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象逵

人口问题研究的客体是人口数量与品质的变动；注意的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样的变动，而这些变动又带给国家社会的经济与文化怎样的后果。因此，它牵涉的范围非常广泛。此外，人口问题与人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纯客观的分析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常要搀杂著民族情绪、利害争夺等等的主观成分。这样—来，事情越来越复杂诡谲，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连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今天也没有清楚一致的意见。（注一）

「人口」这个名词是相对性的，是指某一区域或社会范围内的集体人群而言。而这一区域内，为了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需要的人口数量更与立国的政策、自然资源的地理环境、人文的习俗观点等等都有关联。例如经济方面有著所谓的「适当人口数量说」（optimum population theory）（注二）。所以，谈到人口问题，不一定就该引出控制生育的消极结论。即使面对著某一国家社会的贫穷、饥饿、疾病等等真实情况，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态度仍要求我们冷静地观察追究这现象的各种可能的起因和各种可能的补救办法。

本文就是要比较整体地，由各方面来介绍一些现代学者对人口问题的研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日联合国秘书长宣布一九七四年为「世界人口年」。在最近的几个月中，讨论人口问题的机会一定很多。这篇小文章的目的是供给同道们一点儿资料。目前有的比较重要的资料。欧、美教会的学志，不少的已决定出版人口问题专号。相信这些论著将会带给这热烈争辩的课题更多的光明，和指出更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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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圣意的解决途径。

虽然研讨人口问题，不一定必须要把控制生育特别提出详加讨论，好似它是解决困难的最主要的方法，可是本文仍以「人口问题与调节生育」为题。因为，某事的严重性可分为两种：一是「法理的」（de iure），依照客观的法则真理是如此；一是「现实的」（de facto）：可能它本身不是那么严重，但是群众心理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反映到行动中，造成了悲惨迫切的现实状况，使得这件事情再也不能被漠视轻忽。在台湾、港、澳地区，究竟人口问题有没有一般人说的那么严重？也许有人会否认、而且拿出统计数字证明他的见解。可是一些使人痛心的事实真况（在下一节要简略说明），却不能不迫使我们郑重检讨考虑应有的对策及应采取的容际行动。设法干预立法者的人口政策，使它不走上相反伦理道德的路线，大约不是一般同道所能顾及到的。然而，「调节生育」一事，却是使徒工作者屡次能遇到的难题。因此，在本文的最后几段，要简略叙述如何处理这牧职中所有的困扰。

使人震惊的现实状况

今年（民国六十二年）二月十二日联合报登载行政院卫生署长颜春辉的谈话。在一次护产教员家庭计划研习会中，他透露：「近年来因避孕失败而求医施行人工流产之妇女，每年已达二十万人以上。」这是官方的数字；如果再加上找密医堕胎的，以及未婚受孕或因其他原因堕胎的，实际上，在台湾每年人工流产的大约如同何凡先生说的：「堕胎率与出生率并驾齐驱」（联合报，民国五十九年十一月八日）。台湾地区民国六十一年全年出生人数为三十六万五千七百四十九人安上，民国六十二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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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藉著推行家庭计划，向民间介绍种种避孕方法，究竟阻止了多少婴儿出生呢？英文中国邮报，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二日刊载省卫生处的统计数字：「过去六年，为了推行家庭计划工作共用去台币壹亿元。避免了二十四万不必要的婴儿生出。」所以因避孕成功而减少的新出生婴儿数目是每年约四万（注三）。而每年因堕胎减少的人数至少是这数目的五倍。

行政院经合会人力资源小组表示，台湾地区六十一年度人口自然增加率已降至千分之一九点四三 （联合报，六十二年二月十二日）。比起民国四十年的千分之三八点四，五十七年的千分之二十三，可说是人口会然增加率降低的速度相当大。由颜春辉、王金茂（省卫生处长）等合作的一篇有关台湾家庭计划的报告中，我们读到几句颇值得玩味的话：「虽然适婚妇女的数目急速增加，人口自然增加率及粗出生率却连续地、迅速地降低。这个现象使得人口分析专家也觉得惊讶。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何种因素促成上述事实最有影响。我们仍在研究分析中。」（注四）

    读了上面的几项报导，再想到天主教信仰对人的生命如何重视，还有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多么强调天伦之爱，那么大约谁也不能否认人口问题的「现实」严重性了吧，实行节育及请求堕胎的人，很少是受了人口问题抽象理论的感动，大多数人是受到人口问题实际产生的压力（注五）；而这么多人竟然采取堕胎的下下策，可见上 样的压力该是沉重到不可忍受了吧，——至少主观方面，他们感到是如此。

上述的压力是越来越难以抗拒的。台湾地区各报纸都支持鼓励所谓的「堕胎合法化」。英文中国邮报二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的一篇新闻标题值得注意：「世界各国向日本看齐，寻求人口问题指南。」我们都知道，日本是用堕胎来减低人口增长的。日本官方数字是：一九五O年有二十五万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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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一九五五年为一百一十七万，一九七一年为二百万零一千，战后二十年中，堕胎约两千万。今年人身五日中央日报登载上弃湾地区推行人口政策各负责人，在纽约人口局的邀请和安排下前往新加坡访问一星期。这件新闻的标题是：「推行家庭计划，须与政策配合，新加坡新近措施可资借镜」。所说的新措施是：「子女免税限三人，分娩假只准两胎，申请进入中小学，接受义务教育，第一至第三胎的子女获有优先权，多子女申请国民住宅受限制，妇女自愿堕胎？不仅为法律所许可，而且又放宽了范自」。最近，台北市国宅会决定，今后兴建的国民住宅将以四口之家为对象；对五日以上的家庭，则以贷款的方式，由其自行找房子居住（中国时报，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注六）。

