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地方教会与政治-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天主教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西元一二九三年）传入我国，到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西元一三O七年）在北京大都成立总主教区及在福建泉州成立主教区以来，到今天已有六百八十三年的历史，这其间除元朝覆亡后到明嘉靖间一百八十余年（明嘉靖万历年间天主教再传入中国）及清雍正因教义问题「禁教（西元一七二三年至一八四O年）外，天主教在华的历史仍有三百八十余年之久。在这一段漫长的时日之中，天主教为什么仍不能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中，为什么仍不能使一般民众改掉「洋教」的称呼呢？究其原因，天主教和政治结月构的当局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裂痕是其主要原因。中国人尊君及维护传统的中心思想，使得原有的教会基础荡然无存。我们再看第一批国籍主教被祝圣（西元一九二六年，罗文藻在一六八五年被祝圣为主教不计）到我国圣统制建立（西元一九四六）至今也有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了，在这一段不能算短的时日中，为什么仍不能建立起中国地区的地方教会？查其原因，自是非常复杂，但由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使得中国地方教会裹足不前，仍是重要因素。

地方教会与政治不只是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也包含了地方教会在本国国体中的适应问题。因此，在研究地方教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前，心须先探讨地方教会与政治彼此之间的特性，然后才能从目前实际的问题中研究地方教会如何与政治取得协调，并发挥地方教会的最大功能。

地方教会的特性可以从神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探讨，也可以从一般常识的观点来研究。如果我们希望地方教会不只是一项理论，而是深入于教会子民生活中的信念，那么，地方教会从一般常识性的观点来研究，可能更合乎地方教会的原则。因此地方教会可以说：

根据亚洲主教会议协会第一届会议的宣言，地方教会的定义可如上述。中国地方教会就是必须将教会的精神、礼仪、文化等经过仔细的反省及吸收后，溶入中华文化的精髓中，使得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因着基督而更形圆满。而教会也因中华文化相得益彰，而更适合中国的民俗民情。

地方教会所以被称为「地方」，实是因为这个教会具有地方色彩，因此在地方教会中，不只是发扬基督的精神与意义，也更保全本地的色彩。而中国教会所应走的路就是如何在坚持基督的信仰中，仍能接受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特色及个别需要。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最显著特色就是「尽人事而听天命」的精神，由此而演绎出许多其他的民族性。这种精神如何能在教会的思想中，以保全及护佑的态度，使其获得更适当的尊重。按一般的情况来说，中国人较相信权威，也希望天人合一的理想能早日实现，但在人事纷纭的世界中，究竟可遇不可求，那么，国人之不好谈鬼神，不求宗教，而希望

地方教会的团体意识不只是建基于基督的启示真理上，也植根于地方人民对得救的认同意识，虽然基督从未在中华文化及民族中降生，但基督的真理却不断在中华文化中降生，甚且更具有一种动力，因此，中国教会如何诱发出中华文化的真髓，如何使中华民族更有得救的意念及归趋，这不只是一种行为上的表现，更是生活的体验及意识的认同，如果中华民族不能在这方面有更大的发展，那么地方教会也不可能在中国的国土生根，中国教会的全体成员必须先有坚固的团体意识，才能使中华文化及中华民族的人民有强烈的教会感，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地方教会才有可能。

地方教会不只是深入于本地的文化或政体，它更应以基督的精神正视及改变社会或政体中不正义的事件，因为不正义的事件影响、甚至否定了追求真理的决心。社会正义不只是一些事件的集合，而是一个原则的坚守。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为了追求真理，走正义的道路，获得永久的生命，就必须面对一切妨碍真理的事件并努力与之奋战，人为的文化没有十全十美的，也没有一个文化能够在不正义的情况下长存，为了减少人民的痛苦，提高文化的价值，主持社会正义乃是地方教会的使命，这一使命也只有在依赖基督的真理才能提出完美的答案。

地方教会不只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地方教会的成员不只是一些教长也是全体教民，地方教会的理想不只是提示永生，他是在实现一个地上天堂。地上天堂的结构是以基督为磐石，教会组织为屋材，教民为其内含，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必须是一个理想的体系，经由这样一个体系而实现一个理想的社会，也只有在教会里实施了理想的社会之后，才能吸引外教人进入的一个社会。同样的，地方教会在深入一个民族的文化制度之后，经由提升，炼净！而使得生活于地方教会的人民，看到教会与民族及文化中更深远的融合及更高超的方向之后，才敢说，地方教会不但不减损普世教会的合一性，而且更能显出基督真理的永恒性及广大性。

