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利玛窦与教会本位化-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这是本届神学研习会最后的一次演讲，前面已经研讨了利玛窦神父的生平、灵修与传教生活，以及如何应用有效的大众传播工具——中文著作，向当时社会的主流人物宣讲基督的福音。因而发现在他身上有很多事与我们今日的传教具有密切的关系。现在我愿意自教会本位化的角度为四天演讲的重要内容作一综合。

首先必须声明的：教会本位化是现代神学、传教学的概念，我们并不想利玛窦已有此概念。我们只能回顾利玛窦的传教生活，发现与教会本位化有关的因素：有的接近教会本位化；有的几乎已是教会本位化的工作。所以，这一综合一方面纪念他，另一方面针对现代而继往开来。本文分三部分：

从一九七六年以来，中国主教团提出了「教会本位化」、「建设地方教会」这一口号。不过，「教会本位化」一词今日已被极广泛应用，凡是教会和当地文化有某种接触，往往就称它为本位化。为此传教学上像适应、权宜等等有时都混称为本位化。其实，教会本位化严格而论，至少包括下面的四

教会有基本的两面：一是教会的大公性，构成大公教会的因素，主要的就是保禄在厄弗所书中提出的：一个身体、一个圣神、一个希望、一主、一信、一洗礼、一位天父……（弗四4~6）。也就是说，教会无论在什么地区、任何时间，都是这样的大公教会。

另一面便是地方教会。它是生活在一个文化地域的天主子民。按照梵二大公会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第19号」，地方教会是「深入社会生活，和当地文化相当和谐，并享有相当的稳固基础」。因此教会的种种大公因素，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深入当地社会生活中，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教育等等领域。地方教会不是处身在社会边缘上，而是基督化了本地居民的生活。这是构成地方教会的首要条件；也等于说教会真在地影响、改变了当地的生活型态。

至于构成地方教会第二个重要条件就是与当地方文化密切配合。教会的组织、礼仪、道理应用当地的文化来表达。当然，当地文化并非仅指狭义的哲学、文化、艺术，而是包括整个生活方式。在这里已牵涉到很深的降生神学。圣言成了血肉，祂是真实的人、犹太人；同样教会在耶路撒冷成为与犹太文化和谐的耶路撒冷教会，在格林多成为奥希腊文化和谐的格林多教会。

教会虽是天主的团体，也是人间的团体，具体而言，构成地方教会的第三个条件是，应由本地信文组成，并在这些信友中，产生领导该地教会的圣统，物质和经济方面，也由当地信友支持，这样才能有相当稳固的基础。

教会历史的初期，大公教会与地方教会两面，一般而论，保持得相当完美。尤其在保禄的著作中，一方面有大公教会的信念，另一方面呈现出地方教会的面貌。但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尤其当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分裂之后，大公教会遭受分裂，而西方在罗马教会的强大影响下，尤其十一世纪之后，地方教会的色彩逐渐衰微。

利玛窦的生活背景是十六世纪的欧洲，当时新教初期，猛烈攻击罗马教会和教宗的身分，导致罗马公教会更强的中央集权，要求西方教会在道理、礼仪、管理上趋向一致化（不过，当时罗马公教会也只限定在现在的欧洲地区。）当然在这种气氛中，神学界自然对地方教会不予以重视。利玛窦便是受了这样的神学培养。不过他的生活智能以及他在天主圣神灵感中所表现的信仰意识，却超过当时教会学的限度。换言之，地方教会的内涵，多多少少在他伟大的心灵中已有所感。试看他后来传教生活的许多行动，便可以这样肯定。

教会初期对地方教会相当重视，同时神学上对文化的宗教足够积极。至少东方亚历山大里亚的教父对希腊文化十分看重；若以神学言语来说明，他们提倡所谓「圣言的种籽」理论。太初的圣言不断地在人类历史中行动着，不仅在以民中，也在其它文化中撒种。因此，这些教父们认为希腊哲学含有天主圣言的种籽。所以教会在这个文化区很自然地配合当地文化，汲取其精华来表达自己的信仰生

