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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大学神学论集 第15号 |
信仰与教制——鲁汶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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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y Dulles,S.J.作 傅 佩 荣 译 五十多年来，信仰与教制运动（Faith and Order movement）不断从基督教各派中、聚集资深的教士和神学家们，共同研究那些导致目前各宗分裂之信理与体制的问题。一九四八年，普世基督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成立时，信仰与教制是委员会之一。一九五一年以後，信仰与教制委员会每三年或四年举行一次的会议（1），提供了一个具有特殊价值的观察站，从那儿可以察知当前合一运动在许多国家及教会中的趋势。最近的一次集会，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到十三日在比利时鲁汶（Louvain）召开的，会前曾於日内瓦谨慎地计划了一年多，由纳尔森教授（Prof．J．R．NeIson of Boston）主持之工作委员会及维雪牧师（Rev．Lukas Vischer）负责之信仰与教制秘书处共同筹备。出席者计有：委员一百一十五位左右——内有代表（委员出席者）二十位，以及人数可观的职员、顾问、来宾和记者。 一九六八年，乌布撒拉（Uppsala）的第四届普世基督教会协会曾给予入世运动(secular involvement）相当的刺激，使得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在该年後的首度集会中，就必须研究如何应付那日益增强的新潮流。有鉴於此，工作委员会选择了「教会合一与人类合一」（The Unity of，the Church and，the Unity of Mankind）作为鲁汶大会的主题。此一主题由当时的代理主席（现在的正式主席）梅恩多夫教授（Prof．John Meyendorff）在八月三日的全体大会中加以解说。主题分成五组讨论， 99 每—组从四日到九日反覆讨论七次，然後从十日到十二日再在几次全体大会中辩论。除了这个主题以外，鲁汶大会也研究许多信仰与教制的报告——应历届会议的邀请而写，完成於一九六七年布利斯多(Bristol）的上届大会之後的。这些报告分由五个委员团审查，从四日到十日每一篇都覆核六次。十日到十二日，各委员团提出该团的报告在全体大会中公开讨论。最後，鲁汶大会也多少顾及了会务琐事，并且论辩信仰与教制的未来以及该会在计划重组的普世基督教会协会中所居之可能的地位（2）。 鲁汶大会为罗马天主教会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首度有天主教的（正式）会员以会员身份出席。八位天主教会员中，六位出席，一位由代表参加。会议也是首度在一个天主教的机构中举行，就是鲁汶近郊赫维里（Heverlee）的耶稣会学院三楝大约建於十五年前的宽敞建筑，原是为一个非常庞大的修会团体居住的，可是用於举行这一类的会议时，却极为合适。餐厅、教室、礼堂和教堂都适如其用，地下室的饮料柜台亦不例外。 大会的东道主是「赞助委员会」，由布鲁塞尔．马林教区(Malines-Brussels）的总主教徐能士（Leon-Joseph Suenens）枢机阁下所领导。八月二日傍晚，徐能士枢机与一位荷兰更正宗（Protestant）的信友孔士旦（Max Kohnstamm）同在一个讲台上发表了两篇开幕词。此外，徐枢机也是八月八日主日共祭弥撒中的主祭者，并趁此机会作了一次值得纪念的证道。招待委负会由著名的天主教合一运动家、鲁汶大学的逖尔斯（Gustave Thils）蒙席负责，使大会会员与职员都感觉宾至如归。如此，会议的整个气氛对首度参加的天主教会而言，可谓「开市大吉」。 後面几页，我将设法从三方面略述大会的主要成就，即一、五个委员团的工作；二、主题的答覆（包括五组的工作）；三、讨论有关普世基督教会协会计划重组的事宜，以及信仰与教制的未来角色。 100 五个委员团， 五个委员团的工作，主要是审查历届大会所邀约之信仰与教制的新的研究报告，这些委员团没有正式的名称或清楚划分的权限。其间任务的分配，并不根据抽象的神学原则，却依实际的情况，如工作量的平均需要而定。 第一委员团可说是以信理规范（doctrinal nome）为主要的研究范围。其首项工作是审查一篇完成於一九七一年五月的油印报告「圣经的权威性」——此报告是继布利斯多大会认可的一篇研究「释经学的问题对合一运动的重要性」之後的续作。这篇新的报告指出。权威观念之於今日，极易与盲目服从的要求联在一起。为了平反这种观点，它声称：权威必须被了解为「一种自由接受的见证。是迈入自由之途，而非震慑服人之力。」