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韩国教友与韩国天主教-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首先，让我们以赞美、感谢天主的心，来欣赏韩国教会的成长历程。韩国天主教正式从我国传入，只有二百年历史，然而，今天它却像是一个、「明星教会」。我希望这个演讲不会让各位感到自责或内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到底谁错了？」相反地，希望能帮助大家体会到，我们是在普世教会中，在基督奥体内，欣赏圣神在另一肢体上的杰作，因而感到欣慰，继续为韩国教会祈祷。

其次，是经由韩国教会这面镜子，认识我们自己。不一定要学习他们的方法，因为民族性、环境、历史背景很不同；但是韩国教会成长的历程和教友角色的演变，却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教会，建设我们的教会；回顾过去，展望将来，在此时此刻答覆天主的召唤。

韩国相传于公元前二千三百三十三年，由檀君开国，今年是檀历四三一八年。西汉末年，朝鲜半岛上有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鼎立。至第十世纪才统一，国号高丽。一三九二年李成桂废高丽，遣使至明，受明太祖封为朝鲜王，这朝代为韩国历史非常重要，通常称为「李氏朝鲜」，前后将近五百年。一八九七年在日本控制下，朝鲜脱离中国而宣告独立，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一九一O年终被日本并吞，仍称朝鲜。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结束统治朝鲜，由美苏两国分据南北—几经波折，无法统一。一九四八年南韩自由区成立大韩民国。一九五0年北韩在苏俄指使下，大举侵犯南韩；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才达成停战协定，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南北分裂。

韩国话属于「乌尔阿尔泰」语系，和汉语很不同。第四世纪，由我国传入儒学和佛教，以汉文记事。初期佛教很兴盛，但十五世纪以后，李氏朝鲜兴儒学，佛教受到排斥，寺庵都建于山林中，对社会的影响力并不大，这可能是基督宗教在韩国易于发展的因素之一。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神父的作品。利神父于一五八三年到中国后，就希望能说服明朝皇帝，准予自由传教。一六O一年他终于进入北京城，虽然没有得到皇帝的公开保证，但直到一六一O年去世，都平安的住在京城。另一方面，利神父一入我国，就体会到儒家传统共十二句），返国后常背诵。韩国史学

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使臣到燕京住在「四夷馆」（外交使节的宾馆），交涉的政府对象是「礼部」；当时利玛窦神父也曾被视为使臣，住四夷馆，多次与礼部官员打交道。一位洋人住在北京又会中文，为好奇的韩国人是很有吸引力。

清朝初年，被质押在沈阳的朝鲜王子随皇帝入北京，（因朝鲜向日趋衰弱的明朝纳贡，而拒绝向满州臣服，被清太宗击溃，王子被掳为人质）就常与汤若望神父往来。汤神父希望这位王储有一天能当朝鲜国王，促使全国皈化，当王子被释返国时，汤神父送他一幅天主圣像，一只地球仪和许多书籍，可惜，这位王子回朝鲜后，由于久居中国，受到排挤疑虑，不久被毒死了。

一六四五年，清顺治皇帝将每年多次的朝贡，改为一次，由于是在冬季，所以又称为「冬至使」。这个使节团相当庞大，成员常是两三百人，来回一次约需五个月。不少达官贵人的子弟和文人学者常假名官员，混入使节团，以便入燕京参观，购买书籍。当时的天主堂，尤其是钦天监住的南堂，是朝鲜学者必游之地。他们返国后写了不少类似「燕行录」的游记，都称赞那些神父温文有礼，博学多才。有位学者徐浩修，到北京天主堂没能遇见神父，还引为终生憾事。

籍著使臣和学者，有关天主教的书籍便陆续传入韩国（明清时期，外籍神父的中文著作相当可观），很受欢迎。因为当时朝鲜士大夫都使用汉文，有些轻视「谚文」（即韩国拼音字母，是一四四六年才发明），同时对宋明理学亦生厌倦，觉得太流于空谈；所以特别喜欢「天主实义」和其他著作中所论的天人关系、伦理观，很快地就出现了韩文译本。他们把这些学问统称为「天学」，以为是儒家的新派，学者无不加以研究。

