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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神学论集 第28号

地方教会与文化


 

引论

在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对地方教会的描写有三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教友团体」,另一个是「能承行教会使命」,第三个就是「与当地文化相当和谐,而享有相当稳固的基础」。地方教会与文化这个题目,就是要阐明这第三个因素的意义。

传教就是接受并实行耶稣基督「传播福音,宣讲天国」的训令,而要实行这个训令,就必然涉及文化与信仰的问题。世界上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信仰、也没有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而今要在这种已有的信仰和文化中,宣讲天国的信仰,传播基督的文化,当然就会引起向文化的挑战,向宗教信仰的挑战。在中国宣扬基督,就是向中国文化的挑战;正如昔日基督宗教在罗马,佛教之在中国的情形一般。

现在面临的间题是:一个「文化人」如何会接受福音?一个传道者又如何把天国的真理传授给「文化人」?一位已经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中国文化人」,或者说,一位中国知识份子信徒,如何把自己的信仰传授给同胞?

面对这些抽象的、理论的问题,已经成立了圣统制的中国教会,虽然在人口比例上仍是少数;但是,教会的各项措施,却在一步步地做着文化交融的工作:譬如在弥撒中已经开始献花、献果;而在献香的礼仪中不再用罗马式的香炉,而改用中国传统的柱香等等。

这些现象,都表示教会愿意在中华民国固有文化之中,融入基督信仰的因索,使教会中国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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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化。

    为了使这种工作更有效地实现和推广,兄弟特应神学讲习会之邀,从根本上和原则上,探讨这一次的题“地方教会与文化”。为了思路的方便,兄弟把讲题以学术研讨的方式分成三部分:先站在问题之外来看宗教信仰与文化相融的历史事实;关于这样的历史,兄弟试举西洋基督宗教的缘起与发扬,以及佛教之传入中国,乃至于发展为例证。在问题之外看清了其历史演变的根本因素之后,就进入问题的核心,看看文化中的宗教成分在人性生活中的地位,尤其探讨宗教在文化中的定位;藉以说明外来文化的冲击,对固有文化如何能在接受与排拒的选择中,终于发展一种融洽现象,而产生一种新文化体系。在这种宗教与文化交往的内涵探讨之后,就要把理论当作基础,落实到当代所遭遇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要指出这种“历史的”教训,以及交往的“内涵”,究竟如何发挥其实效,尤其面对当今的思想趋势,甚至在反宗教反信仰的思潮中,如何把基督的福音和天国的喜讯传播给当代的中国人,激起他们心中在文化基础之上,再让基督的精神融合进来;渐渐地从新的信仰体验中接受耶稣基督为「天人合一」的具体事实。

现就请分段来讨论今天的课题:

第一部份 历史演变

在「历史演变」中,我们的重点放在「宗教与文化」接触事实的演变,以及宗教与文化融洽后所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的演变。

关于这类问题,我们很方便的有两套资料,一方面是佛教之于中国,另一种则是基督宗教之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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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因此我们也就分两章来探讨:

第一章 佛教之于中国

中国文化自从先秦诸子开创了以「行」为中心的辉煌时代之后,有过三百年的光荣历史;三百年之后,很不幸地,后继无人,接着最少有六百年的空白。在秦汉时代,政治非常辉煌,国势也非常强盛,可是,在发展哲学思考的课题上,尤其在把握人生的课题上,走向了偏差,而流入庸俗的画符炼丹,以「运气」的方式,设法把此世的生命,往无限和永恒延伸,虽然当时有何宴和王弼,设法发扬原始的儒道精神,但是总也无法消除自秦始皇、汉武帝就开始了的「追求长生不老药」的迷梦。就在此文化衰退之时,幸好印度的一支宗教文化东来中土,而至少使中国有八百年的文化鼎盛时期。

从先秦的「行」,到秦汉的「知」,再从秦汉的「知」到隋唐的「信」,是中国文化发展中很具意义的一环,因为文化发展的渊源在于「行」,因而其后的整个发展都充满了「行」的因素:「知」在要求「实行的知」,「信」也在要求「实行的信」。

可是,这里我们的问题在于:印度的「佛」在中国来说,当然是舶来品,这外来的文化如何会融人中国文化中?中国又如何会在一种新的宗教文化中继续存在和发展?

