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志荣

龚格的先锋工作

    虽然很早已有人想从书面的及口头的文学类型研究上去了解旧约的圣经，但有系统地从事这些类型研究的工作要以龚格（Hermann Gunkel 1862—1932）为第一人。龚氏先受了德国民俗民谣采集家Grimm弟兄们的影响，以後又见到美索不大米亚及埃及的古宗教资料的出土和译成西方文字，这些资料多次与旧约文献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使本来就相信旧约很多部分是民间文学的龚格加增了信心，而认为旧约最初出自口传，在各种文学类型上并受了其他近东文化的影响。

    那时正是十九世纪末叶，圣经学界的主流(特指更正教的学术界)是源流批判。为答覆有关圣经文件(源流)的作者与时代等问题，学者们正准备写一套旧约文学的全部历史。龚氏对此计划很感兴趣，但是他即刻发觉，为写这样一部历史，必须运用一个新的方法。新的方法是怎样的呢？以下是他的观点。

他认为断定一本书或一项文件的作者和时代固然重要，但是将旧约文学历史局限於作者们的传记，未免是以偏概全。原来在大多数情形下,作者们自己搜集并利用了在他们以前的资料,这些以前的资料藉著口头一代传一代，有著它们的发展史。另外一点是源流批判学者很留心发掘个别作者的特有风格，设法去了解他们，但龚氏却注意到，许多作品中的说法是非常相似的，例如在不同的圣咏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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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遇到同样的思想，情调，表达方式，同样的隐喻，图像，甚至字句.

这一现象应该如何解释呢？龚氏认为那是因为同样的说法方式和文字类型，曾一再地在不同的时代和情形下被利用。因此要想写一部由完整的旧约文学历史，必须先了解这些文学类型的背景和历史。龚氏自己便给旧约的文学类型画出了一个轮廓，将之分为散文和诗歌两大类，每一类有它自己的历史和背景,及其在古代以色列民族生活中的地位。这种分法自然还相当笼统，但他为以後数十年的圣经学界的确指出了当进行的方向。他自己日後在他的两部著作里——创世纪诠释及圣咏导论与诠释——也向前迈了一大步。

    几个基本原则

    类型批判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是：旧约文学内大多资料有过长期的、多次也是相当复杂的口传历史.目前的旧约各书自然都曾经过作者、编辑者、及发行者的手，但其中大部分资料都由民间文学而来，不知其原作者为谁。这一观点可以在很不同的资料里生效，如梅瑟五书的叙述，或箴言书的许多成语。即使资料的来源有时能够确知,例如许多先知书的内容．但供给该资料的人首先是口头说出，然後才笔之於书。

口语的重要性特别在先知书里显露无余，因为先知们最初是把自己所领受的天主言语说出来，我们一再听到他们催促人民听这言语。一般说来，关於先知宣讲的具体环境没有多少描写，只在特殊的情形下,如他们说话的权利受到强烈的反对时,才有一些较详尽的报导,耶肋米亚书七章最初数节及甘六章七节以後所述，以及亚毛斯七10--17便是一些例子。有时也明言先知的话怎样书写出来，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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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新奇和值得注意的事发生。耶肋米亚受阻，不能到上主的殿里去，如是他把话向巴路克说出，叫他写下，并到圣殿去，在」个禁食的日子上，念给在殿中的全体人民听，也念给来自各城的犹太人听  （见耶：卅六5—6）。不料，国王听後竟把所写的卷轴烧掉。这时耶肋米亚再度口授，并且加添了许多类似的话，都叫巳路克重新一一写在卷轴上（卅六32）。耶卅六这章说出了先知的话由口授到书面的过程之一，另一种过程可能反映在依撒意亚暂时隐避的那几句话里：「将文件绑好，将训诲封存在我的弟子之间」（依八16）。

先知话以外，旧约还有其他文学类型，这些类型的口头来源也都历历可辨。圣咏集所保存的歌词是敬礼中歌唱用的，今日还是如此。箴言书里的个别箴言或成语大部分是对生活观察所得的精简、适用，而又易於记忆的短句，要不然就是「智者」的训诲录。口头施教的重要见於箴廿二17；甘三12，十五2……等，关於将箴言写下，书中偶然也提及（箴廿二20—21）。诗歌及成语的口头来源本不足奇，它们的性质原来就是如此：歌是为唱，成语是为说的。  