一七七九年，「南人」学者权日身在「天真庵」召集一些学者研究天学。李檗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冒著风雪赶去参加。他把这此些思想和儒学、佛学及民间信仰作比较后，相信宇宙中存在著造物主天主，给人不死不灭的灵魂，人死后要受赏罚，升天堂或下地狱等。李檗认为这些是上帝的真道，应该信仰。其他学者亦都欣然同意。他们照「天主实义」等书的记载，每天祈祷、省察，分早晨、中午和黄昏三次；并作天主恭敬歌、十戒歌。又因为「天主实义」第八章说，教友每七天要停工一天，全心恭敬天主，可是他们又不知道是那个日子，就自行规定每月的七、十四、二十一和二十八日停工，收心祈祷和守向。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称李檗是「开教圣祖」了，因为他实在是韩国教会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他把「天学」从思想向上推到信仰的层次，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种思想或伦理道德而已。这是圣神的工作，藉著李檗，韩国教会开始生根发芽。

到了一七八三年，这个小团体碰到了不少难题，他们不了解如何做礼拜，如何施行入教的洗礼。于是决定派人去北京见神父。正好李承薰的父亲是那年的冬至使书状官（即使节团的秘书长，地位很高），很轻易地为李承薰安插个闲差。一到北京城，李承薰立刻照李檗的嘱咐，去找南堂求见神父。

在北京城的神父原来都是耶稣会士，住在南堂的神父都受葡萄牙保教权的约束；北堂则是由法国国王捐献建造的，神父大多是法国籍。但是耶稣会于一七七三年，被教宗明令取消，另派遣使会神父接管北堂，因为遣使会士未到达，所以仍由原来的神父负责。南堂则因失火尚在重建中。李承薰听说还有个北堂，就赶去那儿，果然见到了顾拉茂神父（有些文献记载，李承薰见了汤士选主教，并不正确；那年虽然已发表汤主教为北京牧者，但他本人是三年之后才到任）。

李承薰向神父表明意愿后，顾神父就给他上速成的要理班并付洗，还送他许多礼物，如圣像、念珠和苦像等。初期的教友很重视圣名（后来在教难时期，圣名是教友联络的密码），像李承薰的圣名是伯多禄，并非随便取的，而是去北京以前就决定了，因为他是韩国教会的基石。他回韩国后，给李檗付洗，圣名若翰洗者，是耶稣的前驱；权日身的圣名为圣方济各沙勿略，他要成为东亚宗徒。不久，学者数十人也都领洗了。

这个信仰团体以翻译官金禹范的家做圣堂，定期聚会、祈祷（就是现在的汉城明洞主教座堂）。可是没多久，他们就遭到控诉：信奉邪教，破坏传统文明，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不少。可怜的金禹范被充军异地而死，其他教友因为都是贵族得以身免，但圣书、十字架全部没收，且下令禁止使臣自中国买书运同朝鲜，以杜绝天主教。

族），不少人放弃信仰。连李承薰都被迫写了一本「斥邪文」，公开宣布背教，李檗也因父亲自杀而放弃信仰。但随后，两人都公开认错，李檗此后即度隐修生活，以眼泪和祈祷做补赎，去世时才卅一岁。

一七八七年，禁教压力稍为松弛，权日身和李承薰又再聚集失散的羊群。他们认为没有组织和领导人不行，就成立了「明道会」，由丁若锺任会长。另外选权日身做主教，李承薰和崔昌显等四位做神父，这样就名正言顺，所有的圣事一个也不缺。他们那里晓得这是「伪圣统」？

