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会史-中古前期的教会知识生活-天主教图书中心--天主教文学,书籍,图书,书库

下面要探讨的是中古前期圣教会内知识份子的生活情形，和当时研究学术的概况。圣教会在道德和伦理方面，所施的教化工作，在知识方面呢，也照样的做了，不过应该承认，在蛮族入侵以后的几个世纪内，知识生活的水平，已经显著的降低了，连所剩余的一些，也是拜教会保存之功。教育工作之所以没有完全在民间绝迹，就是靠了神职人员在本堂区，以及修士们在修院的一角还不停的开办学校的缘故，我们所以能将古代拉丁文学的宝藏保存下来，也是因为有修士们坚苦地抄写了那些古文。这些古文大都被抄写在羊皮上，划上彩色美丽的花纹，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够在欧洲的一些著名的图书馆中欣赏得到。而那时候的历史，也是靠主教们或修士们，以拉丁文写在年鉴上面，使得后来的人，能够知道当的历史。

蛮族入侵以来，西方文化逐渐衰退，教育水平也降低，一般人民既没有读书的闲情，也没有读书的必要。因此，在知识生活上应运而生的是一些摘要、菁华、或大纲之类的简畅读物。它们将古人的书籍，以集锦的方式，浓缩成一些片段的，没有系统的常识手册，包括史地、科学、哲学和文法等知识，以教科书的形态出现。早期的中古时代，最盛行的一本教科书，是第五世纪非洲的一位名叫喀贝拉的学者，他所写的一本名叫《麦克瑞和裴洛洛季的结婚典礼》的小册子。这本书，包括当时作者认为最基本的知识，奠定了西方文艺教育的基础，书的名字，正说明了当时教育圈子里读书兴趣的低落，必须利用传奇性的幌子来吸引学子的注意。作者借麦克瑞和裴洛洛季结婚场面引出三文和四艺的介绍。新郎给新娘的七件礼物是，文、修辞、辩证，这三项称为“三文”，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称为“四艺”。内容是摘取古人文章杂乱搜集而成。古人的片断思想和知识也就借此在学校里一代代保存下来。中古时代的学校既为教会所包办，这本书也就成了训练神职人员和修士的教材，喀贝拉的书是教士专业训练的教科书，数百年来是最受欢迎的著作。此外，比较严谨的著作，像第四世纪“纳多斯和第五世纪普利先的文法书，也是中古学校所习用的教科书。第五世纪末和第六世纪初，西方最重要的学者是波其武。他出身罗马贵族，在东哥德王狄奥多理时，曾任执政官，后来因为卷入一场宫廷政变，被捕入狱，在拘禁期间，波其武完成了他的不朽名作《哲学的慰籍》。虽然带着哲学的书名，却不是讨论哲学的东西，他以待死于囹圄中的人，想到世态炎凉，祸福不测，不禁有无限的感慨，因此，他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写成了《哲学的慰籍》。一则用以自我安慰，二则也可以安慰他人。他的思想是外教与基督教义的融合，因此在中古时代极有影响力，还被翻译成盎格鲁撒克逊语。13、14世纪的但丁、乔塞等学者，都曾受到他这本书很深的影响。波其武的这本书写成于公元524年，许多学者认为是古典哲学最后一本重要作品。波其武又翻译了希腊哲学，他虽然没有留下创作性作品，但他的译作在中古学术界极受欢迎，而在传递古典知识上有着不可抹灭的贡献。有人说他融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计划，启发了12世纪“士林哲学”的兴起，同时他又企图贯通亚里斯多德和圣经，更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士林哲学家”。另一位服务于东哥德官廷的学者是加西道拉斯。从他的作品可以知道他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拉丁文的雄健和辞藻的绮丽，更可以证明他对古典文艺的造诣，而他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首创修士从事古典作品抄写的工作。公元548年，加西道拉斯在自己广大田园里建立了一所修道院，修士们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抄书，也因为他的倡导，圣本笃的会士们后来也从事抄书写古典书籍。抄书的工作，不过是加西道拉斯传给后代最显著的一项工作之一。其实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将修道院变成教育和学术的中心，在他的《圣学与俗学纲要》这本书中可以看出，他的雄心是，希望自己的修道院能和古代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基督教会学术中心”、以及当时的叙利亚的尼西比斯的“希伯来学术中心”相媲美。修士们不仅研究圣经和教父们的作品，他们也攻读“三文四艺”。加西道拉斯还写了一本《正确拼音法》，作为研究古典文章的基础。又翻译了犹太著名史学家若瑟夫法斯的名作《古代事迹》。

