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纪圣教会扩展的情形，同时在教会内的冲突、磨擦的种种问题，但当教难来临，信仰受考验的时候，又彼此互相了解、和衷共济。教友们的成份虽然良莠不齐，带有人性弱点的凡人组成的圣教会，在天主亲自领导下，通过每一个历史阶段考验，向前迈进。在第三世纪将要看到教难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凶暴残酷的第三世纪教难的原因，以及殉教烈士们的英勇事迹。

在整个第三世纪，迫害一直威胁著基督徒，这一百年的迫害比起第一、第二世纪来，显得更为凶暴、更为残酷，当罗马刽子手休息的候，基督的活力就消为松懈，但是，教难再度爆发，人们面临抉择，必须表明态度的时候呢！信友们又毫不犹豫地，宁愿牺牲性命而不肯背弃信仰。

殉教是观察教会的一面镜子，一切分裂、一切争执，到了信仰受到考验的时候，就云消雾散了，对立的双方，尽管在教义上、在教会纪律管理的问题上，激烈争辩，但到了紧要的殉教关头时，便相互和解了。希波利特曾经反对过三位教宗，但在他致命之前向教宗蓬西安表示服从，他们两人的尸体，同时由撒丁岛运回，一起受到对殉道者的敬礼；奥利振老年时，在巴勒斯坦为了信仰受到剧烈的磨难，在那段时间，他曾写信给亚历山大的得尼主教，讨论殉教的问题，从书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到了死亡的关头，亚历山大和耶路撒冷两地的教会人士，都能和衷共济。圣奥斯定说：“假如在这个多产的葡萄藤上，应该砍去无用的枝条，圣父已经负责做了，用圣子的死亡涤清了一切。”他的这两句不朽的名言，正适用于当时的整个圣教会。

在某些范围内，第三世纪的教会和罗马社会的相互接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他们之间，基本上是对立的。一般群众对教会的仇视心理，骨子里也没改变，群众反对基督徒及圣教会的态度仍旧存在，对基督徒的暴动随时爆发着，在北非、埃及、罗马都有暴动发生，甚至比暴动更危险的是，教外人对圣教会展开了思想战。

有些外教人已经深深明白，这个基督宗教对罗马帝国的威胁，他们已不像第二世纪那样的责怪基督徒脱离群众，诬告基督徒蔑视罗马社会的法律、风俗和文化，他们充分认识古罗马社会和教会之间，正进行着一个有决定性的战斗。

罗马古老文化与基督徒的对立，究竟是怎样的呢？它不是一种法律方面的对立，因为教友一直都遵守着，宗徒传下来的爱国和守法的命令，他们都是奉公守法的善良公民，基督徒并不对罗马社会的一切措施都加以反对，他们认为，罗马安定的秩序、严密的行政组织，这些对于传教是有利的。他们所反对的是，罗马政府所推行的迷信、罗马政府所崇拜的国教神袛、他们所反对的是，罗马社会的不公平、罗马官吏及上层社会的腐化生活。

当然，罗马当局对于基督徒的这种思想和态度，绝对不肯容忍，因此，罗马的仇教政策，含有浓厚的政治因素。当罗马当局一旦认出了两者之间的对立根本无法调和时，便集中火力，以全部力量来打击这个令他们畏惧的敌人了。

第三世纪的罗马帝国恍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有时在半昏迷的状态中，有时又神智清醒、强图挣扎，所以第三世纪的迫害是断断续续的，局势时而紧张、时而松弛。公元第三世纪的初期，教会大约享受了15年的和平，各地当局对圣教会采取不干涉政策，安东尼皇朝的最后一个皇帝，高摩德皇帝，对基督徒极端的宽大，甚至特赦了服苦役的基督徒，高摩德死后，政局混乱，想要争夺皇位的野心分子，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圣教会发动严厉的斗争。教会便利用这段短短时间的安定，治疗自己的创伤，充实自己的力量。塞弗禄皇帝即位以后的最初几年，情势也还算平静，有时偶然有一些仇教事件，基督徒被人检举，罗马当局仍然根据图拉真皇帝的诏令，将基督徒判处死刑，皇帝本人并没有参加这些迫害的行为，反而出面干涉，事情因而就不了了之了。不料到了公元200年，皇帝的态度，忽然的转变了，教会开始遭到空前严峻的迫害。

塞弗禄皇帝本人是一个不择手段的小人，为了打击政敌，不惜采取诡计阴谋和暴力，他改变对待教会的政策，原因究竟为何？我们无法稽考。塞弗禄皇帝迫害圣教会的诏书令，大概在公元200年之间颁发的，这个诏令并不能算是一个正式的法令，而只是一个指令而已。这项指示，对圣教会的打击是极为严重的，过去教会每天吸收许多新的分子，如今，入教是有罪的，劝人入教的也是有罪的，教会也就无法公开的传教了，好在打击的对象仅限于新入教的和劝人入教的教友，塞弗禄皇帝的指令，创立了一种新的法律程序，过去，政府采取不告不理的原则，教徒必须有人检举，才加以审理征罚，图拉真皇帝的诏令明白的规定，不可追索基督徒，而现在，根据新的指令，官吏应该负责去搜捕入教者和劝人入教的教友，不必等待群众的告发检举。这么一来，搜捕教友就成了一种有计划的行动，教徒所受的苦难是残酷的，所幸的是，这种恐怖行动是短时期的，教会尚有可以喘息的机会，过了一个时期，教难又再度爆发。在第三世纪，这样断断续续的教难，一直困扰着圣教会，教友们发挥了英勇的精神，以忍耐战胜暴力。

塞弗禄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固然是残酷的，比以往各次的迫害更为广泛、更为有组织，但是并不是全面性的，并不以全体基督徒为对象，在以后的三、四十年，罗马并没有采取全面性的迫害，而是镇压和宽大的政策互相交替，可以这么说，罗马当局对教会所采取的态度还不确定。

公元第三世纪教会内的黑暗面，也在公元202年目睹了北非迦太基一场空前悲壮的大教难，两位年青的妇女伯尔伯都亚、菲力齐大及几位年青人，在各种屈辱和惨烈的竞技场中被野兽撕碎咬烂、被刽子手用剑砍死那种悲壮激昂的殉道，真是惊天动地！难怪《殉道者大事录》的编者说：“你们这些亲眼见到这些事的人，你们要纪念主的荣耀，你们这些读或听到这段传记的人，将与诸位殉道者通功，并与主耶稣通功，荣耀归于主基督耶稣！”我相信，知道以上事情的人，一定深受感动久久不能自已，从心中发出浩叹，那份由衷钦佩的情怀不禁油然而生。

这是圣教会以鲜血写成的一页光荣历史，大多已经失传了。根据圣希玻利特的记述，我们因而能够知道，罗马有大批教友为真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考古学家发掘出罗马的地窖时，发现加利斯多地窖，在公元第三世纪增建了许多的秘密通道，就是为给在紧急状况下，教友们避难逃生用的。亚历山大城的教理学校被迫关闭，许多新教友甚至是望教友都被判了死刑，年青的波达米安和她的母亲一齐被丢进了大铁锅里，大铁锅里是烧得滚热的沥青。在小亚细亚、卡帕多西亚的总督，因为自己的妻子皈依圣教会而大为愤怒，疯狂的迫害教友，在高卢，教难非常惨烈，遇难的有里昂的主教圣依肋内、圣安底奥、埃比多、马尔塞、瓦伦定、辛福林。非洲各地，教难的时期虽然很短，其惨烈的程度，绝非笔墨所能描述，在这些殉道烈士中，最为杰出的是菲力齐大和伯尔伯多亚两位圣妇。伯尔伯多亚她出身贵族，是迦太基南部地方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结婚生子，度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教难爆发，迫害来临时，伯尔伯多亚和许多男女教友被逮，她和她的两位女仆菲力齐大、莱渥加多锁在同一个牢房中，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个青年，不久担任教导她们要理的撒都鲁也被捕了！负责执行仇教命令的是非洲的代理总督希拉利亚，为了能递补总督的实缺，他特别的卖力，而基督徒所遭到的特遇也就更加的残酷。