今年六月十八至廿一日在马尼拉举行了亚洲人口问题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由亚洲主教团协会人性发展室主持的。会后发表宣言说：「我们宣布，我们视人口问题为一个非常严重而紧急的问题，需要即时处理和有效的解决」（教友生活，民国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二一日）。我想一位亚洲教友，听了我们亚洲教会领袖沉痛的呼声，该不能再否认人口问题的「现实」严重性了吧！可是，由客观的法则及真理来看，亚洲以及整个世界的人口问题迫切到什么程度呢？

生态系统的破坏扰乱

虽然学者们对人口问题的本质及症结有许多彼此冲突的意见，但是大家一致承认今天的人类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世界的生态系统（ecosystem）失去了平衡和谐。这里说的生态系统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大自然元素间的循环？也指著人文界的因素。如生活程度、技术水准、社会组织等等。这系统中的各份子，彼此密切相关？在一定的价值体系下保持均衡，使得人类得以生存发展，越来越能活得像个有位格尊严的人。（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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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Barbara在联合国「环境问题」会议中（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至十六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演讲，指出今天人类可能使地球不再适于生命存在；假如不改变目前人们对「发展」所有的观念，富国将从贫国的手中夺去更多的资源。而现今世界上，依照R. Mc Namara的报告，人类一半已在忍受饥饿，三亿婴儿因为缺少足够营养将要无可补救地受到脑系统的损伤（注八）。有钱的国家也不乏他们的头痛问题：环境污染、犯罪、吸毒、自杀。于衡先生最近在联合了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有关日本的报导，画龙点睛地描述出富有国家所有的危机，比贫穷饥饿更可怕的危机：「日本国民脑子里想的是赚钱，表现于是行为上的是花钱和寻找享受。哲学与文学逐渐式微，似乎很少有人想到「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而生活。……老司机杜田说：战前日本人的生活，过的是人的生活，现在则成为「经济的动物」。他的话是否具有代表性，不得而知！然而日本人现在过的是「经济动物」的生活，则可以深信不疑。」  

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样的生态系统的不平衡、不和谐呢？这里，种种分歧、甚事完全相反的回答就出现了。为了简单清楚起见，我们把这些意见分成三派：道德是氮势汹汹的新马尔萨斯派，他们有着势力雄厚的财团做支援，大都来自没有“人口过剩”问题的英、美及瑞典、挪威诸国。他们认为“近世纪来，我们自己创造了两个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大怪物，那就是人口炸弹，……而人口炸弹更较原子炸弹尤为凶狠”（注九）。第二派，人数要少得多了，但吕气的夸张也够瞧的，可能是因为“矫枉过正”，为了反对前一派而说出太乐观的话：“这实在令人惊讶，现在有这么激烈的呼声要求控制人口。——现在，正当着生产食粮的可能性看出是潜能地没有限制；整个宇宙将被开拓，找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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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以容纳比我们这现今微小不足道的人类家庭大百万、百万倍的人居住。”（注十）。第三派，强调构成生态系统扰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都不可被轻忽。人口自然增加率过高，从整个世界来看，是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的一个原因，而为某些发展中的国家，可能是国民生计艰难的重要原因。调节生育是必须的，但不可牺牲更高的价值。下面我们要介绍各派的主要论点，并说出学者对各派的批判。

悲观消极的「人口炸弹派」

 这一派学者的主张是：「人口过剩是一切罪恶的真正根源」（英文「新闻周刊」，一九七三，八月六日，二十一页；中文节译，见国语日报，同年八月十日；联合报，八月二十一日，玻璃垫上）。因此，节制人曰，由政府强制的节育，包括堕胎，为挽救人类「浩劫」是绝对必要的「万灵仙丹」（panacea）。

我故意地把这一派的主张说得露骨夸张一些。但一般节育堕胎推广人所发表的宏论，可能比我说的还要露骨夸张。真正学者的语调要缓和周详得多了。这一派大都来自英语国家。台湾地区、香港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第一外国语是英语，留学生主要地是去美国。因此，我们的报章杂志讨论人口问题时，受这一派的人的影响甚钜。

Paul．R. Erlich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去年在瑞典召开的联合国环境问题会议中，他是讨论工口与环境」的主要演讲人。他的著作就以「人口炸弹」为书名。这本书的思想已在「大学杂志」（六十二年四月）为人介绍。在中国智识界，尤具在青年人中，会激起不少的反响。我们要简单地讨论一下他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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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由人口自然增加率来描绘「人口炸弹」的可怕。这些统计数字我们听到看到的次数太多了（注十一），再引述会令人厌恶。但Erlich 确有「炸弹式」的说法，能引起人的注意。他说：「世界人口倍增所需的时间顺序是：一百万年、一千年、二百年、八十年、三十七年。即使假设今后速度不再加快，而以每三十七年增加一倍计，只需持续九百年，地球表面便将达到六万兆（「六」后面加十六个零）人。换言之，即全球面积约每一平方公尺的空间（包括山川河海），需容纳一百人……若要在陆地上收容这个庞大的人口，必须在所有地面盖满二千层高、毗连不断的摩天大楼……。就算人类科技一日千里，可不断殖民其他星球，不出数千年，所有宇宙可见的星座都要塞满了人，届时人类繁殖的速度将与光速并驾齐驱！」这一章的结论是：「如果人类不愿看到战争、瘟疫和饥荒成为控制世界人口的方法，便唯有厉行节制生育一途，别无他法可想。」（大学杂志译文，27，28，29页）

粮食太少是「人口炸弹」一书中的第二个思想单位。Erlich说：「人口危机不必等到几百年以后才无可救药，在今后十年中便必然要严重化。因为世界上——尤具是落后地区的粮食供应已日渐短绌，终将不得不靠饥荒来解决人口问题。如果说饥饿是残杀人类的主要凶手，绝不为过」（仝29页）？他不是不知道「人造食物」和「绿色革命」的事实（仝34-35页），但他悲观地认为这些最多「也只能解决粮食问题于是一时，不能避免终于是到来的饥荒噩运」？（35页）