两年后，他们发觉书中所记载的「神权」并不简单，于是立刻停止行圣事，凑足旅费，请一位进士出身的望教友尹有一，携带请示密函进京。新到任的汤主教听了尹有一的报告，非常高兴，为他付洗、坚振和送圣体，并给他一封「牧函」。内容是说：主教对朝鲜教友的热心、主动感到欣慰，但是任命主教和神父是不行的，你们可以给人付洗，但不能做弥撒和听告解。

丁若锺会长向大众宣读了主教的信件后，教友们都很高兴，于是又派他带信晋见主教，请示敬孔祭祖的问题。由于教宗已在一七四二年明令禁止，汤主教只有很难过地说：「不可以！」，为此有很多人放弃了信仰。并不是政府施压力，而是无法为社会所接受，有的教友因烧掉祖宗牌位，被戴上不孝的罪名，惨遭村民打死，没有人敢伸出援手。

教友们眼看著没有神父，没有圣事是不行的，于是再三再四地请汤主教派遣神父。但是那时全中国都处在教难中，那里有神父可派。一直到一七九五年，才有周文谟神父到朝鲜。这得感谢遣使会神父，他们到北京接管教务后，马上开办修院，培养本地神职。

韩国教会自一七八四年成立以来，大大小小的教难从未间断。在短短的两百年教会历史中，教难即占了将近一百年，其中更有五十年完全没有牧人，没有神父，殉道者不计其数。去年列圣品的一O三位圣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为信仰而遭受迫害，家破人亡，流落异乡的更不知几何。然而，因著他们血汗的浇灌，今日韩国教会的种子已绽放美一丽的花朵。

周文谟神父潜入韩国后，改姓李。因著他的传教热诚和教友的善表，短短几年间，信仰团体扩展了好几倍，从汉城向四周发展，中部几个省分都有教团，对社会的影响力愈来愈大，冲突也愈来愈厉害，终于引起了全国性的教难，官府捉拿的对象首先指向周神父。

在教难的压力下，韩国天主教又跨越了关键性的一步。因为初期的信友都是属于「中人」阶级的士大夫（当时社会阶级分四等：文武两班、中人、当民和贱民），且都是男性。但在教难中，逐渐打破了性别、阶级的障碍，使天主教成为普遍性的宗教。

周神父眼看搜捕愈来愈紧，无辜丧命的教友渐增，决定逃回中国。但是到了鸭绿江边，他意识到这是牧人为羊群舍命的时候了，毅然决心与韩国教友共生死，于是重返汉城并向官府自首。在一八O 一年四月初，周神父与多位教友在汉江边被斩首，为主殉道。这次教难被处刑致死者约有三百人。

教难发生后，没有被拘捕的教友纷纷放弃房屋、财产四处逃命。由于需要土地耕种维生，他们大都逃往山区垦荒，或做陶器、瓦罐，这行业后来竟成了天主教教友的另一种标帜。因著他们的生活表样，使当地人很快的就接纳这些逃难者，借给他们种子和农具，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就这样，教友逃到什么地方，那地方就有教会。

朝鲜教会虽然分散各山区，又与普世教会失去连络，但韩国教友并不放弃希望，他们推举的领导人，不断往来各教团，坚定大家的信仰。一八一一年，教友推派了丁夏祥上书教宗和北京主教，报告近况并请求派遣神父，使朝鲜教友不再成为无牧人的羊群。

「圣教宗主巍巍大圣父，朝鲜教会是藉书籍开教的，但十年后才有神父到来，得以领受圣事；可是七年后发生教难神父和许多教友殉道了。……请教皇宏慈不弃残生……俯悯失散羊群……急遣司铎洪扬圣血恩功……为光荣天主圣名及副尔之职任，亚孟。」