伯尔伯多亚于公元202年的秋天，被解送到迦太基监狱听候判决。在迦太基监狱中生活惨苦，黑暗的斗室中，塞满了人犯，热度和臭气不堪忍受，这对养尊处优、度着贵族生活的伯尔伯多亚更是苦上加苦，后来教会的两位执事，用钱买通狱吏，使犯人的待遇稍为好些。有人把伯尔伯多亚的孩子抱到监狱来，使她们母子重逢，伯尔伯多亚也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她自己形容说，从这时候起监狱已为她变成了宫殿了。物质上的痛苦还算算不得什么，最大的是精神上的苦，伯尔伯多亚看到自己的父亲长途跋涉到监狱来探望爱女，哀求她以骨肉为重，暂时屈服，以保全生命。假若当时您也在现场的话，您必也会感同身受，这是多么痛苦悲惨的事啊！然而伯尔伯多亚有的是勇气，她不惜牺牲一切，牺牲个人的生命，牺牲骨肉亲情，以换取致命的荣冠。在监狱里她的英勇精神，给众人起了示范作用，她和要理老师撒都鲁共同鼓励监狱内的其他囚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伯尔伯多亚和她的同伴们，怀着致命和光荣进入天国的兴奋，和在充满望德的气氛中度过了冬天。第二年春天，总督将伯尔伯多亚提到衙门审问，劝伯尔伯多亚说：“为了顾念老父幼子、保全性命，你背弃信德，祭献吧！”她回答说：“不！我不祭献！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基督徒。”伯尔伯多亚的老父也在场，他苦苦求爱女背教，总督甚至还用苦刑恐吓，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伯尔伯多亚钢铁般的意志，她被判解往竞技场供野兽吞噬。判决宣布后，发生了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那时伯尔伯多亚的女仆菲力齐大，已怀有八个月的身孕，执刑的日子越接近她越焦急，因为法律禁止将怀孕的妇女处死刑，她担忧她的刑期将会延缓，使她不能同狱中的难友们同领受致命的荣冠。她们热切的共同祈祷了三天，求天主为他们解决这个难题，到了晚上，菲力齐大开始阵痛，在生产的过程中，她不停地呻吟，狱卒讥笑她说：“这一点痛苦你都已经吃不消了，那么把你投给野兽，那更该如何？”菲力齐大回答说：“现在的痛苦，是我一个人承受，将来在竞技场上，另有一位将和我在一齐，祂将代我受苦，因为我是为祂而受苦的啊！”菲力齐大生了一个女婴，被一名妇女领养了。她们凯旋的日子终于来到，这几位殉道的圣人，出了监狱向刑场走去，他们走到刑场门边，监斩官下令给他们穿上邪神司祭的祭服戏弄他们，伯尔伯多亚以异常坚定的口气说：“我们是为保护我们的自由而心甘情愿来到这里，而且正是为拒绝祭神，我们才须牺牲生命，这是我们同你交换的条件。”行刑的时刻一到，首先把莱渥加多和一个年青人投给一只熊和一只豹，任由熊和豹把他们两个人撕碎了、咬烂了，随后又放出一只野猪将另一个年青人撞了几个翻滚，却没有咬他，再放了一只熊，仍然没动静，只好把这年青人活着给提了上来，至于伯尔伯多亚和菲力齐大两位妇女则是被剥光了衣服，用网子罩住放在刑场中央，以便被野牛加以蹂躏，不料观众竟动了羞耻之心，给他们穿上了衣服。伯尔伯多亚先被野牛撞翻抛在空中，她一眼看见自己的长衣被撕破了，于是连忙把服拉紧，盖住自己的腿部，她对羞耻看得比疼痛还重要。然后在地上找到了他的发夹，把散开来的头发整齐的夹起来，他认为殉道者在这个光荣的时刻，不该披头散发一付哀伤的样子，装饰好后又站起来，一眼看见菲力齐大伤势严重卧在地上，便上前去把她扶起来，不料观众的心竟一时软化，使他们从生活之门走出来，那里知道，过不多久，群众又命人把还没死的几个人再度拉到刑场，有的被豹子咬死了，一名刽子手用剑向伯尔伯多亚砍去，但技术太差，砍在她的肩膀上，还是伯尔伯多亚自己捉住剑放在自己的咽喉上，帮助刽子手砍断自己的脖子，她是在公元203年殉道的，死的时候只有22岁。这一段悲壮的事迹，是一个在场的人所记述的，就让我们怀着悲凄而庄严的心情怀念他们。

塞弗禄的儿子加拉卡拉是罗马历史上最凶狠的暴君之一，其残酷的程度不亚于尼禄、道米先、高摩德，然而他对基督徒并不采取严厉的政策，他虽没有撤销塞弗禄颁的仇教指令，但是呢！并不认真执行这个指令，在加拉卡拉当政的时期，只发生过几次地方性的仇教暴动。

加拉卡拉被刺以后，由他的侄子埃拉·加巴拉登基为皇，他荒淫无道，只知道寻欢作乐，对治理国政丝毫不感兴趣。他计划在巴拉丁山上建造一座神殿，将所有宗教的神，也包括基督徒的神在内，供在“日神”的四周，但神殿还来不及建造，就被人推翻了，由亚历山大登基为皇。亚历山大受太后朱莉亚的影响，本身对罗马的传统观念颇为冷淡，因为朱莉亚对圣教会颇有好感，再加上朝臣中，信教的颇不乏人，而不肯对基督徒下毒手。他是综合派的信奉者，与基督徒关系甚为良好，在他当政的时代，基督徒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地位，至少他们有权，以他们认为适当的地方钦崇天主。可惜亚历山大在位不久，就被马西米奴推翻了。马西米奴原是一个巴尔干半岛上的牧羊人，身材魁伟、粗暴中还带着狡猾，在军事政变中登上皇位，于是就把罗马帝国当时的政策，作了个180度的改变，就因为亚历山大对基督徒采取的是宽大政策，他便选择了恐怖政策，这次的迫害，政治成份多于宗教成份。他在诏令中特别注意教会的领袖人物，在他眼光中认为，使基督的教会解体比消灭教友更为重要。皇帝的诏令是否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事实上，那时候帝国的许多地区与中央政府已经脱离关系，有些省区的行政首长视诏令如同空文；在有些省区，官员们还遵奉着皇帝的命令，焚毁教堂、逮捕主教，司祭判处死刑，有时连普通教友也被判死刑；教宗蓬西安和圣希玻利特被放逐到撒丁岛；近东的卡帕多西亚和本都迫害相当惨烈。好在这次教难并不长久，不久因为日尔曼人的入侵，马西米奴全力抵抗外敌，无暇兼顾国内的宗教事件。三年后，马西米奴也被卫兵所杀，仇教政策也就终止了。

腓力登上皇位后，更完全走上与基督徒妥协的路。腓力并没有颁布任何迫害教会的诏令，他和基督徒的关系相当的融洽，待基督非常宽大，但仇教的怒火并未全面平息。腓力在位的最后几个月，亚历山大城又发生了仇教事件，基督徒在街上，甚至在自己的家里受到袭击，被群众用石块打死，基督徒的住屋普遍受到抢劫，而抢劫的人彼此分赃不均互相斗殴，动员了全城的治安人员出来弹压，暴动才告平息。

公元249年，代西乌登上罗马帝国的皇位，他出生于多瑙河流域的罗马家庭，他也是原籍伊利利阿省区的第一个皇帝。伊利利阿省区，比罗马帝国其他省区，更富于军事精神和古罗马人的传统品德。伊利利阿是当时的国防重镇，驻屯在这个省区的军队都得经过严密的挑选才够资格。代西乌是一个因为战功而升任的军官，是古罗马传统的典型代表，他登上皇位以后，就力图恢复旧日罗马的繁盛，国教呢？是他筹划重建的政治制度的一部份，他认为，崇拜罗马的神袛和崇拜皇帝的宗教仪式，就是向国家效忠的表示，拒绝举行这种宗教仪式的人，便是判乱卖国分子。所以，公元250年，代西乌的仇教诏令宣布，也因此带来了全面性的、有系统性的迫害，其恐怖的程度，足以使被选的基督徒信友丧失信仰。代西乌诏令的对象，并不只以基督徒为限，凡是不遵奉国教的人，依法都应加以严厉的惩罚，但受害最深的是基督徒。

