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相当地看清楚婚姻的事实，一番范围很广的按部就班的调查是万不可少的。但即使有了此种调查，所可能得到的，也不过是很大略的一个结果。许多的人不愿意承认他们的婚姻是一个失败，对自己不肯承认，对别人自然更讳莫如深了。又有一些人的态度恰好和此相反，婚姻生活总有一大堆不可避免的小烦恼和小冲突，当其在烦恼和冲突之中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把婚姻的大纲大经或婚姻的中心事实完全忘却，而很匆遽的承认他们的婚姻是失败了；等到烦恼和冲突的情景过去之后，他们有机会比较超然的来观察到生活的大处，于是婚姻的大体的情形又复呈露在他们的眼前，到这时候，他们又会承认，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一大成功。其间还有一个发生困难的基本原因，就是：很少人了解，他们所能希望的婚姻生活的满足究属是什么一个性质，安知他们怀抱着的不是一种根本上婚姻所无法供给的奢望?他们不了解婚姻终究是人生的一个缩影响，一个太容易和太舒服的婚姻生活就不成其为一个缩影，换言之，就是不可能的；而对于人生真有阅历和真已备尝甘苦的人，这种太容易和太舒服的婚姻生活事实上也不能给予什么餍足。
因此，我们对于满意不满意的问题，虽得不到一个绝对准确的答案，我们至少必须把这种答案的尝试放在一个统计的基础之上。戴维思女医师，在“性关系无疑的是全部婚姻关系的主要部分”的假定之下（按这假定必须附有条件，才能成立），发现1000个大体上认为正常的已婚女子中间，872个毫不犹豫地承认她们的婚姻生活是美满的；116个是不很美满的或完全不美满的，而其主要原因是性的不相投合；只有12个女子在这方面没有答复。见戴氏所著书《二千二百个妇女的性生活的因素》。
迭更生的资料和戴氏的不很一样，他的研究对象是到他的妇科医室里来请诊的女子，她们的正常的程度大概赶不上戴氏的那一批研究对象。迭氏发现自认为满意的百分数似乎不及戴氏所发现的那般大，他的结论是：在所研究的1000个女子里，每5个之中有3个，即五分之三是“适应英文
adjustment 或adaptation 一词，以前译作“适应”或“顺应”，大抵是由日本的译文中沿袭而来。
《中庸》有“致中庸，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话，注释家说位是“安其所”，育是“遂其生，然则安所遂生，就是位育；进化论者所说
adjustment 或 adaptation
的精意其实也不过如此。本书曾改用“位育”做译后，后经整理，已改作“适应”。得当”的，即，对于婚姻生活至少是“无憾”的。其余五分之二便是“有憾”的而“不善适应”的了。“适应得当”和“不善适应”的两组女子，在成分与性质上是没有显著的分别的；她们的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很相像；两方面各有三分之二的分子，在以前都有过不少的自动恋的习惯；“适应得当”的一组，在生育力方面要略微的强些；不过两组之间最主要的一个一般的分别似乎是在人生观一方面,“适应得当”的一组的人生观比较要客观，比较的不以自我为中心，比较的不受内心冲突的折磨。不过迭氏也发现那组“不善适应”的100个妻子在“社交生活上是正常的”，她们的教育和经济水平也在一般人之上，而其中少数代表的分子也是很温雅的，穿着得也很齐楚，有的也很美，很有脑筋；其中有13个是很清楚的有不健全的性格的；100个，精神不健全到一个近乎“深刻的整个人格的扰乱”的，有19个。无论如何，在社会地位、教育造诣或健康程度上，这一组和“适应得当”的一组并没有很大的分别，而就一般的外表看，双方的人格和环境可以说是一样的。婚前的自动恋或手淫一类的习惯也是差不多同样的普遍，而在成婚以后“不善适应”的开始也不一定全都由于性的不相投合，往往其他方面的不相投合是一个起点。两组之间最大的分别是“内心冲突”的有无多寡。看了迭氏的这一番研究，我们可以了然于这个婚姻“适应”的问题是往往很复杂的了。见迭氏与皮姆女士合著的《一千个婚姻的研究》。
海密尔顿医师所研究的人数比较少，但两性都有，并且大体上都可以假定为很正常的，其中100个是已婚男子，100个是已婚女子。海氏对于婚姻生活满意不满意的问题探讨得最为细到，他根据每人所得的积点或分数，把满意或幸福的程度分做14级。他发现男子的满意的程度很清楚的要在女子之上，在最高度的满意的各级（第714级）里，男子有51人，而女子只有45人，剩下的49个男子和55个女子就都在低度的满意的各级里了。海氏认为这种统计的结果是和个人接触时他所得的很确切的印象相符合的，这种印象也以为“就一般情形说，女子对于婚姻的失望，比起男子来更要见得严重”。见海氏所著《婚姻的一个研究》。
我不能说这样一个结论是值得诧异的，我个人所观察到的结果似乎也是如此。女子在婚姻生活里更不容易得到满意，一部分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也许是两性在婚姻关系里所必有的一些结果。一样是婚姻，但对于女子，它的意义比对男子要深长得多，因为既要当心丈夫，又要生育子女，又要管理家务，一身兼数役，她必然的要把更大的一部分的精力交付出来，因此，如果在她一方面有失望的感觉，那失望一定是更严重的。至于男子，他的生活普通既然是大部分在家庭以外，他对于家庭生活和家人关系，所处的是一个比较超然的地位。在他的活动范围里，家庭只占比较小的一角，而在这一小角里，事实上他用不着活动，他但须休息。反过来，一个女子一定时常要感觉到婚姻就是她的生命的全部，因此她时刻要顾虑到种种比较严重的问题。这就教我们回想到上文迭更生的一点很有意义的观察，就是“适应得当”与“不善适应”的两组妻子之间，主要的分别是前者比较客观，比较不受内心冲突的骚扰。换言之，这种比较客观与不受内心冲突的骚扰的妻子，在生活态度上，和普通的丈夫，就更多几分相像了。
不过我们时常遇见的妻子们对于婚姻的失望，虽则多少是表面的或离开表面不远，实在是很有根底的一个现象。这种失望当然是和近代妇女生活的变迁有连带关系的。近代的妇女对于生命已经有一种更大的展望，因此，也就感觉到一番更大的要求；男性的优势，她们自己的比较委屈的地位，在她们的母亲一辈是认为很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在她们看来却是很不满意的。对于女子，这世界是变了，特别是在她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对于男子，这种变动虽也未尝没有，但远不如对于女子的那般深刻；在女子不能不感觉到这种变动的深刻，一部分也是因为这种变动的一大部分是经过了舆论的特别承认与法律的特别规定的。男子的一般的传统生活也没有改变很多。因此，一个女子加入婚姻生活以后，很容易感觉到一种剌谬的情形，一种事实与理论的剌谬，一种生活与主张的剌谬，而这种剌谬又很容易引起一番内心的冲突。有许多女子——其中有旧派的富有浪漫主义的理想的女子，从小到大很少和男子发生过接触；其中也有比较新式的女子——到了蜜月的时期才第一次了解男子是怎样的一种人和婚姻是怎样的一回事，而从那天起就深深地感觉到不满与失望，甚至到老不会完全忘记或摆脱。对于旧派的女子，这固然是由于旧式教育的错误，而对于新式的女子，这种不满的心理就得追溯到方才所说的那种剌谬的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