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返回书页 ] [ 返回目录 ] [ 繁体转换 ] [ 添加书签 ] |
| 辅仁大学神学论集 第100号 |
《天主教教理》的背景及产生过程 |
韩大辉
前 言
有一次小明参加主日学的教理班回家。
妈妈就问他说：「今天修女说了甚么？」
小明回答说：「她说了梅瑟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非常精采！」
「那么你再讲给我听吧！」妈妈说。
小明稍为踌躇一下，定睛望着妈妈，眼睛眨了几下，便说：
「当梅瑟带着犹太人刚离开不久，埃及人便追上来，而且还出动了十部坦克车，梅瑟带领的只是步兵，走得不快，于是便用无线电通知总部来支持。不久果然来了两架战斗机，就截停了那十部坦克车。」
妈妈一脸惊讶，便说：「真是这样的吗？」
小明说：「不，不是两架，是五架战斗机！」
这回妈妈就很认真地说道：「修女确实这样讲吗？」
小明回答说：「你现在已不相信我，假如我将她所说的原原本本讲出来，你又怎会相信？」
神在世上行了奇迹，人们感受到事情后面有一位大能的神，他不但拯救了人们，而且他还是一切万物的创造者，历史的主宰，
175
他们相信她的垂青、选拔、陪同……她就是幸福的根源。可是要将这些很奇妙的信仰经验转告别人，他们的言词虽受制于个人的品性和生活的文化，却要忠于对神的体验，同时也要忠于听者，要顾及他们的心态，使他们听了也能够相信。
本文的题目是94年一月底辅大举办的神学研讨会所设定的。我首先会浅谈在「后现代」的讨论中所冒起的呼声，然后再看教会的回应，就是在一种信仰分化的危机中，教会如何在教理方面作出信仰讯息统一的勉力：「福音新传」，并简介在这氛围中（1985一1992）产生《天主教教理》的过程，以及陪伴着这书的争论和寄望。
本文部分资料也在香港圣神修院学院93年的《神学年刊》，和《神思》刊登，在那里也特别提到贯通全书的脉络，有关这点由于题目的规范没有登在本刊。
一、「后现代」的呼喊
人类文明的历史有自己的演进过程，总不能按世纪的数目来划分，反而须按世纪的数目只说明这些过程的时期。一般学者对西方神学思想发展史：教父时代，中世纪和现代，都有粗略的认同。至于「后现代」就像一条鱼，随着近代文化的潮流，进入了神学的领域，神学家们徒手追捕，以为捉到了，它却又从他们手中滑走。人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因为整个时代几乎都充满「后」的气息：后启蒙，后自由，后工业，后基督宗教，后批判，后共产，后文明，后解放，后历史，后人文等的说法。
「后现代主义」（pmtmodernism）一词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奥尼思（F．OUIS）在1934年出版的诗选中。其后费兹（D．Flits）在其1942年的诗选中也应用过。在这年代中，这词多在艺评文字中出现，
176
成为一种「反」现代主义的意义，后来在建筑和艺术中渐渐通行。故勿论如何，这词拥有一定的魔力。到了60年代中后期，后现代主义已成为一个和现代主义精英意识背道而驰的阵势，标榜反传统、反知性的风格。在70年代前期，诞生了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后现代思潮。80年代，后现代变得更为多元和包容，其中的论说不但南北相异，经常也有相反和对立的，成为多元主义（pluralism）的总称。
