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教义教学法的演进-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一共举行了六次国际性的教义教学研讨周：一九五九年在奈美根（Mijmegen），一九六0年在埃斯塔特（Eichstatt），一九六二年在曼谷（Bangkok），一九六四年在加狄贡度（Katigondo）一九六七年在马尼拉（Manila），一九六八年在墨德林（Medelin）。这是近年来在教义教学方面富有活力的表现。在以上六次的研讨会中，参加的人贝都是一样的：包括从世界各地而来的两百余位主教，传教士和教义教学法的专家们。在每一次会议中，所关切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即如何把基督的福音介绍给现代的世界，在每一次的集会中，主持者也是同样的人，就是那作为发起人的侯树信神父（Fr．J. Hofinser S. J．）。

一九五九年在奈美根所召开的研讨周，应视为实验性的，算是这个演变过程的起步，它的份量在随后数年中才逐渐增加起来。这次会议算是第一次的国际性会议，讨论到传教区牧灵方面的问题。没有人能预见其有何结果。即便是这次会议的题目——「礼仪与传教」——所牵涉到的问题也非常清楚，这个题目把自己限定在牧灵工作的单一方面，即礼仪革新的一面。

有些人关切到如何返回到第一原则的问题，就是说，宗教性和神修性的问题占有更重要的地位，这时大家都注意到一个办法，就是超提倡踊跃参加礼仪活动，作为参加使徒工作的基础。而且，这也

是当时的人所一心关注的问题。那时还没有人想到大公会议，因此对于圣事礼仪里的用语予以翻译或加以更动，还不敢作过份的想望。不过我们已采取了第一个步骤，那不过是一线希望而已。虽然会议的题目是那么狭窄，但那已经是由于舆论的压力，我们才能估量出多年以来所逐渐增加的潮流的力量。

从一九六0年在埃斯塔特所开的会议中，我们看到这个爆发的运动仍在设法为自己划清一个界限。我们要想好久才能为这次会议在历史的背景中，安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这次研讨周的题目「教义教学和传教」允许我们，把教义教学放在「教会使命」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看。我们费了很大的周折去把握下面几个基本的问题；一切传教宣讲的基本规则是什么？在教义教学方面，革新的对象，革新的原则和革新的方法是什么？最后，在这次研讨中，产生了一种综合的计划，为著训练将来的传道员。这次会议的纪录已辑成一册，名为「教义教学的革新」，这本书很快地已被译成各种重要的语文。其中有一个特别的倾向，就是「宣信」（Ketygma）的倾向。因此，埃斯塔特会议可视作反映当时情况的会议，我认为这一次会议乃是重要的里程碑和初期阶段的路标，把它称做「宣信」阶段，其意义已非常确定。

在本世纪内，在教义教学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宣信的」革新。显然地，像任何运动，特别是牵涉到教会生活的任何运动一样，「出且直的」革新并非一个晴天霹雳。它有其自己的历史背景和信仰的新气候，以促进其成长。

追溯一个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个运动成为普遍化以前，曾经历许多不同的路线。无疑地天主圣神在其中工作著。今只看这个运动的发祥地德国的情形，我们可以分辨出在这个「宣信」革新中，有三个早期的活动范围：（a）杜平根（Tiibingen）的古代学派；（b）慕尼黑（Munich）方法；（c）过多的方法论所招致的失败。

（a）由于它在圣经——教父学和教会学方面的研究。杜平根学派的影响力会能支配了整整一个世纪之久。施勒（Sailer），莫勒（Moeler）和希尔师（Hirscher）等人的著作，可以作证当时有一种要取代士林学派的努力。为著反对迁就这个理性时代的实用牧灵方式，这些人创造了一种以启示为中心的牧灵方式，为基督所宣讲的唯一天主圣言服役。

「我们系生活在纷乱的时代，至高者只保证基督的福音不会错，并没有保证士林哲学不会错。我们之最终胜利，端系于我们对福音的坚信。」这是希尔师在一八二三年所写的。但是这个说法在当时并未为大众所接受，不过，他留下了种子，在一个世纪以后才开花结果。在那时候，非士林派的方法已经逐渐支配了哲学界和神学界，只有教义教学法仍然和这种理性神学保持关系。

（b）慕尼黑方法——虽然如此，教义教学法在方法论上有不断的进步。这个进步经历了好几个阶段。一九一二年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采取了一个新的，现已闻名的教学程序，叫做「慕尼黑方法」。它包含三个部份：（一）陈述。（二）解说。（三）应用。提供了非常简单而有效的教授法。这个方法后来更加扩充而变成大众化，在义大利这是由于蒙得索里（Maria Montessori）的努力，