最後，叙述资料的曰头背景，也不难发觉。一切古老及原始的文化都保存著口头文学的财富—民俗民谣，以後才慢慢发展成书面的记录及文学。在旧约的叙述著作里有时果然提及作者或发行人所用过的一些书（如苏十13所说的「义士书」），但这些所谓的书实际上是一些民间资料的汇集。当然，旧约里也有些部分，甚至很古老的部分，一开始就是书写的文字。达味的晚年生活史（王位继承的纠纷：撒下九--廿；列上一章至二章），几乎一定是这类的史乘。 

类型批判的技术不仅为分析圣经文学的口授阶段非常有用，而且也适用於书写阶段及已写成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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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资料。这种分析特别能帮助人断定某一本书或某一单位是否出自口传或书写，是在何种情况中出生的等问题。

类型批判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涉及类型的历史及口授传统的威力。文学类型有连续性，但也有伸缩性，就是随着进展而继续存在或有所变化。换句话说，文学类型出生，发展，开花，有时也调谢，在过程中能发生变化或让新的类型取代。以先知向国家所宣布的判决词为例，在亚毛斯，耶肋米亚，厄则克耳这些不同时代的先知书里都能发现同样的类型，甚至再早一些，在撒慕尔，列王纪史书里有关早期先知和叙述中，也能找到这类判词的痕迹。不过，类型虽同，使用的年代虽久，便每一次的用法确实也不其不同的地方。耶肋米亚的演讲词普通要比亚毛斯的长些，厄则克尔的演讲己染上很清晰的文学色调。这些变化是从那里来的？不外两种因素：一是类型批判本身的历史发展，另一因素是每位先知的个别性。再进一步，我们还可发现，先知的宣讲及先知文学因为是一生活和过程，最后会寿终正寝，而其位置被默世录文学所取代。这类默示录文学一方面来自先知类型，另一方面因受了外界的影响而发生。总之，以色列（放逐后是犹太主义）的局势有了显著的变化，类型也不得不变，可见有些类型及有些类型发展阶段，是和某些特殊时代及情势分不开的。

类型批判的第三个原则主张：每一种文学类型出自一个特殊的生活实况，这一实况可借该类型本身的分析和研究发掘出来。以今日的文学运用为喻。一个童话，一段新闻报道，或一篇社论，是不同的文学类型，将这些类型加以剖析，不难断定它们背后的生活实况。对以色列的历史和制度我们所知有限，因此有时对某些类型的生活实况，只能指出一些大概的结论，如说几乎所有的圣咏都是在敬礼的实况下产生的，但有时也能知道的更详细，如说某篇圣咏是在感恩或哀祷的礼仪中使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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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仔细研究下去，还可发现，一段言词或叙述能在不同的或多数和生活实况中出现。例如先知的演说能在圣殿中，能在法庭里，或其他的地方说出。这样就有三个生活实况：礼仪的，法律的，或其他的制度。此外先知的宣讲在先知本人的生活中是一回事，而在他的讲词中被收集或被出版的时代和情况中又是一回事。

总括来说，类型批判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找出旧约文学整个的、活生生的历史，特别着重于它的口传阶段然后将所有的发展阶段放入以色列生活的实况中；另一目标是给诠释的工作备办一门工具。像圣经这样一部古代的东方宗教文献有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和史前史。认识这个文学历史为任何诠释工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如此才能发觉，一段文字不仅有一个意义，而经过许多发展的阶段能有多层不同的意义，不过类型批判不能代替诠释学，这究竟是两回事，或两个不同的步骤。前者直接追寻圣经文句的性质和本身意义，以此为基础的出发点，诠释学再去找其他的各方面的意义。

类型批判的方法

假定一位教会的学者，生前教书、讲道、领导祈祷，甚至在学校内给孩子们讲教理。他遗留下很丰富的讲稿，但既没有分类，也没有注明何时、何地，给什么人讲过那些道理或课程。一位朋友要为他整理出版，须怎样下手？只有用类型批判的方法。由每篇稿子的结构、类型，而慢慢能推测到该稿讲出时的生活实况，以及他的朋友讲出时的目的或每一底稿的功用。更进一步，借着对这学者思想和生活的认识也能推知一些他的时代和社会的情形。