谈到「环境污染」，他认为这是「人口炸弹」的最最恐怖的后果：「如保我们只考虑到人口与粮食的平衡，问题还简单得多。但长远的看，人类由于是人口不断增加而对自然环境有增无减的摧率将造成比粮食不足更为可怖的灭难，而关心人口过剩粮食不足的人，却很少注意到这一环境破坏的后果」。（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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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他列举今天环境污染的种种使人痛心的事实，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他把一切恶果归根于是「人口过多」，则为很多学者否认。他说：「尽管有许多人已认识到自然环境不应继续受到摧残！但这为维护自然环境的斗争。很可能已经失败。其原因除了大多数人缺乏远见。不觉痛痒之外，主要问题还是人口继续膨胀中，必然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上文所说环境污染的各种因素……追根究本都不出一个基本原因——人大多了！」（32页）

最后，他的具体结论是：「解决人口问题，最基本的办法还是有效控制全球的人口，……一个资际的办法是改变政府的抽税制度。……政府对所有超过两个子女的家庭加征人口税，不仅是天经地义？而是可以惩戒不负责任的多产家庭。……政府应将堕胎合法化，……先进国家必须设法协助人口问题严重的落后国家，包括提供粮食援助！但最重要的是大力协助穷国推行节育政策，甚至以此作为援助的条件，如此方能收根本之效。穷国本身则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强迫措施，以策进人口的有效控制」（35页）（注十二）。

富有国家的魔术手法

读了Paul Erlich的思想主张，很容易地看出他的实际建议正一步步地为不少国家所采纳：对多产家庭把税，允许随意堕胎，利用种种压力强迫国民控制生育……。世界银行援助开发中国家时，往往以「节育政策」为条件（注十三）。Erlich的种种论证理由也为许多人重复援引大力宣传，甚至给人一种印象，好似「人口炸弹派」的主张已经普遍为人所接受，好似他们的实际建议是逻辑思维的必然合理结论。谁反对他们；使是宗教迷信的牺牲者、时代的落伍者——大众传播工具的力量何其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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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承认这一派的主表有不少真理在内，而且未尝不是出自悲天悯人的同情心。然而他们的错误在把「人口增加」看成万恶之根，又把「人口减少」看成万灵仙丹。他们这样大声疾呼「控制生育」—、吸引人的汪意力集中在人口数。增多和减少这一件事上，使人不能不感觉「控制人口」在他们的手中，成了新的鸦片、麻醉人的思考判断力，不能活泼地意识到世界上或本国内更严重更迫切需要的经济、政治、社会改革，甚至有人想这是富有强大国家的魔术手法，把开发中的国家人民的心神焦点放到「人口问题」上，而这些魔术家就可从容地玩他们真正的把戏。新的帝国主义及殖民地手段！使自身常高高在上，享有统制世界的主权。——可能，这派学者没有想到这样的意向。可是这是现今所谓的第三世界中许多智识份子的看法。（注十四）

至于是这—派学者的论证也大有问题。首先，单纯的人口增多，决不是贫穷饥饿和环境污染的原因—。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几个国家，如荷兰、英国、比利时、西德、日本谁能说他们是穷国家呢？报纸上说，台湾地区人口密度为世界之冠（中央日报，六十年五月八日），然而，台湾地区六十一年的经济成长率也高居世界第一位，即百分十一（中央日报，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国语日报，六十二年二月六日）？总人口由五十一二年的一千二百二十五万六千六百八十二人增加到六十二年（六月）的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三千八百八十八人。可是国民平均所得也由五十一二年的一九二美元增至六十二年的四六六美元（注十五）。瑞士的人口密度比美国的大六倍，可是人口平均分配在都市乡村各地，因而，全国如花园，没有大都市的种种头痛问题。而美国百分之七十的人。集中在百分之二的土地上，因而产生污染，罪恶诸现现象（时代杂志，一九七一，九月十三日，三十六页）。相反，那许多所谓的经济落后国家口人口密度多是稀少的。全非洲的人口密度平均是每公里十一人，南美洲是十四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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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是每公里九十四人，经济繁荣的西欧是一四九人（一九七二年世界人口资料表，人口咨询局）。

单纯地设法减低所谓开发中及开发落后国家的人口，而不诚心诚意地帮助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相反地，仍在偷偷摸摸地剥削这许多国家的资源，怎不使人怀疑富有国家的意向呢？富有国家对贫穷国家的经济援助，百分之九十是「双边协助」（bilateralaid），受援的国家必须购买援助国的货物，而这些货物比原价要贵百分十五到二十；还该允许富国有种种特权，建立莫须有的盟约等等。结果，受惠更多的是那些富有国家（注十六）。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一九一二年先进国国民平均所得是一三六O美元，一九七一年增至二六六O美元，约为一倍，而开发中国家这十年的增加是由一三O美元增至二一O元，差很多方到一倍，（英文「科学美国」，一九七三，六月，三十九页）。当然，人口增加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也是使这些落后国家更落后的一个原因。可是真正的症结却不在此，而在富有国家是不是一月取消那些经济侵略的把戏，这是今年二月由美国Noire Dame大学赞助的一项国际发展研究的结论。（英文中国邮报，一九七三年二月十四日）