在法国和西班牙则由于纪讷（Quinet）和满洪（Manjon）的努力。鉴于儿童学习任何事理的途径，不仅由于听，也由于实际去做，因此这个学派强调行动的价值。于是上面这个教学图案，又加上一个第四部份，即（四）儿童活动的功能。

c方法论的失败——不管我们作过何等重大的努力，基督的宗教继续在大部份的人民中打退堂鼓，雍格曼（Fr.Jungmann）神父，在他对这一时期情况的分析中，看出错误不在教义本身：

「大部份的人民都知道七件圣事；他们都知道基督这个人，他们也知道玛利亚、伯多禄、保禄、亚当、厄娃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他们对于天主十诫和圣教四规也足够清楚。但是信友中所缺乏的是，对于教义的整体性的认识，他们对于恩宠的奇妙道理缺乏认识。他们所持有的基督教义，是一串教条和道德教训，一连串的威胁和保证，一大套的习惯和仪式和加诸不幸的天主教徒的许多工作和职责，而『非天主教徒』则不受这些束缚。」

这一段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形。大家的印象是教义教学并未产生积极的效果，教义教学的园地是荒芜的，它与现实生活脱节了。简言之，方法运动正在通过一段严重的危险期。阿尔诺教授（Professor Arnoid）用下面的话来描写这个危险期：

「经过了一个半世纪在方法论上所作的努力，若与所获的结果作一比较，其间极不成比例，这种情形动摇了我们对于独占性的方法论运动的信心。我们逐渐地明白，教义教学和讲道术上的问题，不仅要从听众的水性及其需要开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从教义的特性和福音的题材上获得解决。除非从

d 一个新的转捩点——很明显地，这个问题不是一种纯粹形式的问题，而是内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到达了问题的高峰，我们变换了一个远景；现在我们把问题的重点从方法转换到内容上。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由于杜平根学派对于圣经和教父学的积极研究，为以上转变的铺路工作，在一个世纪以前业已完成。雍格曼神父在一九三六年发表了一本著作，名为「福音和我们自己对于信德的宣讲」，就是为拥护这个转变而写的，这本书被认为是「宣信革新」的基石是不会错的。这本书的观念虽然在当时受到批评，但它慢慢地获得大众的支持，以至于在廿五年以后，它的理论即已充份发展完成，整个地被埃斯塔特会议所接受。事实上，打从开始起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在教义教学方面『宣信』的革新。」

a基本的观念，天国的消息——今天的世界要求我们对于我们所宣讲的信仰有一个新的看法。为著使讲道和教义教学回到其原始的形式，我们必须返回到最初的原则，返回到基督福音的核心部份，这个核心部份就是「宣信」。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运动被称为「宣信」运动的缘故。

1．我们把教义教学放在教会传教任务之内。「教义教学履行了吾主交给我们的命令；因着天主圣父给他的权能，主耶稣基督把向万民宣讲福音的使命交给了教会（谷十六15）。就是这个工作，最初是於基督的，后来属于他的宗徒们，而今教会则指派给传道员们。」

2．我们建立一个原则就是，教义教学的革新不是通过方法上的适应，而是通过一种信德本质的成功，教义教学必须摆脱要理问答里许多枝节问题。重要的不是如何教授，而是教授什么。在「宣信」的改革里，「内容」要占首要的地位。尤有进者，也就是以内容为起点，有关形式和方法的的问题才能获得解决。

3．大家都有一个认识：即基督的宗教不是一套有系统的真理，或者是一套法规；最重要的，它乃是从天而来的消息，是天国的福音。倘如此，则教义教学不能被视作教义的零售，而零售商自己不过和这些教条多少有关而已，我们应把教义教学视作出自一个见证人之口，这个见证人所传达的消息，正是他自己生命的气息。

4．这个天国消息的中心乃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人类的救恩。所以教义教学必须人格化，按照人与人间交往的习惯，并以基督为中心，就是说，教义教学中各部分的安排，应以基督这个人物为中心。

5．在基督身上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件，就是祂的死亡和复活，藉著祂的死亡和复活，祂把所有的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赐给他们永生。教义教学就是把天国福音植根在巴斯卦的奥迹里。

