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教宗比约十二世颁布《圣神默感》通谕五O周年。香港思高圣经学会的陈维统神父嘱咐笔者写一篇短文予以纪念。这一划时代的通谕有施安堂神父的中文译本（1）；笔者将原文拉丁语写成的通谕重新阅读一遍（2），发现其中有不少宝贵的意见，为今日的读经运动仍大有参考价值。下面便分三段略加介绍：一、通谕的结构与目标；二、五十年来教宗推动读经的努力；三、研读圣经的各种方法和途径。

本能谕共分三十段写成，有的段落很长，有的较短。下面谈到分段或引用能谕原文时，便用1—30的号码指出其段数或出处。1一2段是诸言；29—30段是结论；中间3—10段介绍历任教宗推动研读圣经的简史；11—28这一大段简述现代研究圣经所采用的各门学科，及所获得的成果；然后指出今后研读圣经应遵循的途径。

    至于公布这一通谕的目标可由通谕的开始和结束时所说明的对象得知，那就是「尊敬的弟兄和亲爱的子女」，指向全球所有的主教和天主教信徒。内容上，一方面是为纪念教宗良十三世颁布《眷顾周详的天主）有关圣经的通谕五O周年，另一方面是把五十年来圣经学上的长足进展及今后研读圣经时应注意的事项，向教会的整个天主子民作一交代。「本通谕是研究圣经学各种科目的主要规范……我们鼓励所有从事这项研究的教会子女日益见其重要性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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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嘉奖的一面」（2段）。

    平信徒、司铎、主教应如何促进圣经的认识和爱慕，在通谕的第26段有剀切的劝勉。「平信徒，特别是司铎们，对许多世纪以来众多天才为天主圣言所累积的宝库，的确有严重义务加以广泛和圣善的运用……司铎们藉勤修圣经，并藉默想。祈祷化为已有后，要在讲道、释经及训词中精确地把天主圣言的财富提炼出来……主教们则须努力在托付于自己的信友们身上日益增进并成全对圣经的尊敬」。为能达到这些目标，修院的培育十分重要。「为未来的教会司铎，圣经该是个人灵修生活清澈永流的泉水，同时也是将要接受的宣讲职务的食粮和力量」（27段）。

    通谕的第一部分（3—10段）可视为进入正题前的一个历史导论。教宗比约十二世意识到他出的这道通谕将在天主教圣经学界发生巨大的作用—一五十年后的今天（1993年）圣经学历史证实了他这一预感，因此在他缕述第二十世纪前半叶圣经学的许多进步现象以前，先要把前三任教宗在推动圣经学研究上所作的贡献略作交代。

    良十三世于1892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圣经学校」，委托道明会总导师负责。教宗亲口赞美这所学校说，由这里「圣经事业获致不小的成长，来日的成长将会更大」。1893年良十三世公布了《眷顾周详的天主》（一般译为《上智的天主》），为天主教学者开启了研究圣经的门。1902年，即良十三逝世的前一年，他又设立了宗座圣经委员会，召集学者专家，尽力按照时代的需求钻研天主的话，撰写论著，不仅避免错谬的气息，也不妄然发表意见。

    圣教宗比约十世于1904年，想为天主教学校提供足够的老师以讲解圣经诸书，规定了上述宗座圣经委员会颁发圣经学硕士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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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的方式，以期获得这些学位的人，面对如此崇高而坦率的科目（圣经）能善尽厥职。两年后，即1906年又颁布法律，规定在神职修院研读圣经的方式，其目的是使修生们不仅自己认识、了解圣经各书的写法和道理，并且能爽快坦然地从事天主圣言的服务，甚至靠天主的启迪著书驳斥谬论。最后于1909年成立了宗座圣经学院，托给耶稣会办理，教宗亲自写下学院规章和纪律，成为罗马城内对圣经作高深研究的中心。学院的宗旨是把圣经学本科，及所有与之相关的学科，按照公教会的旨趣予以推动。因此学院必须具备高深的师资及一切有关圣经知识的设备。果然，九十多年来，罗马圣经学院培养了许多圣经人材，目前在世界各地教授圣经学。

    教宗比约十一世为推动研读圣经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一九二四年决定在修院教授圣经的人必须有获自圣经委员会或圣经学院的学位，就像教神学或教律的人应有相称的学位一样。同时也劝勉各男女修会总长及全球主教们派学生到宗座圣经学院就读，以考取学位，教宗自己且予以经济上的资助。另一件事是把前任教宗比约十世于一九O七年已委托本笃会会士修订圣经拉丁通俗本的任务于一九三三年重新予以肯定，并在罗马兴建一座圣耶乐隐修院，增设图书馆及其他研究工具，让本笃会会士专心从事此一工作（如今此一工作已经完成，通俗拉丁文修订本见辅大神学院图书馆）。

除了简介历任教宗的各种努力外，通谕的第10段也列举教会各层在研读圣经、推广圣经上的许多事工和成果。然后通谕的第二部分（11—28段）就用很长的篇幅历数当时（即五十年前）圣经学已有的许多进步情况。

1．首先是考古学的斩获：

    各地出土的文物使我们对古代的语言、文学、事件、风俗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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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以及礼仪有更多的认识。此外，众多古草纸及古手抄本的发现和研究，增加了对古人的公私机构，书信往来，特别是有关救主时代的体认。对教父们如何解经也作了广泛而深湛的研究（11段），由之得知教父们，像圣思定和圣耶乐，非常重视根据原文研读圣经，因为圣作者所用的原文比任何译文，那怕是最好的古译文，也更有权威，更有分量12段）。

