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王阳明和圣保禄良知周题初探-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真正的哲学或神学在于解决人心问题。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看到理学的支离性，认为人之为人的根据不在心外而在心中。龙场大悟后，他便形成了以良知为核心范畴的哲学体系。在耶稣殉难后两年，即公元32年，圣保禄在去大马士革途中经历过一次奇遇而皈依基督。他为了传播天主的福音，到处奔波，写了不少书信，后来成了《新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书信中，「良知」一词大约用了十九次。不过出于他的信仰和所从事的事业，他所做的工作不在于像王阳明那样有意识地阐发其良知学说。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很显然有一个成熟的良知学说。本文就他们俩人关于良知问题从内容。功能和归宿三个层面进行一个尝试性探讨。

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是对孟子良知说的继承与发展。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阳明以相似的口吻说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

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以下皆称《全书》）从「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思想出发，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把孟子的四端看作良知，扩大了良知的范围。

在《传习录》诸哲学范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自然是「良知」。那么，良知本身是什么东西呢？阳明以为良知即天理。他说，「明道云『吾学虽有授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认出来』。良知即天理，体认者，实有诸己之谓耳。」（《与马子华》，《全书》卷六）又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答欧阳崇一》，《全书》卷二）有时，阳明把良知等同于道。他说，「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答陆原静书》，《全书》卷二）

阳明说，「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答聂文蔚》，《全书》卷二）可见，天理不可能指向心外的自然规律，而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

它是普遍的，可谓「亘古亘今，无有终始。」（《传习录》下，《全书》卷三）而这天理的内容则是人面对事事物物时自然表现出来的道德规范，如孝、弟（悌）、忠、信等等。

在犹太传统中，没有良知（Syneidesis）一词，也不为人知，但有类似的概念，如「心」。圣保禄则从希腊文化中，尤其从斯多亚哲学中吸取「良知」观念，同时又赋予良知以《圣经》中「心」的涵义。

良知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保禄这样说道：「几时，没有法律的外邦人；顺著平性去行法律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法律，但自己对自己就是法律。如此证明了法律的精华已刻在他们的心上，他们的良心也为此作证，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在控告，有时在辩护。」（罗二14—15）①

从经文中可以看出，良知的内容即梅瑟的法律。保禄一谈到法律；听众自然就知道它的内容，因此他没有详细地列举法律的具体内容。阳明也这样，他没有完全地列举良知即天理，所列举的天理内容也只是具有说明性质，而没有阐述性质。事实上，天理的具体内容取决于良知和事物相接触的状态，何时为孝，何时为忠，亦不是一个教条，而是具体的，情境的，其过程是物来顺应的过程。阳明说，圣人亦不需要记牢许许多多的教条，而是常存善念，甚至说，「善念存时，即是天理。」（《传习录》上，《全书》卷一）

从阳明所提及到的天理和保禄所谈的法律内容来分析，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第一，阳明侧重从正面作出规范，即所谓的孝、忠、弟（悌）、信、仁等。而保禄所谈的良知即法律，侧重从负面做出规范，其模式为「不可……」

第二，十诫中的前四条是无法在阳明所谈的「天理」中找到对应的。保禄处理的关系要比阳明复杂。阳明不涉及到神以及与神的关系，其心学本质上是属于自然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原则上是建立在人与神的关系之下的。第五诫「孝敬父母」是阳明和保禄所共有的。从第六到第十诫，主要是从负面作出规范，与阳明的天理表述方式大相径庭。

保禄肯定良知的内容是梅瑟的法律，但他像耶稣一样不是一个法律主义者。在耶稣的心中，基督教精神可以归结为二条：一是信仰天主；一是爱人如已。事实上梅瑟十诫的前四诫就集中体现了「信仰天主」的思想；其馀六诫则在表述「爱人如已」的思想。耶稣把握的不是十诫的形式而是内容。因此，当有人想要控告他，问他安息日能否治病时，耶稣这样回答：「你们中谁有一只羊，假如安息日掉在坑里，而不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多了！所以，