后现代主义套上诠释学的外衣，也渐渐进入神、哲学的领域中。它并非是现代主义的衍生或延续，而是一种新文化气候，对「现代」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和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进行再反思。马克思（Marx）以政治经济理论揭发中产阶级的不义。弗洛特-加龙省-加龙省（Freud）以意识植根本能还击道学之士的禁制 。海森伯（Heisenberg）以量子论的不确定原理打破科技通天晓的美梦。达尔文（Darwin）以进化论威胁人有更高层次精神的理论。海德格（Heidegger）以 「在此存有」（Dasein）强调本文（text）对解释主体产生的本体临现与缺席的张力。伽达默（Gadamer）以「认知经验」将主体追寻客观真理的活动视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任何概念和普遍论证都不会彻底确定和终结所发生的事，因为当事情发生时，处身在变化中的人受处境所限，未能吸纳所有资料，事后又是另一个处境。故此，历史常常可在一个新的现在重写。语言和实相大可分家。
「现代」主义企图追求普遍的统一语言、古典高雅的艺术、确凿至高的真理，在这氛围下，最能预先活出后现代精神的就是尼采（Nietzsche）。与其说他是系统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位先知，他以语文学点出启蒙神话的没落和浪漫怀旧的不实，人生只是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一切形而上的价值观都要瓦解。他甚至宣告「上帝
177
的死亡」彻底地槟弃一切传统的价值，而导致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能独领风骚。
只有通过瓦解才可作崭新重组的念头，在艺术评论中领先出现。在现代主义追求古典完美的金科玉律下，制造艺术品的功夫已提升到高不可攀的地步，鉴赏艺术的人亦在寻求新的品味。通俗艺术的「普普」（Pop）文化，乘着二次大战后的回转，应运而生。普普先源于英国，却在美国走红。艺术的表现脱离古典、高级、认真、堂皇、经得历史考验而立下千古垂名的形式，却标榜噱头机智、信口开河的无厘头、性感有味、迷人媚惑、「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的消费能耐。
普普和达达（Dada）艺术相辅相成。1916年在苏黎世，集结一班反战的文人、艺术家，在伏尔泰酒店，参与波尔的表演节目来纡解抑郁的心情：反对政治领导以民族主义作借口制造战争，反对社会的固有制度，反对理论家冷硬的形式主义。很快地达达就流行起来，它不是一种主义，却是一种反逻辑、反制度、反传统、反现在、反未来、反高调的张力，以哗众取宠的手法刺激群众喜怒笑骂，宣泄种种抑郁。因此它的表现采用怪诞惊人的招数，挑衅、粗俗的言词，强调疏离、不协调的效果，讽古说今，构想荒谬的未来，以「折衷」选用的态度（eclecticism），兼容并蓄，甚至包罗一切相反的意念。
后现代的文化，不肯定任何压倒性的模式，其主义亦不代表任何思想的主流，更谈不上有全盘的计划，或目标一致的运动。后现代的艺术家不必对自己的作品负起诠释的权威责任，创作时可不拘泥形式规范。在作品中尽量包罗万象：古典的神话，现代的寓言，个人的幻象，符号的联想，以及对社会、政治的反讽。作者将诠释的权威交给观赏者，作品是两者对谈的媒介，而不是单向的讯息传递。
178
将后现代主义推进哲学圈内，作为一套综合当代思潮的描写源于几位代表人物伽达默（H．G．Gadamer），德里达（J．Derri．da），福科（M．FOuCCClt），巴尔特（R．B8rthes），贝尔（D．Be11），哈贝马斯（J．Habermas），杰姆逊（F．Jameson），斯潘诺斯（W．Spanos），伯斯顿（H．Bertens），哈桑（I．Hassan），李奥达（J．F．Lyotard）等人。从他们应用的新名词可看到这种潮流，就是「反」和「瓦解」，然后不经意地（by chance）组合错乱、非逻辑的符号和语句。这些新词藻正意味着寻求新意的努力。他们的思想很快地就在欧美各国引起很多响和流传在不同层次的讨论中。