一般的观念以为：圣经之所以被认为具有权威，力因其来自启示之故，为了驳斥这种看法，此报告认为：圣经藉著本身预言之有力而有益的震撼，建立自身的权威，并且证实了所谓圣经自身的启示。 第一委员团大致上赞成此报告中有关启示、权威和解释等问题的处理，并且对於它能在天主教，更正宗和东正教公认的差异外指出其间重要的相同之处，表示满意。当委员团谨慎地采纳「圣神在新约证言形成中的特殊功能」这个观念时，声明：根据该团的多数意见，应当避免使用「启示」这名词．接著，强调未来的研究应该包含上述三点：有关新约的各种不同解释，旧约的时代意义以及福音在教会历史上不断改变的解释里所具有的同一性。 在一次全体大会中，委员会欣然地接受了「圣经的权威性」这篇报告以及第一委员团的答覆。委 101 员之一，尼德兰改革宗的李尔博士（Dr．Ellen Flesseman．Van leer）对此点表示积极的支持。她的看法是：许多大陆派更正宗都怀疑普世教协未曾充分地尊重基督徒信仰的圣经基础，此篇报告对於消除这点疑惑，有极大的贡献。一位英国教徒劫持著反对的意见，认为它退步了，就是忽略蒙特里尔（Montreal）信仰与教制大会早就揭示之圣经与传统的不可分性。东正教经验丰富的合一专家弗洛莫夫斯基（Georss Florovsuss）也提出他的批评，认为：此报告与第一委员团的答覆实际上取消了启示的观念。不过，一位美国更正宗的教徒却回答他：圣经的神启（theopneustia）观念要比近代神学的默感(inspiration）观念更合适而且含义更丰富。两位美国的天主教代表指出：此报告与第一委员团的说明都过於偏重日耳曼式。他们觉得像「物质中心」（sachmitte）和「关系中心」（Bezie hungsmitte）这类名词，对於非日耳曼的心灵是不易了解的。 第一委员团的次要任务，也许比圣经的权威性那种冠冕堂皇的论题更引人注意，就是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建议：各教会的成员应该在未来数年中，设法用共同的语言把基督徒的信仰陈述出来，而藉此「报导其信仰中的希望」（参阅伯前．三，15）。维雪於八月三日发表秘书处的报告时，会稍为详细地论及他所见於此计划中的优点。他在最後两段中声明如下： 合一运动有时被描素为一种「重新接纳」的过程。各个教会所承认的真理，现在已被所有的教会「接纳并归为己有。而尝试看对福音作一共同的陈述，就正是这种归属的过程。培养共同的传统也是可能的，或许这是达到吾人企求的合一之最可靠的途径。此合一至今仍为吾人的罪愆所蒙蔽而暧昧不明。只有悔改能够使它再度彰显。不过，或许我们不应该杷阻碍合一的罪咎太快地 102 加诸那些墨守其信仰传统的人身上。当然，其中也有盲目信从的。 然而，我要再说一次，真正使我们在基督内的合一成为暧昧的罪愆是：丧失了表达希望的热情，就是不在乎地耸耸双眉，没有等量的刺激就提不起兴趣的厌倦，以及自己不肯付出更新的代价，却冷嘲热讽地批评别人缺乏更新。 第一委员团接受工作委员会的建议而声明：根据他们的判断，为信仰与教制的未来工作著想，各教会的成员有必要设法将其身为基督徒所接受及所当奉献的信理作一报导。他们从维雪的报告中归纳出三点理由，作为此信念的根据：第一，在达到能够使用共同语言的程度之前，避免合一交谈断绝的危险，第二，在信仰与教制的研究已经产生的部分成果中，揭示其间基本的一致性；第三，对基督的福音提出共同的见证，使其适合当代世界之所需。 当委员团的报告在全体大会中提出时，也引起了相左的意见，就是有关这种共同报导将以何等程度反映今日教会内在的怀疑和争端。第一委员团拟订的原本构想是：信仰的报导在传述给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时，都可能是态度中立的；「由於我们无法真正明确地分辨教内的成员与教外的分子，因为信徒自身也不断面临著怀疑的难题。」这个说法受到数名发言者的猛烈抨击，尤以两位希腊东正教派的神学家为甚，因此取消了这句话。然而，修改後的文件在几位拉丁美洲的代表看来，仍是过於自满与自负，其中一位来自哈瓦那年轻的福音会牧师主张：教会在遭受当前世界的挑战时，如果谦逊地自承其罪愆及混乱，结果会更好些。 第二委员团讨论另外的两篇研究文件。其中之一完成於一九七O年，名为「大公性与正统性」（ 103 Catholicity and Amptolicity）（4），由居於普世基督教会协会与罗马天主教会联合工作团之首的神学联会所提出。此联会包括九位普世教协的神学家（有更正宗，英国教及东正教）以及九位天主教神学家。他们发表的文件，论点很开放，明显地超越了传统天主教对正统性的观念，但是在公布之前所作的校订立场却过於偏向东正教。第二委员团对於校订後的文件的反应，称之为「在普世基督教会协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上之重要的一次迈进」，但是却评论道：「由於它的源起，它对信仰与教制更广泛研究的助益也受到限制。」委员团希望把大公性与正统性的问题列入信仰与教制的整个计划之中，因而呼吁更广泛及更深刻的研究下述问题：地方教会在全体教会中的地位，大公性与正统性对教会使命的关系，以及教会在历经改变之後的同一性问题。 第二委员团审查的另一文件是一篇信仰与教制的研究：“今日之崇拜”（Worship Today）(5)，起源於乌布撒拉大会对「俗化时代的崇拜上帝」的讨论。