安息日是许可行善的。」（玛十二11—12）保禄对待犹太人的割礼态度就说明了他和耶稣的一致性。割礼是以色列人的古老传统，尤其在流放中，它成了他们与天主立约；遵守天主法律的见证。（参见创十七11）保禄警告他们：「如果你遵守法律，割损才有益；但如果你违犯法律；你虽受割损，仍等于未受割损。反之，如果未受割损的人遵守了法律的规条，他虽未受割损，岂不算是受了割损吗？」（罗二25—26）可见；真正的割礼不在于文字，不在于坚守割礼的外在形式；而在于灵，它是心里头的。（参见罗二28—29）

王阳明说人人都有一个是非之心。他说，「孟子之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与陆原静》，《全书》卷五）从圣人到凡夫俗子，天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良知，这具有普遍性，可谓天下之大本。所以他说；「自圣人以至几人，自一人之心以达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谓天下之大本也。」（《书朱守谐卷》，《全书》卷八）良知人人有，因而是非之心也人人有。这是因为阳明把是非之心看作良知：「夫良知者即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者也。」（同上）

大陆学者陈来认为王阳明的良知主要指是非之心。②分辨是非是良知的一种功能，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传习录》，（全书》卷三）良知分得清是非，也就自然懂得善与恶。

他在《大学问》中这样说：「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全书》卷二十六）此外，良知还对人的活动提供一种价值选择，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变。」（《传习录》下，《全书》卷三）

可见，良知既是道德价值，又是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说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传习录》下，《全书》卷三）

圣保禄对于良知功能的看法与王阳明大致相同，认为良知能分办是非善恶。保禄说，犹太人虽然形式上坚守法律，但如果徒有仪式没有内容，那就说不上坚守法律。外邦人由于不知道形式上的法律，但他们可以凭著自己的良知去做，做良知认为对的事，不做良知认为不对的事。保禄警告犹太人，那些只懂得法律之虚名的人不能称义，而那些顺著自己本性去做的外邦人则能得救，因为神的法律已写在他们的心中。良知能分辨是非善恶，所以凭良心做事，就是遵循神的法律。

良知还帮助人们去做正确的事。当人们做错了事，良知就谴责他们；当他们做对事情，良知又会为他们的行为作见证。从保禄说话的语气中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他说，「我在基督内说实话，亦不说谎，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罗九1，参见格后一12）

王阳明和圣保禄在良知的功能问题上虽然十分接近，认为良知主要在于分辨是非善恶，又促使人们去恶从善，但是二者之间又有很多的差异。首先，良知这种判断是非善恶的最后根据是什么？

王阳明说这种判断能力是良知所固有的，也是人人皆共的，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理解方式。圣保禄认为，良知之所以具有这种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完全出于天主。天主把法律刻在人的心中，这就是良知，而是非判断能力则来之于良知。这是一种宗教信仰主义的理解方式。其次；我们要问人的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是否真的一致？阳明说从圣人到俗人都一样，没有例外，对于同一事件的是非善恶的判断只有一个答案。保禄也认为良知是犹太人、外邦人所共有的，其是非判断能力也一样。

但情况并没有像王阳明说的那样简单，人们对于同一事件，虽说都出于良知说话，却有不同的判断结论，其结论甚至是针锋相对的。王阳明坚信自己的理论，对于上述的矛盾现象作了这样的辩护。即出于人的私欲而影响了他的判断，如果没有私欲，人的判断便是一样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王阳明的结论并不正确。人的生存状态和认识结构不可避免地影响他的是非善恶之判断。他所恪守的天理，虽说是人心在具体情境中自然表现出来的，似乎不受社会生活环境的制约。不过，我们会问，既然心外无物，良知也应该包括保禄所宣扬的天理内容，即「信仰天主」。可是，王阳明这种自然主义的良知学说注定不会涉及超验的对象，不会涉及对神圣者的信仰。保禄所谈的良知即法律，其内容从逻辑外延上分析已超过了阳明的「天理」。看来，同样出于良知有不同的内容。正因为有著不同的良知内容，也就有不同的良知结构。有不同的良知结构，自然就有不同的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