韩国教友赤诚之心跃然纸上。给北京主教的信中，首先报告嘉庆五年（一八00年）以来的教务，尤其是教难的惨状，并附有殉道列传，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黄嗣永帛书事件」。黄嗣永原系士族，跟随周文谟神父学习道理，当教难发生后，他和其他教友一样，逃身僻乡，并暗中连络各地领导人，决定要将韩国信徒受迫害的情形，报告于北京教会，并建议重要传教对策，请求教宗及欧洲教友国家协助。这封求救信约有一万三千字，相当于二十张稿纸的内容，用工笔小楷写在长六二公分、宽三八公分的白绢上，再将这帛书细缝在衣服内，计划潜赴北京。可惜在半路上被搜出，黄嗣永随即被处斩刑。这份帛书原本，一直由官府保管上，一八九四年汉城主教将它送存罗马。

「我们也听说北京教会遭窘难，神父被囚禁……但是仍请主教衡量中韩两地的情势，设法救助。圣物圣书都被官厅搜去烧毁，神父所用的经像圣爵亦不见存。……以前印的圣书太大本，不易收藏。如果能改印小本，像世俗小说那样就更方便，这点请主教留意……

「现今圣事无路，使我们感到不安，尤其在临终时，不能领临终圣体和傅油圣事。如果能给我们圣物和大赦，必能坚定信望爱三德。……教难以来，信友很难完全遵守诫命和四规，尤其是祭祀和斋素，必定会泄露教友的身分。不过第一诫的祭祀是天主定命，宁死不可违，而斋素听说可以宽免，不

「我们与圣教会阻阂已有十年，不知现任教宗名号为何？那一年就任的？中国和远东各地教会发展情形！都请您详细地告诉我们。我国国王患病甚重，群医束手无策，人心惶惶。请主教代为转求，保佑国王康泰。」

当这两封信送达北京时，深受韩国教友爱戴的汤士选主教已去世多年。继任的苏主教因教难无法北上，暂留澳门。北京的遣使会神父接到信后，立即送到澳门给苏主教。然而苏主教将上教宗书译成拉丁文呈送罗马后，却无下文。因为可怜的教宗比约七世，正被拿破仑囚禁在法国的「枫丹白露」。可以说，那时整个教会都在受苦中。

五年后，穷苦的韩国教友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做旅费，便推派丁夏祥上北京晋见主教，可是苏主教仍在澳门待命，署理教务的神父也无能为力，只有鼓励韩国教友不要绝望，有机会一定派传教士东行。往后的几年中，只要大家凑足旅费，便派人去北京请求神父，而且每次都有望教友同行，使他们在北京受洗、领圣体，以坚定信仰。

息非常高兴，忙著准备接应传教士。第二年的春天，丁夏祥在边界苦候，却无神父的踪迹，就很气地上北京求见主教。原来奉派东行的沈神父受不了满州的严冬，病死在半途。丁夏祥意识到，时辰还没到，遂离开汉城，回乡下老家耕种，默默地度过六年。

丁夏祥在退隐前，又再度上书教宗，皇天不负苦心人，这封信在一八二七年到了教宗良十二手中。教宗是如何地感动，立刻召见传信部长，请负责远东传教区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派遣神父，但当时各地都缺乏人手，无法分身。不久；教宗去世，继任的比约七世在位亦很短。原来的那位传信部长被选为新教宗，取名额我略十七世，他怎能忘怀朝鲜教友呢？这时正好有一位在泰国传教的苏神父；志愿前往韩国。教宗很高兴，立刻宣布成立「朝鲜代牧区」，任命苏神父为首任代牧。这一年，一八三一年，为韩国教会是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由于中国人脸孔与韩国人差不多，所以传信部也向义大利那不肋斯的「中国圣家修道院」征求志愿者，结果刘方济神父自告奋勇，并且立刻束装返国，经过北京、满州，在了夏祥的掩护下，于一八三三年潜入朝鲜，展开传教工作。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父也陆续进入朝鲜。教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很快地就成为神父的好助手

刘方济神父在韩国传教三年后，觉得需要培植本地司铎，于是在第二任代牧范主教同意下，带了三位十五岁的青年入澳门修院，除了一位因病去世外，另两位就是金大建神父和崔良业神父，他们先后在上海晋铎，并且潜回韩国，为教会完全奉献牺牲自己。崔良业神父虽然不如殉道圣人金神父那么有名，但是他在十二年的司铎生活中，除了劳苦奔波讲道理、行圣事外，也翻译了不少要理书，并教育有志修道的青年，同时搜集韩国教会史料，撰写殉道列传呈送梵蒂冈，使后来的列品案得以顺利进行，崔神父功不可没。

