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中国知识分子与皈依-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达：您曾两次担任中华省的省会长，首先是在位于台湾的中华省，后来在位于香港的中国使徒工作中心。现在您在美国领导两个友谊中心。请问您是如何开始的？

朱：我自从于一九八五年的安息年之后，遂住在加州的圣荷西，我在此结识了一群在矽谷电子工业区工作的中国天主教教友，他们都是专业人员。我们开始时是一个研习小组，先从主题式来探讨，例如教育、经济、政治，以及在中共的教会事务等等。我们逐渐感觉到，除了了解与讨论之外，亦须采取某些行动，于是这小组派我去位于柏克莱的加州大学探讨成立友谊中心的可行性。

在那时约有三百位来自中共的留学生与学者在柏克莱进行研究，他们大部分主修科学与技术。我们预感到这批知识分子在中国的革新与现代化方面将是具决定性的参与者，他们在物质、心理与精神上亦有许多需要。我们认为透过友谊中心，将可提供他们资讯、款待和其他基本的需要。我们希望激发一些在理性、信仰、科学和宗教方面的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在这些学者心中存有对真理、意义、成就与幸福等某种深切的渴望。

朱：我采用“知识分子”这名词是为描述一个人发展了一种独特的人格与视野。这包括独立思考的能力、社会批判的能力和投身的深度意识。就儒家传统来说，一位知识分子最好的一面，在于著重仁爱与正义，甚至可为此牺牲生命。他所主要关切的是“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这是其力量，同时也是其弱点。

这对国家的热忱和对人民的爱心曾造就了一代伟人和英雄，他们将个人私益完全置之于公益之后。如果国家的领袖是有智慧、诚实与无私的，则结果会非常好。如果这些领袖不正直、没有智慧、甚至专横，则其弱点就呈现出来了。

此外，知识分子的人性尊严与自由并没有任何法律的保障或结构性的支持，然而这些人格保障为作独立思考和社会批判都是绝对必要的。这种保障会鼓励对“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有更进一步的投身。若没有这层保障，在过去那盲目的投身，造成的是奴役，而不是真正地为百姓服务。在独裁统治下，知识分子常是首批的牺牲者。

这里有一个最近的例子。C教授在自己的儿子于天安门事件被杀之后，发表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深度的关切。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里，并没有传统意识中所讲的那种知识分子，他们只是靠脑力挣饭吃的劳工。他们并不能反应人类深度的意识，亦无法代表社会的良心。很自然地，他们未能形成一股社会批判的力量。”

他悲叹地说：“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的共产主义的确成功地损害并控制了中国人的灵魂。这种文化使百姓变成了机器人：成为没有个人渴望或感觉，思考或甚至语言的存有物。他们按照外在那奴役并矮化其人格的体制生活。如果他们胆敢依循自己的良心或进

当提到他被杀的儿子时，他说：“我怎么能相信人民军队真的用真枪实弹射进我儿子的心脏！”他借用Holocaust Museum （屠杀博物馆）的献词，说：“如果我们忘记这暴力的行为，这表示我们许可类似的屠杀再度重演。我永不许可我自己忘了它。”

朱：有些困难是外在的，有些则是内在的。由于受到知识氛围的影响，许多中国学者视信仰为迷信，不足费心，更别提去严肃探讨了。在宗教信仰中视神为超然的存有，这为他们而言是不科学的。这些学者们大都在完全物质主义和无神论的氛围中成长，虽然最近几年情况稍有改变。

正如同一位中国科学家向一位耶稣会士的科学家说：“我实在不完全仅为何像您这样的一个寻求领悟的人，并且在事实上亦透过理性和逻辑在控制世界，却能同时是一位有信仰并向神祈祷的人。”

朱：最重要的是要指出，信仰绝非是不理性，它更是最合乎理性的，甚至有时候还超越理性。学者们一般有两个阶段的发现：即发现信仰是合乎理性的，接著是相信的义务。在拥抱基督信仰时，一个学者必须像个孩子一般，以信赖、信任、信靠和自我降服的方式投靠到他母亲怀里。

达：这对凡事要求证明、查考、仔细预测、衡量、对任何一丁点的真理也得它能重覆出现才接受的科学家而言，想必是困难重重。

己，他会想起来并记得，在起初他也曾像个孩子一般投入科学母亲的怀抱，“无条件地接受”许多科学的预设与假设。在几何学，我们相信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或它们是在无限时才相交。）这种说法是不能以经验来证明的。在天文学、一般的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生物学中亦有许多其他的例子。

这些“信仰”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它们属科学性的假设；虽未经过科学的证明，或只是从其中推论，但它们都具科学性。为了要能相信，学者们需要慢慢拥有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有广阔的胸襟与真实的谦逊。

朱：从我的经验中发现，对人类精神存有—一即灵魂—一的接纳是所有人性尊严、人权、人的价值与自由的基础。这是踏进信仰之门的起步。灵魂的非物质性、精神性以及它不死的特性，带给人一种希望与尊严。

