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宗座圣经委员会对福福音历史性的训示-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自从教宗良十三世在一九O二成立宗座圣经委员会以来，它常常被人视为天主教圣经研究的警察。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它近年来的许多活动，就会发现它的工作方向显然地要积极得多。当圣经研究发生了错误或是过份的倾向时，它就会发出文件(现在也以训示的方式来代替过去的法令)警告或提醒人的注意。但是一般讲来这些檔都有它积极的特性；所以在天主教的圈子，人们对它的印象，不再是一个仅为纠察错误的委员会。但是天主教以外，人们对它仍有相当恶劣的印象。无论如何，圣经委员会最近所发出的训示(注一)，正显示出来它以何种的态度，来处理一个使近代天主教内外研究圣经者感到困惑的问题。这项训示是有关「福音的历史性真理」，这个问题正是近年来不少天主教友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但现在却为人用一种新的方式提出。这一点可从罗马圣部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一项劝导文件(Monitum)看出来(注二)。不过这个檔的态度相当消极，并没有给这个问题带来光明。现在圣经委员会的训示却是一项积极的檔，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今日天主教对福音研究的倾向以及教会对他们一般的反应都值得使我们仔细研究这项文件，为能体会它的意义。

自从这档发表以来，由报纸上对它的各种反应，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措辞是非常有机智的。因为不同的人对它做完全相反的解释(注三)。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檔并没有要天主教研究圣经的人信服那种基本学派的解释。这种学派完全按照字面的意义肯定它的历史性，这项檔也不是谴责任何一种对福音历史价值的近代意见。虽然它把从类型批判所提出来有问题的假设，相当详细的分类，但是这样做都是为承认类型批判所用方法的价值而铺路。这项档，将是历史中第一次官方对此方法的赞同及诚恳的接受，福福音材料的传统之形成中有三个不同的阶段。这个檔的拉丁文题目是Instructio de Historica Evangeliorum Veriate。它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会使人认为形容词Historica(历史的)最为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檔的正文，最重要的却是前置词de(关于)。第三段(注四)提出问题的时候，却把 Historica这个字省略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它的原文是「quod multa scripta vulgantur, quibus veritas factorum et dictorum quae in Evangeliis continentur, in discrimen vocatur 。 (有许多通俗性的作品，对福福音所记载的事物和语言的真理发生疑问) （注五）。如果我们从档的后半篇来观察似乎它故意省略了这个字。因此事实上虽然它的题目上有历史性上的真理，但是这几个字在正文中只重现过一次；那一次是公开谴责类型批判方法中许多哲学和神学的假设。这些假设是天主教注释家不能采用的(注六)。在其它积极的指示上，「历史性的真理」一词从未再现。由此可见圣经委员会更注意的是对于福福音真理的性质作一个简略的描述，而不仅是重新肯定福福音都是具有历史性的。

在前三段的介绍之后，委员会对下列各种职务的人做一个指示。这些人是甲、注释家，乙、在修道院或类似学院中教授圣经的人。丙、宣道者。丁、为一般信友著作的人。戊、圣经学会的指导者。在丁项下，特别要求各地主教对有关圣经的著作加以注意。这些人的称呼除了甲项以外，都是用斜体字印出；也许甲项未用斜体字印出乃手民误植。因为在后面的指示中，谈到注释家时仍用斜体字印出了。以上是这项文件的结构(注七)。它的结论包括两个段落，最后保禄六世在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加以批准。

这项文件首先提到教会对于圣经的关注，这也是天主教注释家工作的背景。它提醒注释家们不仅依赖自己的才能、资历，也要依靠天主的帮助和教会的指导。在第二段中，它对今天在教会中有许多解释圣经专家的事实表示欣慰，也明显的提示事实上他们都遵从教宗的鼓励。这句话无疑是回答一些莫须有的批评。因为有时在天主教内有人批评注释家们用他们新的解释来减弱人的信德。由于在圣经的讨论中，很容易激动感情，所以这檔鼓励大家注意爱德的精神，它重复在「圣神启迪」 (Divino afflante Spirigu)和「警醒注意」(Vigilantiae)这两项文件中的忠告。在不同的引证中也加上一句评语，它说就是如热罗尼莫这样有名的圣经学家，也不一定能够圆满地处理一切有关圣经的难题。第三段指出委员会发表这训示所针对的问题及状况。

