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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大学神学论集 第103号 |
雷鸣远神父与中国本地化 |
董 立
（新加坡圣心堂主任司铎，海星报主编）
我来自新加坡，这次蒙赵雅博会长神父邀请，在雷鸣远神父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做这个演讲，感到十分荣幸和感激。
我是天津人，原属天津老西开本堂区，在读小学中学时，也常在教堂辅祭。我的先祖父董郁青先生当年受雷鸣远神父热爱中国文化而感动，学习要理领洗入教，并且以后留在雷神父身边，协助编辑《益世主日报》和《益世报》，并曾著有《新新外史全集》（1926年）等一些著作。
我想这些也许是我被邀做这个讲演的理由吧！
大会主席及诸位来宾：
在不同的时代，天主使不同的圣人智者辈出，完成代天行道的先知使命，发挥整风化俗的使徒精神。
在近代的教会史，我们也看到比国两位划时代先知先觉大智大勇的人物。
一位是贾尔定枢机（Card．Joseph Cardijn），他手创国际性职工青年会，尤其在提高在俗教友的地位，阐明在俗教友的使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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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训练职工青年上，有了决定性的贡献。
另一位便是雷鸣远神父（Fr．Vincent Lebbe），他热爱中国，中日抗战时为爱中国而捐躯。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他有更大的贡献，创立了两个全球性修会，两个国藉性修会；尤其在建设中国地方教会上，他有了决定性的贡献。据闻教宗本笃十五世＜夫至大至圣之任务＞通谕中，诸多论点采自雷鸣远神父的函件。
今天举行雷鸣远神父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特就雷鸣远神父在「中国教会本地化」上的贡献，向大家做一报告，以表缅怀敬仰雷神父之意。
「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这是雷鸣远神父的名言之一。
前者是前提和原则，后者是实现和结论。当时中国国家深受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压榨；中国教会全国也无一位中国主教。（一九二四年五月第一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主教会议，四十九位在中国各地的主教中，只有二位「监牧」是中国人，一位是会议前五个月，另一位是会议前一个月匆匆任命的）。雷鸣远神父有感而发的「中国归中国人」，可从政治角度，也可以从教会角度加以解释，但是由当时问题的产生和日后的发展，从教会角度来看似乎更恰当；「中国归中国人」也可改为「中国教会归中国人」的口号。
雷鸣远神父多么希望中国教会是一个中国主教的圣统、中国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合，以便实现「中国人归基督」的理想！
梵二文件的有关指示
有关本地教会的建立以及本地教会与本地文化的沟通，在梵二文件中有很清晰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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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推动本地圣职人员的问题，文件上说：「每当各种教友团体能从自己的成员中，有了主教级、司铎级、执事级的救人的本地职员，为弟兄们服务，教会便在这些人群中奠下比较坚固的基础，如此则新生的教会就逐渐以本有的圣职人员取得教区的组织。」（教会传教工作法令16）
至于使本地教会和本地文化沟通，文件上也说：「在每一个所谓大的社会文化区域内，发起神学的检讨，可以看出各民族的习俗、生活的意义，以及社会秩序，如何能够和天主启示的道德相协调。这样就会找到在整个教友生活的范围内，进行深度适应的道路。这样作法，基督徒生活将会符合每一个文化的天赋特性，个别的传统和各国的优点，在福音光照之下，将会被纳入大公的统一中。新的地方教会，装饰著自己的传统，便要在教会的共融中，占有自己的位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22）
这种沟通和共融的进行，从传教学的观点称为「结合（本国）文化」（Inculturation）或「结合（本地）处境」（Contextualization）。
「结合文化」是指把基督的救赎事业具体地实现于某一特定的国家和民族，或实现于某一社会文化处境的一种特殊进程。这也称为「本位化」，涉及宗教信仰与本地文化的融合，透过本地人的思想、喜好、情操、直觉，藉本地文化的精神反省，实行天主的启示。