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三日北上时在黄埔军校的告别词中说：「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叫做政治。」孙中山先生在这一段话中，明显的指出，政治不只是仅限于一个国家的政体而言，凡是与大众人民有关系的事务，都可称之为政治。为了达到管理众人的效果，必

然会有一些机构出现，这些机构不只是策划，而是负责推动执行有关全体民众的事宜。如果我们承认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则教会的事务及特性也可包含在此一意义之下。教会不只是一个有形的机构，也是一个为全体教会人员神形事宜策划与执行的有机体，因此，教会如果不能有效的管理众人，并为众人谋福利的话，教会的意义就失去了。同样的，教会为了坚持某些真理的原则，不能不对教友们有所限制，这种限制是为了达到全体的共同目的，因此，是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教会的组织形态和国家的形态有所不同，在彼此的功能上，自然也有区别。政治的主体及政权的运用，在今日世界的趋势，是走向自由、民主。因为在政体之下所有的事务，人民都有权过问。但在教会的组织之下，由于启示的意义，并不是所有的教友都能了解及过问，因此教会的主体不只是神职人员及教友而已，还有三位一体的天主，这些成份的组合，使得教会的组织可以有许多不同层面的了解。从启示的意义看，所有的神职人员及教友，只要听了而后做就可以了。但就本性的尺度衡量的话，教会内的成员仍然是以有形而可见的人为其主体，只要是人，就有其不同的禀赋与能力，这些不同的人所组合成的教会有机体，所有的作为，自然不可能事事都如人意，因此，在行政的体系及效率上，如何能否使更多的人参加，使更多的意见融合，乃是教会机构中主其事者所应考虑的。

在地方教会中，由于要适合地区的特色及现况，因此，不可能将其他地方教会（例和罗马教会）的所有特色及民风民俗，一成不变的搬运过来。经由创造转化的思维过程及为配合当地的文化所有的教会形态，才更能显出天主的伟大及启示真理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的集合，才是普世教会的整体性。

圣多玛斯说：「人类天生是社会性政治性的动物，必须营共同的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为谋公共福利及公共安宁秩序，自不能不有政府国家。道德的生活才是国家的目的。」圣多玛斯这一段话，已经很明显的把国家与教会的功能结合一起。普世教会之所以允许地方教会的存在，不只显示基督真理的永恒及广大性，而是更希望在地方教会中，因著全体地方教会的子民的共同努力，将地方教会所在地的全体人民都能奉献在天主台前，共尝一饼，共领一爵，这种全民普遍接受信仰的热诚及信心，不正是把国家的目的和教会的意愿结合一体，而成为最能光荣天主的工程吗？地方教会的子民绝不会因为自己获得信仰就算满足，更深切的希望，在天主内所享有的爱能施展于那些没有接受天主的人，也只有经由地方教会子民的手，基督才更能深入当地人心及各个文化的精髓。

从以上将地方教会与政治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教会与政治在许多方面有其相同的目的及功效。虽然在今日，大部份的人仍将政务局限于国家统治的整个作用，但如果我们不指出地方教会与政治的关系？地方教会又如何对政治提供些什么？政治又如何能和地方教会结合而发挥更大的道德作用？由于以往历史的教训。使得许多人认为教会不应与政治发生关系，但这种观念，已因著人际关系的不断发展，而逐渐淡薄了。究竟一个地方教会的子民不只是教会的一份子，也是国家的国民，如果一个热心的教友不关心国事，不关心在这一个政体下人民的生活，他能算是一个向天主负责的教友吗

在我国的历史中，宗教和政治有著浓厚而密切的关系，几乎大部份能在我国流行的宗教都和执政者有著密切的关系。例如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流行是因为有汉明帝、梁武帝、唐太宗等皇帝的提倡及信奉，而道教所以能成为民间信仰，是因为有汉文帝、汉景帝、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等君主的力行；同样，喇嘛教能在中国风行一时也有元世祖、清太祖、清太宗、清世宗等的倡导。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教会希望在中国流行，和政体合作，乃是最好的捷径，中国人尊君，相信权威的思想相当浓厚，如果能以宗教的力量进入政体而使政治风气有所改变，岂不也是国人及教会之福吗？各中国近代史中，国父孙中山先生及故总统蒋中正先生的提倡及力行基督教义，岂不是我们教会中人的最好榜样吗？

再从今日的事实来看，宗教可以和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理由是，因为在今日的青年中，没有人生理想，生活得没有方向的人比比皆是，更因为近年共产唯物思想的横行，多多少少也影响今日中国的思想方面，因此，宗教以其清明稳定的人生理想及坚守真理的毅力是可以和政治发生良好而稳定的关系。基于这种关系，教会就可以向政治提供许多东西。