在这段漫长的文化低潮时期，第三位值得我们注意的古典知识的传递者，是西班牙的塞维尔城主教伊塞多尔，他的名著是《辞源》。这本《辞源》可以比拟为现代的《大英百科全书》，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以单字为基础，先解释每一个字的起源和变化，再叙述它的意义和历史沿革。内容包括了宇宙、天体、地球、人、鬼、动物、医学、娱乐、经济和政治地理等，真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容。虽然他所记载的不全可信，甚至有的还迹近神话怪谈，但是伊塞多尔是当代最博学多闻之士。他的《辞源》，代表当时的全部知识，由此也可见这时学术的低落。不过，借着《辞源》这本书，古代的知识也因而流传到中古。《辞源》就成了中古学者的重要参考书。在整个学术低落的时代，历史方面的作品是比较有成就的。

中古时期的历史作品就体裁而言，这时期的历史作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我们称它是“圣人行传”，它们都以劝人为善为主题，是最受欢迎的传记文学，虽然这一类的作品中，参杂了许多神奇的传说，不过呢，也有不少具有真正历史价值的资料。从“圣人行传”到后来，又产生教宗、帝王和主教们的行传。第二种是“民族史”，它所记述的是日尔曼各民族，像哥德人、法兰克人、伦巴人等民族的起源和迁移，其中比较重要的都会介绍到。而第三种就是“世界史”，都采编年体的体裁，所用的编辑方法是从天主造天地，直到犹太民族的兴起，从犹太民族的历史为主，而以其他各国的历史并列为辅，一直到耶稣诞生，耶稣诞生以后，世界史又合而为一，以教会史为主干。首先创立这个体裁的是第四世纪时，东方凯撒勒亚的主教欧瑟比。这种体裁也就成为中古编年体作品的圭臬。中古编年史的作家，大多采用一种共同方式，就是先将自己时代以前的历史，做一个摘要的介绍，材料呢，大多取自欧瑟比和他的继承人的作品，到了自己生活的时代，才有较为详细的叙述。这些历史学家的写作方式，含有两个重要的目的，一个呢，是要表明一脉相承的道统。另一个目的呢，则是因为那时候的书籍太缺乏的缘故，读者需要对当代以前的历史先有一个概念，而不需要去参考其他的书籍。现在，我就介绍欧瑟比。欧瑟比是第一位教会历史的作家，对中古历史的写作影响也最大。他除了撰写《君士坦丁传》之外，还有两部重要的著作，一是《年鉴》，另一部就是《教会史》。《年鉴》这部书属于世界史。按照年份的先后，记载了从希伯来民族的始祖亚伯拉罕直到公元324年的世界大事；此外，还有古代民族，像亚述、希腊、罗马、希伯来等民族的年表作为对照，是用希腊文写成的，由热罗尼莫翻译为拉丁文、并且，继续补到378年。圣热罗尼莫的拉丁文译文，由普罗士卜继续增补到468年。第七世纪时候的伊塞多尔也编写了一本《世界年鉴》。所记述的最后年代是615年，而世界年鉴中早期的历史部份，完全是根据圣热罗尼莫的拉丁文译本，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材料。欧瑟比的第二本巨作是《圣教会历史》。所采用的体裁，是分项记述的方式，有点类似记事本末体，像比较重要的教区主教。教会方面著名的教育家和作家。异端、教难、以及奇迹都逐项记述，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欧瑟比还抄录了许多重要的文件，保存了这些珍贵资料的原文，否则的话，必是失散殆尽，我们后世也就无从得知了。欧瑟比的《教会史》，只写到君士坦丁大帝的胜利为止，继续增补的作家，有苏格拉底，从306年增补到439年；梭左门从323年增补到439年；狄奥道尔托则从325年增补到427年，这些增补的作家们全是用希腊文写的。到了第六世纪，在加西道拉斯的领导下，由爱比达尼等人，重新加以整理，并且翻译成拉丁文，还继续加以增补到518年为止。成为中古时代学校所习惯采用的教科书。

都尔城的主教额我略，在第六世纪末，完成了《法兰克民族史》10卷。前3卷自天主创造天地到511年，大多是抄袭热罗尼莫与奥罗西乌斯的作品。第四卷到第六卷写的是他自己当代的历史，也比较真实可靠。第七到第十卷，额我略则是日记的体裁，记载当代重要的事件，时间是从584年到591年，已经是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我们猜想，这种日记式的体裁，是他准备继续写史的材料，他在序文中曾经声明，为他自己粗俗的拉丁文致歉，因为在当时一般人的教育水平降低，为了迁就读者的程度，不得不用通俗化的拉丁文来写作。额我略的《法兰克民族史》，经后人摘要成书，并增补到768年查理曼登基为法兰克国王为止。塞维尔的主教伊塞多尔编纂了《西哥德王国列王传》和《汪达尔人与苏汇维人史》。书中描述了一些西班牙的城市、山川，给我们保留了很多地理上的知识。

