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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仁大学神学论集 第46号

基督宗教对历史意义与目的的看法


 

Paul Althaus

陈永禹

有关历史意义、目的的问题对每个时代、每一个关心历史过程的人都永不过时,尤其在危机与大灾难当中、都有人用紧迫的声调提出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亦复如此。我们刚经历了大灾祸,看到雄伟的建设瞬间被夷为平地,沦为废墟,还有很多人因此不再相信历史有恒久的价值。这个现象是普遍的,不光是在德国,即使离德国很远的地方,也都听得到人类历史的哀歌。由于自己历史经验的有限,我们对前途感到困惑与茫然,再加上我们亲眼所见的,几乎使我们对过去的历史不再有任何信心。痛苦的心情使我们不禁和歌德同呼:「世界的历史!你是最荒谬的事!」

在悲惨的处境中我们也许会以求助的眼神回顾德国理想主义者的哲学,看看他们信心满怀,坚信人类的历史稳定地走向最高的理想:人类精神的完全自由,道德律统管人世的太平时代。从莱兴(Lessing)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家都深信自己在历史过程中看出一个上天照顾人的伟大计划。

黑格尔有一段话说明这种历史信心:「世界历史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以下事实:存于我们每一个人鼻息的精神逐渐醒悟于自己的存在,黑暗的自然渐现出曙光。历史的过程有其不可变动的需要性。在所有人类的冲突和争战中,历史绝对不改变它既定的道路。最后的目标势将毫无错误地被完成。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世代都对历史目的的完成有所贡献。不论他们本身有意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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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满怀的历史哲学很快就走到下坡。赫德(Herder)已经对康德弹出反调。对黑格尔更可以听到反对的大合奏。郎克(Leo Poldvon Ranke)还有后来的布尔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这些大历史学家抨击理想的史观都不留于地。他们对世界历史的了解自然透彻,无法接受把历史过程视为本身稳健自动迈向精神最终目标的史观。在郎克看来,历史时期和人类各种族的历史都无法用这种理想论来贯串。虽说历史也显现某些发展的迹象,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历史的过程是一个一以贯之,完整的发展大道。「人类本身就隐含了各种发展的种子,这些种子一个接一个地萌芽。操纵整个过程隐密而巨大的法则,是人无法了解的。」这就是郎克对黑格尔的回答。郎克认为,我们不该把历史时期想作是通往历史最终目标的一站。在他看来,每一个时期本身就有它的重要性,并不需要从历史的大过程来附会意义:换句话说,每一个世代、每一种历史型式或运动自身就有其目的。历史并不是稳定往上的发展;另一方面历史过程的确也累积过突出过几个后代无法超越的点。

即使德国理想论史学倒台之后,欧美哲学家仍有人持同样乐观的信仰,认为人类是在不断地向一个最终目标前进:乐维特(KLowith)称这个目标为「知识份子最后的宗教」。对这个现象我们又如何解释呢?显然这种乐天派的信仰是从现时代中一些不可否认的进步得到它滋长的营养。在这里所谓的进步显然是指人利用科学和科技所达成的征服自然的成就。很多人也把人类在政治上由专制转向民主的现象看作是人类进步的记号。

但是,这些进步主要的还只是人类生活的外在结构,也就是人类科技文明唯理化(rationalizatio)的成果。这对精确的认知领域来说,当然是正确的,如数学、自然科学、语言学、历史学。超过这些领域而主张一般历史不断进步的高调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对早已和人类生存本身无数谜语纠缠得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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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地的哲学家来说,这种论调是否真实?艺术家们不断地对人类的命运及限制生存的力量奋斗,这论调对他们是否真实?有没有人愿意出来作这样的工作:按照对人类进步贡献的大小来给世界上伟大作家、哲学家的作品排列出一个次序来?作品只属于个人与某一个时代吗?杰出艺术家是突出历史洪流中的孤石吗?出类拔萃的艺术家能比较吗?能被他人超过吗?不论是诗人或哲学家,要是他们的作品愈能接触人类生存的核心,我们就愈不能把它们视为人类进步路上孤立的步程。我想,整个来说,每一个时代都必须用自己的方式来和生命问题搏斗,但在开始时自己以为与传统无干,到后来才发现在本质上自己的努力也无法超过前人思想的例子并非绝无仅有。

