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是要继续上一章的主题，讲实证神学的程序。实证神学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就是溯源法和发生法。在历史上，溯源法和发生法都采用过，而且，各有它的代表性，两种方法都能从训导权的文件中找到支持。当然，两种方法也各有利弊。首先，让我们来讲溯源法。

 

 

顾名思义，溯源就是追溯来源的意思。溯源法是过去的一个世纪，在字典和教理手册里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以现代教会的教义为出发点，而追溯到这个教理的起源。换句话说，从普通训导权和特殊训导权所讲授的，明显地或隐含地找出现代教义的基础。

譬如，现在「圣母无染原罪」以及「圣母升天」的信理，实证神学能在圣经和传承中，找出教会关于这两项信理，一脉相传的信仰表达，这种信仰的表达是在时间的过程中，逐渐地清晰化的。

 

 

溯源的优点是给神学家安全感。它的缺点或危险，可以从三方面来说：

 

 

虚伪超性主义的意思是说，为了维护基督信仰，避开一些给自己带来困难的文句，或者，牵强附会地解释有些对自己不太有利的文句。

 

 

意思是说，我们以二十世纪的眼光，去看过去古老文件，而且用今天人们懂的意义去解释，或者，相反的有些人想在启示的根源，找出和现代一样清楚的教义。譬如现在我们相信「圣母升天」，或圣洗、坚振和神品三件圣事，在人的灵魂上印上不可消灭的神印。对这两种教义，我们可能在圣经和传承中，只能找到蛛丝马迹而已。

 

 

但是，即便是训导权所公布的文件，确实比较清楚明显，我们仍然可以在启示文件本身中，找到更多的宝藏。

 

 

为了避免溯源法的这些危险，大多数的神学家宁愿采用发生法，因为发生法更符合人的历史幅度以及天主的救恩计划。

发生法是以启示本身为出发点，利用文学批判和历史批判的资料和技巧，来断定原文在过去的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中的原始意义，然后，按照启示在过去各阶段的发展情况，正确地研讨启示的历史，同时，也不轻视现代训导权公布的条文。这样，信友们也可以在研讨的过程中，辨认出天主启示的历史。所以说，发生法更符合人的历史幅度和天主的救恩计划。

发生法虽然不像溯源法一样，给神学家那么多安全感，可是，在发生法的研究工作上，一点都不必恐惧，即使偶然发现过去所继承的某些意见，原来是建立在一些脆弱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加以修订，这也不必害怕，因为在发生法的程序中，每一项教义和启示整体是联在一起的，因此，不论神学家、教会传承或教会训导权，都会因为发生法的研讨过程而受到净化，而且，又能赋予生命的光明。

如果在发生法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研究的结论，和训导权所讲的有矛盾的地方，那么，神学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如果，结论和训导权明确的讲授有互相抵触的地方，神学家就应该尽力加深对原文的领悟，然后为这种表面矛盾找出解决的答案。但是，神学家分析的结果，不能受到外界的指使，而违反原文所提供的资料。

 

 

 

因为救恩奥迹是历史中，并通过历史而启示出来，而且，是按照某一个时期，人们的言语和经验而启示出来的。所以，最先应该是纯文学性的和历史性的研读圣经，之后，才是神学性的研读圣经。

如果我们先用纯文学和历史的角度读圣经，然后才以神学的角度来研读，对我们基督徒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这种方式研读圣经，除了在神学上，能更正确地看出天主的启示外，在我们的内修生活上，也会避免一些字面上的困扰。比方说，圣保禄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要求妇女们集会的时候，头上要蒙头巾。如果，按字面上来看，今天，所有的女人在公共场所，不是都应蒙头巾吗？但是，如果我们看圣保禄当时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当时按照希腊和一些近东人民的习俗，妇女们在公共场所必须蒙头，表示端庄，否则就会被人轻视，而且当时在格林多城，有些女教友以为领洗了，有了新的自由，不必蒙头巾，圣保禄就写信劝她们，还是遵守有益于妇女的习俗。有了这番了解之后，当我们看到圣保禄的要求时，才不会产生没有必要的困扰，进而找到圣经的原意。

 

 

就是说，通过历史的逐步进展，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天主教诲的核心，因为，天主曾把以色列子民，一步一步地，带到成熟阶段，准备以色列子民，接受天主在基督身上，圆满的启示。

 

 

追根究底的考证启示的发展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整个启示真的宝藏，丝毫不失掉，这是因为发生法是直接聆听天主圣言，意思就是说，按照天主圣言的原始意义来了解的，而且，又尽力把握天主圣言的全部主题和全部的含义。这样，发生法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教会还没有强调或强调得不够的启示。所以，发生法能给训导权后来的决定，做准备和促进成熟的工作。最后，发生法也叫我们把晚期信理可能会有的缺失，加以澄清。

 

 

发生法和溯源法一样，也有它的危险性：

1.使用发生法的时候，和历史背景中启示的决定性纠缠过深，会使我们不顾启示晚期的发展，也忽略了教会在历史的某一个特殊时间，为了使启示不断的当代化，所作的努力和所完成的艰巨工作。

2.第二种危险和第一种类似，就是把圣经中的某些表达方式，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关闭了心门，拒绝其他任何表达方式或系统化方式，认为这些都没有圣经根据。这种态度走到极端，可能变成藐视神学，对于教父神学、中世纪神学或现代神学都不重视。比方说，创世纪前十一章，所描写的太古史，如果用发生法的研究方式，用文字批判和文学类型来分析这十一章的文字，可以发现天主的启示，可是，近代考古学的不断发现，以神学的不断反省，可能会发现一些新的启示，就是把发生法绝对化了。关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内容，在我们圣经学里有详细说明。

既然溯源法和发生法都有利弊，在使用上，就不能单独使用一种。溯源法和发生法对于从事神学研究的人来说，并不是完全分开使用的，而是交互运用的。溯源法和发生法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信徒的信仰。这种信仰好像一道光明，而信理神学家就是在这道光明中，得到光照和净化的。有了这种生活的信仰，不但可以避免神学家发生脱离信仰的偏差，而且使他的研究工作，融入教会的生活传统主流中，有目标，也得到滋养。

 

 

我们可以把神学的实证功能，作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所有致力于实证学术研究的神学家们，有双重「忠」的责任，神学家一方面要忠于教会，和教会的生活训导权，另一方面，又要忠于文学批判和历史批判。所以，神学家几乎不能避免的，偶尔会遭遇到进退两难的惨痛经验，尤其是发现科学进行的速度，突然增快，使得神学家不知道怎么样使信仰的条件和科学的条件相协调。比方说，现在有人主张「安乐死」，认为一个人既然没有治好的希望，不如让他少受些苦，早点死亡。这牵涉到生命伦理的问题，这时候，伦理神学家必须面对科学加以反省、采取立场。这往往是非常令人困扰的问题。这时候，神学家应该承认，他研究工作的地位，只有一部分是依靠纯学者的判断，因为最主要的是，他是教会的忠仆，他所采用的程序，只有在教会内，才能得到充分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