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介绍的是公元第三世纪，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各方面的概略情形，接下来是圣教会在第三世纪扩展的概况。

罗马帝国日趋衰败了，而天主教的地位呢，则是一天比一天巩固，那个时候，圣教会呢，已经脱离了过去那种秘密活动的阶段，公开的展开宣传，在帝国的各个领域发展著，它探用了稳扎稳打的战略，一方面进行巩固已得的胜利，一方面以大无畏的精神向前迈进。圣教会在第三世纪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展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传教人员循著公路 、河道出发，在任何偏远地区都有他们的踪迹。

近东，尤其是已被希腊文化所同化后的近东，仍然是十字架的主要据点，像小亚细亚、希腊沿海各地、马其顿、以及亚历山大大帝以及他的继任者在埃及所管辖的区域，在沿海的城市包括叙利亚的泰尔和贝鲁特，教务都很发达。在叙利亚北部，安提约基亚仍然是基督徒的中心。公元200年左右，东汉献帝的建安年间，奥斯罗恩的国王阿布加九世领洗入教，奥斯罗恩的首都以得撒，成了传扬福音的中心。前往亚美尼亚和伊朗等国的传教者就是从以得撒出发的。在第三世纪，福音光照了整个小亚细亚。亚历山大的得尼曾这样说：“俾斯尼亚，成了教友最多的地区，在卡巴多西亚、在本都，十字架稳固的树立起来了。”这些地方都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

现在的希腊半岛上，教会的发展在最初的两个世纪时突飞猛进，而到了第三世纪，教会似乎发展得较为缓慢，基督徒在这个时期却在多瑙河流域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都有圣人及殉道者被载入教会的历史中。在义大利，圣教会不断地而且迅速地发展著，这一点可以由义大利主教区的数目获得证明。公元190年，是东汉献帝初年，义大利的全境，从阿尔卑斯山到西西里岛，只有罗马、米兰、拉温那三个主教区，到了公元251年，也就是两国分立时，在“高尔内略”教宗的主持下，义大利已有60位主教在罗马举行教务会议，罗马的信徒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加，为了适应教务的需要，罗马附近的奥斯提阿，亚尔巴诺，底部尔不久都设了主教，第三世纪末，西晋惠帝时，那不勒斯也设置了主教。

在高卢，教务的活动状况也是相当惊人，刚开始的时候，福音的宣传，只限於隆河盆地一带，不久以后，就普及到全国各地。公元177年里昂的主教保丹，以及女奴白朗蒂诺等五十多名基督徒在教难中牺牲以后，继任的主教圣依肋内全力发展教务，里昂北部的许多城市和村庄都接受了福音的真光。根据圣额我略的记载，公元250年左右，有七位主教来到高卢，第三世纪的高卢划分为12个教区，在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见十字架，在西班牙共有35位主教，在非洲共有90位，更令人惊奇的是，基督圣教，超越了罗马帝国的境界，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等地也发现了传教士的踪迹；印度和爱底屋比亚附近，都有传教士经过；非洲高原的诺米德人、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大不列颠人、甚至日尔曼人和哥德人，都有人听到了福音的真道，有些时候，这些种子并没有当下立刻开花结果，但已经扎下了坚固的根子。

我们不仅从地域方面谈到圣教会的发展，也愿意同时来看它深入的程度。这种扩展的程度，虽然不是一致的，但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首先接受福音光照的以城市人居多数，乡村的居民，不久之后也纷纷加入，若以阶级成分来看的话，当然，基督徒绝大多是平民，塞尔斯就曾经用这两句话讽刺基督徒：“粗鲁、愚笨没有才能的人，都来加入基督徒的队伍吧！”然而，基督下本身绝不以出身贫贱认为是可耻的事。戴尔都良却以这样的口气写过文章：“我这篇文章是写给你们这些朴实的基督徒看的。”奥利振也承认大部份的基督徒是工人、纺织工人、制毛布的工人、鞋匠之类的人。而对上层阶级传扬福音的工作，圣教会从一开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在罗马社会的上层贵族阶级当中，包括皇帝周围的贵族在内，教友的数目越来越多。塞弗禄皇帝的家中，有不少的教友，例如塞弗禄皇帝的御医、皇子们的老师、太傅都是基督徒，他的亲族当中也有许多基督徒，到了腓力当皇帝时，罗马的总督埃密利安便是基督徒，我们可以说，信仰基督的人，并不只以平民为限，基督徒当中，也有富人、官吏、律师、资产阶级、元老院的元老。这些上层社会的基督徒，绝不沾染罗马上层社会的腐败风气，他们的生活都很严肃，修德行善，并且也和出身平民的基督徒保持著密切的连系。