仇教诏令的执行非常的认真，在法定的期限内，帝国各地方的司法当局，应该搜查管区内可疑分子的宗教，这个命令是一般性的，执行的官吏绝对没有任意解释、弹性处理的权力，司法当局不能等到有人告发检举时，才采取行动，他们应该主动的去搜查和逮捕。诏令打击的对象，除了主教、司铎以外，也包括普通的教友在内，甚至连埃及最偏僻的乡村，也雷厉风行地推行着迫害基督徒的运动。迫害的运动一开始，不信国教的嫌疑分子被带到地方委员会审问，这个委员会由当地士绅和公务员组成。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户籍制度是很严密的，所以基督徒很不容易漏网。假如委会认为罪证不足的案件就给撤销，其余的就被带进神庙，接着就强迫他们向神像祭献，或在神像面前献香；被认为有基督徒身份的嫌疑者，就应该宣读一篇亵渎天主圣教会的声明书，还必须当着众人公开宣布否认基督，接着大家举行聚餐，那是一种宗教性的聚餐，嫌疑犯应该当着众人吃祭献过的肉、喝祭献过的酒，履行了这些手续之后，基督徒的嫌疑身份便算洗刷清白，当局最后再发给一张证明书，上面呢，有详细日期、当局的签署、领证人的身份，证明他不是基督徒。在各地的考古学家先后发现了许多证明书，内容格式也都是一致的。

代西乌的目标是很明显的，他不是一个嗜血的刽子手，他和过去的图拉真皇帝一样。图拉真曾经说过，他并不希望重罚信教的人，而是希他们停止信教。官吏们尽量采用迫使基督徒背教的措施，而不擅开杀戒，于是就用各种酷刑、硬骗软哄、威胁利诱，希望基督徒能背教。这真是一种相当恶毒的办法，许多的基督被幽禁在地牢，一连好几个月也不加判决，他们但求一死，以身殉道，官吏们竟以惊人的耐心，劝诱被告们，直到用尽了一切残酷的刑罚之后，才将基督徒杀死。奥利振曾经为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形：当被告苦勇地忍受着残酷的刑罚，不肯屈服的时候，法官感到很苦恼，只要他们能够说服一个被告背了教，他便感到无限的快乐。

这次的迫害运动是全面性的，在帝国各地同时实施，所不同的是酷烈程度的强弱而已。这里要完全看执行的官吏个人的性格、当时的情绪、以及地方的环境来决定。比较人道的法官，故意的延缓执行诏令的时间，希望皇帝有一天会把诏令取消。在埃及，有些信奉“偶像教”的农民，因为不满罗马的统治，便乐于窝藏逃亡的基督徒，在很短的几个月下来，殉道的教友数目已经相当的可观了。

教宗法比盎是这次迫害运动中的第一个殉道者，他遇难的时间是公元250年1月，由于迫害的手段太强烈，在他死后的几个月内，继任的人选都无法产生。在罗马许多司铎和教友被逮捕，一部份病毙在牢狱中；一部份被押解到矿山的坑谷里作苦工；一部份被判处了死刑。这些殉道烈士，社会各阶层都有，有皇家的仆人、也有路过罗马的外方人。搜捕迫害的行动就像渔网那样的严密，很少有基督徒能够幸免。迫害由罗马扩展到义大利全境，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悲壮动人的圣女亚加大的殉道事迹。亚加大是西西里岛上的一名少女，总督因为看上了她的美貌，企图劝诱她背教，遭到亚加大的严厉拒绝，恼羞成怒，把亚加大放在烧红的炭火上，活活的烤死。

西方各地所受的迫害，比东方和非洲要轻得多，比较著名的是巴黎的主教圣得尼，他被斩首致命，与主教同时遇害的，是他的两个伙伴，他们在法国南部的土鲁斯，撒都尼努被人和一条发怒的牛拴在一齐，再从高处被推入深谷；在西班牙，有两个主教变了节，背了教，因而引起基督徒的公愤。这一段事迹证明了，绝大多数的信友对是非善恶辨别得很清楚，不肯盲从少数懦弱的地方教会的领袖。

在非洲，若干教友过去曾受了异端邪说的影响，精神方面的武装大为削弱，遇到这场空前未有的打击，抵抗的力量也就薄弱得多，非洲主教圣西彼廉自认为，自己杀身成仁的最后关头还没有到，遂到乡下去暂避，继续在暗中领导各地区的教会团体英勇保卫信德。充实精神上的力量，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明智的措施，在他辖区内的神长教友，不少被监禁、充军、屠杀，七年后，在瓦来利安皇帝发动的迫害中，非洲教会给殉道者的教会，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

从塞弗禄皇帝开始，经过加拉卡拉、埃拉加巴拉、亚历山大，到马西米奴当罗马帝国的皇帝时，再以恐怖政策迫害基督徒。马西米奴特别注意的是教会中的领袖人物，颁下了诏书，焚毁教堂，逮捕主教、神父、教友，判处死刑。马西米奴被卫兵杀死后，经过腓力而到代西乌登基为皇，代西乌在公元250年，又颁布了新的仇教诏令，他的诏令是官厅有责任主动的搜捕教友。这场教难，甚至连埃及最偏僻的乡籿，也雷厉风行，目的在停止人们继续不断的加入信教者的行列。这次的迫害，是全面性的在帝国的各地同时实施，教宗法比盎是第一个殉道者，其他著名的殉道者有圣女亚加大、圣得尼主教；在法国、西班牙、非洲、小亚细亚都有可歌可泣的殉道烈士。今天，就让我接着再为各位介绍几位在代西乌时代殉道的烈士们的英勇事迹。

在埃及，执政者真像是虐待狂，采用了各种最残酷的苦刑对待教友，好能取悦群众们，殉道的人数不在少数，有些被活活的烧死，有些受尽各种酷刑，才气绝而死。

近东各地区的基督徒，也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在克里特岛，济利禄主教壮烈的牺牲了；在巴勒斯坦，年老的奥利振也饱受酷刑忠贞不屈。而在殉道烈士中最为后人钦佩的是小亚细亚，斯米纳地方的彼奥纽神父，他在公元250年和许多信友一齐被捕，他亲自用绳索系在自己和同伴的颈子上，他们被牵到看守庙宇的人面前，并且应由这个人负责证明被告对信仰的意见，彼奥纽神父面对大众公开发言，并对侮辱他的人们，以和平而坚定的口气答复对他的审讯，他还向群众声明迫害教会的不当，并预言迫害教会的人终将遭受天谴，他的态度和语调非常良善，坚决而且动人，以致在群众中响起了一片呼声说：“彼奥纽啊！你是好人而且是个谦和慈爱的人，你决对不应当轻生，所以你祭神吧！不要固执了，生命是甜蜜的、光明是美丽的呀！”彼奥纽却简单地回答说：“我知道生命是甜蜜的，所以我们期待着更甜密万倍的生命呢！不错！光明是美丽的，可是我们所向往的是那真正的光明呢！”质问他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争执，他却斩钉截铁地打断他的声音说：“你的口号是说服或打击，你是不会说服我的，那么你干脆打击好了！”他就这样给自己定了死刑。在监押的牢房中，他自己也选择了最龌龊的、条件最差的牢房，好能在那儿更热心的祈祷，他对什么事也不在乎，既然被判的是用火绕死，刑期一到押往刑场后，也就是他自己把衣服脱掉，靠在木桩上，命刽子手 把他钉在上面，临死之前，群众还听到他从火焰中喊出的声音说：“我急于早死，为能在日后复活之日，早点儿起来！”

这次教难为时不长，大概在公元250年的年底，迫害已有松弛的现，隔年的春天，局势已变得和缓下来，新的教宗高尔乃略也在罗马就职，圣西彼廉也在迦太基召开教务会议，但是公元251年，帝国各地鼠疫漫延，人心不安，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又发生了一连串短期的迫害，不久，代西乌皇帝战死在疆场，新的皇帝瓦莱利安登基，教难才暂告平息，基督徒才能稍稍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而殉道者的英勇表样再度鼓励了人们的信德，教会经过了这次的考验更加的坚强了，并且代西乌的残暴酷刑反而使民众产生了恻隐之心，对血腥的迫害运动反而感觉到厌倦了，舆论也开始在转变，教会因此享受到一段宁静的时期。瓦莱利安皇帝本人对圣教会不加干涉，对圣教会也甚表同情，但他即位不到三年，情势又突然转变，他决心在帝国境内全面扼杀教会的生命，使它消灭于无形。根据一些了解内情的人推测，瓦莱利安皇帝转变的原因，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候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外族的侵略，法兰克族、阿拉曼和日尔曼族蚕食着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边境；哥德人侵入了希腊东部的爱琴海地区；柏柏人在非洲叛变；波斯人侵入罗马帝国的东部，直捣安底约基城，当时人心惶惶不安，为了转移人民的注意力，瓦莱利安皇帝就向基督徒开刀，此外呢！皇帝的幕僚中有一个人信仰近东神秘教的激烈分子马克利安，他向皇帝献计，说罗马的一切灾祸，都是由于皇帝宽容了一个不信国神的基督教，因而触怒了国神，马克利安还向皇帝建议没收教会的财产，充裕国库，挽救国家的财政危机。