在整个文件下面十五段中有八段是针对注释家而发的，(四~十一段)如果把这部份和其它部份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主要的训示。因为对修道院教授、宣道者、一般作者以及圣经学会的指导人所写的不过是些训诲性指示，并提醒他们必须明智的行动。虽然在对注释家的训示部份也包括了训诲和注意，但是只有在这部份中我们才可以看到积极信理上的训示(注八)。

第四段包含对天主教注释家的训示。它劝注释家从以前各种对福福音解释的贡献中获得益处，特别是从教会的教父和圣师取得灵感；这实在也是跟随教会自己的榜样。但是它也应该利用「理性和天主教释经学的规范」。这里所指用「理性」就是在一切文学中，都承认的批判学规范。这些规范是一切语言学家和解释家，在处理古老档和文学时所应用的文学和历史的批评原则。加上「天主教的」这几个字是说天主教注释者应该遵守的原则。(例如：圣经是默启的书，它包含了天主的启示。圣经某些片段语言学家不能够有一个确定的解释，但是这些片段在教会的传统中都有它的意义。) 檔中特别又指出历史方法所带来的帮助，也应该加在理性和天主教释经学的规则之中。然后委员会再一次的提醒注释家们应用文学类型的研究，并且重提比约十二世的话。教宗曾说过这是注释家们所不能够忽略的责任。（注九）第四段最后的一句话是促请研究福福音证据的性质及对注释学家训示的一个大纲。(第七~十段)。

第五段是讨论在福福音研究中，应用类型批判方法的问题。委员会很清楚的分辨「合理的因素」以及有问题的「哲学和神学的原则」。这些前设常常与方法相混淆，以致使应用这些方法所得来的结论也腐坏。此处不能仔细研究这些方法和有缺陷的前设。(注十)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在这个训示中列举了六条天主教注释家所不能接受的「原则」。这六条原则就是：一、否认超自然的秩序。二、否认天主以一种严格的启示干预了这个世界。三、否定奇迹的可能性和存在。这三条原则都是来自唯理主义。四、信仰和历史的真理互不相容。五、差不多先决的否认启示文献的历史价值和性质。六、轻视宗徒的见证而过分强调早期教会的创造力(注十一)。委员会在分辨了类型批判方法中「合理的因素」和「哲学和神学的原则」之后，就进入了第六段。在此它用了另一区分，那就是使合理的类型批评方法所得的结果应用在福福音研究上。事实上，天主教注释者早已有一段时期应用了这区分。这个区分使我们能对「福音见证的性质；初期教会的宗教生活以及宗徒传统的意义和价值(第四段)做一个正确的估价。」

人们曾经把许多名字加在「圣传的三个阶段」(Tria tempora traditionis)上。这项事实有时容易让人感到混乱。但实际上不同的名称只是提出这个问题不同的几方面；不同的名称是出于对类型批判争辩历史不同之阶段而已。有些作者认为它是对福音原文三种不同层面的了解，另外一些人认为它是福音材料三种情况。后老所用的名词是来自德国类型批判中，对「生活情况」(Sitz im Leben)所有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类型批判的前驱应用这个方法。他们把福福音的每」个故事，都给它一个生活环境，并用它解释早期教会中创造这个故事的生活情况。按这些前驱的看法，生活情况原是教会的生活景况，后来因为对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辩，因而产生了耶稣的生活情况；那就是说耶稣传教时所遭遇到的情形，因而使他说出或做出某件事。如果要想很确定的找到这些生活情况，需要非常精细而困难的研究。最后福福音中之生活情况是根据前两种生活情况而形成的。虽然，追溯耶稣和早期教会的生活情况是合理而有意义的问题。不过最重要的却是在福福音中的情况，那就是说某件事情在福福音中怎样与其它耶稣言行相连：以及圣史们怎样运用了那些传说的资料。不论人喜欢用那个名称来称呼这三种情况而愿用它表达某些特别的意义，但整个看来，大家都在说同样的事情；那就是：为了解因默启而写成的福福音关于耶稣的教训和生活到底告诉了我们些什么，我们一定要做三重的区分。这个指示的第六段中很清楚地表示了这个重点。

第七段开始，曾把主、基督(christus Dominus)这两个字加以斜写。实际上是用了一个更适合第二个阶段特性的名称。此处也许用纳匝肋人耶稣来得更好。无论如何这里所要讲的是耶稣的生活环境，耶稣所言所行，还有耶稣所选择的门徒亲身所见所闻。我们应强调两件事，那就是：第一门徒所见所闻能够给耶稣的生活和教训做见证；第二件是耶稣会把自己的教训用不同方式表达以适应不同的情况，使他的教训能够被理解而保留。这一段文件的前几句话多次引证了新约，但其后的部份大多是用一种推理的方法写成，不过它无疑的表现了这个传统的第一个阶段。

