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尔大与保腊在长发屯的传教、服务工作可谓远近闻名。当时齐齐哈尔修女院派遣修女们去各个堂区尽本分，长发屯附近的肇州、肇东、丰乐等各堂区都有修女进驻，但就是没有往长发屯派，因为她们知道玛尔大与保腊两位贞女在那里干得非常出色。

伊撒伯尔仍然一心想入修会，可当时齐齐哈尔教区并没有修女会，于是她只好边学习、边等待，因为她家庭富裕，父母给她请了好几个老师，教她各种知识，包括数学。大概是她在私塾学习期间，她父亲去世了，家产主要由她的二哥刘惠管理。

伊撒伯尔一听说齐齐哈尔刚成立了一个小德兰传教修女会，便立即带着足够的钱物前往齐齐哈尔，入了该会，那年她十八岁。小德兰传教修女会是瑞士圣十字架慈爱修女会的修女们创办的。当时修会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资金维持入会者的生计，因此入会的人要自备口粮和生活用品。伊撒伯尔先在修会保守，然后进入初学。当时的会母是瑞士籍的荣修女，她马上发现这个新入会的伊撒伯尔是个好苗子，她聪明、好学、勤奋、刻苦、听命，于是荣会母有意多给她增加些刻苦，对她管教更严厉，设法培养她成才。当时的修女院挨着主教府，院落不大，随着入会人数的不断增多，修女院便有些容纳不下了，1939年修女院搬到齐齐哈尔以北200里地的拉哈。那里场地大、房子多，还有一个很大的菜园子。修女们便自己种菜，自给自足。伊撒伯尔完成望会后，于1941年发愿。她属于第一批发愿的修女，发愿后便接替荣修女，担任会母职位。伊撒伯尔也是第一任小德兰传教修女会的国籍会母。当时她只有三十岁。刘伊撒伯尔担任会母后，荣修女便放心地回到了齐齐哈尔。在修女院里的外国修女只剩下一位退了休的老修女和瑞士籍的孟修女，她负责初学，教拉丁语。

刘会母一改荣会母严厉的风格（据见证人讲，荣会母尽管严厉，但内心却很仁慈），她亲切、和善，有重大决定便和大家商量，修女们都说，刘会母非常良善，非常温和，对谁都好，从来没见她对谁发过脾气，与修女们的关系像姊妹一样，大家一起在饭厅里的横桌上吃饭，一起念经，刘会母非常谦逊、虔诚、守规矩，修女们都爱她。尽管她也下命令，却不像上下级的关系。

刘会母除了管理修院的内部事务外，还组织修女们创办修会的刊物，那是半月刊，供本会修女和教友阅读，她还负责派遣修女们去各个堂口尽本分，选拔修女去教会女子中学及十几个小学任教。修女们在教区内开办了十几家诊所，这也是刘会母需要协调的。修女会每年有三天的大避静，在各地尽本分的修女们都要返回修院避静。刘会母把它当作一件大事，提前很长时间她就开始精心准备，确保修女们在避静时取得丰硕的灵修成果。

刘会母对修女们非常关心，如果有人病了，不管有多忙，她都会时不时地跑过去看看。有一天晚上，有个修女突然胃痛，疼得在炕上打滚，这下把刘会母吓坏了，她一面与孟修女翻箱倒柜找药品，一面派人去请神父来放临终大赦，结果这位修女吃了一片她给的药就好了。尽管如此，刘会母还是一夜没合眼，陪了她一个晚上。修女们也十分敬佩刘会母的忍耐。修院里有一个修女脾气非常古怪，和谁都相处不好，爱发脾气，后来她因患病而退出了修会，但却继续留在修院里养病，别人都认为既然她已不是修会的人了，就该离开修院，但刘 会母却把她留下来，让她安心在修院养病。她也对刘会母发脾气，但会母却始终耐心地对待她。

修女会的会规是很严格的，修女们很少有机会回家探亲，伊撒伯尔担任会母后，身体力行，严格遵守会规，因此她回家的次数很少。尽管她每次回家都穿着漂亮、庄重的黑色会服，但她尽量不去惊动邻人，她回家后，首先与母亲住一个晚上，在拜访完哥哥姐姐之后，便去堂里与三姐玛尔大住在一起，姐妹俩儿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尽管她身为会母，但在三姐面前她依然显得温顺、听话。她白天帮玛尔大料理圣堂，晚上便与她睡在一个炕上。会母爱孩子，她的侄子侄女们一见她回来，便与她纠缠个没完，向她要这要那，有个侄子甚至要她脚上穿的鞋。“给了你了我穿啥呀？”她笑着说。她从不和孩子们生气，只是常嘱咐他们要多念经。