公元257年的8月，迫害教会的诏令正式公布了，这次迫害的对象是教会团体。在罗马的历史上，圣教会第一次被认为是非法的团体，教会团体的领袖们，特别是主教们，应该在一定的期限内向罗马帝国的神袛献祭，公开宗教仪式也遭到了禁止，基督徒的公墓也被封闭，政府当局对教会采取这样的政策，“以私人的身份，你们可以相信任何宗教，但是作为一个公民来说，你们必须履行对国教的义务，当一个主教拒绝祭拜偶像的时候，仅仅给以政治性的刑罚，被永逐到外地去，但是想要使非法的基督教会死灰复燃的人，将受到法律上严厉的处罚，依照罗马法律的规定，非法团体与盗匪相同，组织非法团体的人应判处死刑或做苦工。”

皇帝的诏令一经公布，迫害的浪潮紧接着便来了，神父们、教友们被放逐到矿坑内去做苦工，基督徒的公墓被政府派人看管，凡想要在公墓里举行宗教集会的人便受到严厉的惩罚。一个四品修士在进入加理斯都地窟时，当场被捕，判了死刑；一群教友，在撒拉里亚大道公墓的隐秘通道上被士兵发现，惨遭活埋之刑。但不久证明了这些迫害圣教会团体的措施，收不到什么后果，对于习惯于应付危险环境的人，死刑吓不倒他们，英勇的主教们，被迫与他们的教区分开后，以通信的方式，与他的教友继续保持着联系，而且还在被充军放逐的地方开拓了新的葡萄园，向当地的民居传布福音。至于打击基督徒团体的法律措施，也发生不了什么作用，不少在高位的贵族和富翁，给予教会有力的保护，并且把他们自己私人的墓地提供给基督徒使用，以取代那些被看守封闭的公墓。为了更有效的打击教会团体，在公元258年，又颁下第二道诏令，比去年诏令更为严厉、更加彻底。根据这个言的诏令，凡是拒绝向罗马帝国和皇帝祭献的主教、司铎一律处死；上层阶级的人，若是信了基督教，将被掳夺爵位，如果还执迷不误，立刻处以死刑，全部家产也将被充公，而皇帝的宫廷服务或身居公职的基督徒，将被贬为最低级的奴隶，财产呢！也全部充公，解往矿坑作苦工。

从那时开始，基督徒所受的痛苦与代西乌皇帝时完全相同，而没收基督徒的财产以充裕国库，解决财政困难，是很受到高级官吏的欢迎，私人挟嫌报复，检举基督徒，对基督徒施展暴行者层出不穷，而教会呢，应变的准备，比起往年，更为充份。教会的首领，完全能掌握教会团体，教会的领袖人物，也给基督徒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以身殉道，任何一次迫害中，牺牲的主教、高级神职人员都没有像这次为数之多。教宗西斯都二世是这次教难中罗马的第一个殉道者，他在柏得斯达的墓地和一群神父们一齐被捕，他当场就在自己的座位上被斩首，他的六品辅祭老楞佐，因为不肯说出教会钱财藏匿的地方，被放在烤肉用的铁架上，用温火慢慢的烤死，其他致命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有希玻利特、阿斯得流的女儿鲁菲娜、赛公达的两位贵族女子，也正是这个时期，教友们把圣伯多禄的遗体由梵蒂冈墓地迁出，并且把圣保禄的遗体由奥斯提亚大道的卢西那墓地迁出，移放在阿彼亚大道的基督徒地窖，以策安全。

当迫害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波斯人大举入侵罗马东部的边境，瓦莱利安亲自率领军队前去抵抗，反而被波斯人杀得大败。瓦莱利安想要向敌人求和，在举行和平谈判时，竟被波斯人掳去了，在波斯的浮雕上雕刻着瓦莱利安跪在波斯王面前求和。他后来死得很惨，波斯人剥下他的皮，尸体用草塞实了涂上了红色放在波斯的神庙中，作为献给波斯神明的战利品。历史学家说，他这样可悲的结局，正是正义的惩罚。

瓦莱利安死后，太子加利安于公元259年登基。加利安对基督徒很宽大，他颁布诏令，把教会的财产和没收的墓地全部发还，承认了教会和教友们的地位，保证了教会对教产生的所有有权。可惜，当时的罗马帝国，早已呈现了分裂的现象，加利安想要统一全国的努力已属徒然，他在不久以后的一场扫荡乱党的战争中被杀，从此以后，基督徒又在各地受到摧残，尤其以马克利安在埃及和勒斯巴坦发动的迫害最为酷烈。

革劳得二世执政执期间，仅仅只有少地方性的仇教暴行，他虽然是一个“太阳神”的崇拜者，最初对教会相当宽大，后来虽然有想要粉碎基督圣教会的企图，但还来不及将这计划付诸实行，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人暗杀了。

第三世纪末期，教会与罗马国的关系已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基督徒在许多地区担任高级行政官吏的职务，教友们开始建立面积广阔的大教堂，这些现象并不表示最后胜利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一点，当时的教宗们也知道很清楚，因此他们采取了谨慎而安全的措施，这些大教堂，或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都尽可能远离都市城镇的中心，同时也修建扩展罗马城内基督徒的地窟，这些地方随时可作为教友们避难的处所。而公元250年和258年的教难，罗马政府的血腥打击，反而加强了教会抵抗的力量，使教会更有能力的支持以后数十年的最后战斗。

这个没落的帝国，崩溃衰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有几位皇帝还想挽回危局，重振帝国旧日的声威，然而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在这段时期内，最著名的、同时杀害教友最多的皇帝就数戴克里先了，这也是教难史中最后的一次，也是所有教难史中最长而最可怕的一次。

戴克里先在公元284年登上皇位，他并非从开始便决心要为难基督徒。在他执政的初期，教友们并不怕他，他出身平民阶级，是一个被解放的奴隶，个性坚强而残暴，他是靠暗杀取得了王位。当时帝国汲汲可危，波斯人在东面虎视眈眈，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侵入英吉利海峡一带，叛变暴动不停地在各地爆发。外有这些蛮族的威胁，而内部又有分裂的迹象，最迫切的是要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以他敏捷的悟性，已经看出帝国的幅员太广，为他一个人负担太重不易统治，为了便于统治和管理，就把帝国一分为二，他自己保留东部，把西部托给马克西米安。公元293年，两位首领又各附设一位更年青的副座，预定他们做未来的继承人，这样，帝国一分为四。戴克里先在位时，以他的威望还能表面上保持帝国的统一，他还大刀阔斧，勇敢的改革了行政、军政和财政的设施。国内的秩序恢复了，基督圣教会也沾光不少。在戴克里先最初执政的六年中，教会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全面平安，教友能升为高级官吏，甚至还有人当上了省长，教会的传教活动是公开的，也豁免举行在法律上要求官吏们该行的外教祭献，皇帝的亲友中，也有教友存在，皇后和公主对圣教会颇具好感，信教的人数越来，许多小圣堂，也都扩建为更大、更华丽的教堂，教友们以为和平胜利即将到来，可惜希望得太早了，形势很快的又翻了过来。公元295年，迫害运动正式爆发，这场教会历史上最长、又最可怕的教难的罪魁祸首是戴克里先的副座贾烈。贾烈是一个狂热的外教者，生性残暴，渐渐操纵了戴克里先，他向年迈的戴克里先进谗言，说服了戴克里先，采取强硬的残暴的措施。他先劝戴克里先整顿军队内部不信国教的分子，命令全体军士向邪神祭献，否则就开除军籍，在好些地方拒绝向邪神献祭的军士，除了开除军籍之外，还被处死的不在少数。

