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看到了爱尔兰、英吉利、日尔曼、荷兰的归化，由异教改奉天主教的经过。现在要介绍的是，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圣教会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自从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克洛维受洗奉教，到圣玻尼法爵的去逝，这之间有250年之久，这一段时间，以历史的眼光去看，虽然不很长，但却获得了相当广泛、可观的成绩。我们只须把第五世纪末叶西方的情形，和第八世纪中叶的情形，拿来比较一下，便可以了解。公元490年之间，在纷杂的蛮族国家中，大部份都还是亚略派异教的天下，天主教在许多地方还时常的受到迫害，帝国的四周，还都是异教徒，而到了公元750左右，西欧的国家全部都信奉了天主教，教会呢，也到处受到尊敬，这些都是当时的主教们和修士们英勇奋斗的城绩，在已奉教的国家中，土著的民族日尔曼民族，开始了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融合，中世纪的欧洲居民也由此而形成了。

对圣教会而言，这些成绩弥补了，她在东方所受的巨大损失，因为正在东方修院到处林立的极盛时代，叙利亚、波斯和埃及却沦陷在回教徒的手中。当教宗额我略二世派遣玻尼法爵去日尔曼森林中树立十字架时，北非和西班牙，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这样一来，天主教世界的重心，从原本围绕在地中海的四周，现在则转移到北方去了。

蛮族入侵以后，教会所面临的是西方杂处的民族，一方面是旧有习惯仍然根深蒂固的帝国遗民，另一方面，是新归化的日尔曼人，他们虽然已经受洗，但决不能马上都成为完美的教友，还无法在短期之内，一改那暴烈的性格和迷信的习尚。因为他们的教育水平太低，教友的信德固然是诚恳而活泼，但程度很浅，总是精华太少，大部份都还掺杂着迷信，这些粗俗的心灵，须要的是具体，可触摸到的超性事物，才能使他们体悟和了解。他们分不清楚恭敬天主和耶稣基督，和敬礼圣人圣女有什么不同。对于敬礼圣人，本身是正当合理的，但是，他们所举行的方式，却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当时对“圣髑”的敬礼，真是热烈得令现代的人难以置信。那些“圣髑”不全是圣人们的遗骸，凡同圣人或他们的坟墓接触过的东西，他们都奉为至宝，教友们往往对圣人的衣服、头发，甚到像指甲的杂屑而引起争辩，有人以为把任何东西在圣人们的坟墓上放一下，经过这样的接触，就会染上他们的圣德。为了把这些民族组成真正基督化的社会，应该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教导他们做事公平，重视工作，推行精神的修养，不过教会并不败兴，教会以她那择善固执的坚忍，从事这种须延长好几个世纪的艰苦工作，特别是主教和隐修士们，他们毅然的担负起这份责任，他们对培养新社会所费的心血，还真是一言难尽呢，他们的确是中古文明社会的创造者，欧洲国家之所以能有今天，他们的功劳最为伟大。

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归化天主教以来，主教在社会上所占的崇高地位，已经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从第四世纪末叶，他们便有权以政府的名义，审判有神职人员牵涉在里头的几种案件。后来蛮族出现的时候，主教们往往协力保卫民众。在新的社会中，他们常是归化教外人的有效原动力。蛮族归化以后，主教们常保持着自己的威望和优越的地位，尤其是因为主教们，大部份都是出身于名门望族。他们的威望，连官吏和国王也都要敬畏三分，莫可奈何，只有主教敢反抗他们。当一位税吏压迫百姓时，主教常出面保护；当一个国王公然的破坏了教会道德的法律时，常有主教指责他们的罪行。也有不少的主教，是因为仗义执言而丧失了性命，在城市内，主教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那么他的职权范围有多大呢？主教几乎是什么都管，主教们有牧灵的职务，宣道布教、巡视各堂区，在当时呢，乡间的堂区很多，主教也是孤寡孤独和弱小民众的保护者。当政府的权柄无能为力的时候，主教便以德高望重的特殊身份，出面指导并支配公益工程的费用，建造城垣、构筑堤岸、沟渠，主教也开设来往行旅的住处，为病人开放医院，特别是痲疯病院，他有穷人的名单，监督分配教友们大量捐献的救济品给这些穷人。

按照大公会议的规章，主教是由神职班和民众来选举，然后，由首席主教，也就是总主教来祝圣。然而实际上呢，国王们往往干涉选举，硬派自己所要的人，这也就难怪，为什么有时候会产生不能称职的主教了，好在呢，在历史上，这一类不足为人师表的主教还不多，而大多数的主教，都是生活纯洁、爱德出众、具有强烈反抗权的勇气，现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还保存着不少这些圣德出众的主教们的宅院，教会都以古迹来保护管理。下面就开始介绍隐修院的修士们，对中古文化的贡献。