在这些讨论中，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垄断一般人的思想，但吾人若仔细地分析时下的生活方式，就不难发觉这「主义」并非只是哲学家们的发明，而是他们企图用来针对时下的生活，而作出的反省。后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既定的思想主流，毋宁说是一种关怀、一种突破现代主义框框的尝试，旨在超越或拾回在权威下不许苟延的风格，加强吾人的宽容力，不让专家们垄断，却为发明家创造空间。
这种「后现代」的关怀引发多元的表达，这对相信绝对真理的宗教人来说，当然也会带来不可逃避的挑战：就是理性与自由的折腾，科技与俗化的霸权，根源与传统的失调，人文与宗教的蔽塞。
后现代的人并不追求对理性再重新界定，而是直截了当地瓦解所有为理性带来统一意义的可能性。否则，人又会寻求所谓的客观的律法，去合法化（Legitimation）某些行为和作风。如果合法化只导致生活硬化，倒不如解合法化了。于是，理性与存有分割，语言与形上实相不符，自由选择并不需要具有任何道德目的，解合法化就是顺从个人的本能和自我的扩张，无须介怀甚么系统和「典范」，社会生活不以某种秩序为先，而应以容忍性（permissiveness）为主。工业征服自然却又蹂躏自然，破坏生态。科技使人生活舒适，但物欲熏心。商业使资源和产品快速地交流，却断将个人的经验视为「消费品」。经验越强烈就越具快感，越具快感就越偏向激情，越偏向激情就越抛离理性，越使官能感受尖锐化，以至人面对生活理想都不能反应，成为瘫痪的。要瓦解，就要抗衡一切权威、独裁和禁制，要否定传统认定的价值根源，因而传统本身也失去维系力。马克思的预言经不起考验，解放的神话没落。新纪元（New Age）的迷信随之崛起。一切的人文关怀收缩在横面的地平，排除或忽略纵面，不谈超越，不顾来生，剥夺一切超然的宗教真理的可信性。宗教本身的信仰与生活文化的脱节，致使宗教在多元化的衍生和蔓延中渐失去原有的身分。
二、福音新传（New Evangellzatlon）
不论世界有何种文化气候，天主圣言要继续在世上回响。教理（catechism）源于希腊文（kata＋echein），意即回响。这是主耶稣在离世升天前的谕令：「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授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玛廿八：19—20）。
梵二之后，教宗保禄六世请圣职部编订《教理讲授指南》；并于1971年批准。后来它又成立了国际教理讲授委员会。1974年世界主教会议讨论福音传播，随后教宗1975年写了宗座劝谕（新世界中传福音），强调教理讲授的重要性，呼吁1977年的第四届世界主教会议以此为主题。此次会议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以主教的身分参加了。保禄六世于1978年驾崩，新选的继承人若望保禄一世，
180
又忽然被天主召回。继任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1979年写了宗座劝谕《现时代的教理讲授》，说明教理讲授是儿童、青年及成人的信仰教育，其中包括以有组织的及系统的方式教授基督的道理（参阅《现时代的教理讲授》18）。1985年12月7日在特别世界主教会议中，与会者在最后的议案中提出要整理一套教理或综合摘要（catechlsmus seu compendium），其后在1992年完成，其中细节容后说明。1990年为纪念梵二《教友传教法令》廿五周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救主使命》通谕中，更刻意提醒天主子民「福音新传」这个重任说：
「天主正在为教会的前路开启人类的地平，在那里人们更圆满地准备好散播福音的种子。我感到时机已至，要动员整个敉会的力量，从事福音新传，向万民（ad genies）传教。任何基督信徒，任何教会机构都不能逃避这责任。」（n.3）