公元302年，安提约基亚的巫师替皇帝卜的卦，未能应验，失灵了，就把责任推卸在基督徒身上，说皇帝的侍卫当中有许多是基督徒，他们在卜卦时，基督徒的侍卫画着十字圣号，神道就不愿显灵了。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签署了摧残教会的诏令，教友严禁举行宗教集会、教堂也全被拆除、经书也被焚毁、但任公职的教友应宣誓背叛教会。诏令公布的那天，在尼高米德，一位勇敢的教友当众就把诏令揭下撕毁，当场被投入了烈火之中。不久以后，皇宫附近了发生了神秘的火灾，胸有成竹的贾烈便诬指是基督徒的阴谋，戴克里先大为慌张，他要求他的妻子和女儿背教，他将侍卫专员陶乐德、安提尼主教和大批神职人员以及教友逮捕，施以最残酷的苦刑，然后全部屠杀；接着又颁布了三道迫害教会的诏令，迫害的怒潮泛滥全国，逼得教友必须在祭献或殉道之间作一个选择不可，这场教难前后延续了十年之久。一般来说，帝国本部的基督徒所受的打击较为轻，因为西罗马帝国的副座对教会很是同情，尽量避免流血和破坏教堂，但在其他地区基督徒的鲜血汩汩而流，人们想出了种种酷刑来折磨基督徒，他们所受的苦难令人咋舌，最著名的殉道烈士有圣巴斯提盎，他是罗马军队的千夫长，他被刑吏用乱剑射死、圣女依搦斯，她原本是一位温柔的少女，因为拒绝嫁给外教人被逮，斩首示众、在罗马遇难的还有教宗马塞林；在西西里岛的西拉古斯，有圣路济亚；还有一队埃及驻屯在高卢的隆河上游，奉命拘捕在高卢的教友，这队兵士大多是基督徒，在队长的号召下毅然拒绝服从命令，他们全部被杀。东方教难的情形，最为惨烈，根据欧瑟伯的记载，在阿拉伯，刽子手用乱斧将基督徒砍死；在卡帕多西亚，刽子手把基徒的腿砍下；在美索不达米亚，基督徒被倒挂起来，头朝下，脚向天，在地上点起烈火，被浓烟呛死，有时候基督徒的鼻子，耳朵、舌头被割下来；在本都，基督徒被削尖的芦苇插入指甲肉，用烧熔的铅浇在身体上最敏感的地方；在巴勒斯坦的弗里基亚，许多村庄的基督徒全被烧死，没有一个能侥幸，著名的殉道者有葛斯玛、达弥盎、基所考及14位代祷的圣人，其中还有著名的圣女加大利纳、玛加利大。有一小丑，他常在剧场中扮演基督徒的角色，模仿基督徒领洗的仪式，穿了皇袍，加些滑稽的动作挖苦、取笑教友们，谁知日子一久，他渐渐的对教会表示好感，有一天他当着戴克里先表演时，竟然假戏真作，演到领洗的一幕时，他表示要真心皈依基督，当场被捕，饱受酷刑，杀身成仁。公元305年，暴君戴克里先突然宣布退位，西罗马的马克西米安也同时引退，这个嗜杀成性的刽子手为什么急流勇退？直到现在还是历史上的一个谜。他们两人的退位，为西罗马的圣教会是有利的，新元首是君士坦丁·高乐，他相当尊重基督徒的信仰，不加干涉。在伊利里以西的地方，包括义大利、高卢、西班牙、茅里丹里、北非，基督徒都享受和平，不再受迫害了。今天我们看到西罗马的教难，终于在初期教会的历史上划上了句点，基督徒不再受迫害，享有了宗教的自由，但是在东罗的教难还在继续着。

教会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可怕、牺牲最大的一次教难，在西罗马，终于落幕了，但是在东罗马，仍然不停地继续迫害圣教会。我们就来看看，在东罗马教难的情形。

戴克里先退位后，罗马的政局又陷入动荡不安的状态。许多野心分子争夺帝位，有一个时期，全国各地有六个皇帝，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军队支持，内战不休、生灵涂炭，各地基督徒的命运，操纵在各地政治领袖手里，就看这些领袖们对基督徒的态度来决定。一般来说，罗马的教友比较幸运，他们重建了教堂、公墓，多瑙河流域的教会团体并未受到骚扰，东方的教会，情况就太惨了。在东方，新的元首继续的摧残教会。公元306年，颁布了新的诏令， 强迫东方各地区的教友向邪神献祭。他们预先把基督徒的名册造好，逐一点名，叫他们出来献祭，教友因此而没有一个能幸免于难，他们有如送往屠宰场的牛羊。埃及的教友所受的苦难最惨重，贾烈的辖区内，教友的被迫害反而更变本加厉。圣庞费利在巴勒斯坦遇难；费立亚主教在埃及遇难；罗马驻埃及的军官拒绝背教，被斩首致命。被判处死刑的基督徒，还算是幸运的，经过短暂刹那的痛苦，即刻得到致命的荣冠，但有许多的烈士生命虽获保全，但却被发配放逐充军到巴勒斯坦或塞浦路斯的矿坑，终身服劳役做苦工，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但发配之前，还在他们身上烙上记号，并将他们的一只眼睛刺瞎、或把脚踝骨打断，终身成为残废。杀人不眨眼的贾烈，终于遭到天遣，染上了可怕的恶疾，发臭的毒疮，繁殖着蛆虫，而且渐渐蔓延到全身，他终于承认他的病，是一种基督徒的天主给他的惩罚，承认武力暴行残害基督徒并不能摧毁圣教会。就在公元311年的4月，他下了一道诏令，即刻停止血腥的迫害运动，并与天主和好，他更请求教友为他祈祷。不过，狡滑的马西明对贾烈的诏令虽然不敢违抗，但是始终不肯放弃迫害教会的计划，被囚的基督徒暂时获得释放。诏令颁布后不久，马西明就利用种种借口禁止宗教集会，等到贾烈去逝后，马西明不再有任何的顾忌，对圣教会再度展开惨烈的迫害，除了拘捕基督徒之外，他还打击基督徒的信仰，组织反宗教的演讲，出版反宗教的书籍，他一手屠杀的教会知名人士，有巴德里主教玛多达、亚历山大城知名的学者伯多禄、安提约基亚的圣经考古学家吕西央。而在非洲，除了强迫基督徒背教之外，更命令他们交出经书并加以焚毁，许多烈士宁可牺牲性命，不肯交出经书。

在亚美利亚，40位兵士不肯背教，被剥去衣服，丢在一个结冰的湖上活活的冻死。基督徒却不念旧恶及宿怨，遇到瘟疫、天灾、人祸总是踊跃捐款，救济灾民，深深博得外教人的钦佩，人民的舆论转向基督徒，更深的同情基督。

罗马皇帝瓦莱利安在位时，迫害的火焰很快的就漫延到各个省区，在高卢，许多地区的教会团体受到了打击；西班牙，富土奥苏主教被捕，解到总督公署，审讯的过程非常简单，对话就是这几句：“你是主教吗？我是的！你以后不能做主教了。”接着，富土奥苏就被带往刑场，用烈火烧死；在巴勒斯坦的凯撒勒亚，有三个基督徒自动投案；在卡巴多西亚，一个名叫济利禄的儿童也为主耶稣致命了！这次教难中，非洲教会所受的迫害特别的惨，群众用乱石砸死基督徒，要不，就将他们在街上活活的烧死，把基督徒从家里拉出来用绳子捆住，放在柴堆上，浇油点火；在迦太基，路喜乌斯和蒙达努神父被斩首致命；在郎贝兹，马利亚努和雅各伯壮烈牺牲，三百位教友和他们的主教，被丢进生石灰中，因此他们得到了白色致命烈士的封号，去年被放逐的主教们，又被押回重审，判处死刑，这些主教当中，最为有名的是非洲教会团体的领袖圣西彼廉。

在代西乌时代的迫害运动时，圣西彼廉认为当时的教会尚需要他的领导，以组织更坚强的抵抗力量，所以，他就暂时避到乡下，秘密指挥教友坚决保卫信德，他认为那个时候，他没有献出生命的权力，但是，在公元257年西彼廉被放逐，第二年，总督命人把他押回迦太基，西彼廉知道他杀身成仁的时机已经成熟，教会需要他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真理作证的时刻来到了，法官对他说：“你知道的，皇帝要你祭拜偶像。”西彼廉回答说：“是的！但我决不这样做。”法官说：“小心！你再考虑一下吧！生死都在你的手中啊！”西彼廉说：“问题很简单，我已没有考虑的必要，你干脆遵命处理吧！也没有什么可商讨的余地了！”根据审讯的笔录记载，法官很惋惜的宣读了判决书：西彼廉应判斩刑，西彼廉简单的、高声的回答说：“感谢天主！”

非洲主教圣“西彼廉”被判处死刑，死刑在一个广场上举行，数目庞大的基督信友在刑场集合，当局不敢驱散这批人群，无数的声音喊着：“我们愿意同他一齐死，我们便是西彼廉。”西彼廉态度安详、神采奕奕，口中喃喃祈祷，外教人瞧见了，莫不肃然起敬，他自己脱下粗布的外套，跪下来念经，接着脱下了礼服，交给辅祭，然后昂然的站起来，等待刽子手过来，刽子手一到，西彼廉亲自用布带蒙上自己的眼睛，命令辅祭把他的双手绑好，伸出了头颅，等候刽子手的利剑，信友们早已把布块毛巾铺在地上，不让宝贵的鲜血流失在沙土之中，西彼廉就在这样悲壮动人的气氛中杀身成仁。