即使委员会说在复活之后宗徒们「忠实的解释了耶稣的生活和他的言语。」但这却是特别指伯多禄在宗徒大事录十36-41所发表的演说，而不是指任何的福福音而言。伯多禄的这个讲词被C.H．Dodd认为是耶稣生活的撮要；也是早期教会传道的一个范本。许多人认为玛尔谷福福音就是这个撮要的扩张。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在伯多禄的传道中，并没有引证任何耶稣的话。不过这篇讲道，却被认为是耶稣生活和话语的「忠实的解释」，这实在是一种不可忽略的重要暗示。

虽然委贝会驳斥了上列错误的见解，但另一方面却坚持宗徒们因为第一个复活节所有的经验，以及在圣神降临中受到真理之神的光照，他们对耶稣的所作所为有了更完全的了解，而把它们加以传播。委员会更引证了在若望福音中这种更完全了解的例子(二．22；十二．16，十一．51-52)。这三段福福音原文非常一致，但是委员会并没有指出更完全的了解只限于这三段中。这一段强调宗徒们为适应听众的需要，曾对宣讲的辞句和形式加以改变，对观福福音中某些差别也是由于这种适应而产生。所以福音中现有的记叙并非只来自圣史最后的适应。

这一段的结尾曾提到宗徒们在传教时所用的「各种不同的宣讲方式」。因为他们要对「希腊人和野蛮人、聪明人和愚笨人说话」。因为他们与各种不同阶层接触，自然也影响到对他们所宣讲信息的适应。因此我们必须分辨在这种适应中所应用的「文学类型」，而加以恰当的估价。无疑的，委员会在这里所指的，就是类型批判的方法。不过，檔中特别指明，虽然可以在新约中发现某几种文学类型(要理、故事(注十二)、见证、圣歌、光荣颂、祈祷)，但是他们是否为圣史们所应用，至少是否大量的应用却是另外一个问题。无论如何，此处的要点是指出在这个阶段所有的基督教传统，的确是在各种不同的文学类型中发展。因此，研究福福音的人一定要分辨它们并对他们加以估价，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委员会承认在这些指明的类型之外，还有未指明的其它类型。这些类型也为当时人所应用。至少在福福音中，我们可以找到族谱、比喻、奇迹故事和米德拉市(midrash)等等。

第十一段有关传统第三个阶段的讨论是最长的一段。最令人注意的是它强调圣史们每人为自己选择了适合特殊目的方法。委员会公认在这个阶段的传统中，有一种选择、综合、解释的过程，并且对读者需要的适应也影响了这种过程。圣史们常把一个事件从一个环境转移到另一个环境。所以圣经注释家必须找出为何圣史们在某一环境叙述耶稣的某些言行。这也可以说，委员会已经默许了应用编辑批评学(Redaktionsgeschichte)。这种批判是在类型批判学以后的一种对福福音研究的最新发展。后者是研究福福音文学类型和它的产生过程，而编辑批判学却是研究编辑的历史这也就是说福福音的最后编辑者如何把某事件或片段应用在他的作品中。

委员会在劝勉注释家寻找圣史们的意义以后，才讨论在这种编辑过程中，有关「真理」的问题。圣史们把吾主耶稣的言行，用不同的秩序编辑出来，或是不按原来的文字表现他的言论，但是这毫不影响一个故事的真理。在这种过程中，圣史们仍然保存了它们的意义。委员会只提到「真理」，但却没有特别说明它们是「历史的真理」。也许有些人愿意知道在圣史们的编辑工作以后，「历史的」这个字到底有何意义？如果一个人要问：「如果不是历史性真理的问题，那么是什么样真理的问题呢？」它的答案却是「福福音的真理」。在第十段中似乎已指出了这一点。在那段的末尾，会曾引证了圣奥斯定的话。虽然，奥斯定对福福音的认识并不像委员会训示的认识那样的复杂，但是却给了足够的暗示。委员会在讨论了福福音传统三个不同阶段的结尾特别指出，如果一位注释家没有小心的注意福福音传统所有的各方面，他并没有完成他的任务。实际上这就是表示这三个阶段的区分是「最近研究所产生可赞美的成果。」然后委员会又做了下列有意义的声明：「由最新研讨的结果中看出来，基督的教训和生活，很显然地并不只是为了便于纪念它们，而却是为了「宣讲」，因此给教会一个信德和伦理的基础。」因此委员会默认了福福音的真理，但并不是基本学派(Fundamentalist)所说那种按字面死板解释的真理。