在谈到后现代多元化的文化气候，我们不得不提多元的神学，但同时也应注意神学不应分化信仰，因为福音只有一个。神学就该协助福音在不同的文化气候中传播。新的文化气候，就须有新的福音传播。
「福音新传」在最近的教会文献中经常出现，1990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救主使命》（Missio Redemptoris）通谕中，为纪念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教友传教法令》（Ad Genies）廿五周年，更刻意提醒天主子民这个重任说：
「天主正在为教会的前路开启人类的地平，在那里人们更圆满地准备好散播福音的种子。我感到时机已至，要动员整个教会的力量，从事福音新传，向万民（ad genies）传教。任何基督信徒，任何教会机构都不能逃避这责任。」（n3）
这里我们只是提纲挈领地陈述福音新传的神学原则，而不进入具体的解释。
181
福音只有一个，就是基督所宣讲、见证和实现的那一个。
它一直在人类历史中不断临场。新传不是指另一个新的福音，而是避免用不合时宜的方式去「重传」，但要用「新」的方式。新是指一系列的新处境。新的交谈，就是说：福音令人得到自由、释放和爱，这要求教会不断陪伴人和福音作交谈。新的现实，就是说：福音点亮人的自我明了，因为人的自我明了是接受基督的前奏，为此，教会不断学习人的各种特性。新的途径，就是说：福音建立人类合一的路，这要求教会简易、自如、真诚的沟通，并以新的热忱作见证；也就是说：福音既能发挥人的潜能，教会就要不断学习聆听和相信。
救主只有一个，就是基督。
整个福音新传建基在耶稣的救恩和使命基础上。驰展示了救恩奥迹的神性幅度，就是：天父的爱、基督的启示和圣神的降临。她又实现救恩奥迹的人性幅度，就是：人的奥秘在基督内得到解释，人的成长在基督内得到动力，人的缺陷在基督内得到补足，人的极限在基督内得到超越。
传道者只有一个，就是基督。
教会只是参与和延续他的使命。基督的使命是实现圣父拯救众生的意愿和行动，并从圣父那里为我们赚得圣神的动力。教会以圣神为继续基督使命的灵魂，领受宣讲和付洗的谕令，成为天人相遇的标记与途径，使天国扩展到世界的园地。；
后现代的关怀是「多元化」，而它的挑战是「分化」，「相对化」和「虚无化」。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在照顾人类多元的需要之余，基督借着教会使人类合而为一，就如「父在子内，子在父内」一般。福音新传在教会的整体使命中是产生统一力量重要的一环。
182
三、l985—1992年间《天主教教理》产生的过程
1985年12月7日在特别世界主教会议中，与会者在最后的议案中提出：
「极多的人（valde comuniter）表白这个渴望，就是整理一
套组或综合摘要（catechismus seu comPendlm），论述
一切有关信理和伦理的事宜，作为每一个地区制作本地教理或
教理摘要的参考。这本书在教理表达方面应以圣经和礼仪为
主，同时又须写出一套健康的教理，适用于现代人的生活。」
1986年7月10日教宗成立专责委员会，以J．’Ratsinger枢机为主席，共12位成员，都是枢机和主教：
枢机：W．Wakefield Baum, B．F．Law，S．D．Lourdusamy，J．Tomko，A．Innocenti．J．Sanchez主教：J．P．Schotte，J．Strobs，F．S．Benitez Avalos，G．P．Noujeim，I．De Souza，H．S．D’Souza．
编辑小组：7位主教
J．E．Estepa Llaurens，J．Honore，A．Maggiolini，J．Medina Estevez，D．Konstant，E．E. Karlich，W．Levada．
书记部工作人员：
