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利玛窦简史-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继承圣沙勿略的遗志，追随圣祖依纳爵愈显主荣的德风，在范礼安及罗明坚神父领导支持下，使在华的天主教会巩固并光大起来的，便是利玛窦神父。不可否认地，利神父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但是就他全部生活看来，更应说是一位献身上主、为教会服务、卓越圣善的传教士，是一位具有超性观念的福音播种者。本文所要叙述的有关利氏的历史仅到他定居北京为止。

利玛窦（Matte. Ricci, S.J.）神父字西泰，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十月六日生于意大利玛尔该（Marche）区的玛柴拉塔（Macerata）市，当时是圣沙勿略在上川岛逝世前约两个月。玛尔该区位于意国中部的东海岸，玛柴拉塔城位于山巅，是一座负盛名的城市。人民简朴淳挚，事主颇见诚恳，纳匝肋圣室便保存在它附近的劳来德（Loreto）镇上。

玛窦年幼时，活泼伶俐，聪明过人。到达学龄，从孟尼阁（Nicol。Bencivegni）塾师读书，德学进步甚远。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耶稣会于玛柴拉塔开设公学，玛窦报名读书，七年之久，成绩优良。隆庆二年（一五六八），玛窦中学卒业后，被送往罗马日耳曼学院，肄习法律。课余之暇，常到耶稣会院和耶稣会土攀谈，并且加入了圣母会。不久天主的神光使他感到尘世的虚幻和永生的可贵，乃决意为愈显主荣而奉献一生，成为耶稣会士：这正是圣祖依纳爵逝世的第十五年。

玛窦的进入耶稣会，使他的父亲大为不悦。他原是希望玛窦学成还乡，能在政界独占鳌头。现在想不到爱儿要弃俗进会，使自己的希望落空，于是决定去罗马把爱儿召回。天主使他三次行前罹病，最后幡然悔改，欣然允许利玛窦进会，并且还鼓励他永远忠于自己的圣召，艾儒略（Jules Aleni,S.J.）神父，在大西利先生行迹一书中，论玛窦神父的父亲关于爱儿的圣召问题说：

「西泰利先生玛窦者……十余岁时即有志精修。父以科第期之。冀绍其家声。送至罗马京都，就名师习诸科学之蕴奥。既三年欲遂修道夙怀，不愿婚娶涉利名。求入耶稣显修会，时年十九矣。因致书于父，具言此意。父骤闻未之许也，欲往罗马阻之。及起程忽得病不果往。稍愈又欲行，行又病而回。如斯者三，父乃幡然改曰：是殆天主所默卷欲使其传道于四方也欤？我安可使功名一途加诸钦崇天主上乎？复书具述层病之由，谆谆加勉。」

隆庆六年（一五七二）五月二十五日利玛窦被遣往佛罗棱斯（Florrence）小住。是年九月初返回罗马。他在初学期间认识了范礼安神父，利氏的良善、温和、恳挚、聪慧、忍耐、高雅、圆通，在范礼安神父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该年九月十五日，玛宾发了初愿。三天以后（十七日），利玛窦进入罗马学院攻读哲学和神学，共五年之久。这座罗马学院便是今日罗马圣京额我略大学（Gregory University））的前身。在这座罗马学院里，他曾受过未来耶稣会总长阿瓜未哇神父的训导；也曾接受圣师伯辣民（St．Robert Bellarmino，S．J．，1542—1621）枢机的哲学、神学课程。伯辣民教授很重视利玛窦，日后对于中国的传教事业很是关心；在万历四十六年（一六六）曾经修书鼓励中国教友忠于信仰。

者意见外，还有当时在科学界特别是数学、并天文学、和历算界，颇负盛名的克拉味（Cristoforo　Clavio，S．J．）神父，在数学、几何学、历算学、建筑学、水利学上也给与利玛窦莫大的影响。日后利玛窦在中国讲学所用的几何书籍便是克拉味神父着的辣丁文「几何原本」。克拉味神父，中文亦称之为丁氏，原名克劳（Christophe Klau,SJ. 或 Clavius），喜靖十七年（一五三八）生于日耳曼巴伐利亚（Bavaria）区的邦拜格（Bamberg）巴城。十七岁（一五五五年一月）进耶稣会。由罗马被派往葡萄牙，充分显示了在科学上的才能。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О)曾在葡京里斯本观测过整个日蚀的过程，回罗马后修完神学课程，立即被委教授科学，获得教宗揆国十三世和西斯笃五世的器重。和他同时的许多科学家，像发明天文望远镜的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和他交往甚密。揆国新历（Gregorian Calendar）的制定，他曾参与其事。此外日耳曼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刻白尔（Johann　Kepler，1571…1630）和他也有来往。在这位名师的督导下，利玛窦的科学知识在各方面都奠定良好的基础。