于是，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每一个人的良知是否具有相同的判断标准？答案是否定的。上面已论述到王阳明和圣保禄的良知内容有差异；因而判断也就有区别。我们已普遍承认任何道德范畴、哲学范畴都是历史范畴。人的思维借助于不同概念（范畴）来

进行。每一个概念（范畴）包涵一定的信息量，随著情境的变化，其信息量以及信息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因而人的判断也就自然地发生变化。也许王阳明已领悟到这一点，结果把人心存善念视为天理。只要人心存善念，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情况下，他所作出的判断总是合适。而圣保禄也在很大程度上与王阳明不谋而合。信仰天主和爱人如己在西方文化中总是合适。但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信仰天主与爱人都会有不同的是非判断标准。

归结起来，作为是非标准的良知在王阳明和圣保禄那里并不完全相同。由于他们俩对于良知内容的看法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其内容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是非善恶的判断准则也有区别。但他们都在某种意义上看到良知判断的情境性，因而都看重是非标准的根基。这个根基王阳明认为是心存善念，圣保禄认为是对天主的信仰和对人的爱。

成圣是王阳明良知说的目标。在他看来，人心中本来就有一个圣人，《传习录》下记载：「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对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全书》卷三）

正因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阳明一语惊人，说满街人皆圣人。《传习录》下又记载：」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先生日，「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看你是圣人。」

王阳明所说的满街圣人，指良知本体而言，并非指现实的人就是圣人。如果说生活中每个人都是现实的圣人，阳明心学也就可以束之高阁了。圣人之所以为圣，就在于他使自己胸中的良知在他的言行中流溢、发扬出来。晚年，他把良知和圣人的关系说得十分明确：「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书魏师孟卷》，《全书》卷八）所以说每人心中都有个圣人，指的是每人心中有个良知。良知是一个人成圣的内在根据。

现实中，我们看到犯罪、作恶、违背天理，阳明认为他们心中不是没有圣人；即没有良知本体，而是失其本体。所以他说，「恶人之心，失其本体。」（《传习录）上，《全书》卷一）一个人失掉了良知本体；在阳明看来就是人欲占了上风。圣人与常人的区别在于圣人无人欲之杂：「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同上）

事实上，一个人要成圣并不难。如果他明白天理和人欲的关系，又听从良知的声音，他便找到了成圣的要旨：「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同上）

王阳明不仅让人把握到成圣的要旨，而且也泄漏了成圣的天机。他说，「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传习录）下，《全书》卷三）诚即诚意，他把诚看作《大学》的核心：「《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一个『诚意』。『诚意』的功

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传习录》上，《全书》卷一）

王阳明说人人都是潜在的圣人，圣保禄却说普天之下无一义人，都是罪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智人，没有寻觅天主的人；人人都离弃了正道，一同败坏了；没有一人行善，实在没有一个；他们的咽喉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说出虚诈的言语，他们的双唇下含有蛇毒；他们满口是咒言与毒语；他们的脚急于倾流人血；他们的行径上只有蹂躏与困苦；和平的道路，他们不认识；他们的眼中，没有敬畏天主之情。」（罗三10—18）人心是软弱的、无能的，总是被自己的意志和欲望所主宰。

因此，人的得救不在于人自身，而在于天主。天主对人的审判不止一种。保禄说，「凡在法律之外犯了罪的人，也必要在法律之外丧亡；凡在法律之内犯了罪的人，也必要按照法律受审判，因为在天主前，并不是听法律的算为义人，而是实行法律的才称为义人。」（罗二12—13）在上述经文中，涉及到两种审判：一是在法律之内的审判，这是针对有外在法律的人而言的；一是在法律之外的审判，这是针对无外在法律的人而言的。犹太人有梅瑟的法律，因此他们若是犯了罪，必要受梅瑟法律的审判。外邦人没有梅瑟法律，因而，若是他们犯了罪并不会受到梅瑟法律的审判，天主会在律法之外审判他们。