A．Bovone，C．von Schonborn，R．Martinelli，Ana Fernandez．
经历九个初稿：
1．1987．2 adumbratio schematis《概括大纲》
2．1987．12 avant一projet《计划初稿》
3．1989．2 pyojet《计划》
4．1989．11 pyogetto revisto（projet revise）《修订计划》
183
5．1991．3 textus emendatus《修或版》
6．1991．5 testo predefinitivo《推定前版》
7．1991．8 testo predefinitivo—versione correta《确定前版之修定》
8．1991．12 progetto definitivo《确定版》
9．1992．2 testo definitivo《推定版》
三段主要的工作期：
第一段是由1987年1月到1988年10月，主要是委员会按1985年特殊世界主教会议的决定，写出计划，再由编辑小组正式编写为《修订计划》。
从委员合会第一次会议1986年11月，就提出这教理分三卷：信理、圣事和诫命。行文须赋予圣经、教父、礼仪和教会训导的佐证，要顾及现代文化和教会傅统的语言，并附加一个教会词汇（glossary）将解释一些常用的基本概念。读者主要是主教—一作为信仰的导师—一及其它书写或批准地方教区教理书的人士。目的是为地方教会写一本「参照本」，方便不同的教会按读者的需要编纂教理课本。
编辑小组的主教们便开始工作，后来将协调整本书的风格和监察工作的进度，便请了道明会曾士von Schonborn来负责，他后来成为维也纳教区助理主教。
第二段是由1988年10月到1990年9月，主要是将整项计划呈交给各地的教会以作咨询，收集意见后，便辑成《修订版》（textusemendatus）
在1989年11月，以《修订计划》作为蓝本，赋予英、法、意、德、西的译文，咨询所有的天主教主教和主要的大学、学院和修院。收到的回应共有938个，16个来自宗座部门，797个来自个别主教，
184
28个来自主教团，23个来自295个不同的主教组别（1092位），12个来自神学学院，62个来自其它的组别。这些回应大体上赞成这个《修订计划》，26.8 ％认为非常好，51.1％好，12.1％满意但有些保留，约有10 ％不赞成。提供要修订的条文共有24，000份（modi）。
从地理分布来说，这些回应有4 0％来自南、北美，31％来自欧洲，3％来自非洲，15％来自亚洲，11％来自大洋洲和澳洲?
审阅的工作也相当繁复，请很多神父和神学生帮忙。他们将意见分为：1）总体性的，2）结构里有关每个部分的，3）特殊的主题。过程中先作一个客观的分析为报导主教们的意见，其后辨别意见的分量，最后衡量其它变换的可能性。然后针对下列四项而改善教理的工作：
1．有关圣经的运用，要征询多些圣经学者的意见，但陈述时要以「启示宪章」为原则，即以圣经为灵魂，避免过分学术的风格。
2．有关伦理的部分，因意见特别多，故此首先要注意人在德行和恩宠下的成长。为特殊伦理部分，则要避免形式化，可按照十诫的次序陈述，但应将之视为爱主爱人的双重诫命，着重福音真福精神，并要符合现代的处境。
3．有关「天主经」部分，除了作解释外，也须推演出基督徒祈祷的特色，成为本书的第四部分。
4．原罪及成义的问题也要多作考虑。
第三段是由1990年9月到1992年12月，主要是将收集的意见，按部就班地编辑成《天主教教理》。
编辑小组将原先的三卷伸至四卷，即信理、礼仪圣事、伦理和祈祷。这分法也与脱理腾的罗马教理本相同。卷一、卷二和卷四都先后完成。圣经的引用也由学者们再重读和调整。卷三的伦理部
185
分，还须注意一些特殊的地方，如：死刑、和平、战争、社会正义的问题等。最后，在每段的道理加上「撮要」，方便人们记诵。