那么，在利玛窦时代对文化与其它宗教又有怎样的一种神学呢？上面说过在利玛窦时代，地方教会的意识低落，实在与当时神学界对文化与其它宗教的立场有关。十六世纪的欧洲神学继承奥思定思想，承认基督宗教之外，在天主的照顾下，人类可以有高尚的伦理生活。但对宗教而论，神学家认为：只有唯一真宗教（基督宗教）能教导人与天主来往的真理。消极而言，基督宗教外没有救恩真理，其它宗教非但不能引人得救，而且来自败坏的人性，毫无救恩价值。这种神学理论实在影响利玛窦后来对佛教、道教的态度。

今天梵二大公会议后的神学，一般而论，对所有的文化与宗教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一著名文件中，承认其它宗教也在天主的照顾下，也有寻求人类「得救」的真理。其次，「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对所谓文化有更广的看法，包括政治、社会、经济……，人类在天主的领导下，在各种领域中谋求人性的完成。这种新态度有利于地方教会的意识化，也引起建设地方教会的需要。

再进一步，所谓建设地方教会，实在建基于基督宗教面对文化与其它宗教的超越与内在两面。教会是超越的，它本身不是文化；它来自天主，接受耶稣基督来自天主的启示。所以作为宗教而论，它也是超越的；也因为它是超越的，便能内在于任何文化，甚至吸取其它宗教的因素，只要那些文化与宗教的因素、与天主启示的真理不相违背。因此，教会不单是超越文化，同时又能内在于文化，并且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第21号」，把一个理想的地方教会很具体的描述出来。它是由基督信友组成的团体，在某一文化区中由足够的区中由足够的天主子民来领导；在信仰、礼仪、道理上配合当地文化的思想型态：意即信仰表达、礼仪生活……各方面应当反映出这一文化的面貌。甚至教会的结构与新的职务，也能与本地文化配合。理想的地方教会面对本地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能够讲出基督信仰的讯息，让人分享福音。正如故于斌枢机主教曾说过的：「中国基督化；基督中国化。」

利玛窦在传教的起始，当然不会有这样成熟的概念，但他的信仰意识在天主圣神潜移默化下，却不断地发现传教的正确方向，试着不同的传教活动；自今日的本位化角度看来，似乎多少都与建设地方教会有关。下面我们便分为两方面加以探讨。

尽管利玛窦是一位知识分子，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能著书立说，但他绝不是一位传教理论家。相反，他是一位非常实际的传教士：他注意四周的环境和具体生活中的人，他那充满传播基督喜讯的心，不断地摸索、观察、寻找可行之道。最后他信仰经验中发现的传教途径，远比书房中想出的资料更为宝贵。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最早到的地方是澳门。那时，领导东亚传教的是闻名的范礼安神父。他积极支持中国传教士，而且为他们在传教方面提出具有远见的指示。他认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崇高，人民温文有礼，这样一个优秀民族，不久一定能接受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坚决主张应当派遣最有学识，兼有德行并干练的会士来中国。他的传教政策是特别强调学习中国语言；另外在生活方面，也要尽量吸收当地善良的礼俗。对传教而论，在十六世纪，葡萄牙殖民势力占优势的背景下，这实在是一个新的方向。

一五八三年，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位耶稣会士同时进入中国，获准居留肇庆。最初，他们遵照长上的训示，以中国僧侣服饰出现。他们如何认真去做，不必多述。不过，他们为宣现传福音的理想，为接触四周的人，接受当地习俗，应用本地言语，这只能说是「适应」，还谈不到教会本位化。虽然他们在适应的工作上做了很多事，但只是藉此接触旁人，还没有肯定这些习俗的内在意义与价值。「适应」多少给人一种肤浅的印象。不过，实在而论，教会要本位化，第一步是适应，否则是缘本求鱼。

面对今日建设地方教会，我们甚至在适应方面尚有斟酌的余地。客籍传教士，不用多论，即使本国弟兄姊妹，平常所使用的言语和表达的方式是否属为四周接受与了解？今日教会内像利玛窦一样，参与写作行列的人的文字是否读起来如同行云流水，或者还是格格不入。这些最基本的适应工作已经足够反省的了。

利玛窦与瞿太素交往，因此获得不少接近儒者、缙绅的机会，后来在南京和北京受到学者名流的崇敬。任何社会中都有所谓的「主流」，他们的言行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行动。利玛窦看出代表当时社会的主流人物是儒家的士大夫。假如他们接受福音，于是风行草偃，他人无形中也受福音的影响。