从神学观点来看，教会对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中所含有的真理、美善和正义的因素都极其尊重，因为通过文化的形式和发展，各个国家都可实现天主上智的计划，而「圣言的种子—一道」也蕴藏在各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
「结合文化」就是天主降生成人的具体化。现实化，复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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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降生于各民族、各时代的文化处境中。这也称为「场合化」，使神学适应某一境况，如某社会状况、政治状况等的作法或过程。
天主把自己完全地显示给自己的子民时，就是通过降生成人的圣子耶稣，他是依照各个时代的特定的文化处境而显现自己的。
有关中国地方教会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深感中国文化的优秀，在接见自由中国主教团主教及旅罗神父修女教友时，教宗指示说：「你们清楚了解，你们所要宣报的基督真理的对象，是在时空中存在的人民；你们身为中国的亲爱子民，你们的任务是将信仰的讯息，译成你们远近的同胞所能了解的言词。要知道如何把教会信仰和信仰的表达方式，与其周围的文化相配合。这样做，教会不但尊重其文化，而且从它汲取更好的因素。」（一九八四年二月廿八日）
自由中国主教团九位主教去罗马向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述职时，教宗强调中国人是归化中国人的自然 道者，信仰并不影响固有文化和忠于祖国。教宗说：「你们被召成为生命讯息的先驱。你们是以中国人身分担任此职，而且你们发现接受信仰，绝对不意味要放弃你们的文化，更不是要你们减少对你们祖国的忠诚和服务。你们的团体有责任，有如前任教宗保禄六世所说的『在全球共同为基督作证』。我加一句，就因为你们是中国人，你们是中国大家庭的天生的福音传布者。」（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八日）
这是最近二十几年来教会最高当局对本地教会及中国教会的态度，但是这并不是雷鸣远时代中国教会的情况。一九二六年教宗比约十一世祝圣六位中国主教以前，全中国连一位中国主教也没有，中国教会当局反而还认为中国神父尚不到担任主教职务的阶段。
雷鸣远神父的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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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归中国人」不但是雷鸣远神父的口号，他也为推动建立中国本地教会努力奋斗；他主张由本籍圣职人员作主人，才能奠定传教区的教会基础。
他的努力受到许多传教士，尤其同会会士神父的反对，他本人也受到排挤，由教区副主教被贬为堂区副理神父，从天津被调职到正定，到河北东南端的小村镇，到不通晓当地语言的中国南方，最后被调离中国返回欧洲。
雷神父热爱中国，又热心传教，由他在中国多年传教中遇到的成功和失败、顺利与艰难，深深感到为传扬圣教拥有本地圣职的必要性。
法国在中国享有的「保教权」是通过列强不平等修约得到的，这已使中国人对教会产生误解与不满，认为法国就是天主教，天主教就是法国。一些有名望的人曾说：进入天主教就等于受法国保护；在对外传教工作上，这实在是一个污点，一天不除去，他们就一天不能信奉天主教。可惜，中国教会当局本身未曾注意到这种对传教不利的情况。
传信部将中国不同地区交托给不同国家的修会管理，他们努力传福音，却未费心也未曾去想如何培植本地圣职人员，更无心建立本地教会，以便将本地教会交还本地圣职管理。一切都是以自己的修会为主，将教区视为修会所有，而教区的主教、堂区的主任，也常由本国会士充任。
传信部对修会在传教区成立本地教会，培植本地圣职的使命有所说明和指示，但修会当局却不加重视，未曾醒觉建立本地教会的需要，依然抱持固有的态度的作风，我行我素；反而对肯倡导建立本地圣职的雷鸣远神父加以无倩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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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些传教士由于种族先见，认为中国人根本没有资格升为主教，或认为中国圣职人员准备不够，难以胜任主管教区。
这些不赞成雷鸣远神父「建立中国本地圣职」主张的传教士，既已不赞成他的主张，再加上雷神父的坚持和大力推动，便引起他们对雷神父更大的反感，并施以更大的压力，最后雷神父被调离天津，远赴中国南方浙江省的嘉兴、绍兴。