1991年5月的《确定前版》（testo predefinito）及1992年2月的《确定版》（testo definito）就是按以上原则写成，并在委员会及编辑小组来回数次，经几番的修改，顾及编辑和印刷的问题等。最后在1992年2月14日委员会投票并一致通过，稿件命名为《天主教教理》，并在1992年4月30日将最后的稿件呈交教宗审阅，1992年6月25日教宗批准，并在1992年10月11日（梵二开幕三十周年纪念）写宗座宪令（信仰宝库）（Fidei Depositum一FD），推荐这书，1992年12月8日教宗隆重地颁布。
显而易见，透过这本《教理》，教宗要行使伯多禄继承人的「一项特殊服务，提供给神圣而至公的教会、所有与宗座和平共融的个别教会」，就是「支持及肯定所有基督徒的信德（路廿二：32），甚至加强立足于同样宗徒信仰上的合一的联系。」（FD4）教宗没有说「提供给神圣而至公的教会『及』所有与宗座和平共融的个别教会」，是为表明普世教会并非是个别教会数量上的总和，而是一个以基督为首的奥体。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相互性」，后者具体地按前者的肖像而活现，前者则因后者的团结、集合而成（参阅《教会宪章》18．23）。当然这种相互性是建基在伯多禄的继承人（教宗）和宗徒的继承人（主教们）的密切关系上，亦即主教们团结一致的本质。那么，在信仰的训导上，他们要共同负起责任。事实上，可从两方面看出，这本《教理）书「正反映出主教们团结一致的本质，也显示教会是至公的。」（FD3），一方面在成书以前，曾广泛地征询各地的教会，另一方面，书成以后，教宗也要求主教们将之视为一个「确定和真正的参照本」（FD4）。
186
四、过程中的争论
1 知性及感性的问题
忠于天主、忠于人是教理讲授的大原则。
忠于天主，教会就要懂得谦逊地聆听她的话，忠实地传播他的福音，务使其教理讲授是完整、正统、确定和有系统的。我称之为知性的取向（即以理念为主）。
忠于人，教会就要懂得谦逊地进入人们的处境，忠实地应用人的语言，那么这过程牵涉心理、社会、教育、人文科学的贡献，使其教理讲授是以受惠人为依归，着重渐进、创新、经验、探索、实践的原则。我称之为感性的取向（即以经验为主）。
虽然这两个取向并不互相排除，但为写一本教理书总有一种张力。在新教理的结构与编排中亦可见到这种张力。
在最初的计划，已提出全书结构的问题，当时的委员会提议《教理》是分三卷：信理、圣事和诚命，后来在咨询各主教后才分四卷。其实，多玛斯曾编过一个教理讲授，其结构有三：信经、十诚和主祷文。这分法也存留在基督教的传统中。1566年《罗马教理》也是依循这分法编写的。但在信经部分论到：「我信诸圣相通功」时，就介入圣事的项目。由于那时代的圣事课题是相当广阔，甚至超过信经本身的篇幅，因此《罗马教理》便开另一新卷，专门讨论圣事。1992年《教理》的结构是仿效《罗马教理）的：信经、圣事、诫命和主祷文分成四卷，即：信理、圣事、伦理和祈祷。
我们可比较两本教理的篇幅：
《罗马教理》1566 《教理》1992
信经 22 ％ 信经 39 ％
圣事 37 ％ 圣事 23 ％
187
诫命 21% 诫命 27％
主祷文20 ％ 祈祷11％
在这两者之前，我们还可比较多玛斯和马丁路德的教理：
多玛斯的教理 路德的大教理 路德的小教理
信经 诫命 诫命
诫命 信条 信条
主祷文 主祷文 主祷文
圣洗与悔罪 圣洗与悔罪
祭台的圣事 祭台的圣事
告罪的劝勉 告罪的劝勉
祈祷文
由此可见，教理分为三卷或四卷，乃按所处理的课题的篇幅而定，而课题的篇幅又有其历史因素，例如在1566年圣事的篇幅是最长的，在1992年则以信经为最长。其实，不论是多玛斯的教理，《罗马教理》或92年的《教理》，它们的分法都是基于一个双重的信念：第一是相信天主圣三对人的爱，第二是相信天主使人有能力回应。按此看法，这两点是一个银元的两面，表达天人最终的关系。新编教理的四卷也是如此：天主的爱分别在信德中（卷一）宣认，在圣事中（卷二）庆祝，然而人的回应在生活上守诫命（卷三）和作祈祷（卷四）表达对天主的依从和赞颂。