我们且看中国固有文化和印度东来的原始佛学究竟有多大分别,然后才会更惊奇,为什么竟会有那末大的圆融和宽大。因为中国不但接受了佛学,而且还发展了佛学,甚至从小乘发扬光大到大乘。

先秦的「行」,根本的构想在于「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要「行仁」,要「行义」,要「行孝」,要「行悌」,都在于「齐家」的信念。但是,佛学来了,不但不发展「家」的概念,甚至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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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叫张三的青年,「出家」以后,就改名换姓,不但不叫「三」,连「张」姓也抹去,而称为「道生」或其它的法名。

以「家」为中心的文化,怎么也会肯接受「出家」的思想?站在这种思考的曲巷中,当然就不容易找出融和的最大原因,如果我们能再深入一层,把先秦的学说都概括到「今生」的范畴中,则秦汉时代开始的炼丹画符,更是把永恒局限到时间中,把无限困守在空间里。而佛教的输入,正是对症下药,对先秦的学说来说,是说明了「此世」只是「来生」的过程,用「轮回」的系统和信念,一层层超度人间世的各种烦恼和苦痛,而进入永恒和无限的「涅盘」境界,在这境界中,人性「解脱」了一切尘世的束缚。对秦汉画符炼丹的追求今生来说,则提出了「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开始」,人性的伟大,不在于能够逃避死亡,而是能够善度今生今世,以及在今生中对来世的寄望。

从宇宙论中的内涵扩大,从此世伸展到彼岸,而又把人性论中的内容加宽,从「今生」往前伸延到「来世」,往后回顾到「前世」,使宇宙和人生的视野加大,因而,佛教之传入中国,事实上并没有与中国文化基本的原则有什么冲突,而反过来,加宽并加深了文化的内涵。

这是往大处着想的窥探方面。

就是在小处上看,中国传统的「家」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因为「出家」毕竟是印度小乘的看法,因为觉得现世的一切都是「空」,要成圣非要逃避今世不可,但是,这种小乘的看法,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后,就渐渐改变了初衷,而认为现世要有可取之处,圣人不但能超越现世,而且更能够把握现世,于是佛学传入中国后,竟从小乘发展到「大乘」。大乘佛学可说已是融和——佛教与中华文化所产生的一种新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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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融洽了「伦理」与「宗教」的新体系,用了印度传来的「信」,以及中国固有的「行」,「信」就是在「行」之中,加入了对「来世」与「彼岸」的信念与信心;「行」就是对此「信仰」的实践。

这种融会了的文化体系,尤其在民间信仰中,特别明显,就如兄弟所属的客家族;家中有人生病时,总是请道士来唱唱跳跳,以为凭藉铃声与祷告的声音,可以驱魔赶鬼,可是,当家中病人去世之后,则请和尚来诵经,超度其灵魂,及至到了出殡之日,一切礼仪则由儒家之族长担任,祭文以及主祭都依照儒家的规定。「死亡」现象正是指出人性的极限,以及人性在这极限中的反省,就在这深度的极限反省中,人性完全暴露在宗教信仰的情操中,它要利用一切宗教仪式、表示一个人在争取永恒幸福时所作的努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家」文化的「仁」,是显著「礼让」的特性,佛教的宗教情操也会帮助了这种特性的发展和加深;虽然后来孙中山先生革了命,但是,仍然没有把传统「礼让」的天性带向「竞争」的范畴内。

第二章 基督宗教之于西方

希腊开创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在以「理智」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哲学上,发展了伟大而崇高的思想体系。但是,这种以「知」为中心的文化,却只有三百年的历史,随着而来的,也像中国先秦之后的秦汉,有六个世纪的空白,思想空白的理由是:炼金术的兴起与发展。原来,希腊柏拉图的学术已经摄取了东方的宗教情操,把人性从此世提拔到彼岸,可是,罗马时代的「现实」,却又把眼光投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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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的金银财宝上,使人留恋今生,而忽略来世。

希腊虽以「人文」为中心,可是其文化的型态由于海岛环境的捕鱼和经商,无形中形成「竞争」的天性;为了生存无法不与别人竞争。「奥林匹克」成为当时时空的中心,就是最好的明证。原来「奥林匹克」是为了丰年祭,祭后的余兴节目就是比赛和竞争,希腊诸海岛的人都聚集在雅典竞赛,于是成了空间的中心.这四年一届的竞争大会于是成了希腊纪年的标准,而成为时间的中心。

罗马的炼金,事实上也是以「竞争」为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但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穷兵黩武,就是罗马的凯撒大帝也喜欢东征西讨;而且,更进一步,西方历史都在心态上赞美他们,称他们为「大帝」。