关于人类生活技艺的唯理化,那些征服自然的成就又怎样呢?如果我们说今日科技的进步,多方面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这是真确的事实。它减轻了人的痛苦,同时也增加了负担。它以同样的程度使人类的生命更丰富、更贫乏、并受到威胁。它使人自由,也同时奴役了人。科技进步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和困扰。它对人生命的影响好坏是极端暧昧不明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人类在道德方面的进步。事实上,我们很难说人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进步。人对于控制情欲而度理性生活这一方面,进展可以说没有。惨痛的经验告诉我们,理性并不是决定种族生命的因素。相反地,控制的因素仍然是自我保护原始的本能。整个人类的生活型态在今天仍脱离不了优胜劣败,最强者生存的格式。对权力的贪婪、政治、宗教、经济和假宗教等的帝国主义仍然弥漫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甚至今天种族的沙文主义(偏狭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德国史的研究大师麦耐克(FriedrichMeinecke)认为,描写历史事件的动力无法不谈种族优越论。在他批判「第三帝国,德国的灾难」一书里说:「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已经在我们的心底留下烙印。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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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历史露出如此狰狞、可怖的面貌。麦耐克甚至说,这是世界历史中撒旦原则的爆发。一旦了解了撒旦原则的真实性,我们就很难再心安理得的躲在乐观的废史主义的荫蔽之下。他知道邪恶并不是进步的副产品。在每一个时期,邪恶都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存在。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必须重新努力,人类不可能一劳永逸。

人和超越人邪恶的势力影响了人类和他的历史:今日我们有谁愿意站在理想主义的哲学家一边来小看这种恶势力?只把它视为人类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终将被理性和积极价值的浪潮所卷去。

在此,我们再度看到历史的乐观论调是多麽软弱无力。历史的目的和意义并不在於一个假设的不断上升的过程。对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种族、每一种文明的发展我们根本不了解其中的原理。黑格尔说,人能透视天主的照顾(divine Providence)在历史中的作为。他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黑格尔还引用几段新约,其实他误解了新约。

整个历史是我们无法捉摸的,就像整个自然界和上帝的创造都是无法解开的谜(参看旧约约占传三八、三九章)。当然某些历史法则的伦理目标是很清楚的,历史或许不是最後审判,但这并不是说历史没有它客观的伦理。整个历史的意义和目标对人来说,仍然是不可见天主的秘密。我们只能了解时代、种族、文明的连续是造物者无限能力的表达。因为只要她愿意,他就能创造新的生命和新的文明。而我们无法以他的眼光去透视历史。因此,我们所能够做的,只是回顾既往,而我们还没有走完历史的旅程。

历史的目标和意义,其进步的原理,对我们来说都是隐藏的。但人仍然有责任去思索历史的意义。这里所说的历史的意义并不是水平的观点,而是垂直观,也就是我们只能在眼前自身的经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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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历史的目的。如此我们也就和郎克的史观相联系。历史的目标和意义在於现在、而不在渺不可测的未来。我们无法客观地测定历史的目标,对它的意义我们也得不到客观的了解或是科学的证明。但它就在我们身上实现。不论我们知道与否,这样的历史目标是我们能够信仰的,能用良心来测定的,能用我们每一天的作为来宣践的,这种历史目标是存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时刻,每一场所。用汤恩比的话来说,这就是历史的挑战,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答案的问题。

我们每一种族、每一时代、每一个个人都在每一个今天被召唤去度造物主赐给他的生命。用生命来服务人类是我们的使命,造物者也赐给了我们贪践这使命的能力。

这并不是说,在历史的过程中,时间变成彼此互不相干的片段。虽然没有连续发展的因素,每一刻生命仍然蕴含著意义和目标。每一个今天都是从昨天发展而来的,并且走向明天。每一个今天都承继著一份昨天的遗产。对今天的信仰就等於珍惜了这份遗产。每一个今天都是明天生活的基础,今天的目标和意义也就是人对明天的生命责任的体会。

我们的生命不在于塑造结果,我们的关心也不在於任何活动的成绩。我们关心的是活动的本身:我们在其中的努力。我们接受生命的挑战并付出具有目的感的贡献。我们蛄在昨天与明天之间。

这是我们每天都必须从头做的工作,要求每一个人作具有目的感的抉择,并且振奋自己的精神,下定服务的决心,勇敢地对抗我们内在和外在四周的邪恶。我们的生活是一场为真理、正义奋哄的过程。我们的努力并不是由一个理想的历史目标来策动,也不是出於对乌托邦的僮憬。相反的,我们的奋起只因一个清楚的意愿,在今天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舒缓今天的困厄、忧烦,并且冷静地理解到明天还有同样的挑战等著我们从头做起。我们并不在意是否能有一个圆满的未来,但我们的觉悟和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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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决心,使我们堂堂地立在昨天和明天之间。