除了这些以外，编写类似民族史的，还有两位英国修士，一位名叫基尔特斯，他编写了《不列颠征服记》，使我们对有关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大不列颠的历史，有了完备的资料。第二位是圣伯达，有“英国历史之父”的荣衔。他生于672年，死于735年，圣伯达所写的《英国教会史》，是从凯撒征服马大不列颠写起，直到公元731年，他去逝前四年为止。这本书记述597年以后，历史相当的详尽。圣伯达的《英国教会史》虽然以教会史为书名，但是，在内容方面是继基尔特斯之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我们认为圣伯达的民族史，是中古所写的所有民族史当中，最具有价值的作品。圣伯达也是用耶稣降生作为纪年标准的首创者。这位英国著名的隐修士圣伯达，也是当代学问最好的一位。19世纪时的纽曼枢机主教对他推崇备至，他说：“圣伯达是本笃会的精英，有如圣多玛斯，是道明会的精英一样。”圣伯达七岁的那一年，父母双亡，被寄养在本笃会的隐修院中，自传中他曾说：“他一生在隐修院中渡过，以他全部的精力研究圣经，遵守隐修院的戒律，每天在圣堂里专心的颂扬天主，他以学习、讲授和写作为乐，就这样一直到生命的末刻，虽然感到精疲力尽，仍然不停的每天工作、祈祷和读书。”他的著作，除了最有权威的《英国教会史》之外，还有《圣经注解》、《讲道集》、以及天文、算术、文学、诗哥等作品。

这个时期，还有两部值得我们注意的有关历史的地理书籍，都是查士丁尼时代的作品。一本是希罗格来斯的《旅行指南》，描述了帝国的政治地理，包括64个行省和92个大小城市的形势。第二本呢，是哥斯莫所写的《基督教地理志》。哥斯莫原本是一个经商的人，具有广泛丰富的旅游经验。以后弃俗，进入亚历山大城的一所修道院隐修，《基督教地理志》就是进入隐修院后的作品，他对于所经历的地区，像红海、印度洋沿海地带，以及在东方的重要港口和都市，都有正确的描述，更可贵的，是有关印度洋东南方锡兰岛的记述。我们可以这么说，在13世纪以前，哥斯莫是基督教作家中，报导东方的情形最为详尽的一位。

下面来谈一谈中古前期的学校教育的概况。我们知道，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有由国家支持的公立学校，学生可以接受完全免费的教育。但是，这些公立学校，讲得明白一点，实际上，它是政府的公务员的职业训练学校，学生毕业以后，就可以担任公职。罗马帝国衰落以后，政府公职已无人问津，公立学校也就逐渐减少。第五世纪时在高卢，公立学校已经完全绝迹了。第六世纪中叶，哥德王国被查士丁尼征服以后，公立学校也在义大利绝了迹。本来义大利和高卢，是西方文化水准最高的地区，这两个地区，没有正式的学校教育，其他的地区，就更不必说了。但是，教育并没有因此就在西方绝迹，只不过从政府转移到教会的手里，而成为教士的专利而已！为了培育教会工作人员，教区的主教，早就在他的辖区内开设学校，选择聪明伶俐的儿童，接受教士训练。他们应学的东西，除了圣经和教父的作品外，还有“三文四艺”，当然这种教育是初级的，也没有正式的组织，文化的流传就靠着这种教育，并且传播到教士们工作的地区。第六世纪额我略的《法兰克民族史》，以及高卢的很多主教们的信件，都提到了这种教育制度，也可以说是，后来所谓的“主教座堂学校”的前身。

谈到中古学术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的情形，就不得不提在西欧各地所设立的修道院了。修道院设立学校，训练青年学生的目的，和主教训练教士是不相同的，不过呢，这些修士不只独善其身，也具有兼善天下的精神，随着他们足迹，基督的福音和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也就顺理成章的带给了进入帝国的各个蛮族部落。修士们每到一处，就建立修道院，开始了训练下一代的工作，同时，修士们从事抄书，作为他们的日课之一，如此一来，每一个修道院都有一个学校和一个图书馆，所谓“修道院学校”和“主教座堂学校”就成了中古教育制度中，两个并行的系统。而“修道院学校”在传播文化方面的贡献，至少在12世纪以前，成效要超过“主教座堂学校”。

如果说，罗马军团是扩展罗马文化的最大力量，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从事传教的修士们，是传播罗马文化遗产最有力的工具。第五世纪圣巴特力克的教化爱尔兰；第六世纪爱尔兰修士圣高隆邦教化苏格兰；第六世纪末到第七世纪初，圣哥隆巴诺之传道于西欧，这些都是比较著名的例子。圣哥隆巴诺所创立的修道院，像法国东部的卢赛、瑞士的圣高耳、义大利北部的波比奥等，都是中古有名的学府。此外，义大利的圣奥斯定奉了教宗额我略一世的命令，率领了40多位修士进入英格兰传教。坎特伯里也从此成为学术的重镇。英格兰的修士圣鲍尼法斯在第八世纪进入法兰克传教，使阿昆及大批的英格兰修士能服务于查理曼的的宫廷中，因而产生了“迦罗琳文艺复兴”，而圣鲍尼法斯所创办的修道院中，富达成了颇富盛名的学术中心。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教会的传教活动，也附带着推行文化的传播，和民族与民族之间思想生活的交流。