在这旅程中另一重要指标是接受神的存在，神的本质就是存在：我是自我者（我就是我）。一方面，在宇宙的各种变迁与脆弱的人性中有一种平衡；另一方面，则是对真、善、美、圣的一种基本抉择。这会导引一个人迈向无限与永恒。这种张力会激发一种经验，即“迫切渴望为此而生活”的经验。

为熟悉宇宙银河浩瀚与极细微分子量学之DNA的科学家而言，若没有一位超然的智慧存有，若这一切事实只是随意偶发的安排，这是不可能的。

这探索的过程漫长而辛苦。学者们通常较容易受到其他学者在信仰与生活见证的影响，远胜于文字和理论。一位中国科学家曾提到：”我非常敬仰那些在明末清初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他们带来基督信仰，亦同时把科学带

朱：当学者们通过前述所谓的“信仰之门”之后，信仰为他们已不只是可相信的，亦是“我必须去相信”。在此成长的阶段中，神对这个人变得如此真实，如同这个人自身的存在一般。可能更甚于此。神与意识和良心相连，神是可以藉著交谈和祈祷与神接触。

当一位学者真诚并谦逊地面对生命意义的问题时，宗教性的皈依遂可能发生。他深度思考生活、年龄、疾病和死亡，并开始说：“是的，我真的相信。”这对每一个人和对每一个人过去的经验都独一无二的。

成为一名基督徒，同时仍是一名真正的中国人，这为许多知识分子而言，是一个两难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在他们精神探索的过程中，他们需要找到聆听并了解其焦虑的同伴。他们发现吴经熊博士的话非常振奋人心：

朱：我可以指出至少四个极关键性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建立自我尊严与个人性的价值。一般的中国百姓，知识分子尤甚，都曾长期遭受到外来的压迫与殖民侵略的痛苦。这种贬抑的结果自然而

然地造成百姓缺乏自我尊严与价值的意识。我曾遇到有些人在低于他们的人面前感到优越。而这些同样的人在面对优于他们者前面则感到自卑。如何对自我价值有一种平衡的意识，是中国百姓和知识分子要面对的课题。

其次，我们碰到心灵合一的问题。孙逸仙博士在民国建立之始，即描述这国家有如“一盘散沙”，意指这民族是非常地分散。如何成为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和共和的国家？我们如何不经由从上强加上一致命令的独裁政权而获致上述成果，这是中国和中国百姓要面对的另一课题。

第三，是如何从强人政治过渡到以宪法和法律为主导的政治。中国自古以来常依循“新皇帝，新朝代”的法则。当一位老的统治者被新人取代时，遂有一套新的法规强加在百姓身上。老百姓必须常仰统治者的鼻息过活，他的地位远在法律之上。中国必须面对这问题，即如何建立真正按宪法施政的政府。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并结构性地支持基本人权、自由与尊严。只要一党体制存在，个人的人权就会常遭受到侵犯。这为有独立思考。宣称有批判权力并进行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而言，更是如此。

五年前，整个世界的眼光集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年轻学子与老教授都勇气可佳地表达他们自己，但最后都以悲剧收场。他们学到很困难的一课：一个人在面对暴力之前，不能没有保护。“一个人不能对着坦克丢鸡蛋”。从这观点，在他们准备冒险之前，先该寻求结构性与社会性的保护。没有这真正的保护，他们的冒险无异于集体自杀。

达：如果有一群像似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的人去到中国，他们能同样地发生重要影响吗？

朱：是的！他们必须有能力精确地分析目前的情况，并据此答覆其需要。重要的是对中国的百姓，尤其是对在此成长阶段的知识分子的深度感受和内在动机有一种同理心的了解。我们稍加具体地说明。

在他们心中有一种空虚和无力感，一切都无效，一切都失败了，连毛泽东主义和社会主义，科学和技术亦然。人们渴望寻求一种更深的和超性的东西。

他们心中亦有一种罪恶感，对知识分子在过去所犯的错误感到内疚。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曾协助国家的政治改革。后来他们懊悔地发现，他们曾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帮助了独裁者带领整个国家走向专治体制的不归路。他们曾是此邪恶政权的共谋者。

此外，他们内在还有一种分裂的人格。如果知识分子诚实的话，他们必须承认他们自己的虚伪。在此经济发展的时代，不少人渴望与群众一起寻求物质性的目标，但是他们的形象都是清纯的，好似未受此实用哲学的沾染。然而他们无能为力抗拒为更有经济回馈的东西而放弃教职的诱惑。他们觉得好似伪君子，其思考、感觉。渴望和行动是完全分裂的。

尽管他们为过去感到内疚，对现在感到空虚，对未来感到分裂，他们仍有一分深深的使命意识。他们关切“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的需要、忧虑与希望”，并渴望做一些什么。

《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的绪言，在我所遇到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引起真实的回响：“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贫困和遭受折磨者，所有的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亦是基督信徒的喜乐与期望、愁苦和焦虑。”这广阔的胸襟给教会—一Mater et Magistra—一带来极大的希望，教会亦会在这些学者和知识分子中找到好的子女与门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