利玛窦在罗马耶稣会罗马学院肄业时，正逢教宗揆国十三世在位之初（一五七二至一五八五年）。这位热爱耶稣会的伟大教宗在位时，除了制定揆国新历，改善和法国、日耳曼、波兰的政教关系，开设匈牙利、英国、希腊、亚尔美尼亚（Armenian）和玛罗尼戴（Maronite）学院，以栽培未来的传教士扩大罗马学院为揆国大学（Greyory University）外，还是一位积极推动外方传教事业的领袖。他被称为「传教区的教宗」，当之无愧。在传教修会中，他寻到许多得心应手的耶稣会士，把在中国并日本传教的事业托给耶稣会兴办。他在驾崩前，亲自接见了麦基达神父所率领的日本天正使节团，心中的愉快，非外人所可推测。在这位伟大的「传教区教宗」的影响下，利玛窦向往中国传教的

万历五年（一五七七）春，东方耶稣会传教区主任代表（Procurator Missionum）席尔瓦（Martin da Silva,S.J.）神父，在罗马和总长神父迈尔古里商讨派遣更多的有为会士东来。利玛窦神父把握这时机，也向总长申请准往东方传教，获得了总长的批准。

利玛窦动身以前，总长神父允许他到劳来德纳匝肋圣室去朝圣，趁机到玛柴拉塔故乡和亲友告别。利玛窦为了献给天主更大和更完整的牺牲，没有接受这项能回家的许可，但是却设法和席尔瓦神父及巴范济神父觐见教宗揆国十三世。万历五年五月十八日，利玛窦离开罗马，经佛罗棱斯、热那亚前往葡京里斯本。因为开往印度的船只已经解缆，他便被派往哥印伯拉（Coimbra）耶稣会主办的学院中学习葡语。次年（一五七八）三月二十四日搭乘葡国船只圣路易号，和罗明坚、孟三德等神父起程东来，同行的还有另外两艘船只。这批耶稣会传教士共十四位，其中七位属葡籍，六位意籍，一位比国。他们在船上困居半年之久，于同年九月十三日安抵果阿。

利玛窦抵达果阿略事休息后，便在会院继绩未完成的神学课程。不久委任教授卧亚修院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课程。一五八О年春派赴古晋（Cochin）执教半年后，即晋升铎品，七月二十六日圣妇亚纳瞻礼日举行首祭。不久返回果阿，继续攻读神学两年。在这期间，为了栽培印度本地神职人员，他曾向罗马耶稣会总长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大公无私的原则。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四月十五日，接到范礼安监会神父的命令，调赴澳门，准备进入中华传教。不久便搭舟离果阿，于七月三日抵马六甲。八月七日抵达我国南海之滨澳门，开始努力学习中文，住在罗明坚所开创的小学里。此后直到他逝世于北京（一六一O），未尝一日离开中国的疆域；他在我国共二十八年，他抵达澳门时，将交二十八岁，

万历十一年夏，利玛窦随罗明坚神父曾往香山和广州办理「路照」事项，小住数日。该年（一五八三）九月初，随罗明坚神父由澳门动身，九月十日抵达肇庆，协助罗明坚神父建造「照花寺」；印刷「天主实录」一书。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九月绘与图题名「舆地山海全图」。万历十二年十月间，首次刻印，图上印有适合国人的注释；并且帮助罗神父宣讲福音，接见一些外国入贡经粤的钦使、贵宾、和访客，并研读华语。

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罗明坚神父离开肇庆后，这新开创的传教中心，便由利玛窦一人负责。他继续用祈祷、学术、并文化方面的传教方法，稳健地、坚忍地在天主圣宠协助下，推动这艰巨的传教事业。

