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欧洲陷入了大规模的动荡，资本主义成为革命的对象，基督教的新教运动已经进行了三个世纪，个人主义的精神在摆脱天主教的过程中融入新教运动，婚恋观念也在此变革中，混杂了诸多的个人、环境、时代等因素。在这一切即将世俗化的过程中，尼采清醒地意识到在上帝的死去给世界带来开放和自由的同时，也带来混乱。于是，他发明了超人哲学，并将超人哲学糅进婚恋观念，他认为没有崇高目标的婚姻是庸俗和没有意义的。此处可见出西方婚恋观念嬗变过程中前后的承续与突破。现代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涂尔干，则从另一个视角，从历史社会学和家庭史以及多元性关系的破坏性角度，更为冷峻地阐释了婚姻的特性，而这与尼采的观点几乎是天差地别。
托尔斯泰在晚年犯下了任何一个伟人都可能犯的错误，他要做人类的导师。如柏林所言，他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多面天才的艺术家（即所谓“狐狸”），但他偏偏扬短避长，晚年的时候为了求得自己心灵的安宁，以宗教和道德为武器，横扫一切艺术领域，在艺术中强行推行宗教标准和道德标准，对于生活那就更不必说了。这些偏差在他的婚恋观念中也清晰地得到表现，他在《论婚姻和妇女的天职》中，洞察到了母亲对家庭的重要，但显然遗忘了进入近现代以来，婚姻中男女平等的前提性要件。
婚姻中的性问题一直是人们颇感神秘的部分，尤其在西方最初推崇自然人性的观念被宗教打断之后，性快乐在西方的历史中很长时间处于被否定的状态，尤其是女性的性快乐。20世纪以来，随着各方面思想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个问题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英国性学家霭理士从性的角度，以统计学的数据论证了美满婚姻的条件中应有夫妻双方和谐性快乐的一份。然而他又说，婚姻的和谐是全方面的，恰恰是在最和谐的婚姻里，因为其他方面的和谐，性生活的地位则会明显下降，甚至完全退居背景。
霭理士的观点应该说极具代表性，是不是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过于强调性生活重要性的婚姻，恰恰是因为其本身的圆满度不够?然而，按照霭理士的思路，存在这样的疑问或许可以，但要去下什么结论，那则是危险的。
现代世界的婚姻虽然是从打破宗教迷雾中走出来的，但是信仰时代的许多规则并没有被废除，也不可能被废除。因为许多规则是人性本身的产物，有宗教规范是如此，没有它也是如此，一夫一妻制就是个典型的制度。芬兰人类学家维斯特马克在《人类婚姻史》中对世界历史上大量民族的婚姻制度研究表明，人类自古以来，一夫一妻制就是主要的制度。即使在实行多妻制的一些民族中，一夫一妻制也是最主要的婚姻制度，只有极少数的权势富贵人物才实践着多妻制，可见多妻制是一种奢侈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但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婚姻，尤其是近一两千年，普遍盛行的一夫一妻制中，女性的地位一直在一定程度上被漠视了，女权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西蒙·波伏娃，通过对历史的梳理，给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叙述，她深刻地揭示了两性不平等导致婚姻家庭中的两性权力之争，这是发人深省的，然而，在崇尚男女平等的时代，这种权力之争就一定能够消除吗?这样的问题不会有答案，也不能有答案，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还是一个过渡时代，再说理想状态的男女平等是否可欲，也未必就不是问题。正如莫洛亚在《论婚姻》的演讲中所提出的一大堆问题一样，婚姻问题基于人性的非理想状态，所以人类普遍的婚姻生活能否达到理想状态或许就有答案了——虽然莫洛亚并不想给我们这个答案。
但是，解决现代婚恋难题依然是许多智者所感兴趣，并力图回答的，这方面，应该说罗素贡献巨大，也许他从自己一生并不那么理想的婚恋经历中，获得了不少灵感，也因此对人性中诸如嫉妒、多恋倾向作出了比较公允和理性的分析，并且劝告人们要尽力克制和改变一些非建设性的人性特质，这样才能获得比较好的婚姻状态。然而，罗素认为离婚不是解决婚姻问题的方法，他对现代家庭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分析，以及隐约认为人类的婚姻制度可能会解体，从中可以看出，罗素对待婚姻总体上的看法是悲观的，北欧后来的发展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与他的前瞻是吻合的。
思想家们对婚恋问题的思考固然精彩，而人类真正深受影响的思想常常是通过艺术作品，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电影等各种艺术形式获得的。艺术家的直觉和艺术表现力，常常远比思想家对问题的看法更有影响力，尤其是文学艺术中体现出来的婚恋观念，几乎遍及西方所有文学作品。赫尔岑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文学家，他脍炙人口的《往事与随想》是一部回忆录，记载了他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重要的人和事。在涉及其自身的《家庭的悲剧》中，他详细地记载了一位德国诗人伙同妻子对他家庭的破坏，他也很诚实地记录下他自己在这过程中的痛苦、嫉妒和情绪的冲动以及对妻子的不公正，但最后爱的力量本身使他们夫妻之间相爱如初，本书选编的文章就是描写他们和好时候的状态。
挪威的大戏剧家易卜生——这位被视为“伟大问号”的巨人，对于即将开始的新时代感觉异常清晰，在那部曾经震动中国知识界的名剧《玩偶之家》中，易卜生以最有力的语言和思想为妇女争取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生活，娜拉离家出走前与丈夫海尔茂的对话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均具有不朽的价值。
在汗牛充栋的文学著作中，描写爱情婚姻的名篇可谓比比皆是，出于偏好，我选择了蒲宁。作为俄罗斯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关心俄罗斯，关心世界，却“为艺术而艺术”；他痛恨苏联的暴力，却在自己的作品中无数次阐述爱和死亡的美丽。《米佳的爱情》当是世界爱情小说中顶级的作品之一，但因为篇幅太大，无法选入。晚年的蒲宁，写作越来越短小精悍，但依然是最富诗意的作品，本书选了他的《爱情学》和《林荫幽径》，前者讲述了一个痴情男子在爱人离世后，待在爱人住过的小屋，20年不出门，只是读书和思念，其中有一本《爱情学》，书中教授了相爱的人们，双方应该融为一体、忠贞不渝；后者讲述了一个女奴被自己深爱的主人释放为自由民——而实际上是抛弃——之后，35年独身，最后两人邂逅，男的请求原谅，女的说因为爱他，而且至今依然，所以永远不能宽恕他，这触及了人类爱情中最吊诡也最人性的命题：爱情中的占有欲和忠诚的并行不悖。
蒲宁的小说由于借助于无限美丽的环境营造，最能说明人类在爱情婚姻方面的充满理想、幻想的永恒性和高度审美性。正如西方源头思想所展示的，爱情在它联系到婚姻——如果婚姻代表永久的结合与永远的忠诚时，它的美尤其令人心醉，然而在蒲宁笔下，它却常常通往具有最高审美意义的死亡，而这正好与婚姻构成了巨大的张力。
人类在这一张力中到底如何获得比较圆满的结果——既让爱情得以生存于婚姻之中，又使婚姻成为幸福生活的基础，两者在根本上是不是一回事?对于许多人而言，因为把两者视为一体而导致失败，爱情的形而上审美意蕴与婚姻柴米油盐的务实诉求能否有效结合，在此没有答案——即使有答案，那也只是个体实践经验的答案，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愿这本译作选集能够给关注婚恋问题的人们一点启发，在此也感谢所有翻译家的辛苦劳作。
是为序。
2007年7月8日于追远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