在中古前期，蛮族入侵后所造成的混乱时期，隐修士也协助主教们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本书介绍过圣盎博罗削、圣奥斯定、圣玛尔定等人，如何在西方创办了隐修生活。公元第五世纪，在高卢南部隐修的生活很盛。公元410年，圣贺诺拉在地中海上的莱兰岛上，建造了一座隐修院，有不少的修士在那儿度着半隐修、半独修的严厉生活。由这座隐修院出过许多圣善的主教，公元415年，若望•嘉西亚诺在长途旅行，访问了东方和埃及的隐修士之后，在马赛建立了两座隐修院，男、女各一座。因着他的著作，我们才得以认识东方隐修士们的生活、习惯和他们所遵守的规矩。不过，西方隐修生活的真正鼻祖，还是圣本笃。圣本笃出生于公元480年，诞生在义大利中部，诺尔西亚的一个显贵的家庭。早年，他到罗马去读书，但是不久自己觉得为旷野所吸引，就到荒凉的苏比亚高山的山谷，去度隐修的生活。他的生活非常严厉，有时为抑制肉欲的诱惑，竟在荆棘中翻滚。他这样的圣德，很快的便传扬开来，有不少的人就请求他收为弟子，于是他建了一座隐修院。以后，接二连三的，在罗马附近竟建造了十二座。到他的晚年，就定居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卡西诺山上。圣本笃就在卡西诺山上的隐修院中，写下了隐修院的规条以后，便在公元547年安然去逝。这些规条呢，一直到现在，仍然被全本笃会的会士们奉为圭臬。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规条中所包含的都是明智，而且宽猛相济的节制要求。圣本笃的最大功劳，是使隐修的理想同西方民族的体质、需要和习惯相配合，并没有特别严厉的苦工，使祈祷和读书、唱经和静观、工作和阅读、睡眠和守夜，都保持着适当的平衡。在一般的神贫和服从的圣愿之外，圣本笃又加上一个恒心的誓愿，修士虽然是以自己自由意愿进了修院，并且以誓愿来自行约束，但是，一经选定了这种生活方式之后，也应该立志永远留在修院里边儿。修道院，就同是一个大家庭，院长也以慈父的心肠对待修士，圣本笃给了各个不同的会院以极大的自由，务使会规的规条能适应各地的环境。

这一套会规，西方隐修院一致都采用，就如同公元第四世纪，圣巴西略的会规风行于东方一样，并且，圣本笃逐渐代替了其他不适用的规矩，例如呢，圣高隆邦的会规就偏于太过严厉。西欧各地，像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都有本笃会的会院，就连我们中国，过去也有不少本笃会的修士在好些地方，建立过男、女本笃会的会院。

让我们现在，闭上眼睛，去设想一下，进入一个被沼泽遮断的树林子。在蛮族入侵时，欧洲的大部领土都还是遍地寸草沼泽。到了公元六、七世纪的时候，您便可以看到，在一片荒凉的中央，有一块耕耘的土地，附盖着绿油油的庄稼，中间有片宽大的隐修院，最惹人注意的是，带有钟楼的圣堂，修士们聚集在那儿，一天有七次念经、唱圣咏来赞美天主，然后，您所见到的，便是旅舍。因为在本笃会院中，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常是免费招待来往的客人，如同是招待基督自己一样，特别是对待穷人和朝圣的人，他们更喜欢照顾。修士们的房间，是一所围绕天井四周的方形建筑，四面绕以走廊，建筑物内有饭厅、卧室和图书室。在图书室内，存放着古拉丁文作家的手抄本，以及教父们的著作，还有写作室，供修士们在那儿抄写古代著作的珍本。另外呢，修院内还设有各种作坊，像砖瓦作坊啦、木工、铁工、纺织、金银细工的作坊，几乎是生活上各种必需品，都能制造，因为他们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至于田园、仓房和畜养家畜的木造棚子，那更是不能少了。此外，还有附设的学校，修士们也是教师，教授村庄内的孩子们。隐修院的周围呢，有着结实叠叠的果园，有专为酿制弥撒酒的葡萄园，有供给蜂蜜和蜡烛的蜂房，山谷和池塘也养殖着鱼类，溪流上架着水车推动水磨的转动，修士们也不断的继续向周围地方更远的荒地去开垦，年年可以增加新的耕地。我想您所看到的这一幅图像，正可以看出圣本笃所创立的修院，对西方文化的贡献，是属于多元化的，他们不只拯救了古抄本，及其他学术思想方面方著作，还保存并改进了建筑和农耕的技术、各种工艺技术，以及对植物和制药的知识，他们还不断的开垦了许多的荒地。隐修院所在的地方，吸引了民众，在他们周围定居下来，不但满足了他们宗教上的需要，在患病或遭遇困难时，又能获得修士们的友爱和扶助、儿女们的教育、文明生活的一切资原。所以欧洲有许多农村和城市，

都导源于隐修院。修土们的善表，比言语更能说服蛮族，学习到虔诚教友应有的德性，像谦逊、友爱、贞洁、良善等等，修士们也教导他们重视劳动，这些传教士所创始的工作，由隐修土们把它完成了，教友们的信德也因此得以根深蒂固。