6．基督不仅是历史上的人物，而且是整个救恩史的综合。因此，教义教学必须明示救恩史如何朝向基督这个目标而发展，并单独在基督身上达到由兀成。教义教学必须宣讲旧约圣经里所资言的基

b方法——教义教学的革新不但对于讲授的内容保持忠实，而且也兼顾天主所采取的启示方式。它理会到教义教学能使用四种用语或四种方式以发挥其影响；这四种用语是：

4．教义的语言——圣经里所叙述的，礼仪里所庆祝的，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所体验的救恩史，逐步地在教会这个形体之内，取得了具体的形式，因此教义教学也必须使用教义的语言。

关于这四种语言，我们还可说得很多，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地再详加讨论，此时，我仅仅提醒读者的注意而已。这四种语言的标出；传道员们大表欢迎，认为这是对教义教学持平稳的和连贯性看法著的胜利。这种胜利可由四种语言的说法在曼谷会议所作的结论中，占了极重要的篇幅这一点予以证明。

c宣信和牧职的整体观——教义教学，一方面要忠于福音的内容，一方面要忠于天主所选择的启示方式，就在这一点上，它发现自己成为整个教会牧灵工作的中心。教义教学后来与其他发展中的运动

发生接触，例如，礼仪运动，这运动在比利时系由包度安（Dom Lambert Beauduin）领导，在奥国由帕尔士（Pius Parsch），在德国由拉赫修院Afflante Spiritu所领导，圣经运动系由教宗比约第十二的通谕Divibo Afflante Spiritu所引起，此外还有「天主教教友行动会」，「家庭行动会」和「社会行动会」等使徒运动。

「很快地大家都有一个日渐增强的信念，要在教会内革新宗教生活，不能把努力分散在各种不同的运动上，因为这些运动看来好像要把使徒事业专门化，以便振兴方法和支持牧灵行动，但是牧灵行动最需要广泛而单一的计划。在由且讲信德的道理之时，应把天主教礼仪和早期基督徒的遗产所显示出来的超性世界的理想影像，更加清楚地陈述出来。讲道和教义教学，宗教艺术和敬神仪式必须总手合作，使得信众对于自己的信仰有一个合理的了解，按照这个了解，他会为他自己描绘出一幅圣事生活和礼仪生活的图画来，对信仰的了解也能为繁荣的基督宗教作证，为散布快乐的基督宗教作证。这个远景成为可能，只有当早期教会的「宣信」活动再度实现时。为要达成这个目的，让我们重新把基督安放在福音的中心。这种强有力的和明晰的宣信复古运动，显然是今日世界牧灵工作的基本职责。」

教义教学的革新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集中」努力；「集中」应当是关键所在。把一切组成的部分以「宣信」为中心而集中起来，现在一切工具都准备好了，只等待组合。因为宣信运动视宣讲的内容占有优先地位，才能够赋予教义教学的革新以形式和一致性。

评价和结论——宣信运动要从其发源地传播教区，需要一段时间。但它在所有地区都获得胜利。从专门性的评论到最通俗的要理问答课，到处都采同一的用语：宣信，巴斯卦奥迹，救恩史已变成通用的语言。有一位作者把这个情况作一个总结说：「宣信已成为时尚」。

宣信阶段的效果是积极的效果，特别是当它和以前各阶段相比较时尤其如此。教义教学打破了要理问答的幼稚范围，跳到教会生活的前哨。正如以后的大公会议所前告诉我们的，教义教学的首要任务，乃是作为教会的工具而履行她训诲的职责。

因着不同的意识形态（ideology）和不同的兴趣中心，关键性的字眼接二连三地产生。从此开始，宣信运动渐趋没落。在一九六0年度，教义教学的天空中，亮起了一颗新星——人类学。

人类学这个字眼最近非常流行。这个字起源于科学界，但其寓意应用之广已远超过教义教学的范围，而且比我们在六次国际性教义教学会义中，采用的含义还要广泛。

但我们之选用这个字眼，是用以标示在教义教学发展中的一个特别阶段，因为它是在埃斯塔特会义后才被采用的，而在以后几次的会义中这个字的使用愈加普遍。

我这样说，我知道我把事情说得过于肯定，不过，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自从那时起，关于宣信的革新，特别是在传教区，我们注意到有一种奇怪的不安，甚至于不信任，虽然在欧洲我们把重点完全放在宣信上，传教士们仍然固执著护教学的老方法。