此研究是根据一九六九年九月八日到十三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所做的，其目标就针对著这个难题。它写道：「崇拜的危机无法藉著通常是退步的“改革”而得到解决，只有藉著“创新”方可，因而吾人必须面对“如何能够再度获得恰当的指示”的问题」。第二委员团发觉这篇一九六九年的报告「反映当前状况的复杂性」，并且注意到：崇拜的危机如果与委员会面临的其他问题分离的话，是无法克服的。为将来著想，他们建议：「信仰与教制秘书处应该从许多教会和地区收集崇拜的实例——其形式和格调，以能在当前世界中对教会的存在和活动有其特殊之创发性及充实性者为主。」 第二委员团的另一任务是详细地研究以基督徒合一为目的的祈祷周——每年由信仰与教制秘书处与梵蒂岗促进合一秘书处密切合作而举行的。维雪博士在代表秘书处和第一篇报告中尝询及：如何能 104 使祈祷周成为生动的庆祝仪式，而不再只是例行公事。他建议道：“祈祷周的目的，不再只是祈求上帝把那些分隔我们而又无法穿越的墙壁变为透明的。却必须将它视为一次自我检讨的机会，使与教会的成员都能为共同的生命而作一修正。” 维雪博士在八月三日的全体大会中所发表的这些谈话，引发了委员席上一位印度神学家的答复，他说：今日比以往更需要盼望的祈祷，就是希望上帝变化一切信教者的心性，并因而使基督徒聚合在一起。在稍后的一次会议中，一位英国的主教发言道：祈祷周在提醒我们“合一是上帝的恩赐”方面极为重要。他强调，祈祷周不应一仍其旧地消磨在会议和讨论上。 关于祈祷周，第二委员团只是要求联合工作团在拟订计划时，应顾及普天之下各地情况的差异，并考虑到这个事实，在某些地区，不同于传统祈祷的其它方式，如今也许更富有意义，至于祈祷周的日期是否可能改变的问题，委员团的报告未曾直接论及。代表向大会提出报告的本笃会士蓝诺(Dom Emmanue,Lanne O.S.B.)针对此问题而论道：在一既定地区或国家，根据该地的需要与习俗而调整日期，为其教会或许更好适合。 第二委员团在结束它的任务时，对于信仰与教制研究计划的全面纲领提几点注意事项。它论道：迄今所作的这些研究都过于依赖西方世界的理论传统；现在应该设法多往非理论的集团与第三世界的社会发展。它也警告道：为了避免委员会两组会议之间的计划过于歧异，信仰与教制的研究须加以限制并适当地集中焦点。不过从鲁纹大学所邀请的许多研究看来，工作委员会也许会发觉最后这点建议很难实现。 最后，第二委员团对于信仰与教制的研究报告之更有效的传布方面，提出一些建议。它强调：应 105 扩大利用地区性和国家性的基督教会协会，它们成为信仰与教制传布信息的通道。在较早的一次大会上，代则会（译者注：基督教中特重祈祷的一派，位於法国Taiz6）的杜利安（Ma xThurian）已曾断言：信仰与教制研究的成果对於各教会的实际生活，其影响力可谓少而又少。 第三委员团审查三篇新近的信仰与教制研究报告。第一篇报告是油印的，名为“圣洗，坚振与感恩礼”（Baptism,Confirmation and Eucharisti），源自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O年所作的一项研究，内容以详述各个不同的教会有关圣洗的信理与实施为主。委员团把这份报告推介给各教会，作为研究及答复之用，另外又特别赞赏基督徒入教式（领洗）的概念「是变化期中的一个过程而已」。然而，这个观念却在大会中引起了一些疑惧。德国路得教派杰出的合一专家史令克（Edmund Schlink）指出：圣洗中的人教式具有某种成全，美国路得教派的拉匝肋（W．H．Lazareth）也加上：圣洗不应被认为只是达到圣体的一种方法。他又说：不同的教会对於圣洗的彼此了解，本身就应被视为合一中的一项重要贡献，而非仅为迈向同领圣体（intercornmunion）的一个阶梯。 其次，第三委员团审查一篇应乌布撒拉大会所邀，而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己预备好的报告：“同领圣体之外”。内容大部分是术语的澄清以及对各教会提出的问题。不过，结束时的语调却是有力的： 我们……已可想见：当几乎全数的基督信徒加入现代的合一运动、长久以来的某种诅咒最近已经解除，而神学上的一至性逐渐增加时，其自然的结果必定是恢复在同一个教会团体之中领圣体（Communion）。如果我们以基督要求的速度进行合一，并且实际承行他在当前世上刻不容缓 106 的工作的话；我们无法以低于上述的成果为满足。 第三委员团热诚的采纳这篇报告，并且要求将它推介绍给各教会，供研究与答复之用。对于“同领圣体”的声明，全体大会稍后接受了第三委员团的说法： 我们敦劝教会当局，各依其方法并各在其合一事物的范围内，朝着完全的圣体共融而努力，同时考虑修正其有关圣体的规则，好使合一在此时能有适当的进步——例如：在某些情况下，扩大同领圣体的许可。 此一声明自然在大会中引起了很大的注意。它手受到许多更正宗的代表——包括杜立安——的热烈支持。希腊东正教派人士提出异议，但数位苏俄东正教的发言者，包括梅恩多夫，却表示：他们对此一声明，就其适用于那些看来无碍共同到祭台前领受圣体的西方教会而言，可以接受。罗马天主教会在全体大会中的唯一对题发言者，为印度耶稣会的雷扬（Samuel Rayan,S.J.），他表明同意於声明意义。徐能士枢机。