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论集-从方济精神反省大公运动-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本文作者以小兄弟会（方济会）会士的身分，反省该会创立以来分分合合上的历史过程：这可说是体验并实践「方济精神」福音幅度的动态心路历程。而后，更进一步提出「方济精神」的理论基础来验证，即从「微末心」（minority）及「手足情」（raternity）出发，找到可以启发大公精神的灵修元素。

1986年10月 27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亚西西，邀请了不同宗教领袖（包括基督宗教及非基督宗教），一齐举行「世界和平祈祷日」。教宗选择亚西西，暗示了这城所代表的圣方济及其精神，跨越了宗教及宗派的界限。可见方济的理想为大公运动和宗教交谈，有特别意义²。本文收窄范围，只针对大公运动。诚然，如果方济的理想，正如教会内其它修会灵修传统一样，皆是为教会提供返回福音精神的途径，而如果基督徒合一，又是福音的理想之一：正如梵二《大公主义法令》³所言：「谁

注¹本文作者：伍维烈，方济会修士，辅仁大学神学院神学系毕业，祖籍广东台山，1965年出生在香港。入会前曾获得加拿大滑卢大学环境学学士、英国爱丁堡大学景观建筑学硕士等学位。目前在香港从事堂区牧灵服务。

²按严格分类，大公运动的对象，是有基督信仰的弟兄姐妹、宗教交谈的对象，是其它有神信仰的朋友；不论方法或态度，有相似的地方，不过就本质而论，却有所不同。

愈尽力遵照福音度更纯洁的生活，谁愈能促进并实行基督徒的合一」⁴^，那么方济及小兄弟（friars minor）的经验，实在能够为大公运动作一注脚。

本文分两部分，首先以历史的角度，看小兄弟会（方济会）的经验，即方济精神的表达，为大公运动有何参考价值；然后，以方济精神诠释天主教对大公运动的承担。第一部分将偏重历史背景，第二部分将着重方济精神的理想，为大公运动的启发。

方济的著作是本文核心⁵，那是方济精神的准则性表达，除此之外，还参考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最新有关大公运动的通谕：《愿他们合而为一》⁶，作为大公运动的教会立场。

「方济精神的历史」与「挑战大公运动的张力」之间，有着许多共同地方：包括方济精神所源于的宗教社会背景、努力实践这精神的小兄弟会、他们所见证的八百年时空、以及本身面对的分裂。

十二、十三世纪的欧洲，因为当时经济社会环境变迁，产生不少另类学说团体，不满教会一般的习惯，是一个「福音运动」，例如：Waldensians，Cathari，Albigenses，Humiliati等。综合来说，这些团体的特征是：

⁵以下各方济著作选段均参照：严谬译，《圣五伤方济言论集》，（台北：思高，1984）；及Marion Habig, ed. St Francis of Assisi: Omnibus of Sources.（Chicago：Franciscan Herlad，1972）．

虽然有些团体在开始时，十分单纯，只集中在某一点，但往往后来却随组织发展，慢慢在道理上产生偏差，最后被教会判为异端。事实上，方济及小兄弟会及其它修会的出现，其实与这些福音运动，在更新教会的出发点上，是十分相近的⁷。

中世纪的福音运动出现，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教会分裂现象，虽然比起日后宗教改革的教会分裂，规模小得多⁸，争辩的道理也不一样。小兄弟会及宣道会（道明会）等，忠于教会修会的出现，虽然看起来是产生分裂，事实上却有助于教会的合一，因为这些修会的出现，解答了当时对福音、对宣讲、对更新的渴求，使人不用转投异端团体而离开教会。

论表达及实际组织，方济运动并非一个独立的教会团体（An Ecclesiatical community）⁹，而是教会内的一个修会，是一个教会的团体（An Ecclesial Community）¹⁰。

方济时代的福音运动团体，有些起初不是故意弄分裂，如Waldensians，那不是一个独立的教会团体，曾得到教宗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Ⅲ）及依诺森三世（Innocent Ⅲ）的接纳