范礼安神父在澳门，接获利玛窦和麦安东两神父安抵韶州，并且得到地方长官批准择地建堂，非常欢喜，立即委派钟呜仁和黄明沙两名中国青年热心教友前来邓州协助利玛窦开教。利玛窦认为：为使我国亿万人民皈依真主，需要积极栽培本地传教士和会士：于是商得范礼安监会长的同意和批准，乃于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二）正月一日耶稣圣名瞻礼在韶州耶稣会会院开办初学院，正式收钟鸣仁和黄明沙入耶稣会：这是在我国境内第一批本籍耶稣会士。

韶州的圣堂和神父住院已经建立，每天前来问道的人虽然不少，但是领洗归正的却寥寥无几。韶州是禅宗的圣地，僧侣的势力很大。这些僧侣对利神父的工作横加阻挠。明季国人对沙门释子并不重

瞿太素江苏常熟人，父名景淳，官至礼部侍郎，逝赠尚书，家居丹阳，号称大宗伯文懿公。太素名汝夔，生于嘉靖廿八年（一五四九）。父亲去世后，携带妻子周游各地，万历十七年在肇庆时，曾经和利玛窦相会于僊花寺，倾谈之下，很是投机。太素对利氏的学识渊博很是钦佩，欲拜之为师。此次利氏北迁韶州，适逢太素寓居南雄。瞿太素特地自南雄赶来韶州，在光孝寺觅得一室，次日来见利氏，拜利氏为师。利氏便把丁氏所著的同文算法、浑盖图说、并欧几里得几何学做为课本给太素讲解，前后约两年。在这种讲授中，利氏往往向太素讲解天主教教义。太素也提出一些疑题向利氏质问，获得倾心悦服的答案。只因有妾在室，不能立即获得领洗大恩。万历三十三年（一六O五）因黄明沙修士的劝告，扶妾为正，才由王丰肃神父手中领受圣洗。

藉赖讲解科学的机会，利氏由太素那里更明了我国学术界和学者的心理和倾向。他决定请求耶稣会长上，批准放弃袈裟，留须留发，改穿儒服。不久获得罗马的批准。于是利氏等改穿儒装，头戴方巾，身穿童生服，自称道人，见客时拟秀才礼。此外瞿太素也把利氏业师丁氏的几何原本第一卷译竣，并且使利氏更加认明，为使我国迅速接受福音，传教士应当精通我国的经、史、子、集，崇尚敬重儒术，虚心了解中国学者的心理，注重学术传教；熟谙我国的语文和书法；和中国的领导阶层人士多来往。无疑地，在韶州的两年讲学，利氏由瞿太素所受的高级文化熏陶和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在

利氏死后仍然在中华耶稣会中赓续着。并且可说，一直到十八世纪末叶，耶稣会在华解散时，这种影响领导着、支配着一百九十年（一五八三—一七七三）的在华耶稣会传教路线，和四百七十二位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的工作，瞿太素在中华天主教开教史上功不可没。

在瞿太素的影响下，利氏和其他会士又开始跟随中国老师研读四书五经，并且恒心练习书法。由万历十九年开始，一连四年，利氏才把四书译成拉丁文，由南昌寄往澳门，转托回欧的神父带回罗马。艾儒略说：

在文化水准很高，历史悠久的中国，传教事业应当明智稳健地渐进，使中国文化和基督的福音水乳交融，使中国的文化受到基督启示福音的潜移默化和影响而升华；使基督的神国在不知不觉间出现于中国，并且根深蒂固地永远延续下去，成为中国化的圣教会，成为符合国人心理和生活方式的本地公教会。这种看法，无疑地在十六世纪的九十年代，甚至在现今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正确而需要的。这些看法也是瞿太素所一再强调的。

利玛窦是一个开创事业的人。为了使中国的圣教会，获得巩固与扩展，他认为北京和皇帝是应当设法接近的。他来韶州已有六年了，教会的根基表面上可说相当稳固，利氏心中又兴起了晋京面圣的计划，他希望皇帝能钦准自由开教于中国的要求！

利玛窦来韶州已有五年多，已能适应中国人的心理。他当时正着手编写「天主实义」一书。这时他就要离开广东省，向皇帝的京都进发，心中充满了希望和离别的悲哀。一五九五年暮春，利玛窦儒冠、儒装，辞别了韶州和南雄的教友，拟经过南京前往北京。