利玛窦能抓住要点，通过主流宣讲基督讯息，我认为这是走向本位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至于具体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就难以估计了（虽然在一六一O年，利玛窦去世时，各地受洗的信友才有两千五百人。）。主流代表一个文化，他们受到福音的感化，也就是一个文化的吸收福音。这是教会本位化的基本工作。

教会在传教历史中每一阶段都有一些重要名称，二十多年前，传教学家提出「福音前导」这个专门名词，这是日本传教学家Alfonsn M. Nebreda, S.J.在Kerygma in Crisis? 一书中强烈提出的，传播喜讯在传教区事实上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那是因为传播福音之前缺少准备工作：了解文化、接触文化。所谓「福音前导」包含好多不同的内涵，或者自理性与传统出发，先证明一些信仰假定

利玛窦在他的朋友瞿太素的暗示及他自己的观察下，决定改穿当时士大夫所穿的儒服；这是在利玛窦整个传教生活中极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他与许多儒者谈论学问、讲论科学，并不直接谈宗教问题。我们可以称他的这种方法即是上面所说的「福音前导」。他的代表作「天主实义」，是当时标准的「福音前导」书，内容一一揭露中国的传统文化绝不与他所传的基督福音相冲突。

今日我们要深入社会，建立地方教会，「福音前导」实在有其必要。相信大家都可看出，教会在我国依旧遭受误解：有的来自历史，有的来自文化。除非我们做好「福音前导」的工作，难能引人接近教会。当然利玛窦「天主实义」的纯粹理性的方法，今日「福音前导」专家已有较新、较合乎教会本质的纠正与更新。不过某种程度的准备工作，为传播福音之前常是需要的。即使有些教派认为不必准备，只要如同保禄一般直接传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够了。不过这究竟是例外的态度，一般而论，我们还得如同利玛窦一般，根据当代文化指出福音的可信性。

有关祭孔敬祖问题，利玛窦时尚未产生以后中国教会的礼仪之争。那么他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我们说过，他不是一位在神学与传教方面的理论家；他只是根据自己的观察、询问、以及在实际环境中的反省，认为那些习俗并非属于某一宗教组织的礼仪，而是中国社会中的传统。为他而论，并不含有迷信因素，因此他认为领洗后的基督徒可以参与这样的祭孔敬祖。按几位研究利玛窦的专家的意见，

权宜、通融并非就是本位化；但是教会走向本位化目标的途径中必须保持的态度。面对一个文化区域的习俗，除非显明与信仰不合，不宜贸然判断，抱着消极与敌对的立场。尤其在新教友中，权宜、通融是培植信仰的过程。

罗明坚神父认为中国人的宗教情操很深，渴望与神明来往；但是一般的老百姓的宗教生活中，掺杂着不少迷信的色彩。至于利玛窦对于当时的中国宗教是很消极的，因为当时的神学论题否认其它宗教的价值。教会接受天主的启示是唯一的真宗教；除了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教会外，其它宗教没有来自天主的救恩真理。利玛窦受了这样的神学培养，自然对佛教、道教非常冷淡，甚至针锋相对。那本有关宗教写得最多的「天主实义」，对于佛教、道教只顾批判，缺少了解，他自己后来也对这种态度不满，因为这样徒然引起对方的恶感。

利玛窦到了南昌之后，广结各界人士与之交友，进入士大夫阶层与之来往，也就在生活中开始与学者沟通。由于一分实践的天赋，或者我们可以说信仰的态度，便有了今天传教学上相当欣赏的途径。利玛窦的尊重个人与谦虚的态度，不知不觉培养出今日教会中所说的「生活交谈」。他无形中吸取了对方的优点。同时，在生活中不能不流露来自基督信仰的种种因素，对方不但景仰赞叹利氏的为人，在自己生活中都受了影响。他给予当时人有怎样的印象呢？与他友善的一般朋友，甚至当时反对他的著作中，称他是「西方圣人」。和利氏相友善的江建内说：「……非佛亦非老，飘然自儒风。」我们可以隐约想象一位流露儒者风度的利玛窦。因此，具体而言，利玛窦的传教就是在他与人交往的宣际生活中进行着。大家注意的一部著作：「交友论」，便是居住南昌时所写的。作为一个对于交友如此了解之深的人，怎样不会效法对方的品德，同时也表达自己的理想呢？虽然利玛窦自己并没有我们今日对「生活交谈」的意识与肯定，但自今日的传教学看来，他的「生活交谈」的影响却又难以估计。