在对注释家最后的一段话中(第十一段)，开始承认在注释学方面尚有许多严重的问题。注释家们能够而且应该自由的应用他的技巧和天才，这实在是重复了比约十二世关于天主教注释家应享自由的声明。不过，现在的训示，在注释家的工作与教会训导权之间的关系，却加上了一些有意义的说明，所以我们必须把两种原文相提并列。

在第十二段中包括了对在修道院和在类似学院中教授圣经者的训示，它勉励他们按照这科目的尊严以及时代的需要而教授圣经。在训示了注释家应用类型批判去解释圣经以后，也同样的训勉修道院的教授们能够应用这种方法；在今日的时代中，不能够忽视它。但是委员会坚持这种文学批评方法的应用，本身绝不是一个终极的目的，它只是用来找寻天主透过福福音作者所愿表达的真义而已。教授们应该在这一切之上，强调福福音的神学意义；而文学批评只是用来找出神学的工具。圣经教授们所训练的人是将来的司祭。这些人应把圣经当作他们一生生命力的来源。这项劝勉完全是采了一项积极的态度。唯一消极的因素是警告不要把文学批评当做一个目的。

委员会在对宣讲者的训示中首先坚持他们应该宣讲「教义」。它引证了弟前：四16。这个檔最强烈的一次消极的指示在此出现，「他们应该完全避儿提出一些虚荣而尚未充分证明的新奇事物。」但是，我们必须适当的去了解这种警告。因为委员会立刻允许小心的解释已经「可靠地证明了的新意见」。这里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因为真理不能够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为了注释家和圣经教授，另一个却是为了信友。如果我们对于委员会的训示估价是正确的话，如果圣经委员会对文学类型以及在解释福福音上用类型批判的方法予以承认的话，那么这种方法也应该是一种可靠的，证实了的「新意见」。因此，也应该把这方法对一般的信友加以解释和应用。此外，委员会也给了宣讲者另一个提示，就是他们不应该把圣经中的意见，加上许多与真理不合的想象出来的细节。然后结束了这一段的训示。

对训导者所要求的明智，现在也加在一切以圣经为题材，而为一般信友们写作的人。（第十四段）他们应该注意天主言语的丰富，然后应该认清不离开教会传统和公共教导的神圣责任。他们可以研讨圣经学中的新发现，但是却要注意避免「崇尚新奇者轻率的解释」。「对新奇事物有害的冲动」，不应该使他们盲然地传播那些为解决困难而用的实验性的方法。

如果我们考虑了在天主教会内当时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我们就能体会到圣经委员会指示所有的意义。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并非是指拉特郎大学和宗座圣经学院中间所有的冲突。这种冲突很不幸的使教会对这个重要圣经问题的态度显得非常暗淡和误解。我们所指的是来自世界各处对天主教近代圣经研究所有的不同的反应，以及在教会保守的圈内想使天主教圣经的解释和对福福音叙述的了解变成一种基本学派的企图。在这种情形之下，圣经委员会在它的训示中所表示的意见有极大的重要性。事实上它对许多近代圣经研究的倾向给予官方的批准(注十三)。

但是另一方面，委员会在某些事务上保持了沉默，引起了许多问题。首先委员会对对观福福音的问题，好像只字未提。虽然它承认圣史在编辑时，「曾经应用了并选择了为特定目标适合的方法」。并且，也承认圣史们曾经选择、综合并且转移事件的秩序等等，但是似乎委员会很显然的不愿意加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辩论中，而表示一种立场。(那就是说是否一个人应该选择比较古典式的二源学说，或是Vaganay以及Léon-Dufour 修改过的理论，以及其它有关口传传统的理论或是玛窦福福音最先出现的理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许永远也不能够得到使一切人满意的答案。因此委员会对这种辩论探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可是对于这个问题保持缄默，却使委员会的声明对这种情形有一种过份简单的看法。那些非天主教研究福福音的学者一定会最先想到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对这个问题不采取某种立场，他如何能够讨论福福音传统的历史性呢？我们在此能替委员会在这方面保持沉默找出几个理由；我们想到的理由之一就是；委员会很显然的只给予一种概括的训示，而并无意结束对对观福音问题的辩论。