利氏抵南京后，立即拜访一些在广东认识的故人和旧友。他遇见刘节斋的儿子刘五爷，和鸿胪寺礼部侍郎徐大任，相见其欢。利氏告诉徐侍郎，拟在金陵拜访旧友后小住一时期，准备进京面圣。徐侍郎认为，当时朝鲜正烽火连天，利氏为外国人，目下不宜久留南京，更不宜冒险北上京师，执意要他重返广东，等待日后，情势好转后，再来金陵不迟。利氏听后，也认为时机不巧，决意暂回南昌，等待适宜时机的到来。利氏一行人乃怅然离开南京，溯江而上。抵达南昌前一夜，利氏梦见吾主显现，鼓励他勇敢地在这文化悠久的中国宣扬福音，并且许诺「要在两京助佑他！」之后，利氏便似乎进入皇城，畅通无阻地自由行走。利氏由睡梦中醒来，眼中仍合着热泪，心中充满了慰藉，深信这梦境来自天主，将来有一日，天主要运用他这无用的仆人，把福音的真光带进北京和南京。

利玛窦来到南昌，除了接见并拜访客人外，也为一些学者讲授科学知识，并撰著「天主实义」、「交友论」、「记法」，并翻译四书为拉丁文。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冬，为答谢建安王，利玛窦把著成的「交友论」一小册，和绘就的世界舆图一本，用西法装订成书送呈建安王。此外还制成两只钟表，和两只地球仪，分送建安王和陆巡抚，陆巡抚所要的「记法」一书，于次年六月间，脱稿抄送巡抚陆公。不久这本书由朱鼎濣作序，在南昌出版，题名「利氏西国记法」。

「交友论」是利玛窦神父于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阴历三月十五日以中文写成的第二部书。这部书于万历二十三年冬在南昌出版。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南京刻版重印。万历二十九年（一

六O一）北京刻版再印。万历壬寅（一六O三）和利氏的「近言」收入「笔尘」中。崇祯二年（一六二九）收入「天学初函」。民国三年上海神州日报分期铅印。利玛窦这部书共有格言一百条，其中七十六条取材于賚桑代氏（Andreas de Resende Eborensis）的「格言与典型」（Sententiae et Exempla）一书，二十四条由利玛窦自拟。书中讲论朋友的意义、重要、和惯例并益处。文辞堪称典雅，曾经王肯堂进士润色。

中国的教务在天主的助佑下渐渐扩展。一五八四年教友仅有三人；一五八五年达十九人；一五八六年四十人；一五八九年八十人；一五九六年（万历二十四）已达一百余人。于是范礼安计划把中国大陆的教务行政，脱离澳门耶稣会的权限，而使中国大陆的耶稣会传教区成为独立的组织，委派利玛窦神父为第一位在华耶稣会传教区的会长，统摄一切教务，直接受监会神父节制。这项规定是在万历二十五年夏，范礼安神父由印度去日本，途经澳门时所决定的。利玛窦担任这项职务直到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O）逝世北京为止。

范礼安神父任命利玛窦神父为中国教区会长时，向他示意，希望他尽速设法去北京，以得皇帝的庇护，并且送给他圣像、钟表及其能帮助推动教务的什物来。此外还给中国及日本耶稣会传教区合派了一位会计神父，负责筹划教区所需要的经费和物资；并命澳门耶稣会会长负责一切中国传教士路过澳门的开销。在范礼安神父的示意下，利玛窦积极地准备晋京面圣。

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七月二十五日，利玛窦等离南昌经南京，于九月七日抵北京城。小住两月，不能久留，返回南京，购屋以居。万历二十八年（一六OO）五月十八日，携带贡品，方离金陵而去北京进贡。

利氏两年在南京和北京，都受到学者名流和钜卿的崇敬。其中有像王肯堂、瞿太素、王应麟、陆仲鹤、王忠铭、赵心堂、李心斋、祝石林、刘斗墟、王顺庵、刘心同、赵邦靖、沈蛟门、冯琢庵、曹于汴、吴龚公、李我存、徐玄扈、杨廷筠、程大约、李日华、陈仪、陈侯光、应撝谦、李玉庭、朱鼎濣、谢肇淛、张尔歧、邹元标、曾宏等，虽有不少反对利氏的科学见解，和所传的天主教，但是对利氏的人格高尚，和学识渊博，并克己爱人，却都给予同样的赞誉。