2．其次是原文考据：

    圣思定有句名言「未订正的文本应让位于订正过的文本」。这门学问今天名为原文批判，广泛而有成效地应用于各种古籍的订正，而在考据圣经原文上也能用来消除手民的误抄，后人的画蛇添足，词句的倒置或重复，及其他的种种缺陷，使得圣经的文字尽量恢复其原形。原文考据的规条所达到的稳固与可靠的程度已使欺骗或浪用的手腕很容易被揭穿，这为表达对圣经文学的尊敬确是一个值得珍视的工具（13段）。

3．释经者的最大任务是发掘圣经的真意并加以阐明：

    为此首先必须勤勉地藉多种语言的认识，比照上下文及其他类似的出处，清晰地识别并界定圣经文字的「字义」；此外也须注意教会的训导，教父们的解释，及「信仰类比」。不以历史、考古、语言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为满足，还深入每本书，每一章节的信理及伦理的神学内涵，使得圣经的解释不仅有助于神学家，也为司铎及信友的圣善生活提供丰盛的营养（15段）。

4．字义以外也须注意圣经的「灵义」：

    天主极明智地安排了旧约中的种种，以预报新约将要成就的事。写圣经的人所表达的字义，天主能用来说出更深一层的灵义，因为只有天主能知道，并能给我们启示这一层灵性的意义。这一灵义救主本人的确曾在四福音书中给我们指出；宗徒们步武著老师的芳踪，也曾藉宣讲和写作予以承认；教会的一贯传统道理显示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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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义的存在；最后，极古老的礼仪习俗也加以运用，提供一个「祈祷之律即信仰之律」的例证（16段）。

    以下再略谈研读圣经的途径。在谈论个别问题以前，先须奠下一个原则性的基础，就是现代关于默感神学的尘法。出发点是肯定圣经作家（hagiographus）在写圣经时是圣神的工具，但他是一个活的、有理性的工具。因此他在被天主推动时，完整地运用自己的器官和能力，结果在他写出的书中，谁都不难认出他的性格、面貌，及一些个别的特征。既然如此，释经者就该：

    （1）尽量利用现代研究的成果查看作者的性格及生活条件，他所面对的时代背景，他所采用的书写的或口头的资料，及他用来表达自己的说话方式。这样才能更充分的了解作者为何许人，他的作品要说的是什么。因为谁都知道解释文字的最高准则是看清并界定作者所要说的那些话（19段）。

    （2）辨别古代东方作家与今日作者的差异；只凭文规、语言学，及上下文的对照尚嫌不足，还得设身处地，回到东方的古代遥远世纪，借助于历史、考古、人种学，及其他学科，来分辨、查清古代的那些作家到底用了哪些所谓的「文学类型」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这一点无法预先设定，近几十年的辛勤研究却显示古代近东确实有不同的文学类型来作诗、撰写法律，或描述历史事件。近代研究也昭然揭示，在古代近东各国中，以色列民族在撰写历史上，因其古老及叙事的忠实十分突出；这一方面来自天主默感的神思，另一方面由于圣经历史的特殊宗旨，即宗教性质的宗旨（20前段）。

    （3）注意到圣经作家一如其他古代作者一样，他们曾广泛采用各种叙述和阐明的技巧，某些闪族的惯用语法，夸大的说词，甚至吊诡的词句，其目的是把所说的更深刻地印入读者的脑中。这一切与天主的默感并不冲突，因为凡是人所用的说话方式，圣经作者都可以用，只要无碍于天主的圣善和真理。就像取了肉躯的天主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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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罪过以外，一切与人相同（希四15）。同样，用人间语言所表达的天主的话，除了错误以外，也在各方面与人总没有两样（20后段）。”

    此外通谕还有一些鼓励人勤读圣经的话，可以当做这篇简介的结语。

    上文说的那些努力、方法和途径也许会引人把研读圣经视为畏途。通谕加以解释说，研读圣经的种种困难不应使人灰心丧志，因为在人文学科里就像在大自然中一样，发芽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必须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看到开花结果。将此现象用在圣经上更加如此，一如教父们，特别是圣思定早已观察到：天主在自已所默感的书里故意撒下许多困难的种籽，以激励我们更专心地去翻阅研究；在感到我们悟力的有限时，那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操练虚心自处（24段）。

    圣耶乐关于圣经所说的一些隽语一向是脍炙人口的。「不认识圣经就不认识基督」一句已为梵二启示宪章所引用（3）。《圣神默感》通谕还引了圣耶乐的其他名句可以用来结束本文：

    「今生今世，如果有何物支持智者，劝服他在世界的惊涛骇浪中屹立不接，心平气和，我想那首先该是默想圣经，体认圣经吧。」（28段）

    「便游于其中，子以静观默想，别无所知，别无所求，你们是否觉得在此红尘已找到天国的居所？」（29段）

（1）参阅（圣经文献选集》页一九六至二二一。施安堂神父译稿。1981年沟子口天主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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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Enchiriolium Biblicum，pp．200—227．Neapoli-Romae 1956．

（3）见＜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25号。《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中国主教国秘书处出版，1975年，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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