然而我们的看法并不仅此而已。我们不信任何俗世目标的历史发展理论。我们想做的也便是把历史目的和意义的问题从历史本身具有最终目标的概念抽出来。我们冷静的呼声是以服务为根据,以今天的理由做我们的献身和服务;而不需标榜任何进步的意识型态。然而我们也不漠视历史中许多对抗邪恶与不幸的争战;及在所有严肃的创造性活动中,明朗地或隐含地可以见到历史有一目标——在和谐和自由中实践生命。尽管历史已经并继续不断地使我们失望和理想幻灭,但是在每一个人心中,仍深植着这美好的日子,将有一天会来临的知识,也渴望它的实现。难道这不更是「希望的言语」而不是「疯狂的痴话」。当然对于精神和爱在历史过程当中会不断得到胜利和逐渐成功的理想,已经不断地破灭了:历史上所有争斗后所得到的安定都只是片面的胜利;所有这些胜利也都臣服在生命的法则之下:死亡永远在生命的另一端等待我们。所有为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努力都终遭遇无法克服的障碍,就像是理想主义史观所遭遇的一斑。

然而这并不是说理想论的观点完全没有真理;只是我们必须把未来目标的希望与其最初的根源相连:这源头就是对将来临的天国的信仰。这个信仰在新约里头斩钉截铁地表达出来。这种信仰的基础是什么呢?按照早期基督教教徒的证言,我们发现这种信仰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人、他的历史、和他的复活上。因为在他身上出现了天国的希望。这不光是一个「新人」而且还是「新世界」的许诺和记号,耶稣是那颗「明亮的晨星」(默廿二16)。但是晨星,并不是太阳,晨星只是记号和许诺,预示一个崭新的黎明和光辉夺目的太阳。如此耶稣基督在历史上就以上帝的许诺向我们显示天国一定会来临。在他的身上旧约先知的预言得到满全,这些言语都散发着永恒真理的光芒。我们就是从新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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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人物得到屹立不摇的勇气,以喜悦的心情坚信那伟大的日子必然来临;那是天主释放,自由和满全的日子。

圣经的基督教史观和理想论的史观都相信历史是向一个「充满生命和真理的目的地」迈进的过程(Matthias Claudius名言)。但是二者根本的差异是,在基督教的史观中、历史完成它的目标,并不是由它内在原本具有的活力。我们的心灵都亲自经历过历史的产痛。但历史无法从这个产痛解脱而得到本身的意义和目的。历史的目标和最终的目的并不内在于历史过程中,而是超越的天国。只要我们愿接受它明确的信息——生命的每刻都在天主的手中,天国就在这一刻临近我们。但是同时,这个目标并不在历史的实践范围内,也不是光凭人力就可以达到其完满的美好。

在世上人类每一个对抗不幸和罪恶所得到的胜利都是零碎的。谁来给我们破解死亡的咒语?谁来克服每一世代都重复出现的残暴和邪恶?这些捆绑我们的锁链靠人力是解不开的。实际上,人类今天没有、明天也不会有、根本瓦解罪恶的力量。唯有生活的上帝的创行(act)才具有这等力量。他终有一天会粉碎历史的大厦,重新在生命和真理天国的光荣中把它重建。只有在那个时候,人类的渴望才能得到实现。

所有人对于必定会来的那一天的渴望、希望、信赖都是建立在新约所见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基础上。因为在哥耳哥达(耶稣被钉死之地)可怕的绝望事件之后,上主隐密完成了他的计划。整个人类的未来都归属在这个计划之内。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清晨所发生的耶稣复活事件,就是人类渴望终会实现的见证和许诺。

这一天的光芒,天国的晨曦照耀在历史的每一刹那。当然我们人无法加速这个光辉实现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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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也不意味着、人可以因此懈怠、消极地垂手等待上帝的来临;相反的,在等待中我们需分外努力,向所有内在和外在的矛盾挑战。在本份上做一个真理的尖兵,以一颗喜悦的心承担生活的重担,因为一切原本都在上主的计划之内。

基督徒唯有以实际的行动才能为那终要来的一天做见证。我们的每一行动都说明了我们的盼望和确信。如此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寻得了原本的意义。每过一天我们便接近最终的实现一步。这一种行动或能带来疏解历史轨道上必定会出现的不幸和悲苦的效果。在每一场大变动、大灾难之后都会自动出现一段喘息的和平时代。但是我们所说的天国的和平和荣耀并不是寓言,也不是一个空虚的影子、短暂的喘息。曾在历史的刹那间显现的天国的形象虽是不完美的,出现后又很快消失。但无论如何,它仍确定地屹立在历史的腐败和败坏之中,标示人类希望的意义与实践。

本文译自PaulAlthaus(德国Erlgangen大学教授):“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History in Christian View ” UniversitasEnglishEdition721965P197—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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