注⁷详细可参考圣方济传记。有关教会历史综合，参考 Th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中所提及相关团体的各条文章；以及 Mendcant等各条之专题历史文章。

¹⁰这是一个有教会特质、教会生命的团体，但不是如教区一样的教会团体。有关这词用法，见Walter Abbot，ed，The Documents of VaticanⅡ（London：Geoffrey Chapman，1966），p．355，footnote 45．

及和好，是在被判为异端后，才成为一个分裂的团体；有些则是有明显教会组织的团体，如 Cathari教会，他们有主教制度，却没有与罗马的教会成员保持共融，故成了裂教¹¹。

有别于其它福音运动的异端团体，方济着重了对教会的服从，而这服从是基于「合一的教会观」，故与大公运动不无影响关系。方济十分强调对罗马及公教会的服从，可见于他在会规的条文：

以罗马为中心的态度，为今天的大公运动，就基督教方面来说，却是一个障碍，虽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不断重申「罗马主教的合一职务」（ministry of unity）¹⁶。

对这点做了批评：他认为有关「罗马公教会是唯一真教会」及「伯多禄首席性的预设」都可再进一步重新反省；他亦说其它教会所谓「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别的中心」，好像暗示罗马教会不是以基督作为中心。

虽然以今天的眼光，不太适合过分强调这「以罗马为中心的态度」了；但，回顾历史，对纯朴的方济来说，他的视野只局限于中世纪的教会观：罗马代表了教宗，而教宗代表了基督，而且，服从教会是源自基督的首位性。

方济运动中的小兄弟会，虽然不是独立教会，只是教会的团体，但如同「天主教会」本身，一直见证面对合一与分裂的张力。方济还未死，已有冲突；而且迄今几百年间，一直有若干不同支派陆续出现¹⁹：

志，它自身的离合，为教会的大公运动，有一定的启发：原来小兄弟会每次的分裂，大多是在对福音解释上分歧，特别是如何坚守贫穷，表达福音的贫穷生活，往往是方济精神的衡量，而彼此愿意「更忠贞」于方济的本来精神，一如教会的分裂，为成为「更真正」的教会。「有许多基督徒集团，都向人推荐自己是基督真正遗产」²⁰。事实上，教会的更新，是大公主义的实施之一。「教会的每次更新，主要在于加强对其使命的忠诚。无疑地，这也是合一运动的基础」²¹

从教会合一的角度分析，不论是方济运动或别的灵修传统，甚至宗教改革运动，皆是为更忠诚于其使命。但严格而论，只要是仍然继续留在教会内，就不算是分裂：是「更新」（renewal），而不是狭义的「改革」（reform）

二者的分别，在于「更新」是由内而外（from within）属广义的「改革」（reform）；而「改革」，却往往导致「另起炉灶」。前者是同一教会「一而多」²²的见证；后者则破坏了基本的「一」

无论如何。小兄弟会的分裂历史，衬托着教会的分裂历史反省，表明一个关系：分裂的形成，是由于「更新」的需要没有达到；故「自身的更新」，正是合一的途径。教会应不断革新，这是梵二的精神：

小兄弟会近年终于达到某种合—。十九世纪中，除了加布遣派及住院派，其它各派别，已在教宗良十三世及教廷的策动下合一而成。

相比之下，教会的合一决不可能有类似的发展模式，因为小兄弟会的合一，有由上而下的力量，因为本身个别修会派别还是隶属于罗马宗座（还是一个教会中的不同团体）；但教会的合一运动，却要是完全自愿的才行，因为本身个别教会派别已经独立，已是不同的教会团体了。

探讨过方济精神的实践经验，现转向方济精神的理论。当然，方济精神本身是很广泛，这里将从「微末心」（minority）、「手足情」（fraternity）作大纲，扼要综合，有哪些元素，可以启发大公运动。