就在罗马的炼金经历了六个世纪之后,东方一支希伯来民族的信仰,以新的面貌传入了罗马。这些基督徒在三百年的仇教运动期间,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争取到信仰的自由。

这种新进的基督宗教思想,以「仁爱」为中心和出发点,站在上天的立场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人的灵魂是「天主的肖像」,而结论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希伯来民族的生活方式,既不像希腊每四年有一次竞赛大会,而是每七天有一「安息日」,在「安息日」上,民众要到会堂去敬拜天主。基督宗教发扬了这「安息日」的深意,在星期天上,无论是王侯将相,无论是贩夫走卒,都走进教堂,异日同声念「我们在天的父」;指出人间世的阶级在天主面前原是兄弟姊妹,因为共有一个「天父」。

基督在阐释教会思想中心时,只用了一个「爱」字:上爱天主、下爱众人。

在这里我们要问:这种以「仁爱J为根本的信仰,如何会被以「竞争J为天性的罗马帝国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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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的国家政策是蓄奴和殖民的希腊罗马,为何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别人?

希伯来、希腊、罗马的共融关键,因此不可能单在这里钻牛角尖,它毕竟还有别的理由。那就是「今世」和「来世」的区分:人性对今生追求感到不满足时,人心在自身的极限线上挣扎时,总要设法超越自己,就凭了这种人性的长处,以及人性善良的一面,「仁爱」以及永恒幸福的保证,才真正地深植当时民心。「从彼岸来的信息」至少在人性追求完美时,有其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这种西方「竞争」的天性,并没有被「仁爱」的思想所取代,而是用了另外一个方式、「宣讲大国」,「传播福音」,在中国发展的佛教何尝整批的派传教士到欧美去宣扬佛教?但是西方基督宗教却有「往普天下传道」的训令。

这种「竞争」的天性,一直到西方基督精神没落之后,竟死灰复燃,又有了殖民地以及奴隶制度,落后国冢的沦为次殖民地,以及美洲的黑奴,都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直系子孙。更有甚者,反宗教反伦理到了极端的唯物共产,更主张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作为人性的根本,也是「竞争」文化的产品,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观察工业社会中的「竞争」情形而获得的结论。

从中、西历史的演变中,很清楚的一点是:宗教信仰阶段是文化阶段中最长久的、也是最能融和其固有文化的一种东西。西方中世之后,中国隋唐之后,虽在文化上有辉煌的成就,可是总失之于褊狭,而终致把宗教情操淡忘,才使人类陷入各种迷失和苦恼之中;至于当代,在物质文明上虽有极快速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悬空毕竟仍然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宗教阶段的形成属于宗教史的课题,在这里我们应当明了的是:人性之追求永恒幸福,为铁一般的事实,而人类在下意识中,就直觉到宗教信仰能满足人性的这项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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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的,我国的隋唐、西洋的十三世纪,都是最重视人性的时代,因为那时都能站在「彼岸」的立场来看「此世」,从永恒的立场来看时间,从无限的立场来看空间。

人性的尊严和价值的重视,才是文化的真正功能。

第二部份 内涵意义

在「历史演变」的探讨中,我们不但知道了无论中西,宗教时期都比其它的阶段长;尤其在西方,基督宗教阶段占去了一半以上的时间。此外,宗教时期在根本上是由当地文化,吸收了外来的宗教信仰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宗教文化:中国佛教如此,西方基督宗教亦如此。而且,这种新文化是以自身文化作基础,作进阶,而辅以外来的宗教;亦即是说,以自己文化作核心,作出发点,而蒙上外来的宗教信仰,如果「蒙上」这两个字太「外表化」,就用「灌注」或「注入」一词,外来宗教的传入,就如新血液注入原来的生命体中一般。

在「历史演变」中,还有一种本质的现象,那就是:自身文化在走向末路,人性已经开始迷失,自身文化已经不足以救亡图存时,总是向外去求援手;而很凑巧地,中、西文化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援助,都是「宗教信仰」:中国引进了佛教,西方引进了基督宗教。

就在这些现象的观察之后,我们设法找出这种文化与宗教交融的内在涵义。

首先我们把人性追求的对象理论化和抽象化,把人类追求的对象简化作「真」、「善」、「美」、「圣」,那末,在人类历史发展中,面对这些客体,主体总是设法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追求,去把握。以一种不太精确的说法来表达的话,就是:知识求「真」,伦理求「善」,艺术求「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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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圣」。真理的探求用「知」,伦理道德的修成用「行」,而宗教的神圣则要用「信」,希腊以「知」为中心,罗马发展了「行」,而中世才把「信」引入知和行之中。在中国有一样的情形:先秦重「行」,秦汉用「知」,隋唐把对「佛」和「涅」的信念用知和行去实现。

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信」的阶段最长?为什么追求神「圣」的时期最长?是否因为宗教志在人心,而能够给予人一种平安和幸福的感受?