利氏这种针对我国的特殊环境、慎重、稳健、不事声张、不求目前可见的成千累万的皈依教友的传教方法，无疑地和当时在美洲、南洋、印度，甚至日本的传教士所采用的方式很不相同。这种迂回迟缓的方法，当时曾遭到欧洲许多耶稣会的恩人、神识人员，甚至一些同会的弟兄的批评。但是利玛窦和东亚耶稣会监会神父范礼安却认为这种路线是正确无误，也是极为重要的。这种路线曾经获得罗马耶稣会总长阿爪未哇和西班牙斐理伯二世，斐理伯三世（Philip III，1598—1621）的大力支持。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圣母升天瞻礼前夕，利玛窦由南京，曾写信给罗马的耶稣会士高斯塔神父（Girolam。Costa, S.J.）。信中向他报告去岁的北京之行后，更对在华传教的路线加以解释和辩护。现在我们就把这封信的主要精华片段，依据罗光主教的译文录之于下：

「来信说，有人愿意看到多数的中国人归化的消息。神父，你知道我和我的同伴们日夜所想的，无非也就是这件事，我们离乡背井，如今住在这里，穿中国衣服，吃中国饭菜，住中国房子，说中国语言，无非也就是为了这件事；但是天主不愿意赏赐我们看到更大的成效；然而实际上，我们工作所得的成效，较比别处成绩惊人的传教事业收效更多。因为我们现今在中国所处的时代，既没有到收获的时候，也还不是播种的时候，如今只是开荒的时候，我们要披荆斩棘和毒蛇

猛兽搏斗。将来有一天，另外有一些人因着天主的圣宠，来写中国人进教和信仰热诚的历史。可是你要知道，为了有那一天的历史，先该有人做我们如今所作的事，而且将来收获的人们要将他们成效的大部分功劳归于我们；只要我们能够把该做的事抱着爱德做去。为了使神父知道这面的情形，我可以简略说这些话。

中国和其它的国家民族很不相同。中国人是很明智的民族，喜好文艺，不尚武力。中国人又很聪明，对于古传的宗教迷信，现今较比以往更加怀疑；我时常明明看出，在短期间内可以归化大多数的中国人。但是因为中国人和外国人少有往来，对于外国人常怀疑心，时常害怕，尤其是中国皇帝，因为祖宗以武力取得天下，深怕有人用武力夺去他的王位。因为若是多数信教人和我们结合在一起，马上就要使人怀疑我们收徒聚众，图谋不轨。这就是使我们的工作不生大效的原因。惟一的明智途径是慢慢取得中国人的信服，排除他们的疑心，然后再劝他们进教。依靠天主的恩佑，在这一方面我们所做到的已经超过了我们的希望……」

万历二十九年（一六O一）一月二十四日，利玛窦等抵达这具有「诗样情趣」和「画样意境」的北京城，因马堂太监的关系没有经过礼部，径赴宫门外的太监应殿，并且寄宿在那里。当夜挑灯登记贡品，依据「熙朝崇正集」的记载，利氏的一只品计有：

此外，藉赖绘制舆地全图，和撰写有关护教、神修、天文、地理和数术的书籍，利氏吸引了我国当时许多学者的注意，和政界领袖甚至皇帝的重视；趁机和地方领袖能建立起友谊，使草创的在华圣教会得以稳固；并使福音的真光照耀在外教士绅的心田，因而成为国人归依基督的远因，宣扬天主教的这种收获，无疑地是利玛窦绘制舆图和撰写书籍的主要目的。

利玛窦自万历二十九年（一六O一）一月二十四日抵达北京，直到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O），五月十一日安逝于主，共有九年多的时光。他藉赖宣讲福音，和强化教友内修生活，奠定了北京的教会基础，他使中华的圣教会在中国境内植根。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当他逝世时中华的教友已有二千五百之谱。他在死后更为在京的教士获得一块敕赐的墓地，称他是近代中华教区的先驱不为过誉；称他

是中华教会的创始者，也可当之无愧。一般学者公认：我国近四百年来，思想学问渐趋于精密细致和科学化，是深受利氏的影响。利氏和以后的传教士把我国固有的儒家孔、孟思想介绍到欧洲，也帮助促成西洋的启明运动。利氏的学术传教是我国近代史上中西学术交流的开始。「明史」对这学术交流的记载未免过简，治「明史」者，应特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