当天傍晚，教友们将圣西彼廉的尸体迎回，他们手里持着蜡蠋和火把，一路上高声唱着赞 美天主的歌曲，将尸体运往一个私人的坟墓地安葬。西彼廉是非洲基督徒的伟大英雄，受到信友们普遍的尊敬，在罗马皇帝瓦莱利安和西彼廉主教之间，历史已经做了抉择，罗马人民真正的领袖不是皇帝，而是这位殉道主教。

接下来要来分析、研讨300年来的教难，在教会历史上、在信友的信仰生活上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阅读或听讲殉道者传记的时候，从内心深处，都会发出激情和感佩，这些烈士们的英勇精神，多么伟大，他们确实是第一流的英雄。这些烈士们无论是有名的或是无名的，都正气磅礴，视死如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这并不表示，殉道烈士有比我们还坚强的精神力量，他们也具有一般凡人共有的人性情感，我们相信，他们在准备接受死刑以前，也曾相互讨论，刀剑砍在头上究竟有多痛？被野兽捉住撕碎咬烂究竟有多恐怖？临死的时候，究竟有什么痛苦？他们在想像这些恐布的景象时，难免心里忐忑不安、害怕、紧张，然而他们的勇气终于克服一切的畏惧，他们面对刑场时，彼此互相鼓励，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间 免不了有摩擦、有龃龉，一切到了生死关头，烈士们都站在同一阵线，休戚相关，利害一致，充份发挥了友爱团结的精神。他们这种视死如归，绝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意气用事，却是抱着神圣的目标，用自己的鲜血、用自己的生命，来为真理作见证啊！他们在环境强迫他们表明态度，在真神与邪神之间作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的为主基督牺牲，决不贪生怕死！

“殉教”这两个字，原文是希腊文，意思是“证人”，所以这些烈士是为基督作证，行为固然是英豪的、流芳万世、也为万人所景仰，然而殉道者绝不是为了要博取旁人的赞扬而做出这股英豪的行为，天主的圣意既要他们为真道作证，他们绝不推辞，踊跃完成这光荣的任务。殉道者对加害于他们的人，绝不会有怀恨报复的心理，他们彻底实践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宽恕仇人的精神。

    为基督作证，这是每一位殉道者杀身成仁的目标，他们以言语、以鲜血来实践这个伟大的目标。烈士们被捕后，在法庭或刑场上公然宣认自己的信德。这一类的例子，自圣教会第一位殉道烈士斯德望开始，就不胜枚举。当然宣认信德的具体表示，各国不同，有的人只是简单一句话“我是基督徒”，有的人呢，比较详细，更有的人，所采用辨词的体裁，简直就是一篇神学和护教的论文 ，例如公元180年，阿波尔尼阿斯在罗马受审时，旁听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和参议员，他费了三天的时间，把圣教会的理论根据，阐述无遗。这一连串的方去，尤其以鲜血担保的证据，产生了惊人的效果。

    殉道是具有示范性模范作用的，因为人类的本性，是很容易受高尚行为的感动和鼓舞。信友们，看到他们的同伴在残酷的刑罚中、在死亡的威胁下，这样怡然自得、坚忍不屈，往往情不自禁的喝彩欢呼，心向往之，愿意分享致命的光荣。当一个人看见自己的朋友，或自己的家人舍生证道，一定是非常的感动。奥利振亲眼看过他的父亲被押往刑场，他用一种羡慕的口气回忆那英勇的时代说：“从教会成立之初，直到现在，教友便一直受到殉教的打击，他们真是忠贞，我从坟地给殉教者送葬归来时，便立即开会，教友们毫不动摇，望教者在殉教和死亡的气氛中受训，教友们坚持信心到死不渝，望教者也经得起考验，一心信赖生活的天主，毫无畏惧，我们深知一切都是奇迹。走向永生的道路，虽狭窄难行，可是他们勇往直前，一点也不犹豫。殉道者的鲜血是最好的凝结剂，将全体信友凝结成一体，凝结成圣教会的坚固基础。”

殉道者的英豪行为，对外教人也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大部份固然是到刑场来看热闹，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可是当他们看到了这样动人的情景，不由自主的发出钦佩之情，觉得教友们的精神，确实非一般人所能及，有时，因刑罚过于残酷，观众对受刑人表示怜悯和同情；有时，观众因教徒无辜被判处死刑感到愤怒；有时观众受了殉道烈士善表的鼓舞皈依基督；甚至连刽子手也放下了屠刀归向主基督，这些都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圣儒斯定曾写过一本取名为《护教者》的书，在书里，他自己记述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过去是不信从耶稣基督的，在教难的时期内，我常听到别人控告基督徒的罪行，可是，自从我目睹了他们视死如归、舍生殉道的那时刻开始，我就坚决的相信，这样英勇的烈士不可能作非法的事。”戴尔都良说得好：“你们最残酷的刑罚毫无用处，反而成了引人入教的动机，你们越屠杀，我们的人数越增加，殉教烈士的鲜血，是基督圣教的种子，你们驳斥我们为迷信，其实为你们和其他的人，更是莫大的教训，无论是谁，面对如此残酷的刑罚而能豪无畏惧，而不探索其中的道理呢？”这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就是对基督的信仰，教友们所追随的就是那位为我们的罪被钉而死的基督，祂曾说过：“谁欲拯救自己的生命，就必须丧失自己的生命！”在圣教会的历史上，这句话为古代教会而言，并不是一种隐喻而已。基督的这句不朽名言，解释了殉道者为什么会这样英勇，殉道者的言行，他们的牺牲，必须用一种超性的目标来解释。

殉道，是天主赋予信友的一种特殊的恩宠；殉道，是容于信德、望德、爱德的一种行为表现，他绝对信仰耶稣基督，他完全希望获得天主恩许的永远福乐，他也是为了爱耶稣基督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殉道烈士卓越地实践了信、望、爱之德。

圣教会最初的三百年左右，所受到的迫害灾难以及在教会历史上、在教义和神学方面的理论基础、以及在信仰生活上的意义和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下面在这方面，再介绍九位初期教会殉道圣人的言论；还有，当时的教友们对殉道圣人们的尊敬和怀念，所渐渐形成的一些礼仪和习俗，这一部份介绍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第四世纪的教会历史。

圣卫德理宣称：“殉道，是模仿效法耶稣基督，耶稣自己曾经对伯多禄说过：‘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随我同去，但将来，你要随我同去。’”圣依纳爵主教也说了：“假如我们不准备牺牲生命，那就是说，身上还没有耶稣的生命！”圣鲍尼加布说过“我们钦崇耶稣基督为天主圣子，我们恭敬殉道烈士，为耶稣的门徒和耶稣的效法者。”是的，殉道烈士是耶稣的效法者，效法耶稣，是与耶稣结合为一的最好方法，就如圣菲力齐大说的：“在受刑时，受苦的已不是我们，而是在我们内的耶稣基督，虽然在肉体上遭受剧烈的苦难，但因获得天主大力的支持，获得耶稣的感召，仍然能口出妙语，为真理作辨护，以致使得法官们都扪口结舌，无法反驳。”例如，一位名叫代奥妮拉的年青寡妇，在受刑的时候被剥光了衣服，他向法官就抗议说：“这样一来，你所羞辱的已不是我一个人，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都在我身上为你而蒙羞，她们也是女人啊！”年青的主教依乃内，在受木马之刑时，总督一再地向他说：“祭祀吧！祭祀吧！”圣依乃内在极端的痛苦中说：“祭祀？我这就正在祭祀我的天主啊！我常向祂献祭呢！”当然，与耶稣基督最彻底的结合，是在他们的牺牲完成之时，也就完满地实现了。殉道烈士们深深的知道，忍受了这些苦难之后，便将脱离尘世，享有天国永生之福，这就是他们奔赴刑场，好像赴宴那么欢喜的原因。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是最后的胜利者，死亡为他们是光荣的凯旋。圣西彼廉说：“殉道致命是圣洗的一种，我们能借这种圣洗，脱离尘世，便与天主永远结合，所以呢！我们根据教会的教义，血洗和水洗，都具有同等的效力，望教者虽未经水先，若一旦致命，当然就成为圣教会在天国的一份子了，因此，殉道者在古代教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反映了永远的真光。他们被捕在监狱中，向监狱外的信友们致词勉励，也受到信友们一致的重视。烈士如死里逃生，脱险出狱，他们身上的伤痕，是一种最光荣的标记，在当时的教会团体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烈士们不仅在生前，能为其他的信友求情，一旦杀生成仁，离世升天，当然就更能为那些在涕泣之谷的信友们代祷。因当时的信友们，时常呼求殉道烈士为他们转求代祷，烈士的遗骸很快的受到众人的尊重。例如圣鲍利加布在烈火中遇难以后，教友们迎回他的遗体，看得比黄金和宝石还贵重，供放在适当的处所，每年在他殉道的周年日期，在遗骸的所在地共聚一堂，举行纪念仪式，这样也就渐渐形成了，在殉道烈士的坟墓上举行弥撒圣祭的传统习惯，再以后便将殉道者一小部份的遗骸放在祭台中央的圣石里面，为此之故呢！殉道者的赞美诗，并不是在短期中完成或在历史中确定了的事作。殉道这种教义，和基督圣教根本的道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初期教会的信友，为了信仰而甘心情愿舍弃生命，在临死的时候，不但不害怕，反而引亢高歌，确实给我们立下了良好的榜样。我们现代的教友，应当效法他们那种临死之前的快乐和用血来赎罪的心情和信心，帮助自己在每天的生活中修德行、立善功。在罗马，直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当年殉道者罹难的遗址，特别是那座规模宏伟的竞技、斗兽的剧场，曾经浇灌过殉道烈士们的鲜血，如今在那儿竖立着一座铜制的十字架，这正是对当年野蛮的残暴酷刑的沉默抗议，也是永久胜利的象征。到罗马朝圣的人，环绕这块土地，似乎在寂静之中，听到殉道烈士们的祈祷：“耶稣基督啊！请您垂怜我们吧！我是因为你的名在受难呢！”我们如今一想起他们和他们所完成的历史任务，便不由得想起了圣保禄说的话：“在我软弱的时候，便是我最坚强的时候！”这句话，正是整个古代教会表白信心的标语。