会母和玛尔大一样，绝不允许自己家的孩子骂人，如果他们和别人打架，不管理在哪一方，她们都责备自己家的孩子。

1945年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日本投降了。1947年初，齐齐哈尔开始实行“土地改革”，由于天主教会拥有财产，因此也被列为斗争对象。修会的修女们被赶出修院。修女们只好散居在各地的堂口传教。刘会母带着几位修女从拉哈往齐齐哈尔走，由于从拉哈到齐齐哈尔的铁路有很长一段被毁了，她们只好带着行李乘马车、步行走了60里路，再乘火车到齐齐哈尔。她们在齐路济亚修女（原名齐文慧）尽本分的齐齐哈尔三里岗子堂安顿下来，齐修女也是小德兰传教修女会的修女，是刘会母把她安排在三里岗子尽本分的。她们到达三里岗子后，便立即开展传教工作。教孩子们要理在当时仍是传教的重点，为了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她们多开设了几门课，刘会母的文化程度高，她负责教孩子们数学。孩子们非常调皮，有时候会故意气修女，但他们从来不气刘会母和齐修女，反而对她们特别尊敬。刘会母曾教导他们：“信天主，要守天主的诫命，到什么时候都要听天主的，不能听人的。”有个她曾教过的学生说，刘会母的性格特别好，特别温柔。他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上完第三节课，刘会母领着大家一起念三钟经，当时正是中午阳光充足的时候，他看见刘会母额头上有一个黑色的十字架，而且越迎着阳光，看得越清楚，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用手捅了捅旁边的同学，小声对他说：“你看刘老师额头上有什么？”他说：“一个黑十字架。”他们俩儿一说话，就被刘会母发现，念完经他们被罚站了。刘会母对他们说：“你们不好好念经，搞啥小动作呢？”他们也不敢说什么。过了几天，又是念三钟经的时候，他又看见了同样的十字架，他和同桌又开始捅，结果又被罚站。这次刘会母问他们：“你们不好好念经，捅啥呢？”他们说：“刘老师，在你的额头上有个黑色的十字架，而且越迎着阳光，看得越清楚。”她听了之后就用手摸，边摸边说：“哪有哇？”他们便笑着说：“那是你没摸着，反正我们看见了。”那时他们谁都不知道，这个黑色的十字架即是她将要为主致命的标记。

1947年夏天，刘会母和其他四位修女去齐齐哈尔总堂办事，晚上没 有回三里岗子，可就在那天晚上，八路军包围了总堂，然后翻墙进入堂内，挨个房间搜查，把主教、神父、修女统统抓起来，关进监狱。第二天军方对外宣布说，在教堂内搜出了电台，天主教会是个特务机构。刘会母她们自然也被关进了监狱。她们与外国修女关在一起，为军队做被子。据后来被释放出来的修女讲，在狱中，有两个修女非常“乖巧”，为讨好看守，她们主动揭发伊撒伯尔的会母身份，并不断难为她，让她吃了很多苦。刘会母很老实，这一切她都默默地忍受了。

刘会母被释放出来时，已是深秋，天气已经很冷了。她曾精心照料的小德兰传教修女会已被解散，主教、神父也都不在了。她在齐齐哈尔找到了一些已脱下会服的修女和她曾教过的孩子们。她没地方可去，只好和齐修女一起住在三里岗子教堂旁边的一间更衣室里。那时教堂已变成政府机关，不让教友进去了。伊撒伯尔想回家，她惦念她那年迈的母亲和她的三姐。齐修女和教友们都劝她不要走，然而她执意要走，怎么也劝不住，他们只好把她送上车，依依不舍地道了别。她走后，他们都很想念她。

伊撒伯尔回到长发屯后，仍然是先去探望母亲，她只是向母亲简单介绍了修女会解散的情况，没有采访材料显示长发屯的人知道她的被捕和她在狱中的遭遇。伊撒伯尔又去堂里与玛尔大住在一起。玛尔大和保腊向她询问了齐齐哈尔堂区和修女院解散的情况，打听她们所熟悉的主教、神父和修女的下落。她们已预感到这些事早晚要在长发屯发生，三姐妹进堂念经的次数更多了，她们热切地为圣教会祈祷，大难当前，三姐妹的心彼此联系得更加紧密。保腊和玛尔大白天照常在堂里工作，而伊撒伯尔则是她们俩的帮手，晚上她们便去堂里，长时间地跪拜圣体。保腊舍不得教堂里的财产被无故抢走，便把堂里的物品分发到教友家里保存。其实堂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无非是些圣爵、圣盒、圣盘、祭衣、烛台、圣书等物品，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一串一米多长的玫瑰经念珠。保腊还把一些圣物藏进教堂里的一堵中空的墙内。

土改工作队开进了长发屯，他们大搞宣传活动，试图激发起农民兄弟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并打算成立农会，建立民兵组织，但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因为长发屯的村民大部分都是教友，他们不想去抢夺别人家的财产。于是工作队决定展开联合斗争，即把别的村的农民送到长发屯来搞土改，而长发屯的人则去其它村斗地主。于此同时，工作队还展开破迷信、树新风活动，号召（后来是强迫）农民兄弟不要信天主教，因为那是迷信。农会和民兵组织终于成立起来了。

农会与教会的关系日趋紧张，保腊要理班的学生越来越少，因为很多家庭都不敢送孩子去教堂学要理了。望弥撒的人数也不如往常那么多，有的教友已不敢进堂。过去，费道宏神父会去不进堂的教友家询问，但现在神父不想去难为教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