路德的教理先写诫命后写信条是基于他的神学，因为诫命使人了解到自身的不义和不足，因而更需要相信天主，信条是陈述天主 的慈爱，然后透过祈祷投奔于他。他标榜：人基本上欠缺回应天主的能力，天主的慈爱将接受他的投奔。虽是将次序倒过来，但仍然是肯定同一个银元的两面。路德的立场和《罗马教理》在这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成义及圣事的道理却不同。
188
路德的大教理写给学识水平较高的人，而小教理则是写给一般百姓，且尽量采用他们简单的语言，相当感性和生活化，故此非常成功。《罗马教理》则是以拉丁文写，对象是本堂神父，再由他们讲解给百姓，故文体方面偏向知性的。至于92年的《教理》连Ratzinger枢机也承认是一种特别的体裁，虽不至于是超级的信理神学书，但按其繁琐的结构、论述的语言和内容的长度，肯定是偏向一种知性的神学摘要的「大型」教理。
2 一体多元化的问题
生活在我们历史和文化中的天主是信徒委身的对象和依附，这就是信仰。教理就是一种信仰的外衣，藉此外衣，信徒将天主所赐的信仰活于文化。为使那源于天主的信仰，活于信徒的文化中，今人越来越意识人的明了是他基本的存在方式，而这方式又不能脱离其文化背景，既是文化产物，又是文化的动力；那么，信仰无论当作生活委身（fides qua）或讯息（fides quae），都该要与信徒的文化揉合为一，「信仰要求文化」（ides quaerens culturam）就成为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所肯定的事实。
教理虽非是信仰唯一的外衣，但信仰却需要它才可登上世界的文化舞台，与其它套上不同外衣的人文精神和宗教信仰交流，辨认彼此的异同、发生互补作用和对世界文明与历史有所贡献。教理既然是外衣，就不能完全和信仰等同。传道者本身该肯定信仰不变的成分和文化对信仰的承接力，然后度身裁剪一套外衣，使人见到这外衣会感到熟悉和自然，接触到信仰的真谛，也乐于穿上这外衣，活出信仰，美化自己的文化。
信仰的中心就是若望所说降生的圣言(logos)，文化的承接力是犹斯定（Justin）所说的「散播在文化中的圣言」(logos sPermatikos）。前者是显性的启示，后者则是隐性的，教理具有
189
自身的原则和方法来建立和指明两者的汇点，使能互认互通。现代主义的文化本来以欧洲为中心，后来转移到北美，最近又东移到亚太区，其过程必混杂着不同类型的文化。所有在神、哲学中的新思维都与地区的人类学拉上一定的关系。教理的走势必是多元化的。
传道者为天主圣言服役，点燃信仰，但他也深知圣经和圣传组成天主圣言的信仰宝库，委托给教会保管。为此，教会在信仰上具有训导权，这权力并非超越天主圣言，而是天主圣神的工具，使传递同一的信仰时，善加护守，不致误传。当然，训导当局不是做教理的机构，亦不取代传道者的任务，反而要密切和他们合作，因为他们也是在不同的层面上，跟随圣神的。最终，教会的权威训导是教理讲授中不可缺少的信仰尺度（regula fidei）。这是传道者基本的态度，承先启后，为天主子民能明了圣言而服务，为信仰的统一而效忠，至于传道者如何应用这个信仰尺度，尤其在后现代的冲击下，更须不断地适应和改进。
教理讲授不但不能与教会的整体牧民行动和传教事业分开，还是福音新传中重要的一环。福音只有一个，而地方文化又是多元的，那么教理讲授必注定是多元化而又统一的。谁来说出甚么是多元的和甚么是统一的？理论上是教会本身。换言之，教理讲授就地方教会而论是多元的，但所讲授的教理就普世教会而论则是统一的。这问题又牵涉到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的实际关系。1966年荷兰年荷兰率先推出新的教理，当时举世哗然，因为可争论的地方实在太多。其它国家也先后编订新的教理，但争论并没有终止。这些争论指出教理讲授的多元化已遇到信仰分化的危机。在荷兰文化中所 宣认的信仰，在中国也被认同吗？在宗徒时代所宣认的信仰，在90年代也认同吗？1993年3月教延成立「天主教教理」部际委员会专 门审阅各地的翻译和预备枇文的标准本（editio tyPica latina），