其次就是圣史们在编辑时，对耶稣言论再解释的问题。最近圣经学家曾提到圣史们并没有写出耶稣。自己所说的话，却是把另一种比较完满的形式放在耶稣的口中；甚至放某些词句完全是福福音作者在编辑过程中所增加的。现在举几个例子来看：玛窦对于真福的增加(注十四)对于天主经的增加以及在有关离婚的片段中增加了「除非」那一个子句。还有就是玛：十六，16b-19所有复杂的问题，委员会虽然在对福福音历史的真理上做了相当完整的声明，但却没有反对近代天主教圣经研究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观念。委员会确定的承认圣史们的编辑工作。（第九段）在提到福福音作者所做的编辑工作中，也暗示了对耶稣言论再加解释的性质。它写道：「他们选择了一些事情，也把一些事情加以综合，把另一些事情按照教会当时情况加以解释。……」(第九段)

这就是应该对某些地方教会按其不同的情形而用了不同的方法发展传统所保留下的道理。某些著作家就根据这种方法来解释，在有关离婚的片段中玛：五23和十九9所用的「除非」那一个子句。福福音作者增加这些字句，是针对在当时初期犹太基督教会中所有的问题。我们也可在宗：十五20-29及二十一25中找出他们某些反应。不过，委员会的声明并没有很显然的承认这种编辑工作；但另外一方面也并没有否认。因此对这个今日非常严重的问题保持了沉默。这件事也是有意义的。

在这个檔中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圣经委员会镇定而坦白的承认今日的福福音中所包含耶稣的言行并不是传统第一阶段中所有的数据；甚至于也不是在第二阶段中所用的形式，而只是圣史们在最后阶段综合编辑时所产生的形式。这种形式，虽然反映了以前两个阶段的变化，但是对第二阶段的反应比第一阶段来得更多。我们应该记住，在这编辑工作中所采用的形式是天主对圣史们默启的形式。圣史们受到圣神的默启，综合写下了这些记述。这个默启保证了他们福福音的真理，而免除了一切错误。但是我们也应该记得，教会在官方的声明中没有讨论默启的性质。神学家在推论中也没有讨论历史性是默启的必然效果。那就是说默启的结果只是没有错误，也就是说在他们所肯定的事物中免除了一切错误，所以免除错误的反面，并不是历史性而是真理。这里真理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有的是诗人的真理和历史的真理；有的是修辞上的真理以及法律上的真理；有的是神话性的真理和福福音性的真理。如果福福音的某一段包括了历史性的真理，并不只是因为它是受到默启而写的。福福音是天主默启的理由与福福音是具有历史性的理由完全不同。默启保证福福音历史性的真理，并不超过及保证在斐理伯书二章对基督颂歌的诗歌性的真理。这种保证不是数量上的保证，而是质量和模拟式的保证。这种默启式的福福音真理，不是为了让我们得到一个对基督的教训和生活的「回忆」，而是它被宣讲时所用的形式，「而能给教会信仰和伦理一个基础」(第十段)。

注三：参看纽约时报（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三十七页「梵蒂冈警告研究圣经者：任何不由信德所得注解的结论均为无效而应被抛弃：给研究方法限定范围：除非学者小心注意「各种偏见」，才能正确地接受近代历史研究法。」纽约前锋论坛报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第七页「梵蒂冈对圣经学者开亮绿灯。」

注六：拉丁原文为：Alii a fallsa notione fidei Procedunt ac siveritatem historicam non curst,immo cum eadem componi non posit ”第五段(有些其它的人，具有一种对信仰错误的观念，好像以为信仰与历史的真理无关，或甚至和它不能并容。)其下面一句则为：“historicam vim et indolem documentorum revelationis”（启示文件的历史成份和性质,）此处历史的一词含意已较广。

注八：正如宗座圣经委员的其它文件一般，这个训示也不是「不能错误」的。教宗比约十世在他的自动手谕「圣经的优越性中」(Praestantia Sacrae Scripturae)(AAS40〔1907〕723—26; EB 96—98)曾提到委员会之训示和决定，「对在安全的路线上推进及指导圣经研究是很有用的」。以上的话指出它们的实用目的和意愿。但是，教宗比约第十世又说：「……所有的人在一良心上有责任服从圣经委员会过去和将来的训示；正如他们服从教宗所认可，由宗座圣部所发出有关教理的法令一般。」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二月廿七日在一个回答(Responsum EB 159)中文重述了教宗以上的话。神学家们曾对于委员会决议的性质有所辩论：到底它是纪律性的文件，抑或教理的文件？大多数人都想它们不仅是纪律性的，而是间接教理性的。也有人讨论它们所关心的是真理或是安全。