雷鸣远神父于一九一七年由嘉兴被调职到绍兴之前，由教区赵主教（Msgr．Keynaud）手中收到一份「教区思想备忘录」以后，在年退省中从宁波给赵主教写了一封长达好几十页的长信，在这封信中将他对「中国归中国人」的思想，扼要清晰地加以发挥，对T建立中国本地圣职」有详细的陈述（信中也谈到爱国主义、保教权、道袍、事业与组织）。
雷鸣远神父首先引证罗马针对这个问题的指示，虽然雷神父谈的不多，在信上他写说：「刚才收到的备忘录正好承认了『罗马教廷已给我们指示了的』，而且数世纪以来不单单是指示（参阅教宗额我略十六世及教宗良十三世的文献），备忘录也证实天主上智就在这时候，以事实上不可抗拒的方式，向我们说话。由此观之，结论没有前提的宽大，准备优良及众多本地圣职只是『现行』程序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点，而非唯一的一点。备忘录的这个结论或其类似的结论，虽然再三提起关于中国及整个远东的很多问题，但仍让我们传教区反罗马的现象保持原状。」（雷鸣远神父书信集207面）
其实，罗马方面有关建立本地圣职的指示，不只限于教宗额我略十六世（1831—1846）及教宗良十三世（1878—1903）的近代文献，远于一六二二年在罗马教廷成立传信部，目的就是建立本地圣职，传信部甫告成立，便于一六二六年建议晋升日本本地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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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三O年建议晋升印度本地神父，一六五九年传信部给远东教会颁发的文件中，更明显表示对于在传教区祝圣本地主教的期望。
在这封长信中雷鸣远神父也提到由于事实的迫切，也应注意建立本地圣职问题。
这是由于世界大战的发生，欧洲不能派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在信中也只简略谈到此点，雷鸣远神父写说：「在承认『罗马的目的及普遍规则』是创立本地教会以后，在证实『欧洲越来越不能供给必要传教士的数目』以后，这就是说虽然罗马没有表明意见，而事实却在说明，这力量有多么大！备忘录加上说：结论是我们应该准备尽可能又优良又众多的本地圣职人员。『等天主上智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做罗马将指示给我们的事』。」（雷鸣远神父书信集207面）
根据北京教区传教年鉴上的统计数字，我们也发觉到一九OO在全中国的外籍神父的数目是九百O四人，一九一0有一千四百O二人，一九二O年减为一千三百六十五人，一九二五年又升为一千七百七十六人。雷神父的信写于一九一七年，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交通断绝之际。
究其实，雷鸣远神父坚持中国本地圣职，最主要的理由并不是「罗马的指示」，也不是「传教士减少」，而是「只有本地圣职（神父、主教）才能了解、深入并归化他本民族的灵魂」。
请允许我引证雷鸣远神父针对这点亲笔写的话：「所收的备忘录中对成立完全国籍圣职，举出了两个切实的理由：罗马的指示与事实的迫切……教会整个的历史都给我们证明；只有本地圣职才能了解、深入并归化他本民族的灵魂。在欧美没有见过一个国家，是在外国传教士管理之下而归化的……」
「由此而推论出的结论是传教士应该培养本地圣职人员，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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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的阶层开始，然而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使能达成从这个民族中生出领袖与主教，如果在一个地方现在不开始如此，便永远也不会开始。过去人们做的好或坏不必再管，过去的就算过去了。然而请您许可您这最小的孩子，以他最可怜而不堪当的心之深处，给您坦白陈述一切他对于今天之事的想法。」
「由于将这样重要的问题缩小了，尽管许多传教士，经了许多世纪，牺牲出汗与流血，而并没有获得结果：仅仅形成了精神殖民地，而没有依照宗徒们的榜样，成为有生气的教会。本地圣职，永远是居于「辅佐」地位，在自己的本国；被看待如同外方人一样。」
「关于准备本地司铎，我们只准备他们作辅理本堂。有人坦白地承认，这是他们惟一的目标，至少无限期地这样拖延下去。我并不只是听见一位主教如此说话，并且也不止一次……我们从没有见任何地方，认真地朝向这个目标走，罗马已多少次给我们指出并讨论过。」（雷鸣远神父书信集206—210面）
在长信的结论中，雷神父又写说：「人们最不愿原谅我的，恐怕就是由于我以为，建立一个完全的本地圣职（主教在内）是我们的首要责任。由于教会的传统、罗马教廷的指示及事实上越来越清楚的呼声，也由于我曾在我四周努力传播这个概念，并表明，如果我能亲吻第二位中国主教的权戒，我将含笑九泉。」
这便是一位充满传教心火，又热爱中国人民的一位传教士写出的心声。
一人的归化或一民族的归化，是基于天主的圣宠所致，但是归化的心理过程仍需要对所归向的宗教有一番钦佩敬仰之情，又怎能以入侵的洋教或保教权的压力等的姿态出现呢。
