的确立，他们特别关心，处心积虑地要确保选择一位品质出色的人。粗略浏览中国古代历史，也可以看到早期的帝王们把统治权看成是上帝的信托。这就要求他们的统治与上帝的品性一致。

         
      天命的观点不仅仅是废除腐败统治的手段，它同时也为统治者提供了积极的指导意义，假如帝王想持守天命，他必须拥有仁和义的品德。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历史中记载的这种早期以品格为主的领导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败坏了，结果是引起周朝的混乱，进入了战国时期。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中，除有些情况是例外，中国不再以品格，而是以权力作为领导基础。

         
      天命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之大，作者已无法再夸大了。西方文明中，政治秩序取决于多个地区和国家的权力平衡，与之相比，中国的政治秩序取决于统治者对上帝至高旨意的降服。

          下面是节选自《诗经》中警告那些刚愎自用的统治者的话，同时也对这一天命的观念做了最好的诠释。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但。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天之方难，无燃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辞之辑矣，民之治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天子
         
      理解了天命的观念之后，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认为帝王是天子。天子这个头衔反映了帝王所担当角色的重要，他们已远远超过对国家事物的管理。除了要统治一个庞大的帝国，和数量无比的人口外，天子还要确保他的品德是上帝品德的反映，能代表上帝，即上天。天子的观念从发生、发展，一直持续了三千多年，直到1911年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的灭亡。尽管这个过程是不可思议的漫长，但对天子角色的基本信念却一直是不变的，这一角色也从未受到过挑战。

         
      最重要的是明白，只有一位天子。只有这一位，上帝要求他为全民的福祉负责。作为天子，他就是要做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这一角色最终成就在基督耶稣身上：
          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提摩太前书2:5-6
         
      第二个信念是天子来自上天的统治权。如之前早先所考查的，天子必须有天命才能够统治天下，帝王和他的王朝必须不断地表现出上帝的高尚品性。只有这样做，才能表明他是由上帝授命的，因为上帝不会拣选一位与自己品性相违背的人，做他在地上的代表。

         
      第三，天子的责任不是陷入具体的政事中，而是在属灵上领导国家遵行天意，按照上帝的道德标准统治国家。他的属灵状况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兴旺：当上帝悦纳帝王时，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如果帝王缺少德性，国家就会遭受灾难。君王的某些品德是通过祭祀的仪式和典礼彰显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郊祭。

          为了更具体地明白这一点，以下部分将查考古代中国人怎样来信靠上帝，寻找至高无上者的旨意。也就是说，怎样信靠天命来拣选或任命统治者。
         
      中国人的信靠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相信上帝会为他们做最好的安排，上帝拣选与祂的道德、品性相一致的统治者。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国家，一旦拥有一位品德高尚的统治者，这个国家就会繁荣昌盛。

          “小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真正的小皇帝，还在幼年，因着父亲的早逝就登基了。其中最有名的小皇帝是中国最后一个朝代，清朝的康熙皇帝（1654-1722）。
         
      1661年，康熙父亲顺治皇帝突然死于天花，康熙还不满七岁就登基了。因为年纪幼小，有四位摄政王治理朝政。康熙13岁时亲政，15岁执掌大权。所有人都说，康熙在位61年，是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也被中国人认为是最好的皇帝之一，他将台湾收复归回了大陆，治服了南方三将军的反叛，牵制了蒙古人，还做出了许多文化上的贡献，如编撰了《康熙字典》，与沙俄签署了和平条约等。

         
      试想一个15岁的少年，成了一个庞大国家的主宰，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的每一句话便是这个大国的法律。按照前朝的经验，无限权力的自然结果就是腐败。康熙在退位诏书中说：“在古人中，只有那些不自夸，并明白不要走得太远的，才会有好的结局。既三朝之后，那些统治不长久的没有留下兴旺的好名声，而那些没活长久的也不知道世界的苦难。”（三朝指夏、商也叫作殷和周）谁都知道，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就能使人腐败。因此，人们常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

          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是什么使得康熙成为一个诚信、有高度标准道德的人呢？”这肯定不是中国帝制体系本身具有的东西。
         
      回顾前面第六章的南怀仁和耶稣会宣教士，南怀仁是康熙的导师和朋友。他及其他耶稣会的成员们，一定在康熙身上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迹。虽然帝制体系无法为康熙提供长期的护卫，免于权力腐败的影响，但他确实是受到了内在信仰的影响。以下据说由他所写的这两首诗就表现了这一点：

          康熙皇帝《基督死》
          功成十字血成溪，
          千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百鞭挞寸肤裂，
          六尺悬垂两盗齐。
          惨恸八垓惊九品，
          七言一毕万灵啼。
         
      这两首诗清楚地显明康熙对基督信仰的认知，以及他生命的驱动力。他在许多时候倾向于受洗，并说，在他心里他信的神与耶稣会的一样。可能他知道耶稣会在反对一夫多妻制上是不会妥协的，而作为皇帝，他又必需有妃嫔，这会让他觉得有罪。所以并不知道他心里是不是真的信了。但无论怎样，他从耶稣会中所吸取的神髓已经足够强大，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就如前面七位圣贤统治者一样，他仁慈治理的秘诀并不是单单建立在能力之上，而是顺服上帝是最终的权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