巴黎外方官教会并不知道朝鲜发生教难—又派了两位神父东来，可是没有教友接应，不得其门而入，只好留在满州和内蒙古一带，准备时机来到。一八四二年他们终于和教友取得联系，可是边界门禁森严，无法越雷池一步，虽然多次想由北方的珲春潜入—但都未成功。直到一八四五年才在金大建神父和多位教友协助下，由海路登上朝鲜，再次展开传教工作。神父和教友都小心翼翼地掩蔽身分，平安的局面维持了二十年，教友人数也激增到两万三千余人，主教和神父共十二位。

一八上八六年，「大院君」掌握国权，敌视天主教—于是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迫害，郎「丙寅教难」—持续了七年，为真道牺牲的教友近万人—两位主教和七位神父也被斩首。其中廿四位于一九六八年列真福品，并与一八三九年己亥教难的七十九位真福，于去年由教宗在韩国庆祝开教两百年大典中列入圣品上些都是血的见证。

朝鲜门户开放后（一八八O年代），政府许可传教，但是社会上排外思想很强；天主教被视为「洋教」，与列强势力同出一辙，不受欢迎。被驱逐出境的法籍神父重返朝鲜后，虽尽力聚集教难后失散的教友，可是饱受威胁和惊吓的切后余生并不多，他们也学会了保护自己。所以直到二十世纪初，教友的增长渐趋缓慢，可是教会生活却有了新的面貌，那就是教友受到福音精神的催迫，参与社会福利工作，表现了基督徒的爱德。

当时韩国社会也是重男轻女，所以有很多弃婴，加上政治不安，社会动荡，有不少孤儿和老人沦落街头，乏人照顾。教友们虽然生活亦很清苦，但他们仍然尽力行善，收容孤儿，抚养弃婴。最初是每个家庭安置几个小孩或老人，但不久就出现经济问题，只好请求主教负责，兴建孤儿院和安老院，再交由教友照料。

慈善工作发展相当迅速，教友亦感到应接不暇。于是在主教邀请下，第一批沙尔德保禄会修女于一八八七年来到韩国。她们的信德和服务精神，赢得了极高的赞誉；不到半个月，就有四位女青年来敲门，要求度修会生活。她们中三位姓金，一位姓朴，都是殉道者的后裔；尤其那位朴修女家中竟有九位殉道者。

随著新修会的来到，韩国也划分成数个代牧区，外籍传教士源源而至，加上本地圣召，神父的数目很快的倍增，传教工作似乎全部落在神父身上，社会慈善工作由修女负责。教会的组织愈来愈严密，兴建圣堂学校等都需要大笔金钱，不是教友所能负担或过问。渐渐地，教会成了神职人员的团体，教友只是被动地服从，或做神父的助手，他们的角色很模糊。

一八八六年基督教亦传入韩国，尤其是美国长老会，他们重视教育和医疗工作，加上财源富裕，所以很快地传遍朝鲜半岛。学校和医院成了传扬福音的中心，韩国独立前的知识份子几乎都受长老会、美以美会影响。尤其在一九一O年日本并吞朝鲜后，有志之士受美国民主恩潮的影响和基督教的支持，极力推动复国计划，使基督教很快地突破了「洋教」的障碍，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主流。