提到环境污染，更清楚地看出是已开发国家在玩魔术手段，在以鸦牙麻醉经济落后国家的人民。请问是谁把世界环境污染了？不是那许多经济大国以他们科学技术把大自然搞得乱七八糟吗？例如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却耗费人类共有家产（自然资源）的百分之四十，每年扔掉一百万辆旧汽车二百六十亿的瓶子，五千八百万吨的废纸（时代杂志，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三十六页）。去年在瑞典首都召开的世界环境问题会议中，在最后通过的大会宣一言中，把宣言草案原有的一个句子删掉，这句子就是：「污染环境者应出钱」（The polluters pays）。是富有国家施压力把这句话取消的。R．Faircy说：『一 次会议中，大家都看出，环境污染主要地是那些工业发达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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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而改善环境的途径有二：一是控制人口，一是用科学技术把污染去掉。由富有的国家眼光来看，控制人口的途径要省钱省事多了。而开发中的国家却认为，别人造成的错误祸害，而由他们藉节育及堕胎来补救，是根本相反公道的事。」为会议中成立的联合国改善世界环境委员会的工作，大家同意每年出资二千万美元，美国愿拿出八百万美元，而她为保护自己国内的环境清洁，一九七三年预算就是二十五亿贵元，是她为世界环境掏出的腰包钱的三百多倍。（注十七）

即使这些愿意强迫别的国家人民节育堕胎的组织是出自诚意设法帮助经济落后的国家上 样的集中心力于是控制生育的宣传推广，也是一种技术上的偏差。就好像为治疗一个患肺结核的人，医生或亲友只并命地给他吃消灭病菌的药，而不注意改善这病人的卧室的卫生和饮食的补养。结果说不定这人因为体力太软弱，让那许多杀菌的药害死了。如果用出线协助别人节育堕胎的那份儿慷慨豪爽，富有国家肯诚实地辅助落后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农业改良，到时候，等这些受援助的国家人民生活改善、教育程度提高了，旧有的手工农业社会变成技术农业及工业社会，一些国民自然而然地要控制生育，减低人口。因为，手工农业社会视众多人口为生产者，穷苦人的性欲升华的可能范围小，因而子女众多，这是社会学的观察所得（注十八）。控制生育绝对不仅是药物器具就能完成的事。

「粮食大少了！」这是 Erlich最有力的理由。尤其是体验到今年的亚非大旱灾及大饥荒，必须承认为许多开发中的国家，控制生育是迫切而合理的措施（「民族发展」通论，37节）。然而，仍然不该惊慌得对人类前途绝望，只谋求消极地减低人口数量，不积极地依赖人的智力设法增加食粮的生产。这一次「绿色革命」的失败，固然指示出科学技术目前尚不能抵抗巨大天灾——所以，应再接再厉继续研究——但更显出「人祸」的危害：今年二月十四日香港虎报的检讨，认为是各国政府没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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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改善旧有的土地租借制度、合作社及买卖制度，以致单面的技术性的突破，没有新社会制度的支持？终告失败。该报笔者说了耐人玩味的话：「社会学家的地位决不比纯粹的技术专家低，他们可以使国家从内部成长、改进，而不只是从外面输入技术和方法。」

我们决不否认「人口过多」是造成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的一个原因，为许多开发中国家，也许是现实状况中迫切而主要的原因。但是我们坚决抗拒吸食这「人口炸弹派」的鸦片，受他们的魔术手法戏弄。更公道地讲，是这一派的幕后老板在推销鸦片，玩魔术手法。我们都晓得今日世界的政治局势，受几个银行家族及大财阀的控制操纵很多很多（注十九）。台湾地区的舆论，尤其是民营大报纸受几个财团的影响很大很大，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参阅新闻天地，六十二年五月廿六日，廿六页）。读报纸时间长了，有的时候会奇怪，一些著名的专栏作家，不时地写推动节育堕胎的小文章或社论，却差不多从来不见他们攻击工人待遇不公道，工厂环境损人健康……等社会罪恶。是不是怕得罪老板，砸了饭碗？这岂不也是在推销鸦片，玩魔术手法？

轻忽实况的「潜能无限派」

「人口炸弹派」在逻辑上的偏差是漠视人类的潜能及未来可能的变动，而把现有的人口增加率、粮食生产数量，社会政治制度等等，当做将来演变的限度与楷则。这正是学者们批评用电子计算机预测未来的主要缺点。机器是不会思想的，它的本领是GIGO（garbage   in，garbage out）。在「来日同今日」的前提之下，自然的结论是悲观的论调：「末日来临」。（时代杂志，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三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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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有的人把问题的解决全部放在理想及未来的生态系统因素的新秩序上：能源的新发现（如太阳能的利用），新的食粮种子，改沙漠为良田，征服海洋大室等等。Colin Clark说：「不管过去是怎样？今天我们一定能说，有了现代的科学技术知识，仍旧这么多人缺乏必需的生活营养，完全应归咎于是人为的过失，而非自然资源不足。」P．J．Hannan认为，我们可以用科学技术净化一切环境污染，问题在于是我们要不要，肯不肯。「原子科学家学志」主编 Eugene Rabinowitz说：「只有一种动物，人类需要它们方能生存的，即是我们身体内的细菌。谁也不能证明，如果大地上只有人类这一种动物，人就必要灭亡。而且，如果我们能更经济方便地由无生物中大量制造食物——迟早人会成功——那么连植物为人类生存也不是必需的了」（注二十）。这一派学者对人类的发展抱著极乐观的看法。J.V. Schall认为很可能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发现理性及大自然潜在的能力富源。为了怕损伤自然而压抑人（即节育），是否认人为可见宇宙之主，这是一种新异端，美国人发明的异端。（注廿一）

许多人虽然没有挂出这样冠冕堂皇的学者照牌，在实际生活上，表现的是「潜能无限派」一流。最显明的态度，是根本否认有人口问题存在。那许多可怕的人口爆炸的预测，为他们就如同宗教狂热者的末世预一言一样地骗人，看到联合国每年发表的精密的人口统计，这些人会耸耸一肩说：「统计数字!去它的！根本不可靠！连时代杂志（一九七一，八月二日，廿页）都指出统计数字的模棱性。」