当第三届国际教义教学研究周在曼谷举行时，这一点变得非常明显。曼谷会议上距埃斯塔特会议仅两年之久，大体上接受了在埃斯塔特所立下的宣信革新基本原则，但把重点特别放在「适应」上；对于教义教学所提出的问题，特别在接受福音教化及皈依之初步阶段所遭遇的问题，曼谷会议坚持应用合于人情的研讨方式。

「教义教学在准备工作方面，是要澄挂对方的判断、情感，甚至潜意识里的印象，使其对基督的教义有充份的反应。它还要把重点特别放在「适应」上，就是使用类比，形象或当地的人所习惯的表达方式。它也要提示一种真正适合于该地区的精神和物质需要的承诺行动（Commmitted action）。」

但最重要的是：在曼谷会议之中有一个特别的名词正在兴起之中，这个名词在埃斯塔特会议之时从未被用过，这就是：「福音化前的预备期」。在讲授教义的整个程序中，一个新的阶段业已开始，一股人类学的新风业已吹来。

当宣信革新全盛时期，这个运动即已在法国发轫。法国作为一个反日耳曼（宣信运动的摇篮）的国家，那时业已经历了痛苦的反基督化经验，甚至于大部份的人口整个地失去了信仰。只要一提果丹神父（Fr．Godin）的书：「法国，一个传教区?」和神父工人的经验，以及法国传教会的创立，便够说明这一切了。这些困难的情况一向使担任牧职的人裹足不前，因此特别注意皈化程序中的初期阶段：如何去处理这个障碍物而予以扫除。

「很多善心人不信基督，是由于某种非人的生活环境，而这种非人的生活环境，在我们这个技术发达的时代，尤较以前为广大。」就在那时，他首次引进了「福音化前的准备期」这个名词。「在人的自己生活范围内使他们有机会接近福音，这就是「福音化前预备期」的工作—这个预备期和福音化不一定有时间上的先后。」

在这一点上，宣信运动有何作为呢？宣信运动开始经历一段致验的时期。有人提到「危机」这个字眼，有人甚至明白地说这是危机，另有些人则严重地怀疑「宣信」的有效性：「我们是否要继续地用宗徒们所用的宣信方式、重述基督的福音呢？时代是否确已改变了呢？」

如此公开地提出这个问题，在当时已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仅仅数年以前，人们如此强调天主圣言自天垂直降下，以致无人敢谈到天主圣言与人的需要之间该有一个接触点，为著害怕被谴责为把信仰

基于这一了解，一九六二年在曼谷集会时，与会的传道员们，其中以传教士占大多数，决定给子二幔化前的预备期」以重要的地位，并详述这个预备期的性质，目的及需要。

我们对这个新的方针有何感想？它是否因过去的失败而招致的一种恐惧？或者它是否对这一代人在心理学上的偏好的一种让步？我们的确不能看出有些牧灵策略的设计，只在讨好当代人的偏好。其理由实远较深入。新的方针实在是忠于信仰的告诫人（a）要忠于吾主忠耶稣及宗徒们传播福音的态度。（b）要忠于教会的传统，这个传统教义教学史可以作证。（c）要忠于基督福音言的性质。

（a）我们一点也不能确定，宗徒们介绍基督宗教的时候，是否纯粹采取宣信的态度。如果我们单读新约圣经，就有这个感觉。最近的研究显示情形恰恰相反。四部福音被视为四种不同的解释，而且是神学上的精心之作，以作者心目中特有的听众为对象。尤有进者，我们知道圣保禄时刻关心的是非犹太团体，完全处在以色列信仰以外的团体，这时候他显得与别的宗徒完全不同；他比直接出且讲救世主基督的态度要更加议抑，更加顺乎人情。这里我们只要注意一下他在雅典时在阿勒约帕哥面前所

（b）这种「迎于中途」的传教方法．不是宗徒们所特有的。我们可以说整个教父时代均表现出一种不断的努力，如何在传教上去顺应人情，如何把福音的话翻译成希腊语言，介绍到希腊文化里去。中古时代仍然要做同样的工作，把福音用适合当代的话表达出来，现代是科学时代，有必要把宗徒的宣信方法重新估价一番，使其能继续适用于我们的时代。此种关顾到人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实际情况的态度，向来是有的，不过关顾的程度有不同而已。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注重内容与注重方法之间，在天主的话与人的话之间，这种不断摇摆的情形在历史上已成定型。