天主教方面则因受到长期教难，很珍惜能自由传教的环境，不敢再与统治者发生冲突，而避开社会政治问题；加上日、法两国关系友好，法籍主教亦受到日本政府礼遇，所以也不赞同独立运动。在一般人的眼光中，天主教教友只重视个人的「灵修」和圣堂中的仪式，与日常生活脱节。也许这是当时教会发展的最大阻碍。可是我们也不能抹杀传教士的贡献，因著他们的辛勤奔走，使全国各地都有机会听到福音讯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韩国教友有十八万三千多人。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籍神父全被拘禁或遣送回国，教务改由日本神父接掌，这为民族性强烈的韩国教友也是个痛苦的经验。二次大战后，日本结束统治朝鲜，但是美苏两国军队分占南北，韩国不仅未能独立，且埋下日后分裂的种因。一九五O年韩战终于爆发，老百姓再次尝到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苦痛。在三年内战期间，约有五十位韩籍神父惨遭共党杀害，使初露曙光的韩国教会又遭重创。

一九五三年七月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南北韩正式分裂，从此北部的教友被关进了铁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南韩天主教则配合国家重建政策，参与社会服务工作，透过各地教会的支援，尤其是「美国天主教福利会」的协助，提供物质救济，收容残苦疾病者，充分发挥了爱德精神。同时，教会亦努力宣讲福音，使饱受战争威胁、面临困境的民众，重获生存的意义和信心，因此，韩国教会近三十年来成长非常迅速。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韩战期间，神学院亦随政府多次搬迁，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却培育了五十三位新司铎，他们大都从军，担任随营司铎（韩国军队完全仿效美军制度）；他们的杰出表现，吸引许多军人皈依基督。韩战后，这批解甲归乡的神父，成了建设教会的莫大功臣；加上教友的通力合作，使孕育数百年、充满生命潜力的福音种子，终于能在自由的南韩土地生根，成长和开花。

韩国天主教认为比行动更重要的是：教友的教会意识。如何帮助教友深刻体会到成为「天主子女」的意义？如何加强教会意识？如何培养教友的参与感？这些都是韩国教会在成长中所面临的问题。他们发现，如果不能使现有的信徒形成一个共融的团体，则很难在现代社会中作见证、传福音。所以，增强教友的教会意识是行动的第一步。

韩国教会首先从「韩国天主教历史意识」著手，发动历史学者和老教友家庭共同寻根，整理韩国教会的历史和古籍文物，在各种报章杂志撰文报导，并印行各种书册，遍传全国，当教友知道韩国天主教是怎样传入的，又有那么多勇敢的殉道者时，都非常感动；一般人看了这些书，也不禁为之动容。由于韩国人重视历史，韩国教会从初期就留下相当完整的资料，虽然在每次教难时都遭受破坏，但事件平静后，立刻有人将散失的文件重新收集、补充。殉道者的后裔也努力保存先人的事迹和遗物，这些都是信仰很好的见证。一九二五年和一九六八年，共有一O三位殉道者列真福品，为韩国教会是很大的鼓励。直到现在，韩国教友仍热衷于敬礼殉道者的圣髑，来往于圣人墓园的朝圣者更是络绎不绝。一九八一年，导演蔡格利以殉道事迹拍了一部电影，名叫「邀请者」，甚受欢迎，荣获「大钟奖」。此外，他们把教会历史中的重要事件，画在二十二张扑克牌大小的卡片上，背面附上说明，装在透明塑胶套中，令人爱不释手。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韩国教会为增进教友的意识，真是不遗余力。

圣经是全部救援真理和道德规范的泉源，读经祈祷实在是革新信仰生活的首要工作。韩国教会除了整理、统一各种圣经译文；大量印行外，并编写各种圣经教材及圣经诠释；以适应不同年龄、职业、和教育程度的读经小组。这些工作主要由各教区的「牧灵中心主任」筹划，或教区联合举办。

韩国深受儒家精神影响！很重视家庭伦理，通常结婚后的妇女即辞职；专心照顾家庭。但战后韩国教育普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为数不少，是一股庞大的人力资源，她们在读经运动中，充分发挥了潜力。由于她们有较多的闲暇时间，所以能担任读经小组的推行人。通常她们在每次读经聚会之前，已接受过「集训」，所以对聚会主题，进行方式都有了准备，自然能够顺利进行。在家庭的查经或晚祷中，家庭主妇也能把「集训」的收获，与丈夫、孩子分享。遇有较长的周末或假日，则办数天的讲习，针对一部福或书信作介绍，或检讨读经运动，收效良好。经过数年的努力，教友的信仰受到潜移默化，更有基础。