首先，我们该说这一派的乐观精神，是我们目前极其需要的，世界上许多纸醉金迷、暴力犯罪、性泛滥等等现象，都来自人的下意识中对「集体毁灭」的恐惧。基督徒对人类传播的信息，基本上该是乐观的福音。世界闻名报纸Le Moride的经济栏主编Gilbert Mathieu评论「罗马俱乐部」的悲观预言说：「假如，梅瑟在领导选民离开埃及之前，询问麻省理工学院的电脑学者——或当时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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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人——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维持生存有多少可能性。差不多一定，那些哲人的回答是不乐观的，他们会劝梅瑟还是带著以色列人留在埃及作奴隶更安全。……」（注廿二）。Mathieu先生紧接著说，基督徒决不该不思不想，随著本能生活，「让天主安排一切吧！」相反，天主要我们有理智的人与祂合作，这正是「负责的父母」的意思。

可是，「潜能无限派」在分析生态系统各因素时，对人的心理生活不够重视，太偏重人的物质需求。西德人性学家 Konrad Lorenz 在他的著作「文明人的八大罪」中，指出诸罪之首是人口过剩。可是他所害怕的倒不是食粮不够，而是人类在缺乏「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时候，会发生失去控制的侵略行为，就像老鼠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中自相残杀一样（新闻周刊,一九七三年八月六日，二十一页）。人类学家Robert Ardrey观察出，动物都需要有一定的，「区域控制」（territorial imperative）方能平安生存；如果有同种的动物侵入它的区域，那么原来的地主，或是驱逐新来的不速客，或是自行迁往他地。有的动物，如旅鼠，在过度拥挤的压力下，会集体自杀（生活杂志一九七O年三月二日，四二---五六页）。也许，这些理论太夸大其词，但是，谁住过拥挤、肮脏、杂乱的贫民区，或者，不脏也不乱，只是人数太多的平民公寓，就知道这样的环境为人的心灵的压力多么沉重，为伦理道德是多么大的威胁（注廿三）。城市居民谁不觉得重返大自然的宁静，呼吸新鲜空气那种渴求呢？—对「潜能无限派」的最严重的批评是：漠视了目前现实的许多地区的悲惨情况：饥饿、失业、文盲、堕胎、弃婴、街头流浪的儿童、家庭生活完全崩溃……。当然我们一定拒绝吸食富有国家推销的「鸦片」，不受他们魔术手法的戏弄。我们要不断斥责社会的种种不义——自己先实践社会正义的要求。然而，天主允许莠子与麦子同长，基督拒绝天台火烧死恶人，我们又怎能希望种种不公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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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由完全立刻消失呢？当然我们应该寻求粮食、空间的新来源。但在目前，那许多「潜能」还没有成「现实」的时候，我们能对饥饿的人说：「你们平安去罢！穿得暖暖的，吃得饱饱的」（雅二16）吗？

 面对著许多人对「人口问题」的漠不关心，A. Mc Cormack发出沉痛的警告：「如果教会不管或故意地忽视这问题——在教会外，被认为是有关人类木身的生存的严重问题，——那么，当十年或二十年内，政府走上了明显地相反道德及相反人性的途径，教会是罪无可逃的。」（Catholic Herald，一九七一，十月二十二日）  

教会「社会理论」的推广

其实，教会是最关怀人类的前途的。我们有的许多有关社会秩序与人权的教宗通论及梵二「喜乐与希望」宪章，都表现出教会对人类痛苦困难的最深关切与宝贵的指示。

教宗庇护十二世对世界人口首届会议（一九五四，罗马）发表了同情与鼓励的致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慈母与导师」通谕中，认为人口问题应由积极方面求解答，看来节制生育是不必须的（中译本八三---八六页）。教宗保禄二世承认节制生育也成了需要的，政府可以在自己职权内干涉此事，但该合乎道德律的要求及尊重夫妻正义自由的人权（「论民族发展」三七节）。一九七一年全球主教会议发表的文献中一里复保禄二世的话。

Pro Mundi Via在「人口爆炸与教会前途」专号催促教会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态度（二十三页）。一九七二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一日在纽约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起的人口国际会议中，与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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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也都希望教会主动参加人口政策的制定，而不要只在政策完成后加以批评。（会议记录，油印版七---八页）

一些学者，以教会训诲为基础，努力寻求对人口问题更深入、更完整的了解。这些学者便形成了我们前面说的在「人口炸弹派」和「潜能无限派」之间的第三派。其中以中Arthur Mc Cormack及出barbara Ward诸人为最出名（注廿四）。他们的主张已在对前两派的批判中见到，这里不再重复。大家都承认，人口问题太复杂广泛，我们对它目前尚没有成熟的认识与圆满的回答。明年（一九七四年）是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年，圣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已在全球各地，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地区，推动对人口问题的反省研究。在摸索寻求真光的过程中，有一点已为众人发现，就是应把教会的「社会理论」放入对人口问题的意见之内，不可再以自卫性的语调为满足，却该采取主动「攻势」，拿出自己的一套理论来向世人宣讲。这样的心得是受到觉醒的第三世界发出的呼声而激起的。

第三世界人士的呼声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至十八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环境问题」会议中，一百十四国家派代表参加，梵蒂冈为有投票权的正式代表。除了代表们的会议之外，同时还有一个「环境问题讲坛」（Environmental Forum），也由联合国组织，是为各国学者发表意见讨论研究的场所。到了「讲坛」以「人口与环境」为主题的那一天，联合国邀请的讲演人即是Paul Erlich。但是正当他要开口的时候，四位第三世界的代表自行走上讲台，阻止Erlich说话，而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同时台下分发他们已经印好的讲词。这讲词的要意是：控制人口的学说，首要的是为反对第三世界，为了掩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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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真正的问题；这样的学说是英语国家自己的意见，并不代表亚、非及拉丁美洲国家。在与Erlich及其他英美代表的辩论中，清楚地看出是这些第三世界代表获得听众的同情与支持。（注廿五）