　　现在呢！转移到第四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如何收拾戴克里先及其继承人发动了有史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大、也最为可怕、牺牲也最为惨烈的教难以后的残局，天主如何引导他，在帝国的末期，使圣教会获得光荣胜利，及以后的和平发展。

君士坦丁大帝，他出生于公元280年左。他是当时西罗马帝国的副元首君士坦斯的儿子，从小寄养在戴克里先的宫廷，15岁时，加入军队，18岁时就已升任军长。贾烈皇帝非常嫉妒他的战功，安排了一连串想借刀杀人的诡计，置君士坦丁于死地。但这些个诡计始终瞒不过君士坦丁，他也知道为了生命安全起见，必须趁早离开贾烈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就以父亲病重为理由，取得贾烈的同意，星夜赶往父亲驻防的不列颠的约克城。一路上每过一个驿站，便把驿站上的马匹全部杀死，以防贾烈后悔，派兵追捕他。公元306年，君士坦斯在任内去逝，兵士们就拥立君士坦丁做西罗马的元首。贾烈拒绝批准，只肯封他为副元首。君士坦丁此后屡次建立战功，先后击败了阿拉曼人、法兰克人，声望也越来越高，西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桑斯，邀请君士坦丁赴罗马，“马”氏父子和君士坦丁联手合作，对抗东罗马帝国的皇帝。

不久君士坦丁娶了马克西米安的女儿福斯大为妻。马克西米安不久发现这位女婿，给了他好大的威胁，就计划要除掉他，被女儿福斯大打探到了，密报丈夫，君士坦丁先下手为强，把岳父下放到监狱里。

公元311年，贾烈去逝，东罗马就成了马西明和李西奴的天下，而西罗马是君士坦丁和马桑斯的天下。公元312年的春天，君士坦丁率领了一支由高卢人、日尔曼人、不列颠人组成的四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向义大利进发。马桑斯则有十万大军，不过多为乌合之众。君士坦丁的大军攀越阿尔卑斯山而来，攻下了都灵、米兰、 马帝尼，长驱直入，抵达了罗马近郊的弗拉米尼亚大道。这战争，是圣教会历史上的一个转泪点。相传在开战之前，君士坦丁自觉这场战争对他的重要性，有需要呼求基督徒的天主，因为天主在中止最可怕的教难的这件事上，已经彰显出了祂神奇的能力。当君士坦丁在睡梦中，获得来自天主的启示，看见基督的十字架，在十字架旁还着这一句话：“因为这记号，你要得胜！”于是醒来以后，便吩咐兵士们的盾牌上都刻上基督十字架的讯号 。两军交锋，君士坦丁挥军冲入敌入的阵营，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马桑斯大败，撤退时，浮桥折断下沉，马桑斯淹死在河里。

君士坦丁举行隆重的凯旋入城的礼节，居民都夹道欢迎、高呼胜利，从此他便成了西罗马帝国唯一的主人。君士坦丁的新政府接任后，安抚百姓、整顿秩序、修建毁于战争的桥梁。他还下令，在罗马的军旗上一律标上“X”与“P”作为记号，这是希腊文“基督”的前两个字母 ；在货币上也刻上“CHR”的记号。近代的考古学家曾发掘到刻有这记号的货币，这与史书文字的记载，以及地下发掘到的古币，竟不谋而合呢！君士坦丁并且严格禁止东罗马的副元首马西明不可再迫害基督徒，并且把从教会没收来的教产一律归还。公元312年的冬天，地方政府还出钱修建那些被破坏的教堂，福斯大皇后还把罗马的拉特朗宫殿赠送给当时的教宗米达德，不久教宗就在拉特朗宫召开教务会议了。

公元313年的一日，君士坦丁到米兰和东罗马的元首李西奴举行会议，商讨施政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帝国对宗教问题所应采取的政策，会议耗时两个月，会议结束后，共同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米兰诏书”，宣布人民应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保障了基督徒宗教的自由，信仰基督的信徒，不应再受任何的骚扰。“米兰诏书”内，明文规定：“基督徒有绝对的自由，享受宗教的自由，也将不以基督徒为限，人人均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米兰诏书”还清楚规定了实施的具体办法，教会财产所受的损害，应该给以补偿，教友们也应该获得举行宗教仪式的各种便利。并且还说明，教会的财产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教堂，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第二种是教会的公用财产，包括公墓及其他性质相同的地产，都应该马上归还给教会，甚至已被转让给了第三者，也仍然应该还给教会，第三者所受到的损失，则由政府负卖赔偿。“米兰诏书”是教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是十字架的胜利，是从宗徒时代开始的无数殉道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辉煌成果，并且由掌握帝国实际权力的元首所亲自颁发的。君士坦丁大帝和李西奴成了圣教会的捍卫者，圣教会从此与其他的宗教一样，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圣教会从此更受到全国百姓的尊重，教务更顺利的推展开来，教友的人数也不断大量的增加。在君士坦丁大帝晚年临终时刻，他竟也要求接受圣教会的洗礼。史书上记载了君士坦丁受洗时的情形，他要求脱下皇帝所穿的衣服，穿上受洗者的长袍，口里还念念有词：“我平日渴望的日子，我得救的日子到了！”当欧瑟伯主教为他举行洗礼时，他还说：“现在我真的有福了，我看了天主的真光。”这样，这段历史时期落下帷幕，新的一段历史时期即将开始。

公元第二、第三世纪的教父们，殉道致命的圣人们，对殉道的英烈行为，教会及信友们在神学及信仰上的意义，另外，也说明了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的经过，以及“米兰诏书”在古代教会历史上的意义，还有就是“君士坦丁”大帝本人领洗的经过，这是一个历史的分界线和转捩点。这时还要回过头来回顾“地窟时期”，基督信友们的生活情形。

首先呢！我们要研究的是公元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居住在城镇中的基督徒，他们与外教人之间的社会生活情形。公元第二世纪，基督徒的人数，就像基督在福音中所作的芥叶子的比喻那样的真实。教会活动的范围，已经迅速的发展到帝国各地，教会的基础也已经根深地固奠定了。公元79年，毁于地震的宠培城和布查利城，在尚未被维苏威火山吞噬以前，已有基督徒的踪迹。那不勒斯的基督徒公墓是公元190年建造的，米兰城最初时候的几位主教，也都是公元150年左右的人，创建拉温拿教会的圣阿波利纳利，便是宗徒之长，圣伯多禄的门徒。

在好多位殉道烈士的传记中，我们发现高卢、非洲、亚洲省区的教会，在公元第二世纪已经相当的活跃。在那个时期，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神学研究已经相当发达，在雅典、格林多、克里特岛，教会各种建筑的遗址，直到现在都清楚可见。