的确，梵二大公运动的悔改皈依态度，与以前的「刚愎自是的批判、辩论」截然不同，难怪基督教的观察，觉得令人鼓舞²⁴。梵二坦然承认「双方都不能辞其咎」²⁵，并重新强调：「没有内在的皈依，大公主义就徒有其名」²⁶。方济也在其《忠告篇》，提出：

虽然表面是一段老生常谈的劝善小品，但为谋求合一的教会，却是万古常新的提醒。不但为个人内心皈依，为团体皈依亦然，须知教会也是一个「仆人」²⁸，为天主及彼此以爱服务。为忠于此仆人召叫，更应为反合一的罪而改过。至于谦虚地求宽恕，另一段仆人忠告，可作为这仆人教会的参考：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提出「祈祷的首要性」（Primacy of prayer）作为合一途径之一³⁰。为方济，他了解祈祷的首要性，因为他认定自己的微末，而祈祷本身与合一又有相关。在《致众信友书》，方济描写「啊！在天上有着一位大父，那是多么光荣、神圣而伟大！」透过这样地述说，他表达自己在天主前的微末；而在同一段，更把耶稣的合一祈祷同时贯连起来，引用了若望福音「好叫他们合而为一」的为大司祭祷文³¹。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认为「手足情是交谈的果实之一」³²，「姐妹教会」的说法正表达了这事实。没有手足情，也谈不上和好。方济的《太阳歌》写于1225年，充分发挥了宇宙间的万物皆弟兄之胸襟。其后，方济在《太阳歌》后多加了一段，特

别为了鼓励亚西西的主教及市长的和好，要他们明白和好为了修复本有的弟兄关系。若果肯定了同是天父儿女之间需要和好，那么基督奥体内的弟兄姐妹，岂不更甚？

小兄弟会会规的一个特征是容许，或更好说是鼓励，弟兄们按天主圣召去穆斯林或非信徒中传教。方济本身也去摩洛哥及叙利亚，更与苏丹会面³³。尽管历史中的方济也许会觉得「宗教交谈」一词陌生，况且方济的传教热忱，令他希望最终使所有人「领洗而作基督徒」³⁴；但其隐含的精神，有助基督宗教内的彼此交谈，也可以作典范：虽然本来方济精神在这方面的表达，本来更适合作为宗教交谈的模型³⁵。

方济与穆斯林的和平式、甚至于有生命危险的会面，而非十字军的暴力对抗式相遇，不但有其社会性意义，也有宗教性的重要：穆斯林的天主经验，每天五次的祈祷（Salat），使方济意识到天主恩宠性的临在，不受（公）教会与圣事的规范。虽然方济对罗马教会的信仰与圣事的热爱是坚定不移，但他没有陷入十字军的意识形态。

综合他写给修会看守者（custodes）的信，对唯一真主的信仰，方济只有一个最终的愿望，就是这位「又生活又真的天主」³⁶，受普世称赞与光荣。对方济来说，全能的、超越的、唯一的天主是普遍性，不受宗教界限的规范，故他甘愿与苏丹会面，融合伊斯兰教的敬礼方式。因为与穆斯林有同一位雅威

³⁵有关方济与穆斯林关系的各点反思，详见 Leonard Lehmann，“Frauds`s Two Letters to the Custodes：Proposals for Christians－Islamic Ecumenism in Praising God．”in Greyfriars Review，2（3），1988．P.63—91

天主，堪是手足情的共同基础，那与已经是同一「基督作为主与救主」³⁷的弟兄姐妹交谈，不是更可以、更恰当作为手足情的发挥吗？

公教徒与非公教徒的共同基础，除了雅威天主父，更有圣洗圣事的共同圣事连系，这是今天大公运动所承认³⁸，而方济把圣洗圣事作为传教目的，那不是使非公教基督徒，类比上比穆斯林更能发挥手足情吗？