法律的目的不只是在于审判，乃是对人的生存状态作出规范。如果一个人遵循法律，法律就对他不起作用。那么，一个不知法律的人又怎么生活呢？也就是说一个人生活在法律之外，他的规范又是什么呢？保禄说，天主的法律刻在他的心中，这就是外邦人的良知。（参见罗二15）

这也就暗示了人的得救称义也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信仰耶稣基督，这就是著名的因信称义思想。保禄说，「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地，赐给了几信仰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罗三22—24）信仰耶稣就废弃法律吗？「绝对不是！我们反使法律坚固。」（罗三31）信仰耶稣就意味著对天主的信仰、对人的爱。因此信耶稣就意味著把握住了法律的精神，所以说「反使法律坚固」了。在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坚固法律并不是坚守法律的条文。这种思想在保禄对待犹太人的割礼态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一种是针对不知耶稣其人的外邦人来说的。根据犹太法律主义者，所有的外邦人都犯了死罪，因为他们不知道法律，也不能遵循他们所没有的法律。保禄对此针锋相对：犹太人如果不从心里去遵循法律；只是坚持法律的形式，他们亦不能算是真正的坚持法律，因而有表面的法律亦不是得救称义的保证。外邦人虽然没有法律的外在形式；天主却已把法律的精神刻在他们心中，只要他们顺著良知的本性去做，也能得救称义。

综上所述，王阳明的成圣在于灭人欲，存天理，它要通过恢复人心中的良知来达到。因此，只要做到致良知也就是成圣了。保禄谈到外邦人的得救称义，也是通过外邦人的良知本性的发挥来达到的。而因信称义则是保禄神学中所特有的，阳明心学似乎无法容忍这样的观念。

生很大的变化。在把人们引向得救的途中，天主教重视其他文化中的真理性因素已成共识，并积极地和不同文化传统进行善意的、有成效的对话。当然，对话是复杂的、充满重重困难的。天主教和中国文化进行对话的历史从利玛窦神父来华起就已开始了。

我认为对话的最高层面是在思想的层面。本文从「良知」的角度分析王阳明的心学和圣保禄的神学，我们似乎已看到他们之间的某些汇通的可能性：就良知内容而言似乎可以用「爱」（Agape）来统摄。王阳明认为心存善念即为良知，而心存善念即对他人不存恶念、邪念，本质上就是爱。一个人如何依据良知做事则可以有不同方式。圣保禄把良知归结为天主的法律，而法律的本质仍是爱。对天主的爱表现为相信、信仰，对人的爱则表现为各种具体的方式。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良知」和圣保禄的「良心」，其内容的本质是一样的，但表现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异，图示如下：

在良知的功能上似乎有更多的共性。应该再次指出的是，在自然主义的思想背景下，似乎不可能在超验的层面上寻找良知的来源，也不会追问良知的判断功能何以可能。事实上王阳明没有讨论良知功能何以可能的问题。他只是从现象学上描述了良知所具有的功能。而圣保禄清楚地意识到良知的来源。如果一个人坚持自然主义的观念，他当然不会接受圣保禄的观念，但如果双方都是善意的，

则至少可以在良知功能本身上达成一致：良知具有是非判断功能。不过，由于良知表现的方式不同，上述图示中a、b部分可能毫不相关，也可能彼此对立。我认为这需要彼此尊重、宽容，在「爱」这一最高原则下来调整。

在良知的归宿上，我认为成圣与称义是一致的。它们实质上都是一个人灵性成长的表现。如果良夕；作为天主的普遍启示（每一个人都具有良知），那么就包含了每一个人得救的可能。因此，在灵性成长的层面上，双方具有共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