雷鸣远神父是一位勇于行的人，偏重实际行动的人，他提的三个理由以支持「建立本地圣职」也都是从心理及社会，而非理论及神学的观点作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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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主教是一位善良的主教，也十分同情雷鸣远神父的处境，支持他的主张，但是对雷神父这封壮丽的信，只做了口头上的回答：「我没有工夫答覆你，如今当面答覆你，你说的都对都好。」却没有实行或推动雷神父信中所论各点。
这封长信的副本，以后却由雷鸣远神父的好友汤作霖神父（Fr．Antoine Cotta）重写成一份六十六面的备忘录寄给罗马传信部，这也引起罗马的注意，对日后雷神父被邀赴罗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一九一六年天津老西开事件的发生，雷鸣远神父和好友汤作霖神父曾分别向罗马传信部写信报告有关「中国归中国人」的事件，事后雷神父于一九一七年被调离天津远赴绍兴，天津教友发起向教廷直接申诉，而引起罗马的注意。一九一九年传信部派巴黎外方传教会光主教（Msgr．de Guebriant）来华视察中国教务，主要任务是在调查中国圣职能否担任主教，并且发出有关中国教务的问卷，令有关教友及中外神父答覆。
一九二O年光主教结束了对中国教务的调查工作，雷鸣远神父在一个与光主教谈话的机会下，提出在中国为大学生及知识分子服务传教的重要性和自己的心愿。光主教作一反建议，主张雷神父不是留在中国，而是返回欧洲专为中国留学生服务，所以在一九二0年四月，雷鸣远神父与光主教从香港同船返回欧洲。
这是雷鸣远神父传教生活的另一转捩点，在欧洲居留期间，他不但为旅欧中国留学生提供不少服务，并且造出日后亲赴罗马觐见教宗及拜见传信部长的机会，因而有机会当面陈述有关中国教务的种种，进而促成六位中国主教的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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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国，雷神父与比国迈谢枢机（Card．Mercier）谈论中国教会的教务和面对的问题，尤其有关建立本地圣职的主张，得到枢机的赞同和鼓励，并且由于枢机的支持和介绍，促成雷鸣远神父罗马之行。一九二0年十二月雷鸣远神父受邀赴罗向教宗本笃十五世及传信部长王劳松枢机（Card．Van Rosuum）陈述有关中国教务的报告。
这种难得的机遇实在是天主对雷鸣远神父一番苦痛奋斗的酬报，使他又充满了无上的希望和喜乐。
雷神父曾给他的好友汤作霖神父写信详告这个喜讯及有关罗马之行的一切。
雷神父先描述十二月廿八日上午十时半单独一人觐见教宗本笃十五世的经过，教宗先垂询天津灾民的情况，后谈到天津教会的事件，后将话题转到《夫至大》通谕时，雷神父感谢教宗发表这个通谕，也感激教宗对于自己所作的报告表示欣慰，教宗也表示教宗发表言论是按自己所有的职责；并且为本地圣职问题发表言论是教宗最热望的意愿。在谈到在中国是否已有够资格的圣职人员做主教的问题时，教宗甚至对雷神父已将一些神父的姓名提供给传信部长加以赞许。临别时教宗更捐出意币十万里拉交给雷鸣远神父以救济灾民，教宗当时向雷神父说：「我本愿多做些，但是我终于把我的一块面包与中国穷人分享。」
雷鸣远神父也在「罗马之行」的信中描述十二月廿七日拜会教廷国务卿贾斯巴利枢机（Card．Gasparri）的经过，发现枢机和他们二人的见解完全一致，主张建立本地圣职及祝圣本地主教。
至于雷鸣远神父十二月二十一日拜见传信部长王劳松枢机的经过，雷神父在信中描述的十分详细生动。枢机向雷神父强调说：「这很明显，该有中国主教，教会在中国应该如同其他地方的教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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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人也这样对待我们的国家，那我们仍然还是外教人（注：王劳松枢机是荷兰人）……我很希望第一位或第一批中国主教都要超越平常人以上，并愿他们给罗马的主张提出一个很辉煌的论证，致使反对的人们只有闭口无言。以后我们可以增多中国主教，关于第一批以后的那些主教们，就不再这样苛求了。」枢机也当场要他写出几位可被提名作主教的姓名。
至于对雷神父的服从，枢机当时更说出一些感谢的话：「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你所做的这一切，感谢你所遭受的这些痛苦，感谢你那有信德的服从。就是这服从拯救了一切……我感谢你在服从的德行上曾有足够的信德，使你届于人下而无所怀疑；就人方面而言，你的服从似乎该招致一切祸害。但就在这里却有了天主的祝福，现在你也看见你信服天主上智的安排并没有错。」（雷鸣远神父书信集279面）
