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去年十一月六日在法国巴黎，由耶稣会文化中心与利氏学社联合主办了以「西方与中国的沟通」为主题的纪念利玛窦神父的会议。据说会议中一个重要论题是，利玛窦神父与中国人交往时的尊重个人与谦虚态度。此与同时代其他地区许多传教士的「征服者」姿态完全相反。

    我自己曾在「教友生活周刊」发表过一篇题名「自圣方济沙威到利玛窦的传教方法」（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其中曾提出利神父传教生涯中的「生活交谈」。果然「生活交谈」是现代传教学的名词，不过所指的该与上述巴黎会议中的论题不约而同，因此引起我继续发挥的意愿。

首先，我不想把利玛窦的待人接物态度与同时代其他地区许多传教士的「征服者」姿态互相比较。因为这是非常抽象不针对实际环境的论调。当时其他传教地区，不是西班牙（拉丁美洲），便是葡萄牙（东亚、印度）的殖民地，这与「征服者」姿态的传教极有关系。至于利玛窦神父，处身东方之文化大国，直到他死在对于外人常有怀疑的明代北京，常感坐立不安，显然与别处的情况大不相同，因此把他的态度以比较的方式提出来讨论，依我看来，是不必要的，而且反而能够引起无谓的讨论。为此我只愿直接探讨利玛窦的「生活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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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谈可说是当代教会处身于一个文化与宗教多元世界中的新态度，自从梵二大公会议以来，尤其经过教宗保禄六世的首封通谕的强调，于是在不少传播福音的会议中纷纷研讨交谈、生活的交谈、文化的交谈、宗教的交谈。本文不拟泛论有关交谈的各种问题，这里只是为了肯定利玛窦的特殊态度，先对交谈的现象做一简单描绘。交谈至少发生在双方之间，而且基本上要求彼此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交谈中双方各有自己持守与信服的立场；然而真实的交谈同时双方互相尊重，承认自己的立场不一定如此十全十美，因此可以吸收对方的优点。当然双方也都渴望自己信服的立场受到认同；总之，交谈是共同寻求圣善与真理；是给与和领受的沟通。为此，交谈的态度是尊重、谦虚、聆听、了解；是持守真理，也是准备修正。反过来说，交谈不是敷衍、妥协等表面性的苟同。

教会今日提出交谈的态度，一方面果然发现自己处身于一个多元世界中，如果期望接触他人，必须平等地来往；另一方面也有更深的理由，那是因为它承认教会之外，圣神在人类中的照顾与启迪，不论在生活中以及文化宗教上，都产生极大的效果。教会不但可以给与，甚至也能接受教会之外来自天主的许多恩赐。于是这个教会活动的新名词「交谈」便流行各地了。教宗保禄六世甚至将教会的交谈称之为「救恩交谈」。不过，作为交谈而论，教会并不直接寻求对方的归化，使之加人自己的团体，它唯一渴望的是将自己的立场——来自基督的立场——分享给别人；但是由于教会自己也不敢肯定已经清楚地拥有一切真理，所以它诚意地愿意聆听，也准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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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只是非常简单地描绘了交谈现象，下面我们要写的便是利玛窦的生活交谈。当然利玛窦时代，教会并没有提出「交谈」的名词，甚至我们也该说，一般而论，它并没有交谈态度，不过我们发现利玛窦自己却不知不觉地培养了今天所说的生活交谈。

    首先，我们得承认他所处的环境本身要求一种交谈的出发点。明朝中国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大国，它并不是殖民地，传教士虽然自命怀有绝对的真理，可是态度上不能不有些「低头服小」，无论如何，不可能有「征服者」姿态。当然「低头服小」也非交谈，那么利玛窦的交谈精神究竟出现在那种情况中呢？

    据我们看来，在宗教问题上，大体说来，鉴于当时的神学思想，利玛窦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交谈态度来。那本有关宗教写得最多的「天主实义」，对于佛道两教，只顾批判，缺少了解，绝无沟通的可能。其次即使面对所谓的「中士」，全书虽然应用交谈的问答体裁，可是西士利玛窦处处显出的是一种「护教」方式，或者可说是「准备福音」。他刻意证明中国古籍与基督宗教的信仰并不反对；也因此在注解上，与明代理学家格格不入，并没有比较开放的交谈精神。另一方面，「护教」基本上只求解释教会的信仰，不想吸收对方的思想、考虑自身的修正。所以「天主实义」虽然在中国境内写成，利玛窦站在传教士的身分上，多少是含有居高临下的姿态，还没有交谈中的平等。反而中士的语气显得有些低姿态！

那么当我们提到利神父的生活交谈时，又指什么呢？这是指利玛窦神父自从脱下僧装，身穿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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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生活。他进人士大夫阶层，开始结交许多学者，与之成为朋友而表现出的态度。居住南昌时，值得大家注意的一部著作便是「交友论」，当时他正广交各界人士的开始，也即是在生活中开始与学者沟通。至于我们所说的生活交谈，主要不是思想交流的工作，而更是由于双方生活上的平等接触，互相观摩，而各有影响。有关这一点，拟于以下逐步说明与分析。