在开幕词中，已经呼吁各教会在有关同圣体的问题上，特别注意青年们已不耐烦，同时要在这件事上，研究出「具体而实际的进步」。 接着；第三委员团研究了一篇相当冗长的油印报告：「任命的牧职」（The Ordained Ministry）这是於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O年所准备的报告，而此次准备又是继一九六四年阿鲁斯（Aarhus）大会所委托的一篇研究「基督，圣神与牧职」之後的进一步研究，这篇报告之讨论「升任」圣职任命 107 问题，很显然地顾到了天主教、更正宗与东正教的思想立场。主要的一节如下：（P．5） 圣职任命赋予一种权威，但此一权威并不属於牧者自身，而是该团体所接受的上帝的权咸，它（圣职任命）也在指示以下事实：就是牧者是由上帝召唤、由上帝遣派的。但是，圣职任命并非仅仅给予一样「东西」、一种「财物」或甚至一个「职位」，其源起和终结皆为与圣神之一种位格的、实存的关系，同时坚固地把受任者与上述提及的团体联结起来，它是基督在该团体中的记号与工具。 委员团满意地注意到反映於这篇报告中的彼此了解之增进的程度。「它指出：几乎所有的教会对於本会以外的其他牧职，都能给予某种承认。这在牧职的相互承认之进步上，提供了一个有前途的基础」。 委员团进一步指出：继续研究许多敏感问题的需要，诸如：宗徒传承在教会内的性质与具体实现，牧者的个人生活与精神生活（包括结婚与独身的问题），妇女的牧职（特别指圣职任命），以及可能在有限期内任命圣职之函意。罗马天主教会对所有的这此问题显然都极感兴趣，尤其由於「司铎牧职」的问题，乃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世界主教会议」的讨论焦点。 第四委员团审查另外两篇晚近的研究。一篇是由罗马天主教会与普世基督教会协会的联合工作团所组织的「神学联会」预备的，名为「共同见证与改宗」（8）。（Common Witness and Proselytism）。另一篇是信仰与教秩的研究——「论加西敦公议会」（On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完成於一九 108 六九年，是应一九六七年布利斯多大会的一项决定而做的。这两篇研究为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都有特殊的意义，并且至少代表了两派间的部分协议。第四委员团在建议信仰与教秩委员会应该接受这些报告时，作了几点小小的修正建议。 对基督徒合一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是，第四委员团采纳了乌布撒拉大会的提案：「为使一个真正普遍的协会可以再度代表一切基督徒并领导迈向未来的时代（出现）而努力。」（9）在南印度教会纽必亘（Lesslie Newbigin）主教的能干领导下所拟就之委员团的报告：「协合（conciliarity）与合一运动的未来」，无疑地是鲁汶大会的主要成就之一。报告中，论「协合」为一切世代及一切阶层中基督教会的生命之特徵，同时呼吁所有教派的团体以「协合」的观念去考验他们的实际生命。「真正协合的中心事实，是圣神的这种积极临在与积极活动。一个协会如果得到圣神的领导与启发，即使未曾普遍，也是一个真正的协会；而一个普遍地有各派基督徒代表的团体，如果缺乏圣神的引导，仍不得觅一真正的协会。」对「协合」此一普世会议所采用的非法律性的概念，至少在大会中没有任何罗马天主教的代表提出质询，确实耐人寻味，或甚至令人惊讶。 第四委员团就普世教协对其所属教会并无约束力一事上，重新肯定多伦多（Toronto）协会采取的立场时，同时也指出：普世教协的存在，在过去二十年来已多少改变了这种情况，因此今天「某此真正协会的因素已在教协的生命中开始出现，虽然只是端倪。」结论中，这篇报告呼吁融洽气氛的拓展：在普世基督教会协会内部成员之间固要融洽，在普世教协与其他机构，如梵蒂冈基督徒合一秘书处之间也要融洽，目的乃「藉此培养真正的“协合”精神的成长，并为一个真正普遍的协会铺路」（10） 第四委员团论「协合」的这篇报告，经过全体大会的检讨与批判之後，交由普世基督教会协会的 109 执行委员会和信仰与教制工作委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如果这些团体认真地去研究（预料将会如此）（11），则这项文件、至少在西方世界，终将证实其为迈向（各教会间）修好性重要协会之里程碑。东正教是否会接受此种协会，多少尚有疑问。一位显然较其大多数同人古板的东正教神学家，在一次大会中宣称：依他的教会看法，一个真正的协会的先决条件，是「教会一体」先已达成。他质问：「本质上分离的各个教会，如何能由圣神领导而做出正确无误的决定？」 第五委员团研究教会合一磋商（Church Union Negotiations）与双方会谈（Bilateral Conversations．），其研究乃特别依据一九七O年四月在肯亚利木路（Limuru）举行的教会「合一磋商会议」的建议。（12）在委员团工作时，一种紧张的情势发展於两派人士之间：一方面是主要讲英语的英国教及更正宗代表——占大多数——他们希望藉看组织的合并以形成区域性的合一；另一方面是宗教立场更为坚定的少数人士（包括几位罗马天主教代表和几位路得派与改革派的更正宗代表），他们更关心经由世界性的双方会谈而逐渐接近。