注九：路斐尼枢机主教(Cardinal Ruffini)是宗座圣经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公开地反对研究圣经的文学类型。他曾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廿四日罗马观察报上发表了“Generi letterari e ipotesi di lavoro nei recenti studi biblici”这篇文章出现于如此重要的报纸，并被主管教会研究和大学的圣部送给所有意大利的修院院长，因此为不少人尊重服从。其英文译文出现于America Ecclesiastical Review “Literary Genres and Working Hypotheses in the Recent Biblical Studies”362—6J。…在这篇文章中，路斐尼枢机甚至于在间接地引用了比约十二的话后，认为文学类型的研咒是「荒谬」的。宗座圣经委员会的这篇指示可以澄清它所引起的一切混乱了。

注十一：这第六项原则特别是针对一些德国更正派的类型批判学者而发的；完全扬弃了他们对「初期教会团体」的神学。参看V．T．O'Keefe，“Towards Understanding the Gospels”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21(1959)171—89当然，我们也可以有一种合法的方式说初期教会「创造」了有关耶稣的故事。就以离婚的问题为例：当时之生活情况(Sitz im Leben)可能是为此问题而争辩或解除几个实际上的问题。于是大家回忆耶稣对此事所说的话，并「创造」出一个说这些话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继续流传而成为解决相似案件的法规。如此在教会中经过一代的时间，最后它成为福福音传统之一部份。但是，主要的困难在于「创造」一词常指无中生有，因此也许用「形成」一词比「创造」较为恰当。

注十二：拉丁原文为 Narrationes 有些人以为应译为叙述。在第九段中，它的单数的方式出现，其意义应为「记事」，因为它暗指路：一1。但是无论「叙述」或「记事」都不如「故事」两字一般充分地表达这种文学类型。有人会以为「故事」二字意义不确定，它也可以指「寓言，神话」等。虽然它的确可能有这些含意，但是并非常常如此。一般说来并非「故事」就是代表出自臆造，而「叙述」则为事实。此处用「故事」不包含任何不正确的意义或一种价值判断。

一、慈母圣教会，「真理的柱石和基础」(注一)，在他向人传播天国救恩的工作中，常常应用圣经。他也常常保护它，免得受到各种误解。因为有关圣经的问题，从来不会完全解决。天主教的注释家，应当毫不气馁的去解释天主的言语，以及答复向他提出的各种困难。他更应该努力的使圣经的意义更加明显、清楚。他不但应该很坚定的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且在一切之上依赖天主的帮助和教会盼光照。

二、今天在教会中有许多忠实的子女，在有关圣经的事务上成为专家，以应付时代的需要。这实在是一个极大喜乐的泉源。他们跟随着教宗的训导，完全献身，全心而毫不倦怠的奉献自己来做这种严肃而艰辛的工作。「其它教会的子女应该牢牢的记住。对于这些在上主葡萄园中工作的果敢工人，对于他们的成果，我们不但应该以公平和正义去判断，而且也应该用最大的爱德去批评。」(注二)因为即使如热罗尼莫这样杰出的注释家，有时在解释较难的问题时，也是没有完全成功。(注三)应该注意「辩论尖锐的论战，不能够超出互相友爱的范围。也不应该在辩论中使人对天主启示和圣传的真理也好像发生疑问。除非大家保护彼此之间的协和，以及尊重某些原则，不能期望如此众多人不同的研究，能在这种学问上得到很大的进步。」(注四)

四、天主教的注释家遵从教会的指导，应从早期的解释者中，特别是从教父和教会的圣师对圣经所有的认识中获得利益，但是他也应该把他们的成果向前发展，为了使福福音中不变的真理和权威显出他们全部的光辉。圣经注释家应该精确的固守理智的原则和天主教释经学的规范，他也应该勤奋地应用现代一般的历史方法。这种方法仔细地考查数据来源，然后确定他们的性质和价值。他也应该应用原文批判、文学批判及各种语言的认识。注释者也应注意教宗比约十二的忠告，他劝告说：「明智的研讨圣经作者所用的表达方式和文学形式而做一个真实而正确的解释。他必须信服，如果疏忽了在这方面的工作，不可能不给天主教的注释学带来严重的损害。」(注五)比约十二藉这个忠告宣布了一条对旧约和新约注释的普通规则。圣经作者在写作时曾应用了当时通行的思想和写作方式。最后注释者应该应用一切可能的工具，更深入的探讨福福音见证的性质，初期教会宗教生活，以及宗徒传统的意义和价值。