（c）要忠实于启示，要忠实于天主自己所采取的启示方式。在天主启示的行为里，我们可以看出教导与交谈的基本范例。启示——在宣信运动中极受重视——并非揭露一条教理，或一部道德法典；最重要的，它乃是一个事件，是基督这个人选择与人交谈，与人对抗，与人发生基于爱情的关系。『启示也许可以设想为一种交谈，在交谈里天主圣言首先藉「降生」来表达，以后藉福音来表达。』

以天主降生成人这条教义，作为一切牧灵活动的主要基础，也就是教义教学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得很多。在这方面的实际应用，正在实现的过程之中，而且有无比的成功：这从所增多的学校书籍，索引、卡片及其他小型文字里，可以获得证明。一种新的字汇业已出现。有一批与「宣信」宣讲及证言各字相对抗的新字业已产生：例如：前奏、价值、经验、探查等新字都是我们所探究的这一时期的特性。

即便在一九六四年加狄贡度教义教学会议期间，那是坚定地追随宣信路线的时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宣信运动的许多不同趋向。首先，若和以前几次会议比较，我们无疑地可以把加狄贡度会议叫

此外，我们特别注意到非洲人的文化，对前途的展望及其对宗教的态度等，因为基督的福音以后便要接种在这上面。就这一点来说，议莫阿神父（Fr.Seumois）在他的报告里，供给了我们非洲人全部宗教特性的资料，再加上非洲人心理上和文化上的特征，可以说我们有足够的东西可资利用，以便天主通过基督所发出的呼唤，能够达到非洲人的心里。这些资料在圣经语言、礼仪语言及教义语言里应当有其地位。

正如埃斯塔特会议乃由且信革新的高察，马尼拉会议代表人类中心说的高峰。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即在此时召开，与会代表们的思想特别集中在使徒传执事业的推动力，及因而对非基督宗教价值的承认上。「福音化前的预备期」（和「教义教学前的预备期」）字样，不断地出现在报告书里，但是在讨论时，有一个名词比其他一切名词更为突出而成为标语的，就是「人类学方法」，有两份报告书完全是为阐述人类学观点而作。

我们可以更详细地找出在这次会议的大部份工作中，人类学占尽优势的情形。但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说得够多，现在更有兴趣的事是看看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如何从这两个潮流的一端移向另一端。

宣信运动和人类学运动这两种不同的潮流，用惊人的速度相随而起，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态度，总括地说：宣信的态度不断地追溯到圣经和礼仪，和丰富的神学遗产结不解缘，只有在那方面，

这两个潮流是否彼此冲突？有些出版物在夸张宣传的影响之下，竟然采用了「宣信发生了危机？」这样的标题。给予人的印象是，我们现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以前的那个陈旧的阶段构成了强烈的对照。可是，按我们的看法，两者毫无冲突而且是一种进步，两个潮流系沿著同一的思想路线，不过后者比前者更有深度而已。人类学的方向看来不如说是宣信革新所播下种子的意外收获。

宣信运动因其强调内容的重要性，乃对天主圣言获得更深入的了解，天主圣言本来深藏在人的心中，并不存在于孤立状态之中。正因我们注意到「天主对人说话」这句话的含义，我们才开始去追究人到底是什么。

我们应当承认，当今教义教学方面最丰富的收获之一，就是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有一种强有力的和有机性的统一，主体和客体这两极一向是教义教学法所研究的主题，但从未达到目前在教义教学法的程序里所表现的统一性。

在教义教学的活动里，天主的话和人的话，天主和人，神学和人类学均获合为一。我们不能只谈天主而不谈到人，也不能只谈到人而无视于天主。启示是为人而有的神学；它把天主启示给人，但同时也造成一种人类学，因为它启示给我们，在天主眼中人是怎样的。

在原则上我们应当和神学对事物的看法相一致。可是事实上我们虽然有理论上的综合，虽然在宣信与人类之间有彼此相辅相成的契合性质，人类中心论的教义教学法在实行上有其困难。

些事物，而且要参与其中。其次，传道员应能把握一切有利的契机，有些机遇初看之下并无什么希望可以引人归向天主。最后，也是最棘手的一个困难，传道员往往别无选择，只有冒险行事，不是故意停滞不前，便是纵谈有如从天外飞来的福音，使在场的听众大吃一惊。

在马尼拉会议时，也有类似的困难，决定性的难点是「终点在那里？」，换句话说，教义教学的终极发展到何处为止？不过，无论如何，把启示植根在平常生活的背景里，并以此生活背景为福音教化的起点，这种做法在人类中心论的教义教学法里，已经相当进步。