以后雷鸣远神父又有几次拜见王劳松枢机的机会，并且在雷神父的要求下，王劳松枢机在他的照片上签名，加上日期，并写上「致可敬雷万桑神父：在一切容忍和英勇中，工作如基督的好兵」。
是教宗本笃十五世召见了雷鸣远神父，听到了他的看法，教宗也告诉他必将任命中国主教。原来，正好在一年之前（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教宗已颁发《夫至大至圣之任务》通谕，呼吁各地传教士培植本地圣职人员、本地主教、建立地方教会。教宗谴责一些传教士「将自己的国家置于天国之上」，使人误认所信仰的是传教士的教，而天主教在传教区反成了「洋教而非天主教」。
教宗本笃十五世虽然告诉雷神父他必将任命中国主教，但是由于教宗的早逝，祝圣中国本地主教的理想却是由教宗比约十一世所实现。他被选为教宗的六个月之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委任刚恒毅总主教（Msgr．CeIso Constntini）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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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十月祝圣首任六位中国主教。
雷鸣远神父的理想终于实现，不但在罗马公布了几百年来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将由教宗亲身在圣伯铎大殿主持祝圣礼，而且雷鸣远神父受邀到罗马亲身参与这个盛典。典礼中雷鸣远神父喜极而泣，热泪盈眶。
一九二七年雷呜远神父更蒙新祝圣的孙德祯主教邀请，重返中国河北省安国教区传教，满全了雷呜远神父「我为中国而生，我为中国而死」的心愿！
为推动建立中国本地教会，雷鸣远神父突破万难，忍受了同会会士的排挤，以文字说明自己的看法和理由（致赵主教的长信）以交谈说明自己的见解和问题的严重（拜见教宗和传信部长）。在他有生之日，不但看到理想的实现，而且分享理想实现的成果，正吻合中国成语所说的「苦尽甘来」
在促进中国教会本地化的工作上，雷呜远神父努力中国主教的祝圣，华籍教区的成立，也注意到教会与中国文化的交流。
雷鸣远神父初到中国，便立志要好好读中国书，说中国话，清楚地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一条心。雷神父也坚持努力到底，每日读四书，每日练写字，几十年的工夫使他能写一篇好中国文章，写一笔好中国字，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雷呜远神父以完全投入之情进入中国文化。
一九一二年雷神父在天津创刊《广益录》，这是中国天主教的第一份中文周刊，以後改为《益世主日报》。四年以後，在一九一五年十月又创刊日报《益世报》，由於消息准确，言论独立，以爱国爱教，爱主爱人为出发点；口报所谈触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种种方面，且有不少独到之处。出刊不久，洛阳纸贵，大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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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鸣远神父创办天津益世报的本旨是为宣讲天主教教义，制造配合天主教精神的社会舆论。
早期曾刊登过不少宣讲天主教的文字。一九二八年起在第六版 的五分之一篇幅辟有「公教丛谈」，由安国真福院主编，每日刊登二千字，其中有的是雷神父亲手写的文稿，如＜何谓天主，天主是谁？＞、＜天主教存在之理徵＞等。一九三O年在原版另辟「真道言」栏，转载《真道正言》一书，共八十三题，目的要用天主来替代中国社会对鬼神的迷信。
一九三三年又改在第十版全版辟「宗教与文化」专页，由上海徐景贤主编，介绍天主教的历史人物对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贡献。撰稿人有马相伯、陆徵祥、陈援庵、徐宗泽等，目的是用天主教对中国文化科学的贡献来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
可见雷鸣远神父在几十年以前就不忘今日大家所提倡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传教」。
为把福音打入社会，除文化活动以外，雷神父也不忘记「教友传教」的使徒事业。在一九—一年正式成立天津公教进行会（初名传信善会），不但在天津教区，不久纷纷成立许多支部，教友负起传教的工作，而且这个组织很快的推广到整个中国，有十七个教区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统一指挥，定名「中国公教进行会大同盟」（U．A．C．C．），一九一四年在天津召开了全国公教进行会首届大会。
