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彼此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不能不明白，我们彼此多么重要，多么不可缺少。1852年初我写道:“在都灵的那些日子是我们的第二次婚礼，它的意义也许比第一次更深刻、更重要，我们终于充分意识到了它的全部责任，把它重又贯彻到了相互的关系中，而这是通过那些痛苦的经历完成的……”
爱情奇迹般经受住了这次本可以毁灭它的打击。
最后几朵乌云也逐渐消散了。我们谈得很多，很久……仿佛阔别多年之后的重新相逢。当我们从空桌子后起立时，一缕缕曙光早已透过关闭的百叶窗射进屋里了……
三天后我们一起经过里维埃拉返回尼斯——热那亚一闪而过，芒通一闪而过，那是我们时常怀着不同的心情游览的地点，最后，摩纳哥也过去了，它那天鹅绒似的草坪，天鹅绒似的沙滩突入了海中。一切在我们眼中都那么亲切，像口角后重又见面的老朋友，这里到处是葡萄园、玫瑰树丛、酸橙林，大海就铺展在屋前，孩子们在海滨玩耍……瞧，他们认出了我们，奔了过来。我们到家了。
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些日子，给了我以后的四个月光阴——它们以庄严的光辉照耀了我家庭生活的最后阶段。我感谢命运，这个永恒的巫婆把秋季绚丽多彩的花环献给了注定要牺牲的人……尽管时间不长，但她把自己的罂粟花和香气散布到了他们的周围!
隔开我们的深渊不见了，大地已连成一片。难道这不就是那只终生握在我手中的手吗，难道这不就是一度被泪水弄得浑浊的目光吗?“安心吧，妹妹、朋友和同志，一切都过去了，我们依然是那些年轻、神圣、光辉的岁月中的我们！”
她给俄国的一位女友写道:“……你也许知道那场灾难的深度，现在它终于过去了，充满幸福的另一些时刻来临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全部信念不仅依然完好，而且战胜了可怕的考验，没有丧失新鲜和香味，而且以新的光辉、新的力量开出了花朵。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幸福。”
当然，过去也留下了残渣，触动它不能不受到惩罚，这是内心的某种创伤，一种敏感的睡着了的惶恐和苦楚。
过去不是一张可以修改的校样，它是断头台上的斫刀，它一落下，许多东西便再也不能接合，不是一切都可以恢复原状的。刀痕像金属铸成的，形状分明，不可改变，像青铜那么黑黝黝的。通常人们忘记的只是不值得记住、或者不理解的东西。一个人只要忘记两三件事，某些细节、某个日子、某些话，他便可以保持青春、勇敢和力量，而有了它们，他便会像一把钥匙一样沉入水底。不必像麦克白那样非遇到班柯的鬼魂不可，见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第3幕第4场，麦克白派人杀死班柯后，班柯向他显灵，从此弄得麦克白神魂不定。鬼魂不是刑庭法官，不是良心的谴责，唯有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事件才能起那样的作用。
而且也不需要忘记，这是软弱，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欺骗。过去有自己的权利，它是事实，应该面对它，而不是忘记它——我们便以一致的步伐朝这目标走去。
……有时，局外人一句无关紧要的话，眼中偶然瞥见的一件事物，会像刀子一样划过心头，于是流出了血，感到无法忍受的疼痛；但同时我也遇到了惊慌的眼光，它带着无限的悲痛在向我说:“是的，你是对的，不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于是我尽力驱散汇集的乌云。
和解的时刻是神圣的，我透过眼泪回忆着它……
……不，这不是和解，这个词不贴切。文字像现成的衣服,“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所有同样身材的人，然而并不能对每一个人完全合身。
我们不需要和解，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我们使彼此痛苦，但并没有分开。在最阴暗的时刻，两人都毫不怀疑的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彼此的深刻尊重，都依然保持着。我们与其说像和解的人，不如说像两个大病之后刚才清醒的人：昏迷状态过去了，我们睁开有些虚弱而模糊的眼睛互相望着。经历的痛苦记忆犹新，困倦还能感到，但是我们知道，噩梦已经过去，我们又平安无事了。
……以前偶尔在纳塔利娅心头出现的思想，现在逐渐占有了她。她希望写下她的自白书。她对它的开头不满，烧毁了那几页，只保存了一封长长的信和一小页纸。一封信是写给马·卡·雷海尔的，一小页纸是赫尔岑夫人打算写的自传的提纲。从它们可以看出，销毁的部分多么重要……读了它们，我觉得不寒而栗，仿佛我的手接触到了一颗痛苦而温暖的心，听到了那些无声的秘密的声音，它们一直隐藏在深处，只是在意识中刚刚苏醒。从这些字句中可以琢磨到，那艰苦的挣扎怎样转化成新的意志，悲痛怎样转化成思想。如果这作品没有突然中断，它可以成为一件珍贵的记录，一切便不致湮没在女人含糊其辞的缄默和男人自以为是的保护态度中，但是最不可理喻的打击已朝我们头顶打来，终于什么都完了。
节选自《往事与随想》中，“家庭悲剧”之六，第587593页，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