地方教会因著坚持信仰的原则及与人为善的信念，在生活中可以树立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以这一理想的社会制度，来提升人性的境界及人生的意义，并能因著这一种提升更能广扬福音。福音传播的目的，不只是要别人入教就够了，而是要赋予每一位教友理想及为真理而奋斗的决心，这种决心，迫使在实践福音的心意下，对社会的问题提出改进之道，甚至也迫使教会全体人员为某些社会缺陷而主持正义，共谋社会福利。在这样的目的下，教会机构本身的检讨，更合乎社会利益，正义原则的努力是刻不容缓的，也只有因著如此的努力，才更能显出地方教会的意义及价值。

由於中央政府和共产党交往的经验中，深知共产党并不是对中国人民有益的组织，更鉴於世界局势之所以会如此混乱，都是因为国际共产党的兴风作浪，台湾二十几年来的安定，完全是因为彻底反共的结果。而中南半岛的悲剧也是因为误信共产党的结果，因此，反共的基本国策，在今日中国不但不会消灭，更会继续坚持。

建设台湾之所以成为目前中国政治的特色，是希望以台湾建设的成果和大陆共产制度下人民的生活状况作一比较，同时，近年来政府官员也体认到，在外交如此困难下，只有以实力才能获得他人的重视，因此经济建设之所以受到重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这几年来台湾经济建设的成果，在国际间受到重视，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经济建设的结果，自然是人民丰衣足食，但饱了思淫欲的现象也会跟著出现，而西方颓废派及共产思想也经由各种因素渗入，腐化安定的人心，因此，政府大力推行三民主义模范省之时，也经由历史的同顾，而对全民逐渐实施思想教育，希望藉此思想教育的实施，能使全民武装，共同抵御邪说的流行。

自从总统蒋中正先生逝世之后，建立领导中心就成为全体民众注意的焦点。我们都知道国家、政体、教会如果没有领导人，就等于一艘船没有舵一样，因此，政府在总统蒋先生逝世之后，迅速建立起领导中心，在政府方面由副总统继任为总统，在党方面由众所拥戴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继任，这一迅速建立领导中心的行动，也在向全世界人民，更是向在铁幕下生活的中国同胞表明，在台湾的中国人民是多么团结，政府是多么英明。

虽然在中国的政体中从未说一党专政，但由历史的演变，民心的向背中，一党优先的政党特色却已形成了，虽然有许多人批评这等于是一党专政，但虽然它可能是，而事实上却不是，因为国民党从未限制其他党派的发展，甚至在议会中让出席位，但究竟气候已成，不是那么容易扭转过来的。

一党优先的好处，就是在政府与立法院，政府与议会，政府与人民有重大冲突，又彼此相持不下时，彼此都会搬出政党来加以协调，而往往许多看来窒碍难行的事情，都因着政党协调而迎刃解决了，虽然有人批评为党领导政，但究竟不失为一个解决纠纷的办法。

能发挥更大追随真理、寻求社会正义的决心。而在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士中，由于历史的教训及科学实证论的影响，他们更不相信宗教是解决人生问题的解答，因此，在中国的宪法及各种条文中，完全看不出宗教的意义，在政体中也看不到宗教的痕迹，这为一个原来具有非常虔敬宗教心的民族来说是相当可惜的。

从上列二表中，我们可以知道，权力均衡，人民与政府（或政党）之间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人性的软弱，单靠个人意志力的发挥仍然是不够的，也由于人的能力有限，少数几个人仍然不可能顾虑周详，因此，权能的均衡，不只是在中国政治上受到重视，就是在其他民主政体中，也得到最

从这一个体系表中，我们看不出教友在中国教会的地位与责任，虽然有人说，梵二大公会议以来，教友的地位已提高不少，但我们要问，在教会中，教友本来就应该有他的地位？还是应由教会来提高？纵使退一步来说，教友的地位应由教会首长藉著圣统的地位来予以提高，那么又如何能有那些单独的，可以离开圣统（例如受难教会）而蒙受天主的恩典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圣统虽是由天主订的，但维持圣统的效力，却有人的作用，既然所有的人都是天主所造的，因此，在天主眼中，没有那些人会比另外的人更好，除非他是承行天主圣意的人。在现代许多教会组织中，似乎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在流行，那就是以为所有的组织（至少某些）都应当以神职人员为核心，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只有以圣体为核心的团体才是真的谈会团体，其他的都是假的。基督托付给某人管理教会，过几年又可托给其他人，因此，人在教会中是流动性的，而天主却是不动的，如以人为中心的团体，迟早会结束的。而一个教会团体中，所有的子民如果不发挥其应有的能力，岂不是浪费了天主所赐吗？在中国教会中，教文应有其地位，其地位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和神职人员相等，这也就是说，以圣体为核心，围绕这一核心的份子，都应尽其一份责任，基于如此的体认，中国教会的组织可以有如下的建议。