其实圣教会不仅在横的方面发展，遍及了罗马各地；在纵的方面亦颇为发展，遍及社会上各个阶层。最初教会吸收的教友，以平民阶级居多数，大部份是工人、农民和小本生意的商人、奴隶，真的是出身贫贱。然而，贵族、士大夫也步平民奴隶的后尘，皈依圣教会。殉道烈士中，就有贵族阶级，第二世纪的基督徒中，有高级行政长官，知名的学者。

基督徒在第二世纪末，固然正是少数分子，但他们却很活跃，人数确实是在不断的增加，到了第四世纪，已由少数变为多数了。基督徒既然这样增加，那么与外教人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的呢？有人一想起这段时间，是教难时期，就以为当时的教友，如同被追捕的逃犯一样，度着像鼬鼠似的不见天日的生活，在所谓的地窟，也就是在地下避难室里躲躲藏藏，那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与当时的事实并不相附合。戴尔都良的护教书说：“我们基督徒绝非离群而居，我们常到议会、浴室、工厂、商店、市场、公共场所去，我们中有海员、士兵、农、商人等各种职业。第二世纪《致戴其纳书》也指出，基督徒无论在饮食、服装或居住方面，都和一般人相同。公元177年，里昂教难的时候，群众把基督徒从公共场所和公共浴室中赶了出来，这正可证明基督徒常到这些地方去。

基督徒是和非基督徒杂居共处，当然也就很自然的，连带产生了许多复杂的问题。一个人信奉了耶稣基督，除了家庭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之外，对外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面，往往也遭遇到麻烦。罗马外教社会的风俗习惯，和基督徒信仰显然有不少抵触，就让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假若要向人借钱的话，罗马人的习惯是，应该向神宣誓，如期归还，而基督徒呢！是不能做这一类的宣誓，所以当在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就无法向人借钱了。第二个例子，一个基督徒以工匠、雕刻匠、镀金匠或是画家等为职业的话，若有人想要来定制偶像的话，只有拒绝主顾，拒绝生意上门啦！第三个例子，在一年内，罗马有许多公共节日，在每次节日当天，常有各种野蛮的竞技、猥亵的表演，当然基督徒是不去观看的，在教难时期，假如教友不到竞技场参观，不就揭露自己的身份了吗？含有迷信的成份或不道德的职业，教友皆不得经营，上层社会信教后，因为们也担任公职，问题就更复杂了，他们的地位也越来越微妙，他们常应当机立断表明态度。教友们由事实与环境的需要，必须与外教人杂居，一举一动都具有为圣教会作证的意义，又为了保持超然的地位，避免官厅的注意，不得不采取某些秘密不公开的宗教仪式。当时，信友们画十字架圣号，虽是礼仪的举动，也是相互认识的讯号。古代教会的宗教性集会，是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

现在我就为您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走到地窟里面去看看他们在地窟里面的实际状况。让我先做个说明，地窟并不是古代初期教会唯一的活动中心，可是它最容易使我们认识初期教会的轮廓，当我们有幸走进这些狭长的地道，闻到一阵阵的霉味和蜡烛的气味，一幅动人的图画就自动的在我们的脑海涌现，我们似乎看见成千的教友在这些地道中喃喃诵经，这些地道，现在固然是空的，然而圣教会的古圣先贤以及那些无名英雄，他们的精神永远在那里，他在基督的平安中长眠，室迩人远，英灵长存。

所谓地窟，实际上是指庞大的、巨型的坟墓，许多年代的基督徒都埋葬在那儿。各个地窟里面，以数目和规模来看的话，罗马城的地窟应当是首屈一指的，但是那不勒斯、西西里岛、西拉古、托斯卡尼、非洲、埃及以及小亚细亚都有地窟的存在。罗马最古老的地窟，是在公元第一世纪建成的梵蒂冈洞、奥斯帝大道上的科摩底地窟、圣女普利史拉·多蜜提拉以及奥斯特里安地区的地窟，都是属于同类型。圣伯多禄曾在奥斯特里安地窟对信友们讲道到、致训词，圣保禄的遗体在科摩底地窟中。到了公元412年，罗马城被阿拉利克所蹂躏，这些地窟也就不再用来作为墓地。这个地下罗马，一直到公元1578年才被包西奥无意之间发现的，埋没在地下千百年的教会古迹，才开始受到众人的注意。

在地下营建墓穴、埋葬死者，并不是基督徒别出心裁创造出来的习惯。在埃及、腓尼基这种习惯已经流传了数千年。罗马附近的爱特鲁斯人，也营建墓穴埋葬尸体。在义大利，后人也发掘出许多犹太侨民的古墓，不过，根据罗马传统习惯，一般人采用火葬，然后把骨灰盛放在坛子里，供列在鸽子棚似的建筑物中，正因为人以后要光荣的复活，所以呢，信友们就把遗体埋葬在地窟，用以表示对遗体的尊敬，最开始的时候，某些较为富有的信友捐出一些土地，作为基督徒的公墓，让我给各位举个例子来说明当时的情形。各位是否还记得，公元66年率军进耶路撒冷的罗马大军的统率惠斯巴西安。他的侄女夫雷维亚·多蜜提拉信奉基督以后，就把自己的别墅，供作与他同族的基督信友们埋葬死者之用，后来呢，就仿照了当代富贵人，常为自己的门客和已经解放的奴隶开设墓地的习惯，夫雷维亚就在本族墓地的旁边，开辟了新的隧道和墓地，用以埋葬贫穷的基督信友，就这样，城外各个大道的两旁，广大的基督徒公墓纷纷建造起来了。

随着圣教会的发展，基督徒的公墓也就不断的增加。到公元第三世纪开始，这些墓地不在属于私人所有，而是属于团体共有。依照罗马的法律，墓地是神圣的产业，所以圣教会最初三百年，虽然遭遇了一连串的教难和迫害，基督徒的公墓，丝毫没有受到骚扰，地窟的门敞开着，一条条的隧道，深入地下，蜿蜒不绝。到了第三世纪的末年，罗马当局方才禁止信友使用地窟的墓室。这个地下世界，死亡者的城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的。今天，到罗马去观光或朝圣的人，参观这些古怪的地窟，回想起当年虔诚忠信的教友们，拿着工具在沙质的白土里，挖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隧道，而这种沙质的白土并不坚硬，所以挖掘的时候，并不困难，然而沙质白土一旦和空气接触，就会变得非常的坚硬，所以没有倾坍的危险，营建地窟的人故意将隧道交叉重叠，外人进来，就好像进入迷魂阵一样，很不容易找正确的路。这些地窟的营建者，都是在初期教会的团体中，担任着重要的职位。公元217年，罗马地窟的总管，圣加里斯多被选为教宗，由此可见，墓地的总管，虽不一定是神职人员，至少也是神职人员的得力助手。

许多参观过地窟的人，都对它的庞大工程感到惊讶无比，还有几段地窟分成五层，最深的地方，距离面有25尺，地窟隧道的总长度有875公里，也有人说是一千两百公里 ，仅以圣“萨宾”墓地而言，根据详细的测量和统计是，面积16点475平方公尺，长度1603公尺，墓穴的总数有5736个穴洞。圣“萨宾”墓地，还不算是罗马最大的地窟，除了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地窟以外，还有许多地窟还被埋没在地底下，尚未被人知道，就有待考古学家们继续去挖掘下去。罗马地窟的范围，实际上一定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来得广大。

罗马地窟中，常有广大的地室，墙上刻着各式各样的圣教会的标记。专家们推想，初期教会的信友们，除了在地窟里安葬死者的遗体之外，同时也在地室中举行宗教仪式，但这并不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一般正常的场所，而是在遇到教难和迫害、风声紧急、官方缉捕教友的时候，地窟也就一变而为信友们秘密集会的处所。各种避难的设备相当齐全，例如隧道各部，还广设支道，伪装的出口、通往邻近地区的秘密地道。

这些宽度仅有一公尺的狭长隧道，两旁的每一个墓穴，都曾经埋葬过一个期待肉身复活的信友，两旁的墙上，描绘着许多圣经故事的图像，像梅瑟击石取水啦！达尼尔身陷在狮子圈里啦！约纳先知鱼腹逃生啦！还有善牧耶稣基督站在绵羊群中啦！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墙壁上刻着无数的歪歪斜斜的名字，其中有的是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有的就很陌生了，这些长眠地下的先贤们，名字的后面，都有着“在平安内”的字样，这是期待复活的人希望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