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向合一之途的大公运动的前提下，本年三月十四日台南、台湾和辅大三个神学院的师生，假辅大神学院举行了一次共融性的交谈。上午的主题是「在台湾做神学的困难」。首先由台南神学院陈正德同学作讨论的前引，他以地方、文化和人的处境作为做神学反省的出发点，认为只看重来世观念之欧美文化的耶稣基督形像，不足以表达全教会的观点，而第一二世界的确受到欧美资本主义及强权政治的剥削和压制。从而举出旧约先知宣布正义、关心孤儿寡妇、穷人，及新约耶稣扮演安慰者和公义者的角色。今日教会既为上帝服务，理应在现世中伸张公义、正理，为民请命。整篇讲辞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希望今日教会能考虑做与政治、社会有关的神学。讨论强从政治神学起步：有人认为今日上帝已为欧美文化所束缚，须摆脱人为的包袱，还给上帝真面貌。提到基督的福音应如何落实在台湾时，有不少认为不能只著重外在因素，而将基督的讯息简化为地上的讯息。

    下午的主题是「怎样做神学？」和「做怎样的神学？」由辅神谷寒松、房志荣二位神父作讨论的提引。谷神父指出做神学可从国际性、中国文化、中国政治、社会（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及今日台湾社会生活几个幅度来反省，以达到平衡互补。同时强调做神学反省时须有开放的态度：一、接纳多元不同的思想，随时修正。二、重视科际间的合作，使基督的信仰有多面性的表达。三、具体信仰与生活二者间的整合。房神父则提出做神学反省不是封闭的，应从生活观点看它与时空的关系：向上超越，向下扎根，向后溯源，向前远瞻；同时不忽略在人类群体共生原则下的左右关系。然后，更须以三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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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信仰为中心，容许张力的存在，不断交谈，彼此补足。接著就是坦诚的交换意见，在讨论的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福音讯息落实在台湾。有人把文化限制在典籍文化中，认为做神学不必透过文化。有人质疑，到底什么才是当代的中国文化？也有人以台湾本地化来取代中国本位化。到最后，由于时间关系和限于对文化内涵知识的不足，只能让这问题在没有共识的总结下结束。

    事后，追忆整个讨论的过程，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关基督形像和有关文化的话题，引起了我的一些反省。关于基督的形像，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基督面貌：一方面，我们不该把基督超脱于当时社会政治制度之外，以为历史中的基督是一个完全精神派的人物，只宣讲天国，要求悔改，对当代的社会政制不闻不问，视若无睹。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为基督的来临只是为了宣讲公理，改革社会，批评政治，而绝对化地把他视为穷人、弱者伸张正义的先知。诚然，耶稣基督并非政治性的默西亚，但他生活在当时代，他所宣讲的天国不但是末世的喜讯，同时也在现世开始了爱的讯息，在天国子民、大同世界的意义下，他的宣讲自然地对社会不公，政治不仁的现象有了权威性的挑战。换句话说，耶稣并非蓄意地以政治家的姿态来批判当代的社会、及其政治架构，而是在末世性的宣讲下，使爱的讯无时或无地向不均衡的社会、政治现象提出控诉。换言之，按圣经启示，耶稣面对当代政治环境，从未有过刻意的图谋，如果涉及政治，也只是在他宣讲天国时所导致的必然后果。因此，我们若单从政治、社会角度来看基督，无疑是瞎子摸象，以偏盖全。在现世有限的时空条件下，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逐渐体认基督的全貌。

    至于文化的问题，钱穆先生有一个颇具深意的说法：「文化可以说是民族的生命，因为没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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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总体。把每一民族的一切生活包括起来称之为文化。文化不是指每一个人的生活言，也不是指学术生活，或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言，它是一切生活的总体。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生活，这个生活，就是它的生命；这个生命的表现，就成为它的文化。」（1）如果我们按上述的观点来了解，便绝不会把文化视为静态的事物，把它局限在典籍文化、地区文化或现代文化的范围内。文化是动态的生活表现，在每个民族的文化内有著经年累月的历史过程和生活演进的经验，而且每时每刻由外在世界吸取与自己民族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情、事物形成常新常活的文化。职是之故，每个民族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享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承。所谓古典文化，可视为民族生命的根，地区文化和现代文化是这个民族在不同时代、环境中生命的流露。如果把文化视为民族生命的流露或生活的表达，那么我们更需要认清在一个民族的生命中，什么是可以改变的，即能按著不同的时代、环境，以不同的形式、外貌而表达出来。什么是一个民族不能改变的特质，就是形成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本质因素。总之，只有在我们真正了解文化的含义时才可以问：基督与我们的文化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如何能透过文化来传达他的喜讯？走笔至此，倏然领悟到自己所关注的两个问题：即基督的形象和文化与当日讨论「如何做神学」的论题有著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心里有怎样的基督形像，就会有怎样的生活取态；生长在怎样的文化传承内，就有怎样的身分和使命，这是无容置疑的。因此，使我体会到：只认识时代、环境，也知道做神学的原则和方法是不够的，除非我们确认了自己的身分（中国人、基督徒），我们是无法做出真正适合于中国人的神学。毕竟做神学的主体是谁？到底谁在做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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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节录钱穆著「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页十三---十四。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六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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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的背景，必然产生相异的价值观（有时可能一致），以致影响到不一致的判断，甚至相左的行为取向。例如：

    （a）陈正德同学说当今之耶稣是受过浓装、丑化了，而须从经济、政治之层面来研究，卸掉浓装，还其本貌（长老会于台因曾受政治迫害以致反动必更激、情绪必较昂。）

    （b）苏耀文修士则说考虑台湾当地主教之省籍问题，更提出关心不只在政治、经济上，更以福音为基准。

2．我认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看法真有差别。如学生强调，“当看到某一特殊之点或现象时，就该去关心”；而老师们却强调该是各个相辅之不同幅度，是整个立体之上下，前后，左右之广面做整合，而非只是片面的角度就以偏概全地下定论。

3．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与魔鬼交斗难免须要些技巧。因此要将基督的福音宣扬于台湾或整个中国，重要的乃先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民间宗教，甚至其意识型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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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问题，我的同答是肯定的，只是合一的程度到哪儿？是整个教义的合一？还是事工上的合一？

我对此次共融有相当乐观上只是合一的一个开始而非结束。如孔汉思博士所说须于各人基要、终极关怀内找寻那可交谈之共通点来开始。

    像基督教的强调实际的人权社会福利……可能会走向“失去理性之勇士”的为福音来奋斗之患。天主教之强调普世之观点，亦有舍近求远之嫌，忘记耶稣之救恩乃于困苦者身上。III. 结论

    综合整个会议、交谈。套用水浒传之开宗明义，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句话，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该是走向合一的时机，只是在接合之际，必生苦痛，在所难免，而接合之际亦当先肯定对方的真理，随时同到信仰准则的反省上。

    如前所述，这次的交谈只是个开始，至于合一的程度就有待今时的神职人员，神学生一起来催化整个信徒全体来作信仰反省，在耶稣基督里找寻、建立合一，大而公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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