面对穆斯林，方济强调「他们（小兄弟）可以告诉人们及其它人，这些及其它中悦主的事情」³⁹，应有「两种表现」⁴⁰：

二、几时看清是天主的旨意了，便该宣传天主的圣言，好让教外人信仰全能天主：父、子及圣神，万有的创造者并信仰永生圣父之子为赎世救主……。

—、「不与人争吵辩论」，或如别处所言：「不要批评别人，而要温良、和平、有节制、慈祥、谦虚、诚实而得体地对一切人说话」⁴¹。

事实，另一方面强调了「为天主」及自己是基督信徒的身分认同，正配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提倡有关交谈的：良心省察、皈依、面对天主的垂直向度……等不同层面⁴²。

本文试从方济精神反省大公运动，先从历史反省，十二、十三世纪的背景、教会分裂、服从教会与教会合—、更新或改革的需要、小兄弟会合一上的经验；然后，再从方济精神的微末心、手足情作反省，悔改、祈祷、与穆斯林的交流经验，皆是大公运动的启发。

本文作者从大公主义角度出发，给影响梵二时代精神最深远的两位教宗，对基督徒合一运动上的贡献，做了详实的评介。

大公主义的课程，使我获益不少，也成长了很多。特别在面对其它基督宗教时，心态上的转变最大。我不会像以往那样，视他们是分离的原因，把一切过失都怪在他们身上，反而是回到自身做反省，也觉察到我们在这一方面，也有过失。

虽然，对于合一有不少的了解，但总觉得教授在课堂上有限的时间里，无法更仔细地给同学讲解教宗若望廿三世和保录六世对合一的贡献。所以，我便在课余时，尝试去多加了解。现仅将自己所知道的，以论文写作的方式来给大家分享。

本论文将分三部分来发挥：（一）若望廿三世任驻外使节时期，（二）若望廿三世对合一的贡献，（三）保禄六世对合一的贡献。

我把若望廿三世的驻节时期做为此论文的出发点，是因为他在此时期里与东正教的弟兄们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他的这

个经验，促使他召开梵二大公会议，推动基督徒合一。可是，第一会期结束（1962年12月8日），若望廿三世逝世（1963年6月3日）。继承其任的是保禄六世。他继承若望遗志，完成了大公会议，并为基督徒合一颁布了大公主义法令。就因着三者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本文中，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安排。

1925年4月25日，他奉教宗庇护十一世之命，自意大利的米兰来到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Sofia）任视察使。当他到达之时，保加利亚的天主教正由两个不同教区的传教士所领导；此外，更有行东方礼的天主教。虽然困难重重，他却以代表教廷的职权，尽力促使西方及行东方礼的天主教合一。

在此时期，保国也曾一度发生经济恐慌，许多人民，挣扎于饥饿的边缘上。他便尽力济助，绝不问对方的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另一次，保国又遭地震之灾，他依然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他的仁爱慈祥和大公无私的精神，渐渐地被人认识²。

他的努力受到肯定，就像他被调往君士坦丁堡，在惜别的宴会中，人们对他所表现的一样。他曾在家书中，描写了当时的情形：

「……在索非亚的最后几天给我极大的安慰，因为我可以看出保加利亚人、甚至东正教人都十分喜欢我。我和波里斯王和约瓦娜王后（King Boris＆Queen Giovanna）话别，他们每人都和我谈了一小时。……国王送给我他自

己的照片，用银质镜框镶着；又送给我一个美丽的十字架。这十字架来自亚托士（Athos），是他还是王子时，东正教总主教送给他的礼物；还送给我保加利亚最特出人物才可以获颁的最高勋章。这一切礼物表示国王和王后对我的情意……。³」

他在保加利亚的十年中，对东方教会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及爱护。他热爱行东方礼的天主教会，亦如西方天主教会一般。当他登基就教宗之位时，曾向世界广播，其中有一段大意是：