针对教会礼仪中国化的理想，远在一九一三年雷神父在比国鲁汶参加礼仪周，便向礼仪运动领袖博敦神父（Fr．Baudouin）夸耀在中国圣堂教友以唱代念的中国祈祷方式，众口一心颂扬天主。雷神父也表示如果弥撒主礼神父可用中文与教友在祭台前举行弥撒圣祭时，共同向天主交谈，该是多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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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雷鸣远神父在他创立的耀汉小兄弟会便开始每日诵唱中文翻译的神父用日课经，谱以额我略乐谱。
针对中国艺术、中国式圣堂及中国式圣像等问题，雷鸣远神父也深感天主教本地化的重要性，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也写说：「自数世纪以来，天主教的信仰已传入这美妙的国家，而这里的天主教会还没有在艺术学学理上，和公教艺术的领域中占有地位，而只是抄袭欧洲作品，并且尽量与它完全一样。有人常以为从欧洲购买一切就够了。但是，中国艺术非常美，我的梦想就是使中国艺术经过教会的洗礼，而使中国的教会在自己国家艺术的境界内，有个基督化的美术。」（雷鸣远神父书信集357面）
由我们上面所叙述的各项事件，可以看到雷神父的理想和努力是多层面的，就如他在信中所说：「我本来的目标原是：日报、教友的组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领导阶层的思想战，增高本地圣职的水准……等等」。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是雷鸣远神父愿能通过「异途」以达「同归」，共求「中国人归基督」理想的实现。
最后的感言
诚如雷鸣远神父的高足赵雅博会长神父所说：「雷神父在中国的丰功伟业，实在是数之不尽，书之不竭的。然而在一切的丰功伟业中，最大的事件，最大的功勋，乃是他加速了中国教会改变面貌。也就是说：使中国教会的外国面貌改变成中国面貌。」
「在今天看起来，人们认为彷佛不算什么，可是如果我们能明了于中国传教区，乃至于世界传教区的当日情况，我们便不得不承认这一工作的艰苦，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工作的伟大。」（雷鸣远神父传262面）
为准备这篇演讲，我曾阅读多本有关雷鸣远神父的著作，尤其雷鸣远神父的《雷鸣远神父书信集》和赵雅博神父的《雷鸣远神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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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我诸多感触，我愿在结束这篇演讲时，将一些感想与大家分享，做为这篇演讲的结论。
远在一六七四年一月道明会士罗文藻受教宗克来孟十世委任为第一位中国主教，中断二百五十年之久，要在一九二六年十月才有另一批六位中国主教的祝圣；这还是雷鸣远神父和刚恒毅总主教的努力所致。
原本希望这扇门在一九二六年既已打开，日后会有更多中国主教会受祝圣，可惜好景不常，中国教会本地化又被中断。
一九四六年四月教宗比约十二世成立中国教会圣统体制时，二十位总主教之中只有三位中国总主教（田耕莘、于斌、周济世），一百十三位主教之中也只有二十一位中国主教。总数一百三十三位中国的总主教及主教之中只有二十四位总主教及主教是中国人，而当时全国的中国人神父却共达二千三百四十八位之多！
如果当年中国教会最高当局在一九二六年之后，继续大力推动中国教会本地化，祝圣更多位中国主教，今日中国大陆教会的情况可能自有改观，而不致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产生中共政权下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以求独立自主自办脱离教宗的中国地方教会。
任命中国主教的中断或缓慢，为中国教会本地化实在是一大打击！
导致任命中国主教，使中国教会本地化进行迟缓的原因，是否由于外国传教士（主教、神父）对中国修生、中国神父的不信任，认为中国人本质上或遗传上根本不健全，不能担当管理教区或堂区的职务，雷神父在致赵主教的信中已驳斥这种不合理的偏见，而且提出多位他个人认识的真有学识有品德的神父呢！
至于有人说中国圣职人员不成熟，没准备好，雷鸣远神父也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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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个设难说：「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好呢？……唉，不要如此说！人不知道，但似乎该试一试。」如果假定现在的本地圣职人员实在程度低，全部不适于升任主教，那么，这是何人之罪？主办各地修院负责培育修生的传教士，又怎能洗脱他们的疏忽失职呢？