由以上这个比喻可以推出，类型批判对圣经文字所作的分析工作有四个步骤：一结构的分析；

二、类型的描写；三、生活实况的界定；及四、意向、目标，或该篇文字功用的说明。这四点须一步步地去探讨，但每一步绝不可与其他步骤隔绝，因为所有的这些步骤都是要分析并描写旧约文学某一片段的历史和性质。这里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方法的焦点在於分析具体的圣经章节或较大的资料单位，而不在於建构和描写一些假定的理想类型（具体的旧约文学类型可在新近的旧约导论里找到）。

         结   构

    为分析一段文字的结构，首先须找出那个应分析的单位来。怎样去找呢？先注意内容：读过依五1---7即刻知道它是一个单位、与前後文字有别。耶卅六是一单位，卢德传，友弟德传也各成一单位，因为这两部书的内容前後贯通，形成一整体。

    甚至梅瑟五书也能看做一个较大的单位，因为有一主旨贯串其中。不过在分析结构时，须在那些较大的单位中找出原始的叙述和言词，是这些叙述和言词构成较大单位的整体。某些格式也能帮助我们找出个别的文学单位，例如先知书的开始普通冠以标题：依一1；耶一1--3；亚一1，米一1。个别的先知言词有时用促人注意的警句开始，如亚四1：巴山的母牛，请听这话……。格式外，每一类型的约定模型也能使人分辨单位。如诗的对仗及前後呼应每每指出该首诗歌或言论的界线，我国的五言诗，七言诗，律诗等可资参考。既然不同的故事和言论有不同的写法和结构，写法一改，就表示该一单位业已结束。

    单位辨认出来以後，分析者便开始研究这一单位的结构如何。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形式的异同，内容是次要的对象。这时他会发现，眼前的这段文字一方面果然随著它这一类型的结构，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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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所不同。原来在同一类型内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例子。人都是人，但是人人不同，各如其面。

         类   型

    这一步工作是界定、描写所分辨出的文学单位，将它归属於某一文学类型。描写的进度是由较广泛的观察开始，渐渐说到更精密的细节。这段文字是散文，是诗歌？如果是後者，再进一步问是那一类诗歌？例如一首圣咏，首先断定它是一首抒情诗，进一步发现它是一首抒情的赞美诗，最後知道它是一首感恩的抒情赞美诗。总之，在描写类型的此一阶段，务必要把该文学单位放入最合适、最有特质性的类型范畴内。

    既是类型，在它下面自然会有许多圣经资料的例子，这些例子有互相照明的作用。只有将一个例子与其他诸例相比以後，才能懂清该例子的完整意义。这一比较能揭示出来，那些因素在这类型内比较恒常出现，因此可视为该类型的正式因素，那些因素是可以变化，或可有可无的。不仅圣经资料可用来作比，圣经以外的古代近东文学也有丰富的资料可作借镜。比方，关於古代以色列的盟约形式和礼仪，赫特大国和其他小国间所订的所谓臣服盟约，给圣经学界带来了很多的光照。

除了类型所共有的因素外，每一段个别圣经还有它所独有的因素，这些因素来自作者的个性，该资料的特殊内容和时、地情势。在进行类型批判时，这些独特因素不但不被掩盖，反更会彰显出来，因为在将它们与某一类型的约定和刻板的面貌相较之下，益发露出这些特殊因素的个性和单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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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实况

    龚格说过：“圣经的每一文学类型，原来都在以色列民族的生活里、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位置”（“希伯来文学历史的基本问题”，页61）。生活实况一词就是今天圣经学界所熟知的 Sitz im Leben，龚氏用来指谓产生并保存各种文学类型的社会局势或背景，诸如礼仪行动，法律制度，“学校”，家庭生活，部落习俗，朝廷的规章等是，这里所谓的界定生活实况，主要不是指确定类型的年代或历史阶段——虽然历史局势常是实况的一部分，而是指实况的本身究竟如何。比方，我们得知某一文学类型的生活实况况，是第一圣殿存在时候的局势，那时我们自然也知道，该类型属於撒落满与放逐巴比伦之间的一个时代。但严格说来，确定圣经各种文件的年代，基本上是源流批判的课题。