「我们爱护西方的天主教会，而对东方派的天主教会也怀有同样的爱；我们伸开双臂，敞开心扉，等待着那些一度脱离罗马教廷的教友们，重新来到教宗伯多禄继承者的座前。⁴」

1935年1月，他再次奉教宗庇护十一世之命，自索非亚移驻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又称「依斯坦布尔」Istanbul），就任宗座驻土耳其及希腊代表，兼任君士坦丁堡教区的监牧⁵。

土耳其是个信奉回教的国家，所以对这位教廷派来的代表极为淡漠，觉得他无足轻重。然而，他却鉴于时事的需要，加强职务中的传教工作，一切都本着爱主爱人的精神去做。他在工作繁忙中，也不忘多了解土耳其人的文化、生活和心理。

他又发现一些回教妇女，经常往圣堂中祈求圣母的助佑。他认为这是一个使他们认识真主的好机会，乃给他们印发许多「天主经」及「圣母经」的小卡片；以后，便可以听到这些妇女诵念经文的声音了。

在一次的地震中，他仍保持在索非亚时的仁爱、大公无私精神，去帮助所有遭难者。理所当然的，也给当地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他也常到希腊京城雅典去。希腊则和土耳其相反，完全是东正教的人士。在这样的环境下，推动天主教的教务，本已极为困难，希腊政府又颁布了限制其它教派传教的法律，使一些原来行拉丁礼的天主教教友，几乎无法保持其信仰的自由。虽然环境不佳，但他仍然以爱主爱人之精神，去为那些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受害人民做仁爱的工作，并改变了他们过去错误的观念，而受到了爱护和尊敬?

「你们因着信仰耶稣基督，都是天主的子女，所以，凡你们因着洗礼，归依基督的人，就都穿上了基督。并不分谁是犹大人、谁是外邦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是男

「我们同样的关怀东方与西方的两个教会，并且我对所有与我们的宗座分离的人士也愿加以照顾，那宗座是伯多禄直至世末活于他的继承人的圣座，并履行基督授与他在世上能束缚或解开的使命，或牧主之羊群的任命的圣座。我们热烈愿望他们回到天父的老家，并同时诵求主之言：『圣父乎！求父以己名义，保佑父所赐予之众，使成一体，犹父与子之为一体。』于是『终惟一栈一牧。』我们呼吁大家都心甘情愿的前来吧！不要回到他人之家，而要回到自己的本家，从前他们祖先以非凡的道理光耀之家，并以超群的德行扬名之家。⁷」

「范围还要扩大：『我有些别的羊，未入此羊栈；我应当把它们也引回来；它们必将听我的声音，如是则其它的羊，同属于一个牧者。］（若十16）看啊！这是广大

⁷李贵良译，（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首次向全球与罗马广播全文）《恒毅月刊》，第八卷，第五期（1958年 12月号）。

「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本来早已脱离罗马圣座，或者甚至不是基督的信徒，他们也向我们表示他们的一番敬意。这些敬意的表显，并不是向着我们微贱的本人，而是向着公教的元首，罗马教宗，历史上常证明不仅是保卫公教，而是保卫各民族和平安宁的领袖。⁹」

从以上的演说中，我们不难看出，教宗总不忘记合一的问题，常会一再重复他的思想。因此，他长久渴望合一的愿望，终于在1959年1月 20日得以说出。

「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前，国务卿他尔地尼（D．Tardini）枢机谒见。这是他每日接见外宾前，贯例要第一个接见的。就在这一天，从他口中说出大公会议这几个字。他伟大的思想也得到国务卿的赞同。所以，在五天后（l月25日），即圣保禄归化日，教宗宣布了将要召开大公会议的消息。¹⁰」 

「这定是真理、合一、爱德的壮观，我们深信，那些与圣座分离的弟兄见到，等于是一种研究耶稣基督祷词中所期待的合一道理的邀请，并因而能重新获得。¹¹」

当教宗宣布要召开大公会议后，初步筹备工作随着展开。直到1960年6月5日，圣神降临节，教宗颁布《上天授意》（Supremo Dei Nutu）手谕。手谕中，教宗命名未来的大公会议为「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并公开设置大公会议的筹备委员会，进入正式的筹备阶段。此时，共设立了十个委员会和三个秘书处。其中之一是基督徒合一秘书处：教宗任命贝雅（Bea）枢机为主席。这秘书处在梵二第一会期之初，被提升到与十个小组委员会同等的地位，因此也就有了与其它委员会同样的组织和使命¹²。