推展读经运动的另一功臣是「永助圣母修女会」，这是韩国第一个本地修会，于一九三五年创立，目前已有三百多位修女。她们两位两位地分散在各个本堂，协助传教工作，与台中教区的耶稣圣心修女会很类似。一九七一年永助圣母会修女在经过长期分辨后，关闭了若干机构，而将人力和财力全数投

入推展读经运动。首先培养圣经研究人才，每年至少派两位修女出国进修．邀请神学院教授办讲习会，修女分批参加。初学修女从第二年开始，也到各堂区实习。她们的会院则成为「圣经教育研究中心」，前面提到的读经小组推行人就常在此受训。一九八O年，也就是研究中心成立的第十年，受训人员已超过二千七百位，读经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展开。

永助圣母会修女除了提供人力、场地外，她们也没有忘记「书籍」对韩国教会的重要性，定期出版「圣经研究月刊」，作为读经小组的辅助教材，也使不能参加聚会的人有精神食粮。这本杂志每期大约一百页，首先是有关圣经与信仰的文章，然后介绍四个主日的读经和诠释，第三部分是由专家执笔的论述，或是有关以色列民族史的译文，最后是「读经分享」，常是教友投稿的短文或小诗。这份月刊已出版一O八期，影响很大。

韩国教会素来重视儿童宗教教育。不少本堂有儿童主日弥撒，弥撒后则是主日学，举行要理课或圣经课，通常是一小时，由教友或修女任教。经过多年来的努力，韩国已有一系列的圣经课本和视听教材，如新旧约故事，供儿童著色的圣经图片，精彩的幻灯片等，可以借回家看。

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儿童弥撒及圣歌集」是一项重要发展，为帮助儿童参与弥撒及主日学。包含了专为儿童编写的三式感恩经，二百七十五首韩语圣歌，其中三十五首采自圣经，如创造、洪水、先知和英雄人物达味，撒罗满的事迹，及耶稣的教训，比喻等。十年内销售了三十万本。

「儿童圣经剧」是数年前，由一位汉城本堂神父实验成功的。神父请主日学老师将每主日的圣经故事，以戏剧方式表浅出来，使儿童弥撒更生动，更吸引孩子的注意力。这位老师遂每周编一剧本，选四、五位儿童扮演圣经故事中的角色，然后指导他们排练。由于没有充足的时间背台词，所以用念

表演以后，由老师提出适当的问题，以了解儿童是否明白圣经讯息。接著老师赋予每个孩子一项「使命」，通常是要求他们在一周内要做的善行。最后带领儿童做与该主日圣经有关的唱游。前后大约二十分钟，本堂神父可视「圣经剧」为他的弥撒讲道，或再加上简短的劝勉。不用说，参与儿童主日弥撒，皆大欢喜。

主日学的老师大都是义务参加的教友，至少高中毕业，很多是大学生，他们受过五十小时的训练，也常有进修研讨。寒暑假时，八百多位大修院修士则分散全国，协助各教区的主日学。近年来更有不少家长担任老师，参与儿童宗教教育，使亲子关系在信仰中更甜蜜。

去年五月六日，教宗亲临韩国汉城「五一六广场」，举行一 O三位殉道者列圣品大典。参礼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友一百万人，从进场到全部入座只用了三十分钟；而为那么多人送圣体却也只花了二十分钟。这不能不让我们对韩国教友的组织、企划能力，由衷的钦佩！