  在那一天晚上，这些胜利者以四十一个开发中国家之名发表一项「论第三世界与人类环境宣言」。其中论到人口问题说：「屡次听见有人主张，世界污染之根源是因为人口过剩；控制人口是解决之途径。相反，我们认为，人口增长决不是影响人类环境的最主要及最有决定的因素……。我们不否认有一天会有稳定人口增加速度的必要。但这决不该来自外面的压力来玩弄人民，违反他们直接的个人利益……。由我们看来，需要的是引起内在动力的发展，以求人口增加的自行稳定……。因此，我们强烈地斥责那些国际组织及外援社团，藉参与人口政策制定为藉口，干涉我们内政，以达到他们侵略剥削的目的。」（仝前注，五五页）

这些呼声终于是进入大会代表会议中，在大会的记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有的代表对议程中只有很少几条与人口问题有关的这件事情表示遗憾。他们认为如果不减少人口增加率，任何关于是发展及环境清洁的行动都将受到极严重的挫折。而别的代表都认为人口增加不是问题所在，人类面对的真正挑战是：这么庞大数目的人对一个有益、快乐及长寿的生活只有这么小的机会。」（仝，五七页）

在大会「人类环境宣言」中，有关人口的一段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不断地成为保存环境的课题，因此，适当有效的政策必须加以采用。世界万物中，人是最宝贵的。是人要推动社会进步，堆集社会财富，发展科学技术。也是藉著人的辛劳努力，人类环境得以改善。与社会进展以及生产、科技的迈进同时并行的，是人的与日俱增的改善环境的能力」（仝）

这是四十一个开发中国家，由被麻醉的状况中觉醒后，发出的呼声，值得每一个有心人，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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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黄帝子孙，多多沉思涵泳。希望向来极少被重视的亚洲教会的意愿，在这与传扬福音及牧灵工作很有关系的人口问题上，能够独立地、切合我们现实情况地、表达出来，且为教会领导人士采纳。而为台湾、港、澳最现实的一件事，也许就是与调节生育教友良心的问题。

调节生育与教友良心

如同在本文开始我们说过的，讨论人口问题不一定就该引出调节生育的结论，而且，即使「人口」成了压力，调节生育也只是消极的方法，总不能忘掉积极方法的重要，虽然实行起来，要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多，不像人工节育及堕胎屡次是要求别的国家国民或自己的妻子，或干脆要求婴儿牺牲。可是另一方面、教宗保禄承认节制生育为有的国家是需要的。在台湾、港、澳至少「现实」情况，表现出节制生育的需要。

在介绍一些有关人口问题的言论之后，在这里我们愿意极简单地讨论节制生育与教友良心的问题。完全由牧职工作角度看这件事，不做理论上的推敲，偏重个案式的解释，只是愿把「人类生命」通谕颁布五年后的今天，教会内的反省，提纲挈领地讲出。

我们的出发点与基础是接受“人类生命”通谕的训（《教会宪章》25节），遵循通谕指出的路线，努力寻求牧职工作中有的困难的解决。因此，那些根本不《人类生命》通谕的同道们可以停止，不要再读下去。另一方面，我们新局面不忘记已婚教友实际生活的痛苦考验，而要把各地主教把通谕的训示贴到当地教会有的具体指导，以及神学家的反省和五年来教友的意识，放在眼前，设法不要比罗马更“罗马”，而加能教友完全不必要的重担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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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由在教会内没有辩论的个案开始：堕胎。一九七三年五月，前进派的The Month，出了“堕胎问题”专号。第一页（总一六三页）有这样的话：“”关于这事没有‘交谈’的可能。这里，我们到了极限，到了一个ne plus ultra，是保卫的最后防线，「见证」的第一道前线。这是天主教伦理与一般时髦思想的主要分界线。（牧职方面的措施，请看「神学论集」十一）

在台湾、港、澳相当普遍的节育工具“乐普”（Loop，IUDR的一种）在教会内也不是使良心困扰的一点。它的作用极可能是使精卵接合后不能在子宫膜上「著床」。科学不能证明受精卵没有人的生命。因此「乐普」很可能有堕胎的作用。Haring说！「任何节育方法，如果一定是或可能是堕胎，就绝对地、坚决地该加以摈除。」（「基督之律」三，英文，一九六七版，三五三页。注中明明说出完全不许用IUD）。「人类生命」通谕引起的辩论，不是以乐普为对象，而是以没有堕胎作用的药丸，或更普遍地以「人工节育」本身为对象。牧职方面，对使用乐普者，该看成是在犯大罪的近机会内。照一般伦理神学原则应付。一定该比对「堕胎者」更仁慈，更有同情心。

类似地，今天越来越多的menstrual extraction，即自上次月经六周（或更早）后没有来潮，即请医生用卡门套管，用真空方法吸出子官内的东西（时代杂志，一九七二，九月十一日，联合报仝年，八月廿三日；Population Report一九七三，四月）。还有Prostaglandins的使用，即藉著它，在妇女知道自己怀孕的初期，引起「月经」，排出子宫内的混合物，（The medical-moral Newsletter，一九七一，二、三、四月）。这都是「堕胎」类的方法，至少意向方面很清楚。请注意，上面提到的这种药品如果成功了，妇女自己可以私下地施行「人工流产」。那么，法律上允许不允许堕胎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这差不多要纯是良心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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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要讨论的几个没有堕胎作用的人工节育方法，都在「人类生命」通谕禁令之内，但在教会内，不像有关堕胎那样，存在著清楚一致的实际问题的答案。假使有人主张，Roma   locrta causa finita而认为该一撇一捺地照通谕文字服从教宗。我请这些同道不要再读下去？而要多多为那无数可怜的已婚教友祈祷献牺牲。