这秘书处的成立，可说获得很好的回应。在德国西发里亚（WestPhalia）学院，路德派领袖与贝雅枢机及巴德朋（Paterbon）的总主教叶克尔（Yaeger）修札亲密来往，讨论两位天主教人所写的书，同意教会最近在神学方面，已较为接近。教宗又屡次接见基督教领袖：1959年，接见英国主教司多胡（Stokwood）；六月接见英国咏礼团员李亚（Rea），教宗赠他一部日课；以后二次接见英国詹姆斯（M．James）；1960年夏天，接见咏礼团员包来（B．Pawley）；秋天，接见法国泰泽（Taize）地方的基督教小团体。

可是，最重要的事件却发生在苏格兰圣安特留（Andrews）；1960 年8月24日，世界教会委员会在此开会。立刻可以看出，他们在合一秘书处成立后，对罗马的态度改变了。特别是英国坎特布里总主教，也就是全英国教会领袖费雪博士（G．F．Ficher），希望能拜谒教宗若望廿三世。

的会晤。1962年1月17日，费雪宣布自己退休，但他仍不忘为合一运动做最后贡献，任命咏礼员包来（B．Pawley）为坎特布里总主教驻教会合一秘书处的私人代表¹³。

费雪的精神实在可嘉，因自四世纪多分手以来，他是英国教会第一位首长来罗马见教宗的。在他以后，有许多耶稣教或东正教的高级人物也来访问教宗。

1962年12月8日，第一会期结束。在两个月的工作中，并没有完成任何文件。所以不易直接看出此会期对合一有何贡献。教宗也说：

「第一会期，好似大公会议工作隆重的小序曲，表达希望进入天主上智的中心意愿。由各地而来的兄弟，共聚一室，逐渐彼此认识，双目面对而视，表示心心相印；我们希望由各民族的传教工作代表，揭出天主子女享受的自由。¹⁴」

然而，我们惟一能够肯定的，是确实有着间接的贡献。因为每位教长能接触到来自各国、各洲、文化背景非常不同的伙伴，彼此交谈、沟通、分享经验，而在心灵层面有了大公的体验与成果。

「我们将继续前任教宗的工作，我们要护卫教会，不受内外信仰及道德方面的错误，而损害其美妙，我们要提高教会的牧灵能力，使它虽贫穷，但自由，这是母亲及导师的职务，对子女慈爱、同情、忍耐，并邀请不是她子女的人。如我们已报告过的，我们将继续大公会议，我们祈求天主，由这项大事，使教会信仰坚固，刷新它精神力量，使它的形式，适合时代的需要，能吸引分离的兄弟，以真理、爱德，与独一的公教会结合为一。¹⁵」

就在1963年9月29日，教宗召开了梵二大公会议的第二会期。他在开幕礼的演讲中，再次指出了大会的目标：其中一项是基督教会的合—。他说：

「如果对教会的分裂有我们应当承当的过失，我们谦虚地呼求天主宽宥；如果弟兄们认为我们曾经开罪过他们，也求他们宽恕。在我们方面，我们也从心宽恕所有开罪天主教的地方。¹⁶」

教宗这样的态度，也给了合一运动一个新的诠释。他如此做不仅获得基督教弟兄的赞扬，也帮助了他在以后三个会期中完成了《大公主义法令》（以下简写：UR）。他在法令中，给我们指出一些原则和方向¹⁷：