基督宗教给西方「竞争」的世界带来了「仁爱」,佛教在中国「今生」的专心中引进了「来世」的寄望,因此,在人性的完成进阶中,都可说出知识、伦理、艺术更能把握人性,更能把握住人的心灵,更能发展人性,使其超越自己,与「神性和「佛性」结合。「神圣感」的意识毕竟指出了人性的最终归宿。

真」的下层,渐渐发展到「圣」的上层,而一层比一层高超,一层比一层更能使人性完美,而且,虽有上层可以修正并取代下层,而无反过来,由下层去批判上层的道理,「真」的层次管真假对错,「善」的层面管是非善恶,「美」的层次只谈美、丑,「圣」的层次却超越一切,是把主体自身的存在,超度到「涅」境界中,超度自己到超凡入圣的地步。

如果我们再从别的一个角度看,把中、西文化看成简单的两种阶段,即「宗教前期」以及「宗教后期」,那末,很显然的,所有「宗教前期」的文化,都属于「理智」的文化,即理智能懂、能把握的文化体系。中国的先秦以及秦汉,西洋的希腊、罗马,都是如此。但是,在「宗教时期」中,都有「从彼岸来的信息」的意义,佛教的「轮回」如此,基督宗故的天国」亦复如此。

在这里,可以这么说,中、西方文化在本位上,都在利用「理智」,透过推理的方法,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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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但是,「圣」的层次都是外来的启发,中国的「涅」如此,西洋的「成圣」亦如此。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本位文化」做到了「人性自身的把握」,即外来的「启示文化」则帮忙达到「整个人性的完成」。

这么一来,「圣」的层次的意义,似乎并不是在「真、善、美」的纵的排列上,作为「美」的上升,而是整体「真、善、美」的超越。「圣」的外来启发,对本身文化的「真、善、美」是:「超越而不相反」,「完成而不毁灭」;亦即是说,一个文化人,必定是「先做人,然后做信徒」,在今天的意义来说:「先作中国人,然后做中国基督徒」。 就在这种观点之下,一个卖国贼,不可能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一个坏人,一个不讲求「修、齐、治、平」的人,也不可能是一位好基督徒。

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期间,越南西贡总主教曾经发表了一项举世震惊的意见,说越南天主教会的使命,在目前是要使越南人做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这种「文化与宗教」融通的原则,早在新约圣经成书年代就有了决定性的准则,那就是

有名的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书信中讨论的问题,就是文化与基督信仰的问题。原来伯多禄以为,外邦人要成为基督徒,必须先割损,必须先是梅瑟法律下的子民,也就是说,先成为希伯来的文化人,然后才成为基督徒。可是,保禄在这方面持相反的意见,以为外邦人大可不必行割损礼,可直接受洗而成为信徒,也就是说,直接由自身文化系统中,超越到信徒的阶段,从自身的「文化人」发展到「信徒」,而不必要走出自身的文化,先加入希伯来文化,然后再以「希伯来」人的「文化人」去接受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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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理论之争,还是第一位教宗让步了!因此,在人性接受基督信仰途中,不必接受外来文化的预备工作。这点是否就可说明,今天的中国人不必先西化——而直接由自身文化传统中接受基督的信仰?

正如同中国接受佛学时,是以中国固有的儒、道古传统作背景作基础,因而在中国发展的佛学,再也不是印度的,而是中国特有的。也正加西方的基督宗教,是以希腊以及罗马的传统作背景及基础,因而,基督宗教再也不是希伯来的,而是集合融和了希伯来、希腊、罗马的大成,而成为西方特有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要在当代的中国建立基督教会,以及发展基督的信仰,是否也必需融和了文化因素中的「儒」、「道」、「佛」?而不是排斥它们,而是带领它们走向更完美的境界?