有的同道禁止那些用人工节育方法（没有堕胎作用的）来调节生育的教友领圣体。这根本相反「人类生命」通论的仁慈精神（29节），更没有神学的基础。为了篇幅限制，我单单援引两国主教团的指示。一是奥地利主教团有关「人类生命」通谕的声明（一九六八，九月二十二日）：「此外我们愿说清这个意向，教宗在通谕中没提到大罪。那么，如果有的人，犯了不合通谕教训的错误，他不该想每次这样就离开了天主的爱，因此可以不必先举行忏悔圣事再领圣体。」瑞士主教团的声明中说：『如果一对夫妇诚心地愿意接受传播人类生命的使命，也真地努力照天主意愿实行夫妻之爱，那么在个别情况下，没有遵照通论指示去调节生育，只要他们并非出自自私的动机或贪想世间快乐；相反，实在诚心地愿一天天更照天主圣意生活，那么，他们就不必想自己在天主台前有罪」（注廿六）。难道对我们的教友——许多是新教友，或夫妇中只一方是教友——就该比对奥国、瑞士教友更严厉？

论到夫妻一方是教友，有的时候配偶一方（多次是丈夫）无理地不愿合作实行自然调节生育而强行要求房事上时候，连以保守出名的Zalba神父也承认许可无罪的一方用非堕胎的人工方法来调节生育。（注廿七）

说到这里—有的人会说：那么通谕「白」出了！什么都可以了。我回答说：首先，请注意今天伦理神学强调主观因素的重要（参阅「神学论集」十、拙作），很少有客观的伦理法则是那么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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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是「黑白分明」没有程度的变更的。其次，屡次我们忽略了「人类生命」通谕的重要的一点：该教育及准备教友的心理和改善社会风气，使得通谕揭櫫的婚姻理想能够不太困难地在生活中实现。经验很清楚地指出：如果帮助夫妇使用自然调节方法，却同时不圣化提高他们的动机，这样的「服务」，最后是为「堕胎推广运动」做了服务。

宗座「神学教义委员会」秘书Ph. Delhaye蒙席解释「人类生命」通谕中「人工节育本身即恶」这事说：「尽你的能力避免（人工）节育，只是为了更高的价值才使用它。」R．A．Mc Cormick说，这是当代伦理神学大势所趋。（America一九七三，七月廿一日，卅一页）

现今，在台湾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有不少夫妇，先天地害怕或是已经验到药丸、乐普的恶性副作用；——报纸上屡次可以读到，就在前两个多月（七月六日）中华日报用大篇幅译出了新闻周刊（六月二十五日）对乐普副作用的报导——对「绝育」（Sterilization）更无兴趣，虽然基督教分袂弟兄帮助每位男绝育者四百元补助费，女绝育者八百元（中央日报上（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但报载，情况「很不理想」至八月十二一日）。可是，这些一人有调节生育的必要，于是愿意实行自然调节生育。假使没有人支援他们，他们会逐渐走上堕胎之路。假如我们教会能在这方面给以方法，尤其是心理上的辅导，未尝不是传扬福音的新途径。

教廷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英文版）今年四月五日登载了 S．Theisen的一篇文章，张国玛神父把它译成中文（铎声，一九七三，八月号，廿一至廿七页）。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如果天主教人士不注意节制生育的重要，这个真空将被最不文明的方法堕胎来补救，或是政府要强制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夫妇实行节制生育。届时，天主教人士只有白白的浪费时间在谴斥这些罪恶上。」（仝廿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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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1）Roherto Rossellini 语，引在WPY(World Population Year) Bulletin, published by United Nations Fund for Population Actinities, No. 1, May 1973,p.3;张德粹，“人口问题要义”（正中，懈国五十四年）三页。

（2）Alfred Sauvy, ”Le peuplement optimum”in his book,Richese et poghlation（Paris:  Payot

1944）15-38; Id., “pwpulation Theorie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w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1968)vol. 12,349-358; JOSEPH J, Spengler, 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见李洪熬译，《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正中，民国五十八年）四二页。

（3）在Taiwan’s Family Planning in Charts (Taichung:THE Chines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Training in Family Planning 1972)p. 54,说得更清楚，是一九六五至一九七O年，六年内，阻止了二十四万五千婴儿出生。笔者在台湾，有关香港与澳门的人口资料在手边的很少。所以本文引用名统计数字以台湾有的为主。

（4）C. H. Yen , et al., “Taiwan:” in East Asia Reniew, 1972,Strdies in Family Planning (Population Corncil)May 1973,pp. 118-123, at 118.

(5)S. Y. Wang et al., A Survey of Male Attitrde Toward Family Planning in a Special Community(Taichung: Taiwan Ppulatinn Strdies Center 1966): Tessee Huang and Jeff Tsai, Ways to Reach Women(Ibidem, 1968)

(6)很有意味的，我们读到下面的报导及文章：联合报，六十二年九月二十日登载着中央社华盛顿专电，大题目是：《匪残酷控制人口》，新闻里面说：“一位美国国会议员为共匪的人口控制政策，与希特勒的任何重大罪恶不相上下。……匪伪政权为了控制人口已采取了各项“残酷的措施”。其中凶手“对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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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子女的妇女强迫堕胎以及不再对第三个孩子给予粮食配给等”。另一方面，在六十二年十月三日的国语日报（在国校内影响不小的报纸），史地版，有泰革的一篇文章：《亚洲的人口与粮食》，内中有这样的话：“现在必须把握时间，实施更严格、甚至强迫性的政策，例如，强迫性的避孕，只有获得许可才可生育小孩，自由甚至强迫的堕胎，利用外笠手术使男性不能随便乱生小孩。”

（7） William Pratt, “Ethical Problems of  Population Growth:”in American Eccl. Review 166(1972) 257-275, at 265-266; Barbara Ward , “A New Cre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Environmental Issue “in The Tablet, May 26, June 2,9,16,1973: Lois and Louis Darling 著，丘佩华译，《生态学浅主说》（香港，今日世界社，一九七O）廿一三五页。

    生态系统以人为中心。参阅教宗保禄六世致「联合国环境问题会议」之信的尾语，La Doc．Cath．, 16 juillet 1972,668-669; “Development=Humanization”in The Challener of Development,THE montreal Conference , May 9-12, 1969,Sponsored by the Committee on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Peace (Constituted by the Q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and the Pontifical Commission Justice and Peace), p. 82.