上列的表格只是一个建议：主教团居于监督、指导的地位上，这是由于大部份的主教都领有自己的教区，在繁忙的教区工作中，再从事于全国教务的策划、执行，未免太辛苦了。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教会内的所有主教们，都以当然代表的身份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在调停与决策方面可以有更超然的地位，同时神父、修士、修女及教友派代表参加，可以集思广益，达成一种全面性的交谈，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主席，主席向主教团负责，主席可以是神职人员，也可以是教友，但必须是行政专家，可以将原主教团下属的几个委员会改隶主席之下。在每一个委员会之中的主任委员可以是神职人员，也可以是教友，但必须是专家，而且能专心负责发展此一委员会的人士，主教们可根据个人的兴趣及时代讯号，分别参加各委员会，在各委员会中，主教是更高神修指导，得将委员会各种得失带同主教团。另外，在主席之下，再设评议会，以评议各委员会工作之得失。经由如此的组织，主教团就专注于整个中国教会发展的方向，也只有如此，主教团在领导中国教会时，更容易带给全体教友一种活泼的生命力，这就好像善牧，不只是照顾并认识每一头羊，也要带领这群羊走更好更稳更安全的道路。

中国教会的最重要工作，就是如何将基督的福音，经由中华文化，民族风俗及现代人传播的方式，深入中华国土及人民心中，福音的本质及中华民族的特性，都是带领中华人民走向真善美圣的根源，因此，在努力宣扬福音的过程中，和平的缔造乃是必然而来的结果。至于如何经由外在的文化风俗及传播机构深入内心，是教会机构中应首先考虑研究的。

主持正义乃是面对一切妨碍福音传播，和平缔造而有的行动。主持正义的对象可分国内及国外，在国外，几是不了解在中华文化中传播福音问题的国际人士及机构，所发出的误解及批评，都是我们主持正义的对象。在国内又可分成在教会内及教会外。在教会内，凡是一切不合乎基督真理及教会正义原则的人和事，都应由教会中消除，不然教会又如何能义正词严的面对社会问题呢？在教会外，凡是违背伦理，人性尊严及反对天主的一切人及事都当是教会批判的对象。目的为了使教会扮演正义的角色具有实际的价值及意义，积极研究社会问题，教会问题及增长更强固的教会意识，社会意识乃是必须的。

大陆传教问题，近几年在国际上喧腾一时。但个别性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态度去研究大陆传教问题，究竟有何用处？更何况向大陆传教是我们中国教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有一个深入而整体性的计划，在台湾的教会人士，又如何能向中国教会，甚至普世教会负责任？因此，在今日研究大陆传教问题是刻不容缓的。

中华文化的价值，深远而具有广博性，但在面对今日世界的冲激中，如此深远的民族文化，又将归根于何处？基督思想及天主教文化又可以在中华文化中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教会人士又如何在生活中、将中华文化和基督信仰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大部份的人都需要指示，谁给？期望在这一方面有更积极的表现。

面对政权时，中国教会的态度可以是合作，而不是顺从，合作是具有积极而主动选择的，可以在适当时机，对政权提出中国教会的看法及意见。例如，最近台湾省家庭计划研究所向政府建议在实施人口政策时，制定军公教人员实物配给以两个子女为限，经政府采纳从六十四年八月实施。像这样做法，事实上，就是等于有计划的歧视第三个出生的子女，这是对人性尊严的挑战，而我们教会从未向此等事项发表意见，又如何能在中国社会立足？我们自然赞成家庭计划，但像这样的做法，似乎值得

中国教会要对全中国负责，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中国教会如果不能尽好在中国社会中应尽的责任，又如何能将基督信仰带给中国人民？地方教会又如何有其真髓？地方教会与政洽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地方教会是政治主体的一部份，地方教会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独存，地方教会内所有的人、都应努力，积极的关心，参与政治事务、神职人员努力研究并鼓励教友从政，教友尽心尽力为国效力，并将基督之光带入政治的每一个层面，如此，政治就永可保有其新气象；地方教会也因而可以稳固壮建，基督也可发扬光大，如果，全中国教会的人都深认这些，并努力健全教会组织，积极参与政治事务，则教会的远景将是光明的。希望基督的真理照耀我们的道路，使我们达到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