可是，是否一切教义教学法都应把基督放在最前哨？或者我们无宁把教义教学的目的视为教人如何整个地沈浸在生活之中，而不必有任何理想境界？但在每一信者心中怀著这个希望，即救恩按照天主所选择的时间和方式，终会神秘地到来！

我们业已开始盘算现代教义教学里对人类学的偏好程度。这个方向应视作我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象征。不过，这个趋势刚刚开始，我们便已看到「人类学膨涨」的限度和危险。

至于因压制了起性世界和天主无条件赏赐等观念，而有丧失全部启示意义的危险一节，正是对于人类中心论观念最严重的指责。基本上神的超越性与内在性乃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以后我们还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第二点的谴责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材料，有助于我们看清第一点所责难的问题。事实上人类中心论不但被指责为把天主圣言降格，而且也把人生境界贬低，因为它把人关闭在主体性和个体性的范围内，就是说把人限定在现在而不能伸张到历史和社会的关系上去。

无疑地由于存在哲学也开始解释启示，它给启示一个新的范围，一个向来被忽略的范围，就是个人的范围。此外，现代圣经研究也发现了天主圣言的个人范围，有一个观念说是有一种永存的话语直向人心深处呼唤，就是代表天主圣言的个人范围。

自从那时以后，教会里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例如，强调对世界的研究，承认宗教多元主义，重估教会的社会性结构，对迷信的攻击，俗化的暗流，「天主已死」的暗流等等。

埃斯塔特会议和曼谷会议均未会明显地受到俗化运动和世界銮局的影响。但在加狄贡度会议时，因面对若非洲独立运动而略感到上述的影响，特别在马尼拉会议时，由于非基督的宗教所产生的多元主义问题，上述的影响尤其显著。

辽阔的南美洲大陆系由最骚动不安的人口所组成，我们可以发现当地社会的不公道和受剥削的情形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清楚，同时他们在为自治和自由而奋闹之时，已经发出要求有一个本地化的教义教学法，以满足南美洲大陆的需要（墨德林会议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很矛盾地，南美洲大陆基本上乃是一个基督徒的大陆这个事实，说不定就是社会不安的一个因素。他们习惯地把宗教看做一大堆观念和礼仪的结合体，观念要刻板地去学，礼仪也是刻板地去行。他们比任何其他地方的加更人深切地感到，所有这些从过去遗传下来的宗教上的累赘，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毫无裨益，而且和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主要问题毫无关联。

面对着迅速发展中的世界以及拉丁美洲教会之成长，教义教学运动已看出有全面革新的必要。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在墨德林召开的教义教学会议的目的。这次会议的决议书已发表在新的评论报「拉丁美洲教义教学法」上，我们愿意抽出其中的基本观念，把它们归纳成三点：a现状之事实描述：现代人究系生活在何种社会背景之中？b神学上的取舍：天主计划的统一性；c教义教学上的应用：在内容和方法上看法的改变。

教会对拉丁美洲国家能够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对他们也有很大的责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过去和现在衔接起来；以便找出将来的方向。对过去四百年来基督徒的传统予以漠视，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保守在过去的形式里也是错误，因为过去的形式有些是意义不明的，有些从历史进化的眼光看起来，甚至是有害的，的确，今日拉丁美洲大陆正在经历深邃和迅速的改变：即经济、人口、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改变。」

现状的实况既如上述，不管教义教学法或福音传布究系采取何种形式，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把自己置身在人类现况之中，接受人生的痛苦和希望，避免任何逃避现实的办法。为什么要这样做？为的是启示给人完全自由的可能性，提供给他们在基督身上救恩的宝藏?

如果救恩不从此时此地开始，不从此世界开始，把很多地方的人从不义和压迫中解救出来，那么救恩的福音便非常不切实际而无意义。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信仰永远是精神性的，在实际生活上不能落实，就是说和生活的社会性和政治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没有关系，那么我们的信仰又有何价值？

话就是，在实体的两极之间应有一个统一的原则。这个统一的原则是复合的，承认差异的和动态的。它排除分裂、离异、和二元论，同时也排除一元论、纷乱和简单化的一致。这个统一原则存在于：

人的价值与人神关系之间，人的计划与基督身上所显示的天主救恩计划之间，人类社会与教会之间，人类历史与救恩史之间，人类经验与天主启示之间．；基督教会在当代进步的成长与末世的成全状态之间。