委员团报告的初稿，原来强调合一磋商而不强调双方会谈，但这（初）稿会经大加修订。第五委员团提出的最後（定稿）报告，是一篇对宗教合一磋商与双方会谈两者都鼓励的平衡声明，在全体大会中未会受到委员会的严重反对而被接受了。 关於合一磋商，委员团注意到一种厌倦与沮丧的情绪，为了抵消这点，报告中声明： 许多人深信：这是一个迫切的时刻，一个可能为期不久的良机。委员会呼额那些参加合一磋商的人士以及遣派他们的各教会：在进行任务时不要厌烦，却当以坚定的决心与负责的速度去成功地完成开路工作，以能更有效地实现由上帝（所接受的）在世使命。 110 曾经也在美国参加过教会合一会谈的委员们，像克罗（Paul Crow）（第五委员团的一员）对於信仰与教制委员会、愿意公然祝福近来为了发展基督一体教会之计划而做的努力，其欣悦之情可以想见。 除了重新肯定信仰与教制对「教会合一磋商」的一向关切之外，第五委员团也承认双方会谈的价值，认为它在针对分隔两个传统的特别问题上，以及使合一会谈的普遍参与得以继续存在方面，会是特别有用的。（13）一位世界改革宗联盟的苏格兰会员史密斯牧师（Rev．Richmond Smith）在委员团中指出：有机性的一体易使结合的各教会隔离在一个既定地区。稍後，在一次大会上，他滔滔不绝地为世界性的双方会谈而呼吁，用以解决宗派间之冲突，因为有些这类冲突，在区域性宗派内，因情绪理由是难以解决的。接著他又说，这个看法是梵蒂冈基督徒合一秘书处的威勒布郎（Willebrands）枢机提供给他的。 然而，第五委员团并未毫无保留地赞成双方会谈。报告中说：双方会谈或许在某些情况下不太合适，例如「当它成为逃避更积极地参与谋求合一的藉口时」（便是如此）。 在日後大约会被认为是重要的一步上，第五委员团对於通常特有机性的一体与组织上的合并视同一物，表示有些不满。 第五委员团要求继一九六一年新德里宣言做更深入的研究，这是有关「吾人寻求的合一之目的与性质，以及实现它的方式」的。委员团又特别要求「一个对合一的实际观念与结合型态之澄清与神学的评价，以及对发生的新的观念与型态的描述。」由於并非一切教会今日都以相同的方式去理解基督徒的最後合一，因此这样的研究咸认其为必须的。南印度式的「联合教会」只是合一的样式之一，与 111 罗马天主教及东正教派所乐道的「多形式合一」在许多方面都不同。正如报告中所指的，有些合一运动专家视为迈向合一最有希望的几步便是：信仰、圣事与牧职之彼此承认以及讲坛与祭台的公用。除了这些相当明显的合一理论之外，另有一些型态，看来至少在非正式阶层中隐然地发生作用，这些型态包括那些多少与官方教会团体偶尔有关联的在俗基督徒之自发行为。委员会表示：「所有这些（合一的型态）在实际方面与理论方面都须加以研讨。」 最後，在一连串的细节建议中，大会将第五委员团的许多建议——有关主办或协调教会合一磋商，双方和多方会谈——交给工作委员会；同时请求：扩充信仰与教制的办事机构，以便能够执行这计划。 总括五个委员团的工作，可以说：信仰与教制依旧耐心而又有结果地继续追求它的最初目标——克服各派基督教会之间信理与体制方面的分歧。鲁汶大会所表现之最富戏剧性的新发展，似乎是一此依然算做初步的建议，就是有关信仰之共同报导，以及迈向彼此更为同一教会的协合之运动。大会要求的许多新研究，必将使办事人员在时间及财力上大费周章。即使寻获了额外的资金，仍需找出新的方式以及劝服所属各教会，好使他们相信信仰与教制的研究有益於更有效地实现教会的使命，至於合格的工作人选或可藉私自主办的合一机构之帮助而找到。耶路撒冷「促进神学研究的合一机构」的弥尼（Paul Minear）教授在一次重要的声明中答说：他的机构对於信仰与教制委员会所邀请的研究，将提供合作。其他的合一机构无疑地也将响应做类似的支援。 112 主题的介绍 鲁汶大会的主题「教会合一与人类合一」并非随意地仓促选定的。乃是逐渐而自然地由信仰与教制及其他合一思潮中原有之孕育多年的压力所形成的。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在一九六七年布利斯多大会时就已提出：「就上帝促使世界合一的目标而论，教会的功能是什麽？名教会追求彼此之间的合一对於人类合一的期望又有何关？」。这些问题的迫切性在一九六八年乌布撒拉的报导中，已明显地出现了： 当教会自谕为人类未来合一的象徵时，是大胆了些。不管这项声言的基础多么可靠，世界依然表示怀疑并倾向其本身所有的「世俗的大公性」（Secular Catholicities）。因为世俗社会已研究出协合与合一的方法，这些方法看来常比教会本身更为有效。对教外人士而言，各教会看来常是遥远而毫不切身的，同时各自昧昧然忙碌看自己的事务。教会需要重新体认世界的希望、成就、不安与失望。（15） 主题由一份研究文件（16）做进一步的预备，该文件引起许多委员的评论。（17）最後，工作委员会在一九七O年夏季作出结论，认为：「教会合—与人类合一」将是鲁汶大会的最佳题材。主题的涵意在提出下列问题：人类合一有什麽意义？教会合一有什麽意义？这两种合一如何互有关联？ 工作委员会在一九七O年八月份的会议中，南美以美大学的戴希纳教授（Prof．John Deschner 113 of S．M．U.）认为：鲁汶大会选定的主题是一个标记：表示信仰与教制已进入新的存在阶段。