    利玛窦时代，天主教神学普遍地承认的一个论题是：教会接受天主启示，是唯一的真宗教。教会之外，没有别的来自天主的真宗教。不过有关伦理道德，教会之外，不乏天主的照顾而有良好生活。所以根据神学论题，他决不会考虑接近其他宗教。不过他阅读中国古籍，同时与文人学土结交，自然发现具有高度的伦理生活。在他致澳门耶稣会副省长信中，清楚地这样表示：「中国人也是倾向修身事天的（有的人以为中国人不是这样，但是我在这里每天观察，中国人确是如此。）。有史以来，中国人就遵守人性的天理，较我们西方人还完善……。他们是愿修德的人，行为也很好。而且中国古人的经书，是中国最古最有价值的权威的书。书中只讲敬天敬地和敬天地之主。我们只要细读这些书，里面很少违反人性天理的事，反而有许多事合乎天理，比任何讲本性学问的哲学家也不稍逊。我们希望中国古来的许多圣贤因着遵守天理，再加上天主仁慈所赐的恩惠，也可以得救灵魂。……」（罗光，利玛窦传，页二O八。）因此，利玛窦神父与中国学者应酬中，理所当然地，讨论道德文章。不过我们认为更应加以肯定的，是在交友来往中，利玛窦自己的生活也无形中受了影响，可说实际改变了他自己。这还需要更进一步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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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利玛窦自己认为在中国学人中间必须注意良好的生活，他写说：「我们至今，谨小慎微，和中国土大夫来往；他们都称我们为圣人。我希望我们至终常能保全这种声誉。如今在我们会士中，既有好几位品行端方，神学优秀的人，而且没有一人不勉力学习较高的中文程度。」（仝上）字里行间，可以发现与士大夫交友，要求合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的标准。利玛窦根据自己的观察，发现中国人是愿修德的人，而且行为也很好；这当然是指那些他所接触的人士，大概便是他的中国朋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他广交当代文人学士时，已经有了我们所说的生活交谈；这主要的不在于双方彼此交换道德思想，而更在乎共同生活中互相观摩、尊重、甚至效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位传教士，利玛窦怎样会不注重中国人特别敬仰的道德呢？作为一位真实的基督徒，他怎样会不「诚于中，而形于外」地实践呢？作为一个对于交友如此了解之深的人，他怎样不会效法对方的品德，同时也表达自己的理想呢？这样看来，利玛窦虽然身处四百年前，实际上有了今日大家讨论得很热烈的「生活交谈」。

    交谈含有给与及接受，那么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友生活中，接受中国的道德特殊面貌之后，究竟予人怎样的印象呢？这最好由当时人的笔下来求证。

    我们不必求证于明代的三大杰出教友对利神父的观感；只须自与他友善的一般朋友；甚至当时反对他的人的著作中，便可隐约想象一位流露儒者风度的利玛窦。

和利子相友善的汪建内赠诗说：「西极有道者，文玄谈更雄；非佛亦非老，飘然自儒风」（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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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福音流传中国史略卷二上编，页六五八）；另一位姚燮咏利玛窦坟说：「一天开别教，八万里流民，学内儒之墨，臣为常也宾。」看来利玛窦真是在生活中吸取了儒家的道德文章。

    方豪蒙席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一册中，搜集了不少明代学人对于利玛窦的评语，我们挑选有关几条，作为利神父生活交谈吸收中国品德的佐证：「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说利氏：『……见人膜拜如礼，人亦爱之，信其为善人也。』」「利玛窦的道德学问，极受当时人敬佩，连反对天主教的人士也不例外，且有称之为『圣人』的。陈候光著报学刍言，自叙说：『近有大西国夷，航海而来，以享天主学倡，其标号甚尊，其持躬甚洁，辟二氏而崇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圣人生矣。』」（页七四）

    利玛窦死后，北京尹王应麟所撰碑记中，最能引人瞩目的便是关于利神父的交友，我们抽出其中数节如：「……若追笃欢交谊之雅。……竟倾盖投契合之孚，相与诉游长江，览景建业。」

    总之，在当时中国学者眼中，利氏是西方圣人；「西方」，由于他来自泰西；「圣人」，那是他已经具有合乎中国道德标准的人格了。这不是生活交谈中，利玛窦无形中自己潜移默化而有的成就吗？果然这并不否认他作为基督信徒、耶稣会士固有的修养，不过这修养是二十七年降在中国风土之中，吸取了很多东方儒家的特殊面貌。

本文之作由于巴黎纪念利玛窦会议中一个重要主题而发，因而说明了我对于利玛窦神父生活交谈的一些反省。原则上，生活交谈不只是利玛窦接受中国的儒者风格与德性，同时他在生活中不能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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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来自基督信仰的种种因素，因此而为别人所接受。譬如最为显著的是他贞洁生活虽然遭受「不孝」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不知为多少士大夫所景仰，甚或真实地有所影响。由于这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所以不拟再加研讨。不过，教宗保禄六世所说的「救恩交谈」大概便指这方面的影响吧！

    为此，依我们看来，巴黎研讨利玛窦会议，果然清楚地提出利玛窦在东方传教的谦虚态度，实在还可以由传播福音角度来反省这种态度本身的救恩意义。这在当代交谈神学中会有深人的解释。

最后，研究利玛窦的生活交谈，不免令我们怀古思今地问：作为传教士的我们，具有生活交谈的态度吗？或者无形中还染有「征服者」的姿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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