    在正确地分辨并描写过类型以後，生活实况的发现和描述会自然而然地接踵而来：赞美诗属於敬礼或朝拜的实况，法律属於立法或诉讼的实况等。不过因为我们对古以色列的制度所知不多，不可用今日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的生活实况，而必须很慎重地查阅每一类型，及类型中的每一实例，究竟来自何种生活实况。那时将会发现，不是所有的以色列法律都出自法庭，而多次是出自礼仪，用於礼仪。原来以色列的法律全部产生於宗教制度的脉络中。其他的例子，如各种不同圣咏也有这种情形。

    文学类型本身多次已含有一些导致生活实况的线索，例如某一段文字对一些行动所作的暗示就是其中之一。苏廿四1---28描写重订盟约的仪式，记载了某些言语和动作。将之与其他类似的礼仪相比，就可确定，这一描写反映著一种敬礼的制度，它所说的那种情势在以色列历史中曾多次发生，因为那无非是重订盟约的敬礼。文学的结构是另一线索。咏一三六首在每一节的第二部分有一叠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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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该圣咏是一首祷文，司祭或唱经班念每一节的首句，而会众以同样的叠句答覆。其他的暗示包括情调------ 一首凭吊亡者的挽歌自然与新婚时的情歌不同，音向或目标———演讲是为劝戒，施教或解释，但赞美诗是为了歌颂天主或感恩。

    几时一段文字属於好几个类型，那时也有一个以上的生活实况，例如先知的话能运用原是礼仪，法律或智慧运动里的资料，那时就有这几个不同的生活实况。

        意向或目标

    正像每一类型出自一特殊的情势，同样每一类型也有其特殊的目标或使命需要它去担任，类型上的能以继续存在下去也正是还需要它达到这一目标。因此这一步的研究工作是要确定类型的意向或目标。说「意向」，是指某一类型本来所想达到的目的，至於事实上达到与否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例如一段叙述的意向是要使读者或听者受益，至於他们真正受益与否则很难确定。说「目标」，是指在作此研究时，并无意进到古代作者或说话者的心里，看看他想写什麽，想说什麽，而是要辨认某一类型在其古代的生活实况里有什麽功用或想达到什麽目标。一个类型能有它比较普遍的目标，而我们眼前的某一类型实例能有其更特殊的目标。比一力溯源故事原是用过去的一件事实来解释目前存在的一些现象，这可谓溯源类型的普遍目标。但在某些溯源故事的实例里可能另有历史性的目标，而原来的溯源目标反而变为次要的目标。

    类型的目标，及使用该类型的个别圣经段落的目标，为诠释学及解经有直接的作用。特别为辨别古代口头资料的原有目标及搜集者或编辑者在将该资料放入自己著作中时所有的目标上，这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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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非常有用。

        类型批判与其他研究旧约的学科

    类型批判的方法发展以後，一度曾唯我独尊，被人认为是包容最广的研究途径，其他的作法只配得上做它的旁枝（K.Koch在其 The Growth of the Bibbical Tradition,P.77 里就有这种看法）。这样重视类型批判固然能顾全圣经文学历史的延绩性，但类型批判方法单独并不能解决一切有关旧约的重要问题，而必须与其他的方法分工合作，才能达成了解以色列的文学及生活的任务。将类型批判与其他的旧约学科作」比较，便能看出前者的贡献及限度。

        其他的文学的研究方法

    本文开始时曾提过，龚格著手於他的类型批判的当时，圣经学界的主流是源流批判。这一方法所要解决的是一些旧约文学的重大问题，诸如某一部书或某一系列资料的作者为谁（他的特徵是什麽）其著作年代（及环境）为何？最後所达到的结论是大家所熟知的文件学说：梅瑟五书是好多位不同时代的作者写成（JEDP及其他的符号来代表）。这一方法继续发现，先知书里有些资料并不出自先知本人，甚至也不出於先知的时代，而是弟子们，甚至在几百年以後才加入的。对其他旧约诸书的著作年代也有了很有意义的发现。他们怎样达到了这些成果呢？不外乎留意观察不同作者及时代的风格和语言，在同一本书内的前後不一致、重复，甚至矛盾（那时自然暗示不同的作者），神学观点的差别，以及各种历史事件的暗示（这都有助於知道著作的年代）。从此可见，源流批判的方法为诠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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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有效并且非常有用的，因为解释一个古代文学的重要课题之一是知道或确定该文学的年代及「作者」。