（18）他说：委员会从一九三七年爱丁堡大会到一九六三年蒙特里尔大会这些年来，极少注意到教会合一的世俗环境。根据戴希纳的说法，一个主题是两头并进的，它（主题）要求研究一种双线关系。第一，教会合一的世俗涵意是什麽——换言之，即教会的合一为「种族问题、贫穷问题、两代问题，……男女关系问题，革命与社会正义问题」有何意义？第二，必须问：由基督徒组织之对世俗的答覆——像和平组织，为种族正义而召开的会议，在隔绝区域的普遍性机构等等——其教会意义又是什麽？想来，大家都期待著鲁汶大会能对这些问题有所指示。 鲁汶大会中曾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讨论此一主题。八月二日晚上的两篇开幕词会专谈主题。徐能士枢机指出；既然教会绝无可能缩小为一个纯粹的社会服务机构，就必须不断地宣讲以上主之国的价值所要求的改革，并因而有助於人类的普通融洽。他又说，人类合一就像教会合一，必须是多元性的，并且允许内部的相辅相成。「此处，圣神也自显其为合一运动的真正灵魂，她创造基督徒的同一性，也创造恩赐的多样性，它使差异（多样性）成为一体（同一性）的丰富内涵，因为在她内，一与多融於一体。」 欧洲合众国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孔士旦，也和徐能士枢机一样，利用他在八月二日晚上的致词机会谈到主题。他说：人类合一毫无疑问地正在形成，但是危险在於它会变成一种奴隶般互相仿赖的合一。「真的，未来数十年，它（人类合一）会成为憎恨、动乱、不义与暴力的结合。团体精神只有在信心中才能辨认出来。」在这种强制的结合情况下，人类将感受到「荒谬的深渊（无意义）」的威胁。根据孔士旦的说法，教会从世俗的观点所能提供的重大贡献，是继续使交谈成为可能，帮助人们 114 透过彼此的眼光而看清情况——简言之，即互相会晤（meet）。「因此，但愿教会成为造桥人（Pontifex）——其搭桥的目的不仅在使政客能和政客会晤，得以参加缓如牛步之建构团体的过程；最主要的，乃是使人与他的近人会晤，并藉此认知：生命由於会晤他人而获得意义。人们藉著盼望与仁爱，尤其在会晤「全然的另一位」（上帝）时，或许才能发现足够的意义，使那些遍布世界之互相倚赖的强制情况成为可忍的。孔士旦的演讲容或有些沈重，却是清楚而有力的，不过，遗憾的是，大会的既定程序并不允许听众对他提出的质难有所答覆。 对主题的正式介绍，由信仰与教制当时的代理主席梅恩多夫在八月三日发表。他的论点极度偏重神学，与乌布撒夫大会和戴西那引述于上的评论相较之下，形成强烈的对比，后二者的看法更着重（人与人之间的）“水平化”，或更合乎人文主义。梅恩多夫指出：所谓的世俗范畴，在形成蒙特里耳大会以来“偶像破除时代”中多数的合一运动上，无可否认的具有决定性。他指责六十年代里“信仰与教制”的表现，率皆为各种社会问题的嘈杂讨论所掩蔽，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多数是正当而有价值的，但是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主要论题——人类的最终结局与永恒的命运——而言，仍是未得要领。梅恩多夫含蓄的指责戴西那所主张的教际研究法（intercontextual）,他责怪道：“现代的世俗注意者，不赞成教会的组织是上帝所赐的，确认为教会必须从世界学习如何改善世界。”接着他反对一切错误的社会乌托邦主义，呼吁大家回到“以感恩礼为中心的世界学”，以之为教会加入社会服务的最佳出发点。他论称：信仰与教制必须把帮助教会重新回复其应有状态，当作它最主要的存在理由。 正如梅恩多夫自己的解释，他有意使其演说成为一项个人声明，而非一个立论持平的“主席致辞”。他的演说同样欢迎个人的答复，结果阿根廷美以美会的米盖兹 波尼诺教授（Prof Jose 115 Miguze-Bonino）提出预备好的两篇答复中的第一篇。米盖兹 波尼诺集中注意于这个问题：神学是否可能采取一种神学家所处的实际历史情况以外的出发点。他认为：主张超越实际的状况，只会压抑我们之认识自己的范畴和作为之特定性质，因而使这些（范畴和作为）愈来愈隐晦。「以上帝与其百姓所订之盟约而论，先知的信息不正是：舍正义和忠实的环境之外，则无“感恩礼”可言？再说，无论何时一旦我们开始从这些问题限定的状况去讨论合一，则岂非立刻投入这充满观念学、世俗范畴、纠纷、冲突与紧张的世界吗？」任何超越这些情况的托辞，都蒙蔽真正的问题，并且导致一种虚伪的保守主义——从历史的奋斗中退入一个完全与实在界脱节的「绝对」。 第二篇预备好的答覆，是肯亚长老会的加杜（John Gatu）提出的，他说：梅恩多夫在解释蒙特里尔大会时过於简化；而当非难乌布撒拉大会时，却又过於严厉，其实乌布撒拉在讨论第三世界的事务方面乃是成绩斐然的会议。 在随後的讨论中，许多发言者都明白表示反对梅恩多夫。古巴福音会的巴地斯大牧师（Israel Batista）赞成米盖兹．波尼诺的批评。他指出：梅恩多夫以极端二元的语气说话，使神学与人（类）学互相对立。今日的问题毋宁是使神学入世化（incarnate），由神学走向人（类）学——这种运动在新约中已经开端，就是把神降凡而入於世界及其奋斗中。 梅恩多夫在回答这些反对的意见时，解释说：为了显示一个清楚而明确的质难，他才尽量加强语气以激起反响。