今日教会处身于多元世界中，我认为教会团体不该再限于思想交流的工作，而更是在生活各方面，平等接触，根据福音思想提出自己的立场——来自基督的立场，与别人分享，也诚意地愿意聆听和接受别的团体的看法，并在平等讨论中互相观摩，而各有影响。

利玛窦阅读中国古籍，同时与文人学士结交，根据自己的观察，发现中国人是特别景仰道德，愿意修德的人，而且行为良好（这当然是指那些与他接触的人士），实在具有高度伦理生活。他在致澳门耶稣会副省长的信中清楚表示：「……有史以来，中国人就遵守人性的天理，较我们西方人还完善……」利玛窦自己认为在中国学人中间必须注意良好的生活，要求合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的标准。在当时中国学者眼中，利氏是西方「圣人」，表示他的确已经具有合乎中国道德标准的人格了。总之，这是他作为基督信友，耶稣会士因有的修养，不过这修养是他在中国风土二十七年中吸取了许多东方儒家的特殊面貌。

利玛窦时代，教会承认有关伦理道德，教会之外不乏天主的照顾而有良好的生活，他却能吸收本地伦理思想，把信仰中的伦理贯穿和谐，这就叫伦理学的本位化。这在顾保鹄神父的演讲中清楚地指点出来了。

澳门已经创办类似今日备修院的团体。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不久便开办初学院。这实在是建设地方教会的远见之一。事实上，利神父在当时传教生涯中，不少工作是由那些初期中国耶稣会士负责分担的。尤其当一位外籍神父不便亲自出面时，他的修士为他解决了好多困难问题。可惜，这方向在后来中国传教史上没有进展，反而处处受阻。

不过利玛窦的文化工作中常有一个教会幅度；在当时教会学的角度中，他显出自己是奉「教化皇」（教皇）东来中国。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对教宗的介绍已经表示他的意向了。这个最高位的教化皇，专门代替天主颁布教令，以训导世界为自己的职责，然而他不结婚，只选贤者继位，其余国家君王都臣服于他。他委托各地的道德贤明之士（主教们），在许多国家中代替教诲治理。这实在反映出中国传统尧舜时代的理想。利玛窦引人认识的教会，支持他所传一切的可靠；但教会由于传教士的工作与生活更加显得可信。一方面由于他所介绍的教会的性质，使人了解他教导西方学术的动机与精神；他没有别的企图，只是为了传道，这已经含有教会的大公精神。另一方面，利玛窦在科技上的高水准，使人联想到教会生活各方面的丰富，因而接近福音。实际上，利玛窦的文化工作常与教会幅度；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教会面貌与文化工作相联，两者之间构成密切的相互关系。

的理想，圣善的情操，高尚的道德，引起社会大众对教会本身的肯定。假使我们要深入社会，建设地方教会，必须具有吸引社会大众的面貌。同时，它的文化工作应有足够的品质。没有前者，即使文化水准高，会使人怀疑教会文化工作的动机。没有后者，即使教会的面貌好，会令人惋惜教会为什么去做那种低水准的文化工作。所以传播福音的教会幅度，今日更为传教学所强调。

正如这篇演讲开始所说的，我们只是把本届研习会所有题目自教会本位化角度作一综合。利玛窦神父在传教生崖中所有的重要活动，直接或简接都可以与本位化相连，虽然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尤其在神学界中，并不重视，甚至阻碍地方教会建设。因此，如果我们说利神父是传教史上的先知实不为过。

不过，先知性的行动并非个人的创造，而是天主圣神的灵感，以及信仰意识的实现，而这一切需要灵修生活的配合。那么利玛窦的神修、传教灵修，实在是接受来自圣神灵感的田地。所以中国教会在纪念利氏来华四百周年时，不但赞叹他的传教创举，而且也应该访效他的灵修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