第三部份 当代意义

我们在探讨了「宗教与文化」的「历史演变」,以及它的「内在涵义」之后,就要进入比较具体的课题中,讨论「如何建立中国的地方教会」。

这问题非常复杂,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委实使我们无从着手,因而不得不分成许多章节来讨论:

第一章 当前认识

从上面的探讨中,我们可以说,找到了文化接受信仰的根本原则,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当今之世,什么是中国文化?是一些古籍中一些名词的阐释?或是主张全盘西化的科技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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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几乎敢于肯定:文化不应当是古代的东西,不是过去的一些哲学概念,但是,它也不可能是时下的倾向,因为古代已经过去,而当代则处于「崇洋」的不正常状态之中,「崇洋」不是最坏之事,坏在只把西洋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唯物、实用、实证、功利等思想末流,当作至宝。因而,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两种互相矛盾,但在某方面合作无间的趋势:一种是「崇洋」的事实,另一种是「保卫文化」的呼吁。在崇洋的事实中,理论上的科技,以及实际上的大众传播工具,都在为西洋的物质文明高喊口号,都在为西洋的科技进步吹嘘,但是,却同时带著浓厚的反宗教、反伦理的内容。另一方面,在保卫中国文化的呼声中,要恢复我国固有的道德,要中国本位文化,以为「西方没落」是道德上的事实,因而彻底反对洋化,因而反对基督宗教的思想。

两种趋势固有「洋化」与「复兴中华文化」之不同,但是在反对基督教文化的输入则是一致的。专务洋化的人,接受了星期天「休息」的意义,却反对其积极的「敬主」的内涵,商人在圣诞节也在做圣诞卡片,但其图案却用电影明星或商品商标。

一言以敝之,在中西交往的历史透视中,理智的接受只限于科技的发展,只限于对科学的迷信:试管婴儿,冷冻法治病、行为主义把人和动物等量齐观等。可是,在情绪上则不是对科技的热衷,而是对宗教信仰的鄙视和侮蔑。

因此,站在「认清当前问题」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化正在动乱中,且不谈大陆之走向唯物共产,我们宝岛又何尝不在唯物实证洪流中?

因此,如若我们认定,基督思想是救世的思想,而且深信,在文化迷失之中,更容易给予反省的机会,而接受「天启」的宗教形式和内容。那末,我们今天的处境,就要比以前的任何朝代,都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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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振兴中华文化。

因此,在「什么是当前中国文化」的课题上,积极方面,我们的确不易提出许多特点,更难于指出其本质之所在,但是,在消极方面,我们却可知晓:它是反基督的,它正需要基督的福音来开导。

第二章 文化变化原则

在「历史演变」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无论中西,都有如下的情形:当自身文化不足以救亡时,总会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设法藉这冲击而引起文化的大团结,而产生一种新文化。而且,在这种创新中,必然包含着复古的因素,它必然认清传统对当代的意义,它也必然晓得文化生命的延续不能没有根;因而,每次文化改革,只要它能在发展和进步的原则下进行,总会重视传统,但同时亦注重当时的需要。

文化的衰落和迷失,理由很多,像当代中国的情形,就起源于自卑和崇洋,而在崇洋的选择中,没有认清精神生活的根本,而只是在科技之中学得了一点皮毛。在人文科学上,用十九世纪后半期作品中对中世的漫骂,以为基督宗教时代是「黑暗时代」。而我们今天可以非常清楚地窥探出来的,西洋在精神思想的发展中,最兴盛的,最光明的,是十三世纪,因为在这世纪中,教会中出现了各种修会,以绝财、绝色、绝意的自我牺牲,来超度自己此世的生活,使人性整顿个的灵性化,甚至神性化,同时在社会中,出现了各种有名的大学,用分工的方法来合作,来研究自然(以牛津大学为中心),来研究人文(以巴黎大学为中心)。在这种观点之下来看西方精神思想发展,中世是光明的时代,而十九世纪后半期才是真正的「黑暗时代」,因为后者「不把人当作人」;无论是唯物共产,无论是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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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实用,实证,都在降低人性的地位,更何况白种人在这个时期又开始了殖民和贩卖奴隶的勾当。

中国之所以由自卑而衰弱,实在与西洋的侵略和殖民政策有本质的关联,但是,奇怪的是,中国许多知识份子,就是要向西洋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学习。

现在,已是中国觉醒的时候了,已是在西洋的冲击中,消化外来「营养」(千万不要毒素)的时刻了。西洋的精神生活灵魂,单就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去看,不也是基督所倡导的「仁爱」思想?

中国如何以自身文化作背景,去接受并消化基督思想?使中国基督化?使基督的教会中国化?