    但是类型批判对源流批判所有的假定，所用的方法及所得的结论提出了置疑：在许多情形下，圣经的写作人并不配冠以「作者」的美名，因为他们只是一些搜集者，发行人，或者一些传统资料的编辑人。类型批判并提供新的方法来分析圣经写作者所接受的资料及他们自己所写的资料：仔细观察其结构、类型、及意向。最後，类型批判也指出，源流批判者多次认为有多数作者的地方，事贲上只是一位编辑者利用了多数的口传资料。

    源流批判的首要任务是研究资料已写成文学的阶段，而类型批判所注重的是发现并解释写成文学以前的阶段。不过写成文字的阶段本身也是类型批判所关心的对象，理由很简单：无论是文学作品或口授的传统都有其固定的类型，它们的结构，生活实况及目标都有一定的形式。

    由类型批判还发展出其他研究旧约文学历史及其意义的方法，这包括传承批判及编辑批判。传承批判（出自德文Ueberlieferungsgeschichte或Traditionsgeschichte）能有广狭两种涵义。广义指谓将源流批判及类型批判所获致的成果合并起来，编一部完整的旧约文学史，文学阶段及先文学阶段同时兼顾。狭义的指谓仅在意某一文学著作的先文学阶段的发展，或指谓某一个别主题的历史（如希伯来人在旷野中的叛逆）。

    至於编辑批判（Redaktionsgeschichte）的说法意义比较划一，专指写成文学後的阶段，研究著作者的作品和思想。所关注的是「作者在搜集，整理，发行，以及改装传统资料，或增写新资料，或在传统内创造新形式等等上、所揭露的神学动机」。编辑（者）一词指将口授资料或书面的资料加以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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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的那一位。他不是严格的作者，因为他并未创造新作品，但他也不仅是一个搜集者或发行人，因为他的确将接受的资料加以审订，指明重点，并且透过他的编写工作全部作品有了一些中心主题。由以上种种可见，在类型批判，源流批判，传统批判及编辑批判之间有多麽密切的关系。这一切方法都须加以适当的运用，才能明了旧约文学的全部历史。

        历史学家的任务

    历史学家要将以往的事件予以重建，必须对他用以重建的那些源流有坚定的把握方可。为重建古以色列的历史，最重要的源流就是旧约这部书。考古学所发掘的地下资料，以及古代近东其他文化的书面报导，都能带来很有价值的旁证，但研究古以色列历史及其宗教史的人，最需要的仍是利用一切分析和批判的方法，来解释、估价旧约所给的证据。

    类型批判及以上提过的其他学科，就能帮助历史学冢来估价他所用的历史源流。将资料按类型分划清楚，可以知道每一类型有多大的历史价值。有些段落（如国王的名单或部落的地区表）看来好像没有多大历史价值，但如果这些名单表格出自所述事件的同一时代，那麽它们的可靠性比较晚期因神学动机而写的有关该一时代的叙述文更大。真正的历史记载（如撒：九--廿；列上：一---二）比先知为阐明道理所编写的故事为历史学家自然更加有用。批判分析的结果每每是消极的，就是否定了某些资料的历史价值；但其中不无积极的意义，那就是给每一类的资料一个正确的位置：家庭故事（Sagas）的历史价值在於告诉我们这些故事传流及写成的时代背景，多於故事内所说的那些事件。无论如何，类型批判及传统历史分析的方法能帮助历史学家在那些故事中，分辨出新旧的因素，及可靠或不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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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见证。

    最後，类型批判也是历史重建的一个有用工具，它能在书写的文件中发现古老的传统，将这些源流往後推移，能推至与所述事件相当接近的地步。此外，藉著各种类型的生活实况的还原，那些生活实况中的制度，风俗习惯，以及所发生的事也得以重建。比方，以色列诉讼程序的许多细节，就是藉看该程序所用类型及格式的分析与批判而得知的。