上海教区龚品梅主教和广州邓以明主教都是在教难之中，教会临危的时刻，勇敢听命接受主教的任命。请看他们在教难中的表现如何，还有许多位中国主教们，他们的壮烈忠诚、卓越智慧，又岂不是众目所睹，令人钦佩，使我们深以为荣的吗？
另一原因是否来自修会的封闭作风？在中国的传教修会来自不同的国家（根据一九三四年《圣教杂志》，当时各地传教士来自法意德比班美荷加爱奥十个国家），由传信部托交给他们，传信部原意是期望他们栽培本地圣职人员，建立本地教会。可惜不同国家的修会竟将所托的传教区看为本国修会的殖民地（有如西方列强在中国若干大都市划定所谓「租界地」，在教会内也形成一种修会地盘主义下的租界地），而迟迟不退让教区给中国主教以达到中国教会本地化的目标。
为避免日后这种现象的重演，雷鸣远神父与鲍朗神父（Fr．Bolan）于一九二七年创立「辅助传教会」（S．A．M．），严格规定自己的会友被派到任何传教区以后，便完全归属所在的传教区的地方教会，成为本地圣职人员之一，完全在本地主教权下服务，付出心血和力量。十年以后，在一九三七年雷鸣远神父又与彭师雷小姐（Miss Poncelet）创立「鸣远小姐服务团」（A．F．I．C. 原称公教国际妇女辅助团），也根据同一原则及精神为传教区本地主教服务。
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夫至大》通谕，教宗比约十一世的带头作用，以及罗马传信部的文件指示，各教区当局本可分辨出天主的圣意而应采取正确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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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多次又以个人或修会的私意压盖天主的圣意；虽热心于传教工作，却又以「舍我其谁」的态度，不信任中国圣职人员的能力，也不信任天主会补足人力所缺，而未肯努力将中国的地方教会交还给中国人，实在可惜！
在推动中国教会本地化的过程中，第一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曾与雷鸣远神父数度相会，也曾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付出极大的心血和贡献，功不可没。这是我阅读刚总主教的遗作《回忆录》多册中研究所得，可惜受今日讲演的内容所限，在此未能加以发挥，十分抱歉。
最后，让我们感谢天主赐给我们中国教会一位刚恒而有毅力的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一位眼光远大为主奋斗的雷鸣远神父。也求这二位在天之灵助佑我们正视我们的时代，如雷鸣远神父所说：「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时代。走进我们的时代潮流，我们不是要反时代，而是要遵信仰而合理地缔造我们的时代，引导我们的时代。」我们也身体力行，大力推进，在「中国归中国人」实现后，再力求「中国人归基督」的实现，以完成「现代中国的宗徒」雷鸣远神父的口号和心愿—一「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
多谢大家。
参考书目
雷鸣远：雷鸣远神父书信集（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
赵雅博：雷鸣远神父传（天主教耀汉小兄弟会）
曹立珊：春风十年（圣化月刊社）
刚恒毅：在中国耕耘（天主教主徒会）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罗渔、吴雁：大陆中国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记（辅仁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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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天津「益世报」及其创办人雷鸣远（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十二期：天津人民出版社）Chanoine L. Leclercq: Vie du Pere Lebbe (Casterman )
R. Laurentin: Chine et Christianisme (Desclee de Brouwer )
J.B. Wu Chung--Yuan: Le Pere Lebbe a la recherche de l'identite de l'Eglise de Chine (Chiayi Tai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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