第三章 新文化设计

文化的发展像是有机体的生命,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制止它。但是在特殊环境中,尤其是在正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或是由于内、外因素,而受到外力的冲击时,更会「离地升空」,作一种难以预测的朝前运动。西方初世纪时如此,中国接受佛学的初期亦如此。今天,中国文化所受的冲击中,西方科技算是最大的一个,但在思想的层次,则是西方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思想。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所掀起的各种运动,无论其是否切题,是否针对着当前的需要,都在指示著一种事实,即是中国在寻找自己的未来,设法创造自己的未来。各种政治的改革,法律的建立与修订,哲学思想的讨论,甚至于日常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都在显示出,朝前的跳跃已经开始了。这种跳跃,就如跳远的原理,经过前面跑步的冲劲,现在已经开始腾空,开始飞跃,已经离开了现实,而一切的一切,都在朝向未来。

因此,文化的设计,尤其是新文化设计的人,绝对不可阻止这种飞跃,而是设法依照「抛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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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衡量出它落地的地点,在落实的文化需要中,供给各种必需的精神食粮。正如同一位陪同竞赛的人去比赛,其任务是:当竞赛者跑到终点,又累又渴时,给他送上毛巾,给他送上茶水。

文化的转变与发展也好似这种情形,文化工作者也必须衡量出二十年三十年后的人类需要什么,而现在就准备。文化工作者不是「随著」社会的需要,而临时制造一些粗糙的精神食粮,而是「领导」社会,预先知晓人们的需要,而早准备好。

兄弟在民国四十七年初入台大时,当时哲学系反对宗教气氛很盛,可是,当民国五十八年同来教学时,情形就大大改观了,同学们对宗教有非常大的兴趣。设若教会早料到这种必然的变化,早就准备「人才」「书籍」等,来满足现时同学们的需要。

对建设地方教会的主题来看,我们至少要看到三十年后的「文化人」的心灵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而现在就开始培养这些专家学者,使他们学成后,以言论和著作,刚好赶上那时的需要,而且,在各种需要中,加入基督宗教的精神,终能变成:基督徒领导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社会在领导基督徒。

第四章 拯救文化危机

前面说的「设计」,以及「与当地文化适应」,绝不可错懂为「随著社会走」,而是反过来,要领导社会。在这里,产生了另一种层次的课题,即是说:设若一种文化已经自己迷失了,或是已经堕落了,地方教会是否还要去适应?答案很显然的是否定的。就像西方到了罗马的炼金,基督宗教的输入绝不能加深炼金的倾向,而是反过来,要拯救危机,修正这种偏差的思想,以「彼岸」和「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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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去充实和补足文化的危机。又如中国秦汉之后的画符炼丹,佛学进来之后,亦不是适应这种倾向,而是以「轮回」和「涅」的思想,提升了人性的层次,毕竟拯救了文化的危机。

现今,教会正在积极地建设地方教会,百姓的自卑和崇洋心理,学术界的唯物无神思想,都是文化病态,都应由基督宗教的信仰来拯救。

中国的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总是一种理想,没有具体的「修成者」出现,而耶稣基督则可补足这点,因为他本身就是百分之百的天主,又是百分之百的人,天与人在他的「降生成人」时,就有了具体的「天人合一」的存在。

中国的「家」文化,传统悠久,很可能也是接受福音最好的一种社会型态。圣经中耶稣屡次提到「你和你的一家都得救」,「今天救恩到了此一家」,而反过来,圣经中倒没有一处提及「救恩到了此一堂区」之类的语句。

中国人心中所认为吉利的福、禄、寿,亦可由宗教情操从此世拉向彼岸;儒家的仁义道德,也许比西方更容易编成有体系的基督宗教伦理。

文化的拯救,总不外在「复古」与「创新」中找寻出路,中国传统文化,若赋予新的意义,西方科技的发展,若赋予人性的尊严和价值,再加上对基督的信仰,则不难对未来的憧憬中,抱有一种希望。

这希望是在「信」中开始,是在「爱」中长成;这「信」与「爱」都可由基督宗教情操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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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最先要提出的,就是在未来三十年中,中国的文化人会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是否现在就应该准备的工作?

照文化变化法则,中国的未来教会是否应是集儒、道、佛、基督之大成。若是的话,教会神学院是否要加紧研究这些思想的精髓?

依宗教发展能拯救文化危机的历史事实看来,现代的中国基督徒知识份子,似乎就有认清危机,指出错误的神圣责任,使教会工作者能够使福音「适应」文化的优秀部份,而「拯救」并「修正」错误并衰微的部份,使教会中国化,使中国基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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