190
恐怕也是为避免教理在翻译为本地文字时，造成过分的分化
3 真理等级的问题
1989年间委员会将《修订计划》呈交给全世界的主教作谘询时，其中一项批评是真理等级的问题，主要是来自北美的神学家。梵二在UR 11大公主义法令提出真理的等级，作为与其它基督徒交谈的一个原则，追求彼此更大的认同和对奥迹更深入的了解。故此要分清楚那些真理是经平常训导，那些是经隆重训导而建立的。至于在《教理》是否要提及这点，委员会很慎重地考虑过。
在1990年10月27日世界主教会议中，委员会主席Ratzinger向大家解释，因为真理的等级并不在于确凿性的程度，故此，在新编的教理中，无须亦不希望在每条道理之后加上：钦定信理（de idedefinita），信理（de fide），一般意见（sententia communis）等的注明。每条教理确凿性的程度是由铺陈的结构、方式、及所引用的权威而浮现出来的。
其实，问题的背后在于卷三伦理的部分。教会的伦理训导自1967年的《人类生命》始，都是反潮流，比一般社会厘定的标准严谨得多。一些神学家、信友，甚至牧者却以这些训导不是隆重地钦定的信理为由，而另设较宽松的标准或理论，或者期待教会将来会更放宽。
五、小结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使社会变得多元，而且也使宗教走向分化的危机。教会不得不关注，并要及时重建基督的文化。所以教会要重新宣告基督的福音作为人类彼此合一的动力。为配合福音新传，教会出版了新的《天主教教理》，为使每个个别教会在针对自己的
191
文化，而制定一套本地的教理时，大家都有统一的讯息，不但不致使信仰分化，反而能推行福音新传，引领人类走上融合在圣三生活的道路上。
《教理》出版后在欧洲有相当热烈的反应，法、意、西、德、葡等几个主要文字已先后出版，而且在短短一年中已出售的数目，数以万计。英文版尚未问世，大概在翻译上还有相当大的困难，但订户已超过25万。这本书虽是畅销，但为一般信友恐怕不易消化，因为这本书要求读者有相当高的文化或受过一些神学训练。这点也引起一些人的质疑。1985年主教会议的意愿是为普世教会编订一本教理，但所写出来的内容仍偏向西方神学，具有很浓的士林神学手册风味，这似乎与原来的意愿有距离。另一方面，《教理》引用很多资料：圣经、教会训导、教父、礼仪、圣人等，可是也会导致一些缺点，如：令人迷失在知性的论证，却把握不着福音的灵气；所作的引据往往又缺乏历史诠释的空间。那么这将是一本多人买、少人读的书吗？
法文版的封面刊印了一幅小画，是取自一块墓石的雕刻，这墓石大概是第三世纪末的作品，在罗马基督徒地下墓穴中（Catacombes de Domitilla）找到的。图中意境是来自外教人的田园诗，基督徒用来作为安息和真福的象征，表达亡者的灵魂已获享永生。这图像亦使人联想到教理的意义：基督善牧以其权威（棍杖）带领和保护信徒（绵羊），用真理和谐的旋律（牧童笛）吸引他们，并使他们在「生命树」的荫庇下休息。那树就是救赎的十字架，因为它开启了天堂之门。那么类比地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教理》直接所书写出来的东西，而是它没有写出来的，就是那字里行间所隐藏的是基督宣讲的回响，有了他才有书写出来的文字，有了他教会才可宣讲整全的真理，使信德的「交响曲」得以回响。
192
为此，我们需要认识这本书，并将之实现在生活中。在最近的未来各地教会，势必多次应用这本书。更好说配合教会在这本书内所提出的教理，使之成为福音新传的特殊工具，尤其要面对后现代那种分化性的文化。我认为这本书为神学生、接受教理讲授培训的学员、想加深教理认识的人，确实提供有系统和相当充分的资料。在最近的四年，我有机会在大陆的神学院教书，很多修士们在将来晋铎后，都要在本乡直接从事教理讲授，我更感到这本书为他们是相当适合的教材。
193
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