所有今日生于这些团体内、信仰基督的人，谁也不必负担这分离之罪。凡有效的领受了洗礼的人，与天主公教，虽则不完全，却有某种的共融，而天主公教的子女理当认他们是主内的弟兄。况且，在天主公教有形的界限之外，也能有许多甚至有价值的事例存在：如成文的天主圣言，圣宠的生命，信、望、爱三德，以及其它圣神的内在恩惠。这一切都来自基督，并引向基督，照理是属于基督的唯一教会的；同样，有许多神圣的仪式……也无疑地产生圣宠的生命，并开启救赎、共融的门径。（UR 3）

所谓「大公运动」就是指依正义与真理，为消除不符合分离弟兄情况的言语、审断和事实所做的努力。随即，因专家们所做的「会谈」，使各基督团体之间做进一步的互相了解互相敬重。

在某种特殊环境下，允许也希望天主教教友与分离弟兄，聚合而作祈祷。不过，对一切「圣事上的相通」，是主教应该明智地给予指示。（UR 8）

有适当准备的教友；应当对有关分离弟兄的一切，获得更好的知识，特别在聚会时，大家应该平等相待。（UR 9）

神学及其它一切学术，尤其是历史，也该依大公精神去教授。同样，天主教教士也该认识，在他们传教工作中所能遇到的问题。（UR10）

大公主义的劲敌，它损害公教教义的纯洁，并掩蔽了它真正而一成不变的意义。同时，应该运用为分离弟兄也能接受的语气。（UR11）

最初的分裂是发生在东方，因厄弗所和加采东公议会的争论，或以后，因东方宗主教与罗马宗座的决裂而造成的。其它的分裂是在四个世纪以后，发生在西方，由于人们所称革新事件的发生。结果许多国家的或教派的团体，与罗马宗座分离。其中，特别是英国教会。（UR13）

在东方有许多区域或地方教会，其中第一级就是宗主教所辖教会，它们中好多因为是宗徒们亲自所创的教会，而引以为荣。

东方教会持有宝藏，西方教会从中获益匪浅。基本的信理都是在东方所召开的大公会议中作了定论。为保存他们的信仰，这些教会曾受很多苦，现在还在受苦。

大公会议劝众人要细心查考东方的教会，它们的创立时代，它们的发展及在决裂前与罗马宗座间所有的关系，而后对这数点作一个公正的评论。至于某种「圣事上的相通」，不但可能，而且推荐（请参阅：《东方礼天主教会法令》）。（UR 14）

大公会议，为消除一切疑问，隆重宣布东方的教会，有权依他们自己的法律来管理。这一传统原则的切实遵守--老实说，它并未常受尊重--为建立合—，是绝对必须的先决条件之一。（UR16）

我们必需看出，东西二方的不同神学公式，屡次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背的。至于东方人的真正圣传，我们应该承认

他们，是卓越地根据于圣经的；发展并表达于礼仪生活之中；是来自宗徒们口传，藉东方教父及灵修作家们的著作培养起来的。（UR17）

他们之间彼此显然不同；因此，很难做适当的定义。必需承认，在他们与天主教会之间，不但是在历史、社会、心理和文化特性上，特别是在解释启示的真理上，有着相当的不同之处，即使对基督教会团体的来源及中心这一点上，也有很大的差异。

因领洗圣事，人真的加入了基督之内。不过，圣洗自身不过是开始……因没有神品圣事，与我们分离的团体，没有保存圣体奥迹。虽然如此，他们在举行圣餐时，承认生命在于与基督共融。为此，对主最后晚餐的道理，其它的圣事，教会的敬礼与职务，都该是会谈的对象。（UR 23）

这些弟兄们的基督化生活，是靠信基督而滋养，靠圣洗的恩宠及天主圣言的宣讲而获益。它表露在个别的祷告、默思圣经、基督化家庭的生活、为赞美主而聚在一起的团体的敬礼中……大公的会谈，能从福音的应用于道德这一方面开始（UR23）。换言之，我们能以灵修和社会工作的合作做为合一的初步进路。