西欧中古时代的前期，天主教会对蛮族的潜移默化的贡献，不过我们所探讨的重点，摆在移风易俗的教化方面。下面重点介绍这个时期的教会是如何影响蛮族的。

蛮族粗野的习俗，因着主教们的推动和修士们的以身作则而逐渐进化，圣教会对蛮族的许多风俗习惯，既然一时之间无法改除，就给了相当程度的容忍，而没有加以斥责。比如说，为认清一个人是否有罪，蛮族的习俗是强迫受到嫌疑的人，把手放进滚开的水里，如果三天以后，他的烫伤慢慢好起来，便可声明他无罪。我再举个例子，像当两个人为某事争执不下的时候，为了明白两人之中谁更有理，便请他们决斗，他们认为有理的一方必能得天助，诸如这一类的不良风尚，还有很多，圣教会一时无法全面的取缔，又不能禁止私下报仇，就只有努力的使之减少或减轻了。例如清楚规定“圣堂是法定的避难所”，凡是罪犯或是负了债务的人，一逃进圣堂，另一方就不可以用武力将他从圣堂里拖出来。这一点呢，我要解释一下，圣教会并不是要袒护罪犯或负债的人，目的在使报仇的怒气由于拖延而逐渐消除，或是为给神职人员一段可以出面周旋的时间，以便使他们就范。除了追缉的人先手按圣经发誓，保证不使罪犯受到刑处或造成伤残，甚至惨遭杀害，修士们便不轻易的把逃犯交出来。但是，在历史上，这种避难所的权利却给教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有权势者或是国王眼看自己的仇敌逃脱，势必想尽办法要把他拖出圣堂之外，天主固然能显奇迹直接干涉，例如，对破坏避难者的权利的人，以奇迹来加以明显的征罚，但是这样的奇迹，历史上并不常见。教会对遭难的人，也善尽保护的责任，在当时，把战俘列为奴隶，然后把他们任意的拍卖，教会虽无法一时取缔这种可诅咒的恶俗，只有尽力的出钱收买战俘，给了妥善的安排以减低它所造成的恶果。为了赎回战俘，教会牺牲了大量的金钱，主教们没钱去赎的时候，就拍卖教会的圣器，因此有不少的战俘获得了自由，同时，教会也鼓励已经皈依奉教的教友们解放自家的奴隶，教会认为解放奴隶是一种神圣的善举，因为，吾主耶稣以圣洗所解放的人，不当以铁链拘之，因为在天主眼中，人人平等，没有任何身份的区别。教会还为此规定了特别的礼节，引经据典的举行解放奴隶的隆重典礼。无法一时脱离奴隶羁绊的奴隶，教会便制定了许多法律，以减轻身为奴隶者的痛苦，像教会声明奴隶的婚姻同样有效而不能解除，以便他们有合法的家庭，也禁上把奴隶卖给外国人，以保存他们的祖国，使他们在主日那天可以得到休息，以恢复他们教友的身份。奴隶的身份因此而提高了，不再像以往那样被当作是货品一样的买来卖去，或任意的被虐待了。奴隶制度便这样的在教会的努力和熏陶之下，逐渐的被取消了，代之以农奴，已算是一大进步了。而农奴呢，不得离开他所耕种的土地，如同是分种田地的人一样，得按时向主人交付所规定的粮食或年金，不过，农奴们各有自己的家庭，能享有相当的自由，他所尽的义务，则是由习惯法厘订的，主人呢，是不能任意摆布他们的。

圣教会也致力于尊重妇女们的权利，不能让这批弱小者毫无保障，在皈依教会的社会上，不能再像以往那样的慢待妇女同胞。而当时呢，就创建了不少的妇女隐修院，便足以表示女子的贞洁，是如何的被受到敬重。在那野蛮粗暴的中古前期，所谓的“黑暗时代”，而能有那么多纯洁温良的圣女、圣妇，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吃惊的特殊现象。我就为各位举几个圣女、圣妇事迹。

圣女珍妮维夫，生于公元425年，死于512年，她被敕封为“巴黎城的主保”。她在生时，曾经拯救了巴黎，保护巴黎城未曾受到匈奴王阿提拉的蹂躏，她又是当时的王后圣克劳蒂德和国王克洛维的顾问。第二位就是，圣妇克劳蒂德，正是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克洛维的王后，她在丈夫死后，进了隐修院，在隐修院里度了20年的苦修生活。第三位是圣本笃的胞妹，圣女斯高拉斯谛加，此外，还有圣妇拉德公德，只知她死于公元587年，也是法兰克王国的王后，在波亚叠地方曾以自己的财力建立了一座隐修院。圣女雷欧巴、属于较晚期的，死于公元782年，是日尔曼的开教者和主保圣玻尼法爵的亲戚，她被圣玻尼法爵召到日尔曼地方去做隐修院的院长。他们都受到敬重，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