不过，他提醒批评的人士：他并未要求一种仅仅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却要求一种视人类乃本质上以神为中心的人（类）学。虽然人类注定了必然走向上帝，但未必常与上帝融合。因此，神人之间不容许任何泛神论的同一性。至於感恩礼，梅恩多夫解释道，就其为上帝之恩赐而非纯 116 然人类的产品而论，它确实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恩赐总是「随时任人领取」，并且供给那些参加感恩礼的人们一个欢乐与悔改兼而有之的机会。世界上总是个能让基督徒的责任得以践行的地方。 徐能士，孔士旦和梅恩多夫的报告，以及摘录於前面几页的预备答覆的文件，为一场或许立刻就要爆发之精采而引人入胜的辩论作了先声。但是大会却在这时变换了会议方式。从八月四日上午开始，与会者分别编入五个小组，每一组都必须在其相关范围内研究大会的主题。 五组（主题分为五组） 在鲁汶大会中，分由五组讨论主题的这个构想是一种实验，此实验依照计划者的意向，在会议结束时将精密地加以评价。五组中的每一组大约都有三十位会员，讨论七次，时间总计约十七小时。对於各组的论题，即使理论上只当它与主题有关并且根据与会者的实际经验所讨论的才算数时，也是非常广泛的。各组没有明确的议事日程，也未曾受邀向全体大会提出任何集体会报或联合声明。因此不容易简介各组会议的成就。 第一组的会议由杜利安、拉匝肋（William Lazareth）和弟比（B．D．Dupuy）共同主持，题目是「教会合一与社会正义的争取」。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教会赞成自投於社会正义的争取」与「教会超越一切个别的社会组织」两者间的抗衡情势。一般说来，大多数西方与第三世界的基督徒所认为是全球人类的全体利益之主要福音者，为东方传统而言是难以了解，更遑论参与了。这一组在向委员会的建议中，要求进一步研究，以澄清下述二事应如何相辅相成，即：基督徒对教会使命的唯一性以及对社会的各种基督徒处身其间的情况所产生的不同责任。「如果教会真是人类未来合一的保证与象 117 徵，则当代基督徒必须有能力以下述方式使这项真理实现，就是：在更积极地参与那作为冲突的潜在来源的人类解放时，仍然保持教会的真实面目。」这一组的会员大致上似乎赞成：与被压迫者的休戚相关是基督徒信仰的本质之一，因为同一个基督同时临在於穷人与感恩礼中。如果基督的这两种临在过於分离的话，教会将不再是上帝正义的象徵，反而有成为一个反象徵的危险。 第二组在纽约苏尔比斯会的布朗（Raymond E Brown S．S．）与乌干达坎帕拉的莫比狄 (Rev．John Mbiti）。主持下，规定讨论「教会合一与生活信仰的相遇。」这个题目显然很适当，因为基督信仰，就其局部化而言，常显示为一种分离的力量，尤其在新近接受信仰的亚非地区。经过广泛地讨论一般会谈，尤其是信仰之间会谈的性质和目的之後，代表们提出一个问题：基督教信仰倾向於在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筑起藩离，还是拉起绳索妮？与会者中只有一位希腊东正教的教授有意否认：非基督徒也能在自己的宗教中获得救援，这一组的许多会员都主张：基督信仰使我们适於表达上帝对所有人的创造、启示和救赎的临在，同时我们能够容忍一切传统的见解，以代替焦虑地墨守著传统的思想和语言方式。 当然，基督徒的信息与耶稣——身为犹太人，以犹太的方式解说他的生命——的这种个别性之不可分开，乃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还该加上：在耶稣内；个别含蕴了普遍。从未世学的观点看，正如亚当不是个犹太人，作为最後亚当的耶稣也同样不是犹太人，他要使所有的人都能做新人。上帝的王国是普遍的，无论它的记号出现在何处，我们都能在信仰中认出复活基督的工作。 第二组在结论时，建议进一步研究以下问题：在其它人的信仰中，上帝的化工的性质是什麽？这种化工是救恩性的吗？有启示性吗？ 118 第三组由阿根廷的米盖兹·波尼诺教授与坦尚尼亚的祁利巴主教所领导，主题是“教会合一与反对种族歧视的奋斗”。所有在场的人，包括一位美国黑人沙德怀特博士，几乎都赞成四海一家。讨论会中，出现了三个基本问题：教会纪律问题，同一性问题与权力问题。谈到第一个问题，这组人论辩如何从教会中彻底消除种族歧视的难题。他们力主：纪律是教会生命的必要形式；是一种以权威教导的形式。有几位发言者主张：应该用一些方法从感恩礼中驱逐种族歧视论者。至於同一性问题，这组人聆听了一篇沙德怀特论“美国之黑人神学”的报告。看来全组的人都认为：就历史的某些观点而言，一个民族必须保存并表现它独特的同一性；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与更大的团体契合，却应当超越各民族的独特性而通过一个死亡与重生的过程。论及权力问题，第三组的结论是：必须调整教会组织以适应社会情况的需要。某些团体的过程权力必须解除，而另一些团体却须获得目前所没有的权力。 第四组由霍尔德小姐（Miss Christian Howard），缪尔德(Dean Walter G. Muelder)和马得士(Prof. Donald Mahers)所主持，指定的论题是“教会合一与社会中的残缺者”。