总而言之，圣教会的因素，在社会各阶层发生了强烈的酵母作用，从博学的学者起，直到目不识丁的佣工，每个人都在自己环境中发出光辉，至于信友们的人数有多少呢？当时并没有正式的统计，不过，根据一些遗留下来的文献，我们大约可以知道，在第三世纪的中期，罗马的教友人数应该在四万到五万人之间，在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城，教友的人数大概和罗马相等，在小亚细亚，教友的人数就比较的多了，有些地方占了当地人口的半数，甚至全村都是教友。戴尔都良曾经这样描述说：“假如我们要采取报复行动的话，我们会缺少人吗？你们这些外教人所有的城市、岛屿、堡垒、自治市、村镇、乡村、元老院、议会都有我们基督徒存在，只有你们的神庙里，找不到基督徒的踪迹。”这几句话，听起来虽不免带著夸大的成份，但是由此也可以证明，无论在人数上、在社会上、在政治上，圣教会已经是一个不能轻视的力量了。

圣教会在第三世纪，固然有辉煌的成就，但是他遭遇的困难，也绝不容我们忽视，也只有靠著超性智慧的领导，伯多禄的渔船才能战胜困难，破浪前进。教会遭遇的困难原因很多，有的是属于教义道理方面的、有的是管理政策方面的、有的，则又属于心理方面的。规模比较小的团体，比较容易管理，教务越发达，教友人数越多，管理上也就越不容易了，磨擦和冲突，事实上势所难免。公元第三世纪的冲突和磨擦可分为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在大众的信仰和学者的神学之间产生了不协调的现象，一部份信友认为，只要爱天主就够了，他们所信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另有一部份信友希望对教义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希望能获得高深理论上的满足，第二方面，教会中有了地区分裂的威胁，例如在非洲的一些地区的教会，对罗马的最高统治权，发生过反抗的现象，此外拉丁文学、叙利亚文学、埃及文学的发展，渐渐的代替了希腊式礼仪的领导地位。

关于伦理原则上适用的尺度，也发生了争执，一部份人是极端派主张一切从严，另一部份是温和派，拥护较为宽大的政策，这两派的人相互敌对，有时候竟然酿成不幸的悲剧。那时候最容易引起两派人争执的问题是，教难时期背教的人，他们的罪能否赦免？经过了相当时期的补赎，他们能否恢复教籍？异端份子归正了圣教会，那么他以前所受的洗礼是否有效呢？应不应该再给他重新付洗呢？而第二世纪的种种异端思想继续的骚扰著，它们的残余毒素还没有肃清，新的异端又在各地涌现，它们的姿态竟是不肯公然的挂起端的标记，表面上算是教会的正统份子，在暗中呢？随便的、任意的窜改教义和道理，最被曲解的是天主圣三的道理。有的否认耶稣基督是实有的，有的又妄称天主只有一个位，没有三个位，有的，则否认耶稣的天主性。

随著教务的发展，教友的成分比以前来得复杂，良莠不齐，一部份教友犯罪作恶，玷辱了教会，这是第三世纪教会的黑暗面。教会在本质上固然是神圣的，它的组成份子究竟是凡人，因此不可能完全不受罗马社会腐化因素的影响。教会虽然有少部份的败类，但绝大多数都是模范教友。第二世纪的圣教会，和以前第二世纪的教会同样的纯正、虔诚，教友们唯一的目的，是和唯一可爱的天主结合，这种爱推动了像格肋孟、奥利振、希坡利特这些博学的学者们，更深刻地研究有关天主的一切，这种爱也表现在普通教徒的生活中，信友们对福音的每一个细节，都不厌其详的逐字、逐句的推敲，借以满足好奇心。另外，第三世纪最为重要的见证，是信友们血的见证，我们必须指出，第三世纪的教会，虽有某些因著人性而来的缺憾，但也无比英勇地抵抗迫害，圣教会献出了无数子女的头颅，为真理作了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