我们也许要说宣信运动同样地也是坚守著天主的全面计划，坚守著以基督的降生为顶点，而至今仍在发展之中的救恩史。虽然其坚守的方式不必相同。这是真的，但宣信运动所著重的救恩史是圣经里所启示的救恩史，而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所热衷的独特的和个人的救恩史。

当我说很多传道员对于圣经研究运动十分满意，把圣经作为教义教学的工具，而不把它作为教义教学本身的一个重要的层面时，我要说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此时已谈了很多关于圣经教义教学法的问题；但大家所了解的圣经教义教学法，不过是讲一些古老时代的故事而已。把一连串的事实来代替一连串的观念，殊不知令人厌烦的历史故事和一大堆信条同样没有意义。历史的圣经主义和教条主义能够有同样的危险。总之，过去与现代历史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在救恩史与现代史之间，在信仰内容与信仰的主体之间，在神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一道间隙需要加以沟通。因此，在所谓「圣城」与「俗世」之间，需要有一道沟通的桥梁。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沟通？这个沟通的方法，一定不能是造作的和虚饰的，及是诚恳地接受那涵盖俗世事物之启示真理的有

效性。为此，此人此地不应视之为天主会经启示过的地方，而应视作启示本身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换言之，在教义教学的术语上，过去所谓「主体」，现在变成同时也是教义教学的「内容」。

对于神学上此种新的方向，墨德林会议的反应是清楚而大胆的。我们认为在寻求天主对现代人的计划之时，历史情况不但是值得注意的最初指标，而且也是教义教学重要的一面。

「依照更完美的启示神学，今天的教义教学觉察到，当我们寻求天主对当代人的计划之时，我们应当首先向历史的领域和人的真正抱负上去找。这是教义教学内容之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我们不需要远离日常生活，向遥远的世界去寻求启示的泉源，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在革命和战争中，在青年人的奋闹中，在人的解救努力中，在城市建设的工作中，去寻求启示的泉源。这种在启示内容上重点的变换，是因我们对于基督宗教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而产生的。这个认识就是说，不但是宗教，即便是历史运动，也是由天主所发起以达到解救人的目的。

方法上的改变和内容上的改变同出一源。人在其当前的历史背景中的情况，乃成为教义教学的出发点，也就是教义教学的工具和内容。我们要在人身上，和他在一起，去开发在他生活经验中最有决

一个评论家于墨德林会议结束之时，把讨论的结果作一个综合而给我们如下的定义：「福音传播（教义教学法）乃是一种方法，人类社会任何部门的人，都要应用这个方法以解释其本身生活的情况，看清这种情况，并按照福音的精神把这种情况表达出来。」

「为要了解这些人生实况的广泛意义，我们必须和同时代的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这样，我们才能用进步的和严肃的态度，在历史的背景里，按照以色列民族的生活经验和基督自己的生活经验，按照复活基督的精神所寄的教会圣事团体的生活经验，来解释这些人生实况。用这种方法来了解人，其结果是加深基督福音的深度，而加深后的福音深度又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人。」

可能有人认为这个态度有主观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危险，把人关闭在人生经验里没有超自然的出路。这个顾虑也是我们自己的顾虑。为此，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愿意提出几点作为可能的指南。

首先我们对于当前流行而无异议的一个态度，不可等闲视之，这个态度就是：「简单地说，人类历史不是别的，它就是救恩史。」我们也必须接受下面的说法，「爱天主和爱人在根本上是不可分的」。因为就是在历史和社会这两个层面上，我们能够看到解决「内在与超越」的矛盾的希望。

前此，当我们说到天主的时候，也许我们过份在时空范围内说话。这种过度的空间研究法，最近已遭受鲁宾逊（John Robinson）和考克斯（Harvev Cox）的批评——至于其他不知名作家的批评还未计在内。

最近的释经学家指出，从自然或空间的物质观点看来，反对神化自然或神化空间的过程，系从圣经本身开始。从最早开始，天主的圣名便是从历史中一步一步地启示出来。雅威对梅瑟说：「当你看到我为你所做的一切，你便知道我是谁。」天主和秘的人民所订立的盟约，是以人的政治史为背景而不是以人的本性为背景，政治史是随著人的发展而有所阐发的。事实上，圣经里一切重要的概念，都是和变化及历史的冲激有关，永远朝著将来而企望；例如：出谷，圣召，保证，默西亚论，离乡等观念。把这些观念付诸行动，则是亚巴郎、梅瑟和先知们的任务。雅威就是率领人民的天主，祂的超越即包含在他是「在前」这个观念里，祂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天主，为我们打开将来历史的大门。他要求我们不断放弃现有的地位，把眼光投向将来。