韩国教会重视现代化管理，并不是为应付两百周年庆典才有的。他们平日就很重视基层——堂区的组织，也不乏教区性的活动，所以培养了不少人才。韩国的本堂一般说来教友比我国多，因而常再划分为各区，每区平均有十五到二十个家庭，轮流在每家举行祈祷会或圣经课，出席者相当踊跃（约有八O％）。所有的分区领袖都受过一个月的训练，通常是在各教区公署举行，课程包含信仰、组织

此外，教友的善会组织，如圣母军、青年会、夫妇恳谈会（美满家庭）等，除了陶成自己外，也都参与堂区或教区的使徒工作，彼此合作，因而都能事半功倍，充分发挥了团体的力量，这本身就是很好的见证。

韩国教友深刻体会到成为基督徒的喜乐，和本国教会的光荣传统时，不怕公开表达信仰。有一位教友任职大公司的经理，在公司餐厅用午饭时，很自然地划十字圣号祈祷。结果，公司中的教友聚集形成了一个团体，也吸引了许多人皈依真道。

在各行各业工作的教友，常主动地带领邻居或亲戚朋友参加要理班。有影响力的教友记者，也很积极地鼓励同事皈依，不怕报导教会新闻。因此，虽然教会没有自己的报社或电视台，但好像每个报纸或电台都是天主教的。

近年来韩国教会意识到，传扬福音时不能忽视促进社会正义，为人权和生命说话。因而有不少教友参与社会工作，如善牧会修女负责女工宿舍和未婚妈妈中心，玛利亚修女会在汉城建立少男城与少女城，与教友们组成工人牧民小组，开办多项服务。组织「公教农民会」，协助低收入的农民争取权益。此外，韩国主教团的「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主席是一位教友律师，五分之三的委员是教友，虽然他们可能面临被所属公司、机关解聘的难题，仍然主动地参与正义与人权工作。韩国政府也很重视该委

员会的批评和建议，如修正劳工法，规定最低工资等。由于教会关怀穷苦和无权势的人，为他们伸张正义，诚如汉城金枢机主教所说的：「传教责任就是参与信仰和爱的社区工作」，所以天主教会普遍受到韩国人的尊重，被视为「社会良心的指标，未来希望之所在」，接受福音的人愈来愈多。

韩国教会从统计数字来看，的确是「飞跃式」的快速成长；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毫无困难，新的环境也为他们带来新的问题。例如，由于教会快速发展，使望教友学习要理的时间缩短，领洗后不能完全了解圣事的意义或福音的精神，只习惯于教会「温暖」的气氛。另一方面，由于教会推行社会正义、倡导人权，因而吸引了不小有政治幻想的青年，以教会为避风港；有些人看到天主教的声望逐渐高涨，以为加入教会可以提高自己的身分和地位等等，这样的动机，自然不容易有深刻的信仰。

「物质主义」是韩国教会的另一隐忧。近年来教会的有形建设和大型活动渐增，需要不少钱；韩国教友固然很大方的奉献，教会并不匮乏。但是圣堂的建筑费用愈来愈庞大，最近有座圣堂花了两百万美金。使筹措财源成了教友的重要工作，有钱的教友，或有能力募款者，似乎愈有影响力。此外，因著财源不同，也使城市与乡下的本堂差距愈来愈大，失去福音精神。

一九八二年五月，韩国主教与修会会长共同聚会，检讨教会现况并策划未来。在会后的声明中说：韩国教会仍是「渔夫的天堂」（神职人员的世界），教友虽然做了不少，但因太强调圣统制度、阶级和组织结构，教友并未能参与决策，或充分表达意见；往往是神职人员决定后，再交给教友去执行。今后，整个奥体上的各肢体，更需要靠著元首基督「获得滋养而互相连结，在天主内成长」（哥二

由韩国教会的成长历程中，我们清楚体会到，各地教会的成长犹如耶稣基督自己，必须经历降生、痛苦死亡，才有复活。韩国教会如此，我们也是，而且这个逾越过程将是不断地。痛苦沉闷的时期，也正是天主考验净化我们的时候。希望这次演讲，能激励我们更依赖主基督，继续传扬天国的喜讯，为建设本地教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