五、如果环境需要，解释者也可研讨「类型批判方法」中所含合理的因素；以得到福福音完整的了解。但是他应该小心，因为常常有许多不能够容忍的哲学和神学原则与这种方法相混，而使这种方法和它在文学方面所得的结论走入歧途。这并非是一件稀有的事。因为这种方法的提倡者，由于他们的唯理主义的偏见而被引入歧途。他们拒绝承认超自然秩序的存在以及具有位格的天主以严格狭义的启示进入世界的这个事实。他们也不承认奇迹和预言的存在和可能性。其它的人具有一种对信仰错误的观念，好象以为信仰与历史的真理无关，或甚至和它不能兼容。有些人几乎先天的就否认启示檔的历史成份和性质，最后还有些人轻视宗徒们对基督所做见证的权威，以及他们对初期教会的影响，而强调初期教会的创造力。所有这些观点不但与天主教的道理相违背，而且也缺乏科学的基础而远离历史方法正确的原则。

七、基督、我们的主自己选择了门徒（注六）。他们从开始就跟随了他。（注七）看见了他的工作，听见了他的言语，而因此成为他生活和教训的证人。（注八）当吾主以宣讲来解释他的教训时，他用了当时所流行思想的方法及解释的方法，他使自己适应听众的思想形态，他注意使他的教训为门徒所容易记住，并映在脑海中。这些人正确的了解耶稣的奇迹和其它生活的事迹，把这一切做为使人因着它们而相信基督，并且用信德来接受救恩的道理。

八、当宗徒们为耶稣作证时，他们首先宣扬了主的死亡和复活（注九）。他们忠实解释了他的生活和言语（注十）。但是，当他们宣讲的时候，在所用的方法上也考虑到他们的听众所有的生活及环境（注十一）。在耶稣自死者中复活后，他的天主性很清楚的认识了（注十二）。信德非但没有毁灭传下来的记忆，而且更加使之坚定。因为信德是建立在基督所做、所教上的（注十三）。基督也没有变成一位「神话」的人物。虽然从那时起门徒们就耶稣当做主和天主子；但是他的教训并未因崇拜的结果而变形。另一方面，宗徒因着耶稣受荣耀的事件，以及真理之神的光照（注十四），对主的所言所行有更完全的了解（注十五）。他们把这些传达给他们的听众，这是无可否认的。因此正如耶稣在他复活后，「向他们解释」（注十六）旧约和他自己的话（注十七），宗徒们也按照他们听众的需要，解释耶稣言行，「为真道服务而献身」（注十八）。他们宣讲时，用了各种适合他们目的和听众思想形态的不同方法。因为他们所对「希腊人及化外人；对有智慧的人及对愚笨的人」（注十九）都是负债者（注二十）。但是他们所用来宣扬基督的各种形式，应该加以分辨而予以适当的估价。例如：要理、故事、作证、圣咏、光荣颂和祈祝祷词等，以及其它在圣经中和当时人所用的类似文学形式。

九、这种原始的训导最初仅靠口传，然后才笔之于书。因为不久以后许多的人就尝试「着手编成了记述」（注二十一）。四位福福音的作者为了教会的好处，写了关于主耶稣的事。他们所用的方法适合于自己所特定的目标。在所传下来的许多事情中，他们作了选择，又把某些事情加以综合，把另一些事情，按照教会当时情况加以解释。他们应用一切(可能的)工具，使他们的读者能够意识到向他们所传播事情的真实性(注廿二)。的确圣史们从他们所承受的一切中，所选择的，是那些适合不同情形的信众和自己心目中的目标的事，并且也使自己的叙述适合于同样的状况与目的。因为记载事物的意义，也因安排次序不同而变化，所以圣史们按照耶稣的言行对读者能发生的好处，而在不同的情况中解释传播它们。因此，注释家们应找寻圣史们在叙述某件言行时所用的方法及上下文中找出圣史们的意义。圣史们虽然把主的言行用不同的次序来安排(注廿三)，但是并未因此影响到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圣史们虽然没有逐字逐句的表达了耶稣的言语，他们所用的不同的文字却保存了原有的意义(注廿四)。正如圣奥斯定所说：「每一位圣史相信这是他的责任，就是按照天主所愿意的，在他自己的记忆中所保存的这些事物，用某种次序传达出来，一点也不减少福福音的真理和权威。这是因为圣神按照自己的意愿给每个人不同的指导(注十五)。他也管制了这些圣史们的思想，使他们记得所要写的材料。因为他要使这些书具有无上的权威，所以他许可某位圣史用这种方法编辑他的叙述，另外一个则用其它不同的方法。任何一位热心人，只要勤勉的用理智并藉天主的帮助去寻找，将会找到其中底蕴」(注廿六)。