(8) Barbara Ward著，陈永禹译，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现代学苑」六十二年六月，—四页；Robert S. Mcmamara,”Overpopulation: A Tangled Problem” in Impact April 1970, 5. 5-15,at 7.

(9)「未雨绸缪」（教师手册），台湾省卫生处家庭计划推行委员会编，四页。这一派的老前辈是Thomas R．Malthus，他的「人口原理论」中文译本见Lrouied B。 Young编，麦留芳译，「人口问题透视」（国立编译馆出版，民六十年）五—廿三页，当代最出名的是Club of Rome 诸君，其著作见D, H, Meadows et al., The Limits of Growth (New YORK: Uniyerse Books, 1972): Edward Goldsmith et a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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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rprint for Survival” in Ecologist Jan., 1972, 1-43. 还有许多许多人都属这一派。

（10）Malcolm Muggeridg语，见Colin  Clark, Starvation or Plenty? (New York: Taplinger 1970)171:ARTHUR Mc Coumack   认为A. Zimmerman 也属这一派，参阅 Mc Cormack,”The Church and the population Explosion” in  Concilum「, May 1966, 76-82, at 76

(11)有关台湾地区人口较完整的统计，见「家庭计划在台湾」（省卫生处编），孙得雄等著，「人口问题与家庭计划」（台北，幼狮，民五十八年），此书是台中家庭计划训练中心的课本之一；还有最新出版的国中教师手册，「燃眉之急」（台北，纯文学上（十二年），参考书目见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Taichung :Taiwan Committee on Family Planning 1973) 其中收有二百五十多项英文书名和文章名，专门讨论台湾人口问题。

(12)该当说的，是他也提起应该改变「二十世纪经济学所提倡的不断成长观念」，用「稳定现状并在保持现状中求改良」的观念取代之。（大学杂志译文，卅五、卅六页）

(13)”Birth Control as Domination” in Impact, January 1973, 18-19, at 19

(14)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Plpulation , Oct. 30-Nov.1. 1972, New Youk, sponsored by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C., New Youk, pp.14-15.详见本文後面的「第三世界人士的呼声」1节。

（15）国语日报上（十二年十月三日，联合报，六十二年五月十日和八月卅日，以及”Taiman”, Country Profiles (Population Corncil) February 1970, p. 1.

(16)THE Conference on World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Beirut, April 21-27, 1968, sponsored by Committee on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Peace（参阅注七）P．41

(17)Robert L. Faricy ,”Enviuonment and Population at the U. N.Conference in Stockhol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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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iletic & Pastoran Rev., Dec., 1972, 29-32, 53-60, at 59

(18)Amos H. Hawley, Human Ecology (Michigan 1950)115-119:龙冠海，「中国人口」（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民四十四年）九十六页，张德梓书（参阅注一）四十五—四十八页。

（19）参阅，「主宰美国命运的幕後集团」（新闻天地社译出，民六十二年）及一九七三，九月十日的「美国新闻及世界报导」。

（20）Colin Clark, “The Earth Can Feed Its People” in World Justice, September 1959, 35-55, at 35: Patrick J. Hannan, “Getting the Drop on Pollution”, in America, June 23,1973, 573-576, at 575; Eugene Rabinowitz语见James V. Schall, “Issues of Population and Ecology: Contradictions and Hopes” in American ECCL. REV., May 1973,353-360, at 356.

(21)James V. Schall,”Ecology-An American Heresy? “ in America, March 27, 1971; Human

(22) Gilbert Mathieu,”Faut-il li niter la croissance?” in Informations Cath . internatioales, 15 septembre 1972, 6-15,at 14．

(23) Roger Mols, “Demographie et paternite responsible” in NRTh 91(1969) 260-298, 396-417, at 401; John B. Calhou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Social Pathology” in Scientific America, Feb. 1962中文摘要见麦留芳书（参阅注九）三五九—三七一。

(24)Barbara ward说：「人口必须稳定下来」。见现代学苑（参阅注八）三页，参阅本文注七所引的她的文章。Arthur Me Corrnack的著作主要的是：”The  Church, Human  Right  and  Population”（A Talk  to the  Experts, at   the：2d  Asian  Population   Conference”, Tokyo, 1—13  November, 1972）in  The Month Feb., 1973, 53—56; The Population Puoblem(New Youk: Crowell 1970);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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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orld Justice 12 (1971) 291-308;” PEOPLE IN Asia. A Repout from Tokyo on the 2^nd Asian Population Conference” in The Tablet, 25nov. 1972, 1117-18; Population Explosion: A Christian Concern (London: Com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and Peace, 1971)

(25)R. Faricy（参阅注十七）五六---五七页。

(26)La “Humanae Citae”, Studio introduttivo, Testo dell’Enciclica, Dichiarazioni delle Conerrenze episcopali ( Milano: Centro Studi Sociali 1969)at 76 and 162.

(27)M. Zalba,” La portata del principio di totalita nella di Pio XI e PioXII e la sua applicazione nei casi di violenze sessuali” in Rassegna di teologia , July-AUG. 1968, at 234.引在John Mahoney,”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Theology, I. The Meaning of Contraception” in Clergy Review 54(1969) 260-270,at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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