因为志愿参加这一组的人数不够，所以有一些人是选派的。不过，随著讨论的进行，情况逐渐热烈。残缺者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主要是引起许多感受深刻却无法说出之有关罪恶、痛苦及人类缺陷等事件。他们质问科技的限度与教会的力量——对於有效地安慰那些教会在物质方面对其无能为力的人们。纽必亘主教在最後几次全体大会中，有一次谈到他年青时亲身经验过的皈化，从他的谈话里可以略窥第四组的精神。由於纽必亘最初热衷於政治，曾与两家很穷的人有过密切接触。这两家人同住在一间屋子里，其中两人死於癌症。年轻的纽必亘便问：作为一个政治科学家，对这些个人，我必须说什麽呢？於是他 119 发现：当基督教会召唤我们尽全力反抗不义与压迫时，也就是召唤我们尽一切极限地接受上帝在信心与依赖方面对我们的意愿。纽必亘认为：当科技达到了最後的极限，而「权力藉弱者得以满全」成为主要的课题时，就产生了残缺者的问题。 第四组提交委员会之论残缺者的报告，是鲁汶大会的最佳成果之一，其中指出：残缺者的问题正在增加，一方面由於现代科技社会使许多原来在较单纯的社会中能正常生活的人成为无所适从者；另一方面由於现代的医药使许多在早些时期无药可救的人得以活下去。当前社会的倾向，是隔离并驱逐老年人与残缺者。教会负有一项无可推诿的任务，就是消除人们对残缺者和病患的恐惧，而代之以仁爱与接受。报告中说：藉著谦逊地承认人性弱点，残缺者教训我们许多有关：神的无限力量如何能够进入我们生命的方式。我们不可将残缺者视为仅仅行善的对象，却必须找出方法，积极地使他们与吾人之教会和社会合成一体。 当讨论残缺者的结果在大会中报告时，显然可见这一组甚至更明确地提出一些与论社会正义和种族歧视那两组相同的问题。这三组都承认：教会有责任与被压迫者合为一体，使他们加入社会各阶层，而在必要时安排他们接受基督教。耶稣本人在他自己的社会中，也遭到剥夺公权与被压迫出离的命运，但是他却经由死亡得到了生命与权力的满全。正如一位发言者在一次全体会议中所说的，教会本身也正遭受现代科技社会的排斥。就这样，一切与教会有关的人，不管愿意与否，都正被逐入一种无力而又为社会残缺的状态。 第五组由麦高海（Prof．J．D—McCaugher），吴尔夫（Prof．H．H．Wolf）与梅耳（Prof．Rosger Mehl）三位教授所指导，讨论「教会合一与文化的分歧）」这一组在有关教会加入个别的文化与其 120 超越一切个别主义的任务方面，不放过许多熟悉的两难论式（dilemma）。他们有些急切地讯问：当教会面临由科技引致的新的文化形式时，能否或该否使自身离开传承已久之王经与古老传统的想像和术语。有些人恐惧：这种变换极有危险使基督教义为某种新的信仰所取代。其他人则主张信仰的一致性是“超时间的”，因此能够把亚巴郎以来直到世界末日的所有信徒都联结在一起。一般说来，东正教比较相信他们的濒以生存的文化，同时在基督信仰与人类文化之间看出融洽综合的可能性。相反的，更正宗他倾向於强调：基督教义必须与任何文化或民间宗教保持不可或缺的距离。前者强调基督的降凡，後者强调十字架与复活。随著史令克在分组会议中对这些问题作综合摘要，许多人接受一个看法，就是：基督教义应该设法体认一种“建设性的超脱”（constructive detachment）、於各种文化之辩证关系。当然基督徒必须活在一个既定文化中，但是，他却必须避免文化形式的一切桎梏。为了能与既成秩序（esstablished order）保持和平与融洽，显然不应以放弃教会的任务为代价，这任务是把福音的价值灌注到整个社会的生存中——此一看法是许多西方基督徒，尤其更正宗所欣赏的。 等五组简洁地论及人类合一的问题时，指出：由於历史的与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制造分歧的因素，因而当代科学化的科技文化有意凌驾一切地味性的差异，而形成一个逐渐支配全部生命之齐一形态。这个齐一性已经引发了抗议连动与反文化浪潮。教会本身之应该变成一种反文化以及结合这些反抗运动的程度，将显示其应得之注意校第五组所能提出者更大。 分组会议相当繁重，但是许多人觉得它要比五个委员国的会议更有意思。它（分组会议）以自然而生动的交换意见，使命会员们有机会在明显区划的问题上互相看清。参加这些讨论的代表既然都是他们各地教会之能干而精明的分子，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大都不是所讨论问题方面的权威。许多问题， 121 像生治信仰的相遇，只要一小组专家就能轻易地研究出比鲁汶的分组会议更有价值的声明。这些论题里，有不少已曾在主要会议中讨论过了。除了第四组以外，其它各组论题的广泛与复杂都少有可能研究出新的进步了。各组为参加讨论者而言，都受益非浅而意义深长。分组会议原来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在最後三天的全体大会时，对於处理主题有所帮助。现在，我们必须转移注意力於鲁汶大会的最後阶段。（下期结完） 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