十、圣经注释者除非注意到这些有关福福音来源和组成的事情，而且应用最近研究的成就，就不能够完成寻找圣史们所愿说的是什么的任务。从最新研讨的结果中可以看出来，耶稣的教训和生活之所以被记录下来，并不只是为了便于纪念它们，而却是为了「宣讲」，因此给予教会一个信仰和伦理的基础。解释者应毫不厌倦而仔细地考察圣史们的见证，而能够发扬福福音深刻而永久的神学价值，也清楚的显示教会的解释是如何地需要和重要。

十一、但是，还有许多最重要的事，天主教的注释家在讨论和解释它们时，能够而且应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技巧和天才。因此每人都能为了全体的利益贡献自己的所有，不断地促使神圣教义继续进步，并预备及更加支持教会训导权的判断，而保护教会的荣誉(注廿七)。但是他应该常常准备着服从教会的教导，不要忘记宗徒们为圣神所充满而宣讲福福音，而福福音也是在圣神的默感下写成的，使圣史们不犯任何错误。「我们除了从福福音中得知我们救恩的计划外，我们并没有从任何其它人中得到。宗徒们按照天主的圣意；会一度宣讲的，后来用圣经传给我们的，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和支柱。所以说他们在没有获得完整的知识前就宣讲了，这是错误的。甚至有些人胆敢说自己是宗徒的纠正者。事实上，自从我们主自死者中复活后，他们穿上了自上而来的能力。当圣神降临到他们身上时，他们就为完备的知识和各样的神恩所充满。他们到世界各地去以天主的福福音及宣扬天主慈恩的信息，向一切人传播天国的和平。」(注廿八)。

十二、3对那些在修院和其它类似学院中执教的人，「他们首先应关心的是……按照圣经应有的尊严和时代的需要去讲授圣经。」(注廿九)教师们首先应该解释它的神学教训，因此使圣经能「成为教会司铎们神修生命的纯洁而无缺的泉源，以及成为宣讲工作中的食粮和力量。」（注卅)当他们应用批判学的艺术时，特别是文学批判，不应该只把它当做一个目的，而应该应用它们，更能了解天主藉圣史们所表达的意义。因此，他们不应该在中途停留，只因着文学上的发现而满足，却应该显示因着这些工具，对启示的教训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或是在某些情形下，驳斥某些错误。执教者如果遵循这些规范，可以使他们的学生，在圣经中发现它的确能够「使心灵提升到天主，滋养自己的灵魂及加深内修的生活。」(注卅一)

十三、4那些讲道教训基督信众的人，应有极大的明智。在他们传达基督的教训时，应记住圣保禄的警告：「应注意你自己和你的训言，在这些事上要坚持不变。因为你这样做，才能救你自己，又能救你的听众。」(注卅二)他们应完全避免提出一些空洞尚未充分证明的新奇事物。对于已经坚定证实的新意见，应针对听众的需要小心地加以解释。当他们叙述圣经事件时，不要凭想象而加上与事实不符真理的细节。

十四、为一般信友著述的人，更应该注重明智的德行。应该小心的把天主言语中所包含的天国财富显示出来。「使得信众们……能被感动，而且正确的燃起他们的心火，改善他们的生活。」(注卅三)他们更应把丝毫不离开教会公共的教训和传统，视为他们神圣的责任。他们固然应当利用在圣经科学上最新的进展，但是他们应该完全避免创造新奇的轻率意见(注卅四)。他们绝对不能因对新奇事物的冲动，而散布一些对某些困难尝试性的解释。他们应加以明智的选择和严肃的明辨，否则将影响许多人的信德。

十七、如果这些事情都被遵循的话，圣经的学习便会给信友们带来利益。即使在我们今日，每人也能体会圣保禄书信中的话：「圣经能使我们凭着那在耶稣基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践行各种善工。」(注卅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