此外，「历史」这个字含有「共同性的行动」的意思，就是指与邻人闲的交谈。这是另一个座标轴，即社会的座标轴。我们也发现在天主圣言里有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社会层面。雅威一开始便拣选一个民族，秘的救恩与和解便是藉著这民族而带给全人类的。「那使我们两个民族合而为一的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和睦，并与天主言归于好。」（弗二14-15）

基督所应许的爱情的结合，就是在这社会性的「已经」与历史性的「尚未」之间来到（若十七11）空间和时间的层面，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层面，初看起来好像截然不同，其实是不能分开来研究的。

当墨德林大会讨论到「我们对于不断演进的基督福音曰的了解时」，又加上下面的话「仅仅准确地重述或解释基督的福音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寻求有裨于我们的生存的方式，及有补于我们知识的方式，来继续不断地发现福音的新意义。」

如果「我们不把基督的福音降格为仅仅是语言上的修饰，而是用普通人所说的存在的语言来宣讲福音；就是用一种言语或记号，因其能显示一种对爱情和团结作具体承诺的生活，故也能用来宣讲福音」，那么，我们的教义教学也应是内在性的。

同时，教义教学也要保护启示的超越性，因此，它一方面要不断地去发现「在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时刻，人所怀有的抱负和所作的奋斗，有何整体的意义与方针」，在另一方面，要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以便对我们自己的个人主义态度，有一个制衡的力量。

如果说天国和这个世界的演进并非完全是一回事，我们仍然不能把天国放在世界以外，也不能把它放在历史的范围以外。天国和现世有其密切的关系，对于人究竟有没有把世间的事情办好，天国并非不关心，因为天国是用世间的材料造成的。

这最后阶段的发展，也许超出了这篇报告的范围，因为这篇报告本来是一篇历史性的报导。不过提一提这一阶段的问题，也是很适切的，这问题始终和教义教学有关，甚至被认为是教义教学的中心问题，是现阶段教义教学的决定性问题。也许有人指摘这个思想为「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但是这个指责岂非过于轻率？

本届大公会议本身即会遭受过「人类中心论的偏差」的谴责。而急起辩护的却是教宗保禄六世自己，他说：「我们不相信，本届大公会议，就其基本目的而言，能够责备其有所偏差…本届大公会议的指针乃是爱德。当我们想到，就是基督自己教给我们，爱自己的弟兄乃是他的信徒的明显记号时（若十三31），谁能够责备本届大公会议以爱德为指南？

若以「天主降生成人」为教义的宗教，来对抗「以人仿效天主」为教义的宗教，其结果如何？很可能是一阵震惊，一场挣扎，一声咒诅，但这些事并未发生。因为善心的撒玛黎雅人的故事，乃是本届大公会议的精神模范。」

「如果我们记住，在每一个人的脸孔后面——尤其当眼泪和苦痛把脸孔变得更加透明的时候——我们能够认出，也应当认出基督的脸孔，并在基督的脸孔上，我们能够认出，也应当认出天主父的脸孔，那么，我们的人文主义就变成了基督的宗教，基督的宗教变成了「神中心论」的，这样，我们也能宣称，为要认识天主，我们不能不认识人。」

我们业已对过去二十年来教义教学的发展作了一个鸟瞰，如果允许我们把教义教学运动用一道曲线表之，我们要说这道曲线乃是一道抛物线，它以地面为起点，以人为基地，垂直上升直达天主圣言，然后又降回到人身上。

教义教学运动就是这样的一个曲折的运动，最初先从圣经里，礼仪里和从人的生活中谛听天主圣言，而今又同到类似木世纪初所流行的情况。但其相似点不过是表面的，具体的精神绝不相同。教义教学和一切人文科学又会合在一起，携手合作去研讨这个精神并应用这个精神，但这种合作的研究，是在我们已经看清了天主圣言如何用历史性的和具体的语言，在人心深处不停地把他自己表达出来以后。

当「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字眼被应用在现代的教义教学法中时，不止是作为传达天主圣言的工具。同时也表达启示和信仰在「存在」中的发展，启示和信仰在「存在」中的发展，是一向被忽略的，最重要的是这些字眼代表一种新的精神，代表人的新面貌，现代的人首先是按他对自己、对别人和对历史所负的责任而定其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