        旧约神学家的任务

    圣经神学家所做的一切研究工作必须以对旧约思想的了解为基础，而这一了解又必须建基於对旧约文学的正确及有批判性的估价。原来人类言论及文学的类型不仅受著一个民族的典章制度及风俗习惯的塑造，并且也为该人民的神学思想所左右。因此反过来说，研究这些文学类型也能揭发该民族的神学。为何以色列四周的民族主要是以神话来表达他们的神学，而以色列在谈论天主时，却是描写天主在他们的国家生活里所有过的许多历史行动？这都不是出於偶然。不同的类型反映出不同的世界观，严格的历史学出於对人及对人的过去所怀有的确定观念或看法？因此，要想彻底明了旧约的思想，不但应该详查旧约说了什麽，还该追究它是怎样说的。

    除此以外，类型批判和传统批判以及编辑批判在一齐，能使我们在固定的一段或数段经句里听到许多传统的声音。这样，神学家在那些经句里不仅辨认出一个见证，而还会遇到许多见证。很多世纪，一代接一代地把这些传统继承下来，又加上新的创造，予以新的解释。

    如果将圣经文句比做骨架，那麽这些文句的类型及生活实况的发现就等於给这骨架带来了血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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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古老的类型及文字实在由以色列人民生活的每一层面跳跃出来。至於那些著作及类型的意向一旦被寻找出来，其意义便更加广泛而深刻了，因为这些意向能使今日的释经者看出该段圣经为当代的人有什麽切身的道理。

        旧约的广阔与类型批判的功用

    旧约所收集的书面及口头的类型是五花八门。异常丰富的，这种富饶和多变化来自多种因素。首先旧约诸书的发展经历了很多世纪，各种不同的社会阶段及政治结构所产生的类型都藉以保存了下来。有些故事和民谣出自半游牧式的部落生活，另」些出自早期以色列各支派的联盟生活，另一些出自王国期的制度，还有一些出自放逐巴比伦後的宗教团体生活。也正因了这一长期的历史关系，不难解释迦南，埃及，及美索不大米亚等文化对以色列文学所发生的影响（以色列的位置介报各大文化之间，是古代近东各国交往的通道，以色列本身的政治及文化地位并不高。基此两点，旧约未受到外界更大的影响倒是值得惊奇的）。

    第二个理由是旧约所保存的，不是少数有创造力的个别作家的作品，而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传统。其中自然也有名贵相副的文学创作，但其特点是给我们传流了民间「文学」：故事，民谣，成语，报告，屐历……在西方世界里找不到一部可以与之比拟的文学和道理汇集，在东方世界以量来说，可以超过旧约，但在紧凑和统一上也难找到一部著作可与之相抗衡。

    第三，古以色列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很深地影响了这部文学集成的特质。这不仅是说，旧约大部分是宗教文学，而还另有所指。原来古代以色列不像我们今天这样，将「宗教的」和「凡俗的」分得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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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他们固然也体会到神圣的与凡俗的有所区别，并且这种体验似乎越来越深，但为古以色列人民，没有任何生活范围是在天主的旨意之外。这样一来，以色列的信仰不仅在信经、赞美诗这些特殊宗教语里表达出来，还利用任何其他类型来表达。一个外表是消遣和打趣的天真故事，能变成表达信仰的媒介。旧约中的智慧文学本来是建立在对宇宙的「世俗观」上，但有时也藉天主的法律来谈智慧。

因了上述的种种理由，旧约成了一部类型浩繁，并来自古以色列生活每一层面的书。由严肃的宗教礼仪中所用的崇高抒情诗，以至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类型，诸如饮酒诗，争论诗等，无所不包。类型批判不是要把一切类型都分辨出来，排列清楚——这一方面不可能，另一方面也不见得有多大用处。类型批判的真正目标是找出每段经文在历史进展的各阶段中与真实生活并有的关系，一切的分类、编排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因此对旧约各类型的广度与特质保持并发展一种警觉，从而习惯发出恰当的批判性的问题，比死板地学习并记住各种类型要重要的多，有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