从以上法令的摘要中，我们不难看出，教宗保禄六世对合一运动的努力。教宗为了使内容及形式更清晰、更正确起见，还亲自修改了原则上已为教长通过的大公主义法令。最重要的修改是第三章讲与罗马宗座分离的基督徒时，表示公教会对大公主义有了新的立场：在标题上，已不说：与公教分离的基督

徒，而注重教会及团体；说与罗马宗座分离，不是与公教分离，它与其它教会及团体，仍有联系¹⁸。除此之外，教宗在行动上，也有一些具体的表现。这将会在下一节中讨论。

1964年1月4日至6日，教宗保禄六世去耶路撒冷朝圣。这是自教宗比约七世于1809年被俘掳以来，教宗第一次出离意大利国境。教宗此次朝圣的目标，是为了寻求合—。我们能从教宗在梵蒂冈大公会议第二期大会闭幕词中知道。教宗说：

「伯铎由福地出发，他的继承人却没有回去过。我们要回去，虽然为时短促，去祈祷、做补赎、革新，将教会献于基督，使分离的弟兄皈依独一的圣教会，求主赏赐世界和平，求基督拯救整个人类。¹⁹」

在这次的朝圣中，教宗在宗座代表处接见了东正教耶路撒冷 Benedict宗主教和 Athenagoras宗主教。Athenagoras宗主教和教宗见面时互相拥抱亲吻和平。在教宗的回访中，他俩一起念了若望十七章，基督祈求信友们合一的福音²⁰。

所以教宗圣地之行，是回返教会的发祥地，福音的原始，是一种谦卑爱德的旅行，对世界和平，信友合—，有莫大的贡献。这次旅行的精神及合一的意义，可说是教会在大公会议时代的顶峰！

「我们当互相了解、羡慕、亲爱、同心合意。我们不当以旅客身分相会，而如寻找天主的人，不在大石建筑的教堂中，而在人心内。在相互了解后，我们共同努力，建设人类的前途。我们寻找实际能合作的方式，统一财源、努力，以达到各国间的融合。²¹」

在梵二大公会议结束的前夕，教宗与观察员在圣保禄大殿，外邦人的宗徒墓前，同声请求全体信友合而为—，这种共同祈祷，在教会分裂后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天主教承认自己的过失及不良的心情，我们求天主及你们宽恕；我们发觉它并非由公教根源而来，我们决定以基督门徒的心情来改正它；弃绝带有成见得罪人的辩论，更不顾及面子问题。²²」

在梵二大公会议结束的前夕，除了合一礼仪外，还有一个突破，就是绝罚令的取消。东西方教会同意取消1054年造成决定性分裂的绝罚令。

同时，一个东正教的代表团，以梅里东（Meliton）为首，在圣伯多禄大殿参加了教宗和二十多位主教所奉行的共祭（弥撒）；在礼节进行期间，梅里东宗主教宣读了同样的声明。此

「这是相互谅解的诚恳表示，并共同邀请，在彼此信任尊重和互相的友爱下，彼此进行商谈，以期赖天主的助佑导致双方，在信德和友爱的完美融合中生活，那本是东西教会在他们历史的最初千年中早已存在的现象。²³」

虽然教宗在具体的行动上做了不少努力，可是并不能说立刻就有「教会合一」的出现，它仍需要一段时间，亦如贝雅（Bea）枢机所说的：「解决各教派教义上的争议，可能需要几十年或几个世纪！」

若望廿三世，召开了梵二大公会议，并设立了基督徒合一秘书处，这是在态度上的转变。此转变，将会帮助我们消灭尖锐的歧见，也有利合一的目标。

然而，保禄六世却更具体地要求我们内心的改革，这是最根本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完全靠着祈祷和怀着基督的爱去走合一的道路。此合一，并不是要对方归向我，而是我们一同走向基督，而在基督内合—。

虽然，两位教宗在合一方面有着不同的贡献，但两者都离不开态度上的转变和内心改革这两点。所以，只要我们切实掌握这两点，相信基督宗教合一运动的成功，必定在廿一世纪中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